身為臨床心理學博士、同時亦為具有證照的臨床心理師，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維倫笑說：「催眠是意識狀態的變化，是人的經驗的自然過程，不是什麼魔術或魔法、也不是神功。存在催眠治療是理解了意識經驗的運作樣態，因此可以順著這個運作趨勢來協助個案獲得更好的生活。所有過程，個案可以是清醒的，並且也可以知道、掌控自己的所言所行。這也提供給個案在離開狀態後，還能保有療程作用的基礎。」

李維倫根據倫理療癒行動和「意識三重構作理論」，建立了一個不需要個案失去意識的催眠治療方法：「存在催眠治療」。他進一步強調「存在催眠治療」是一個連結、同步和轉化經驗的過程。並出版專書《存在催眠治療》，打破一般人對「催眠」的刻板印象。

「對我來說，探究催眠就是探究意識存在，就是探究人類受苦與療癒的根本由來。」李維倫視意識狀態為存在狀態，進而發展以「意識三重構作理論」為基礎的存在催眠治療。
攝影／陳怡瑄

心理治療：服務受苦者的學科與事業

李維倫先為我們科普，臺灣心理學界有兩個重大事件：其一是楊國樞（1932-2018）在1980年代所倡議的「心理學回到華人社會文化與中文世界、而不只是採用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心理學」新路徑；其二是差不多同一時期，另一位心理學家余德慧（1951-2012），意圖讓心理學從學術知識層次下降、回歸到生活世界領域。余德慧是楊國樞的學生，也以回到生活的「垂直下降」路數來回應他的老師回到東方的「水平位移」本土心理學。

「楊國樞想呼籲心理學從西方回到東方，引領本土性的心理學研究。但這裡面比較大的問題是，何謂本土心理學？我們有自己的基礎核心知識嗎？如果去除了西方心理學，本土的心理學還剩下什麼內容？文化如何在心理學裡面起到作用？」

李維倫繼續說：「反觀余德慧，他主張要讓學術知識變成得以在當下生活實踐。是脫離上層，直接降落日常裡的扎實內涵。余德慧認為，心理學的核心應該是在生活中的人。而心理治療是一門服務受苦者的學科與事業。如果單往科學心理學或生物醫學形制的臨床心理學的方向，很容易會忽略掉社會文化對人造成的受苦經驗，因為科學認為所有人都依循一樣的自然法則而活，追求的是通則，就忽略了個體性。」

李維倫認為余德慧等人開啟了這樣的認識與門徑，讓後來者看見了臨床心理學以受苦者經驗為主的可能性，而非將心理問題單純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生物醫學疾病，將受苦經驗隔離在外。畢竟，知識必須回轉到真實的生活，與人的痛苦現場共存，才有意義與功能。

由此也開啟李維倫的研究和人生方向：「我想做的是以『人在世界上的活』為主、但可以應用在臨床治療上的心理學，這就讓我投入了關於人存在的哲學，現象學。這樣形成的也就是人文心理學、現象心理學，是直接到第一線去接觸人，與他們的痛苦對話的心理學，不僅僅是課堂上的理論分析而已。」

心理治療是一個行動的現場

李維倫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觀察到，所謂的「回溯創傷經驗的源頭」，實是回到伴隨著個案行為或影像經驗（例如夢）當下的身體感受，再去獲得能夠帶出這些體感經驗的表達。「換句話說，我從語意、圖像和體感的『意識三重構作理論』追進和回返看到經驗整合的運作。個案已發生的經驗並沒辦法被完全抹除，但可以進行疏通與連結，讓人的心理經驗與現實生活獲得整合。」

李維倫給了一個例子：有個大學生與阿嬤的感情非常融洽，阿嬤辭世後，極度憂傷抑鬱。這時候如果勸說他「人都會死」，抑或告訴他「不要想那麼多」等慰問方式並沒有多大用處。

「此時語言是無效的，因為那樣的傷痛不是語言的而是個案內在感受的。」李維倫的作法是讓學生懷念阿嬤，請他分享跟阿嬤之間的美好記憶：小時候阿嬤牽著手，帶去菜市場買菜，天氣相當炎熱，阿嬤買了他喜歡的仙草，回家加冰、糖水喝，那些都是最為幸福的回憶。

與個案共同經歷那個被召喚的情境，一起回顧、一道歡喜、一同緬懷。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Grandma took her grandson to the market to buy a cold drink. On a nice sunny day. Watercolor style.

