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這種方式悼念過世的長輩、親人或好友，留言也不乏感動的回饋。但也有人看了覺得不太舒服，說不清楚哪裡怪怪的？還是毛骨悚然？這些反應，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劉涵英並不陌生，她研究十九世紀唯靈主義文學，發現當時的人們已經會使用最新的技術，想留住已經不在世的人了。

「我們明明知道，畫面中的人不是真的回來了，但他們留下的照片、聲音、文字與影像，似乎又足以讓某個『人』重新出現。」劉涵英先注意到，十九世紀的人會保存已故親人的頭髮，甚至把頭髮製成飾品隨身攜帶。這讓她感到好奇。

「頭髮是人體的一部分，但被截取下來之後，並不會跟著身體一起消失。」她說：「它會繼續保存，而且仍然以『這個人的一部分』存在。」

一綹頭髮既不是完整的人，也不只是普通的物品，它曾經屬於某個身體，帶著明確的個人關係。人死後，頭髮仍然存在，於是生者也可能透過它，繼續想像與亡者之間的聯繫。

劉涵英指出，除了頭髮，當時也有人保存死者的其他身體部分，經過處理後留下。從今天來看，這樣的做法可能令人不適，但放在十九世紀的生活裡，人們對身體、死亡與紀念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

這些現象讓她想追問：十九世紀人們懷想亡故的人，會以什麼方式留下痕跡？

十九世紀的人相信人亡故後靈魂會附著在物品身上，透過降靈會之類的儀式，生者可以與死者溝通。圖為1872 年在英國布里斯托爾舉行的降靈會的靈異照片。
圖片來源／wikipedia

工業化的年代，為什麼會流行召喚亡靈

十九世紀是劇烈改變的時代。

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方式，工廠大量製造商品，鐵路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科學快速發展，攝影開始普及，留聲機保存了原本會消失的聲音。世界似乎愈來愈可以透過技術測量、記錄與理解。

但就在這個時代，唯靈主義在歐洲與美國興起，而且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下更加蓬勃。人們舉辦降靈會，相信靈媒可以與亡者溝通；有人研究靈魂攝影，試圖從照片裡找出死者的身影；有人相信物品可以保留曾經接觸過它的人的記憶與感覺。

從今天看這些現象似乎與科學進步相矛盾。

劉涵英卻認為，當時的人未必這麼想：「在科學逐漸成為常識，工業化與消費文化開始發展的時候，人們反而相信，也許可以用當代的『科學方法』證實靈魂的存在。」

科技不是把靈魂從世界裡趕走，而是提供了新的想像。攝影尤其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圖為美國攝影師亞伯拉罕·博加杜斯 （Abraham Bogardus,1822-1908）製造了一張與美國已故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鬼魂」的合照。
圖片來源／wikipedia

今天我們很容易看穿靈魂攝影是拙劣的重複曝光技術，但對十九世紀的人來說，攝影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新發明。原本轉瞬即逝的人影，竟然能夠被固定在紙上。既然照相機可以如此真實地留下生者的容貌，人們相信它也可能捕捉到肉眼看不見的亡者。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聲音上。因此留聲機可以保存一個人的聲音，攝影可以留下影像。科技讓人第一次以如此具體的方式，把原本會跟隨死亡消失，屬於人的一部分留在世上，因此讓「死亡」這個議題有了新的問題。

人過世後的照片、聲音甚至比較不易腐壞的頭髮或牙齒，以及使用過的物品。這些留下來的東西，究竟只是紀念品，還是可以作為保存亡者的一部分？

「家」的成形

劉涵英一方面閱讀維多利亞時期的鬼故事與唯靈主義文學，另一方面也追索當時留下來的物質文化，包括降靈會使用的器具、靈魂攝影、肖像名片，以及被認為可以感知記憶與過往經驗的物品研究。

她想理解的並非「十九世紀的人相不相信鬼」而已。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人如何透過這些東西，重新思考生與死、有形與無形，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劉涵英進一步指出，隨著十九世紀工業化發展，商品開始大量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百貨公司出現，中產階級增加，家庭裡的物品也愈來愈多。

家具、飾品、收藏品與各種日用品逐漸進入家庭，房子裡的東西不只用來生活，也用來表現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品味與社會地位。

「家」因此變得格外重要。

物理上，一個理想的家庭應該擁有豐富的家具與物品；道德上，它則承載了維多利亞時期對婚姻、家庭與性別的期待。

劉涵英考察十九世紀的文本和遺留物件，看到當時人們與唯靈主義之間的關係。
攝影／陳怡瑄

維多利亞女王本身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象徵。她所代表的女性形象顛覆了過去宣誓「嫁給英國」的伊莉莎白一世。維多利亞女王是妻子，也是母親，她的家庭生活－－婚姻、美滿，被視為理想家庭的重要象徵。

那個時代對「家」的期待，也影響了文學。

於是在唯靈主義文學裡，「物」成了推動情節的關鍵角色，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家」。劉涵英指出，鬧鬼（haunted）的房屋是鬼故事裡最常見的橋段，這些房子往往堆滿舊家具與遺物，但真正讓小說令人不安的，不是東西太多，而是人們開始懷疑那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是否還留著某個已經離開的人？

有時候，鬼故事裡根本沒有鬼

劉涵英特別提到，美國小