「學生在講這段過程時，跟我說他感覺到市場的陽光、溫度和氣味，好像他直接走回那個童年現場。這就是從語言、意義的呈述，踏入了第二層回憶的『圖像經驗』裡，從而開啟第三層『體感經驗』。此時學生充滿感受性的經驗，美好的時光瞬間被召喚回來了。儘管現實並沒有被改變，他也不是坐上時光機回到過去，但意識狀態改變了。他從正面的語意意識，前往了反面的圖像、體感意識。」

而當學生說完彷彿會發光的記憶後，李維倫就對他提議，那無庸置疑是無與倫比的美好時光，他們應該一起來感謝阿嬤。李維倫的語氣裡帶著柔軟情感，「一起的意思是，我並沒有被排除在外，我加入了他的現場，跟他一起回憶、一起感受。於是，學生離開的時候，心中就有了正面的力量，也就是說，以感謝取代了原有的悲傷。」

「心理師都是個案養成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裡，訓練出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產生深刻的締結。」李維倫坦言，療程並非一次就能夠完成：「只依靠語言、意義的話，是不可能穿透人的經驗世界。心理治療是一個說話行動的現場，我們藉由說話去製造出轉化的行動，人看似在這裡，但穿透了當下的意識層面以後，也就抵達了遠處與過去，得以重新梳理自身問題與意識。」雖然有些人需要多次的療程，但往往都能看到改變的跡象。

連結受苦者的感受和關係

李維倫不諱言深受余德慧影響良多，包含余德慧在安寧病房以頌缽、芳香、按摩等柔適照顧方式照護不能言語的癌末病人，鎮定、緩解了病人的痛苦。而余德慧對現象與存在的詮釋，講究實地考察的人類學涵養，以及不避談民俗療癒功效等等，也都對李維倫有相當程度的啟發。

李維倫侃侃而談：「現象學的好處是讓我可以擠到心理療癒的第一排，也就是說回到現場，用現象學的方法去目擊臺灣人的心理疾病、生活情境、倫理束縛與受苦成因。我很自然就不會只在學院裡研究心理學，而是參與現實中的受苦經驗與療癒機制。例如宮廟的某些儀式，像是『牽亡』就值得借鏡，它對部分臺灣人來說，真切具備著心理療癒的效果。」

牽亡和觀落陰有些雷同，都是臺灣民俗的心理療癒之術，前者藉由道士或乩童召請亡故的親人附身，與生者對話，互為傾訴。後者則是法師做法協助生者前往陰間，探看在陰間的親人。李維倫認為那些習俗並不能單純以怪力亂神論之，而是人在具有催眠效能的宗教儀典中，踏入了圖像與體感地帶，於是也就有了近乎神力的療癒性。

­「所有算命，卜卦、紫微斗數、星座命盤、塔羅牌等，幾乎都是引領使用者進入圖像意識的途徑，而體感意識與靈性的感受經驗是十分接近的。」李維倫進一步提到，催眠治療是讓人進入自己的圖像與體感意識運作狀態，進而促動經驗轉化的過程。心理師可以準備音樂和香氛，打造舒適、令人放鬆的環境，其後引導受催眠者鬆動語意意識的控制，讓固化的經驗成為可塑，藉此協助處理各種身心問題。

在一個舒適、令人放鬆的環境之中，個案更容易進入並感受自己的圖像與身體意識。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The psychologist will prepare relaxing music and fragrance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relaxing environment, and then guide the hypnotist’s psychology to accept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s to help deal with var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Impressionist style.

存在催眠治療重點不在於以語言互動，而是進入受苦者的感受，發為訴說，建立起關係。這不僅是同理，而是必須以『存在』為原則進行高度同步化的理解。

換句話說，存在催眠治療更重視，讓個案回到他自身的存有裡，將自己釋放到生命的流轉生成本質之中。治療師去聆聽求助者的故事、體驗，藉由詢問來放大事物的細節，讓他一直推進到感受的深處，從自身裡面汲取出生命構成本來就有的力量與勇氣。

以存在為主體的催眠療法

《存在催眠治療》書中提到一個案例：國中時遭遇約會強暴的個案，成年後仍飽受創傷所苦。如過度畏懼陌生人、經常做惡夢須依賴安眠藥入睡且有自殘輕生傾向。心理師在24次的諮商過程中，從簡單如讓受助者選擇護手霜的氣味，到建議個案為自己輕輕按摩、談心愛的狗等方法，一步步呼喚出個案的圖像、體感意識，與之連線，然後才進入其受性侵害的經驗談述。

李維倫的表情、腔調輕柔，彷若也深入那個現場地說著：「心理師請個案輕輕地握住自己的手，創造出和她一起觀看那個殘酷現場的連結狀態，沒有批判，沒有可憐，彷彿她們是一體的。當個案說完經驗後，心理師給予的反饋是謝謝她讓自己見證了她的勇氣。問題並沒有消失，但個案被正面與讚賞地注意著，獲得了狀態的轉化。療程結束後，該名個案不但開始積極外出，鍛鍊身體，和伴侶相處更親密，也重置了和家人的關係。這裡面並沒有進入一般認為催眠會有的近睡眠狀態，但仍然是存在催眠治療。」

訪談時，李維倫整個人散發著一種徐緩柔適的氣息，認真地與人對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著溫柔的語感，表情平和愉悅。
攝影／陳怡瑄

存在催眠治療包含了所有心理療癒的元素，是以存在為主體的催眠療法，藉由三重意識──語言→圖像→體感──的深入式切換，跨越了時空經驗固定的限制，肯定生命的滋味，釋放活在倫理裡的受苦，同時也覆寫記憶、創傷經驗，不再受制於過去陰影。

人的心理確實是記憶與感受的豐饒之海，而存在催眠治療不以語言思考為優位，而是鑽入到統計測量無法輕易潛入之地，那是一種回到現場的技術，不只是僅有人心的現場，更有當下生活的現場，毫不閃躲地直視此時此刻的存在樣貌。受苦的人得以理解自身痛苦來龍去脈，也能夠以內心承受，並重新組構和他者的關係。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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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人類殺戮、食用動物獲取生存能量的方式，隨著文明與文化的推進，逐漸有了變化，越來越多人醒悟到動物是可貴的生命，動物、自然保護的觀念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當下全球性傳染病的擴散，就讓不少人注意到，人類活動暫時受到抑制之際，大自然也得以喘息。但這時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去省思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動物的危害，才不會讓環境與其他生命的喘息，只是在疫情中曇花一現。

針對「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這一道複雜的課題，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黃宗慧從人文社會領域的「動物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省思。

黃宗慧指出，動物研究成為新興研究趨勢，不過是近2、30年間的事，但學者針對動物議題的研究，已與傳統從科學出發的角度不同：「如今把動物、動物倫理、人與動物關係，當成是需要思考與研究的問題，相當程度顛覆了過去人類中心主義下，把動物僅僅視為研究工具的態度。」

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的黃宗慧，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展開充滿柔軟靈智之光的追索。

黃宗慧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
照片提供／黃宗慧

跨領域觀點審視動物課題

大學初期黃宗慧尚未確認未來目標，直至轉進外文系才真正感覺到讀書的樂趣，特別是碩士班接觸女性主義，博士班為精神分析理論動心，確認了她想做人文研究的志向。

更具關鍵性的是，就讀博士班時，校園發生了流浪狗被潑硫酸的事件，令黃宗慧痛心，想為動物發聲：「當時我只是一名研究生，實在人微言輕。但也因此讓我確立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能夠說服與影響別人去關心動物的人。」她認為，學者的身分對此必然會有所幫助，事實也證明這些年透過教學與研究，確實讓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動物議題慢慢得到更多人關心。

認為理論並非象牙塔內的自說自話、習慣透過研究來解決困惑的黃宗慧，最初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時，較專注於釐清自身的心理症狀。譬如家中較不受她寵愛的貓咪「二二」久病離世後，她異常的哀悼過程造成自身的情緒困擾。

「我當時重讀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哀悼與鬱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一文，理解了自己種種心情的由來。」

精神分析也並不只是用來「自我治療」的工具，「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在面對創傷的問題上是有許多共識的。」黃宗慧正色道：「所以，文學理論並不是完全無用的，我總覺得理論能開啟不同的思考方式。當你的思考方式不同了，面對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會不同。」換言之，理論可以對我們的意識與心靈，起到實用的功能。

談起和精神分析一樣讓她相當投入的另一個領域──動物研究，她認為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2009）一書的出版對此領域影響相當深遠。

書中揭露實驗動物、農場動物所遭受的剝削與迫害，讓許多人大感震撼，人們也開始察覺，若只是將動物平板化，視為無生命的研究材料，這類作法極可能加劇動物的受害。

於是，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了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的投入，例如從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文學、文化研究等路徑，深入思考人對動物的倫理責任、反省人與動物的關係等等。黃宗慧補充說：「動物研究是相當跨領域的研究，例如我從文學角度介入，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投入，黃宗慧從文學角度介入，探討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圖為黃宗慧與送養的貓咪合照。
照片提供／黃宗慧

以卡通裡的動物受虐情節為思考起點

現代人類社會早已把動物強制牽扯進我們所謂的文明，但這樣的文明，對動物來說有相當野蠻、一點也不文明的一面。譬如魚翅、鵝肝醬，這些食材的取得過程讓動物飽受痛苦，在傳統飲食文化中，卻被當成美味佳肴。

某些展演動物也因為人類「文明」而受苦，例如動物園的出現，和人類文明越進步、離自然就越遙遠的現象不無關係。動物園的出現，讓人能看到、接近動物，滿足了人對自然的「鄉愁」，但動物是否生活在不重視動物福利的空間中，成為人類文明的犧牲品？這問題卻未必受到關注。更不用說以傳統文化為名，難以改變的某些傷害動物的慶典活動。

種種人類文明下的動物迫害事件，都令黃宗慧沉痛不已：「文化本來應該與時俱進、因應環境變化，而不是固守傳統。像這段期間，西班牙就因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鬥牛的相關活動，也獲得不少當地年輕人的肯定。如果疫病當前，這種『傳統文化活動』也不是非辦不可，那麼會不會，原本就不是那麼不可廢除的呢？」

不過這類的動保訴求，對一般大眾來說可能難免仍有「高調」之感，喜歡動物、本身養貓又養龜的黃宗慧，因此常常會從文學與電影作品著手，時而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意圖讓更多人了解動保的困境與可能。

「在觀看《冰原歷險記》（Ice Age）的時候，看到片中那隻史前松鼠瘋狂追逐果實，用舌頭捲回滾落的橡實時，舌頭被冰黏住，動彈不得，全場觀眾跟我都忍不住大笑了，但我立刻意識到，這算動物受虐的場景嗎？動畫裡的動物受虐就無所謂嗎？」

《冰原歷險記》中的松鼠角色以荒腔走板的行徑，營造討喜的戲劇效果。影音為2002年上映的《冰原歷險記》電影預告片。

然而觀看動畫需要如此認真、一本正經的自我檢驗嗎？如果這樣的橋段也算受虐情節，會不會標準太高？畢竟人們觀影常常就是因為需要抒解的出口。

不過黃宗慧不但很認真看待，甚至試著以這個問題為思考的起點，寫了一篇論文，名為〈誰怕米老鼠？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重省班雅民與阿多諾的迪士尼論辯〉，談的就是怎麼看待早期迪士尼裡以施虐為樂的米老鼠，以及總被砸雪球、被火燒屁股的唐老鴨。

爾後，黃宗慧繼續研究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動畫電影的轉變。「過往的迪士尼採用擬人化的方法製作卡通和電影，容易以刻板形象呈現動物，並經常帶起購買的風潮，譬如《101忠狗》（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造成大麥町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則讓珊瑚礁魚類被撈捕的趨勢直線上升，還有《鼠膽妙算》（G-Force）、《料理鼠王》（Ratatouille）等，使得寵物鼠銷售大增，但多數飼主因衝動而購買，厭膩照料之後反而衍生更多棄養，凸顯不負責任的可悲現象。」

但黃宗慧發覺，娛樂效果與動保觀念如何兼顧，是迪士尼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幾年努力的新方向。如《動物方城市》（Zootopia）、《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等動畫，都有更具誠意的呈現與嘗試。

在乎動物的悲傷和喜悅，才會珍惜牠們的存在

比對《海底總動員》的首集和續集，黃宗慧講解說：「第一集上映後，即使影片暗示性地批判了濫捕與爆破捉魚法，但是濫捕小丑魚等珊瑚礁魚類的歪風仍然大起。

而相隔13年的續集，無論是傳遞正確的海洋生物知識——如鯨魚的傳聲定位、魟魚的集體迴游現象、章魚有三顆心臟等資訊；抑或控訴人類製造的垃圾——從馬克杯到廢棄車、沉船對海洋生態的巨大破壞都有；或是指出海洋生物展覽館的缺失可能使其成為充滿傷害的「魚監獄」，都可以見到迪士尼在動保觀念上的進步。

儘管影片裡還是有失真或錯誤的部分，如鯨鯊並非鯨魚，而是鯊魚，但迪士尼的確想要更正確而真實地傳達動物的處境。」

影音為2003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電影預告片。

《海底總動員2》的真實，和早期迪士尼天馬行空的純擬人化、罔顧動物生存實相的作法截然不同，黃宗慧認為此類轉變不止讓孩童注意到動物在現實中的情況，同時連帶引導成人產生查證的好奇。

影音為2016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電影預告片。

「也許，比起要求娛樂片非得要準確傳遞科學知識，迪士尼遊走於嚴肅的保育議題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動能、引導更多人去關心動物，也是一種平衡的作法吧。」黃宗慧有感而發地說：「我想要表達的是，人類終究要願意去感受他者，在乎他者的悲傷和喜悅，才不會認為那些被人逼到滅絕邊緣的動物就算真的消失了也沒關係。」

黃宗慧進一步解釋，「哀悼」的能力其實可以成為倫理行動的契機，這是動物研究讓她深受啟發的一個觀點。過去哀悼多半被當成負面的情緒，或是一個需要被度過的過程，但是在澳大利亞學者托姆．范．道倫（Thom van Dooren）的解讀中，卻成為某種轉化力量的來源。

范．道倫提出「共哀」（grieve with）理論，認為「真摯的哀悼會打開我們的覺察之心，讓我們發現，我們和其他無數已被逼至滅絕邊緣的他者，有著如何休戚與共的關係」。

「而這些他者，都是有著哀悼能力的：動物在失去所愛，失去住處與失去舊有的生活方式時也會哀傷，人卻一直以為只有人才會，動物研究者因此希望更多人能理解，是人類中心主義讓我們以為人是唯一會哀悼的動物。」

黃宗慧認為，共哀的觀點足以讓我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作出徹底反思，即使不可能根本上解除人對動物的剝削問題，許多動物仍以我們來不及挽救的速度在消失中，但至少，我們要懂得哀悼。她直指核心道：「面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他者，如果還有人記得牠們曾經存在過，會哀悼牠們的滅絕，那麼，或許就不會繼續理所當然地傷害更多生物，也就還來得及挽回點什麼吧。」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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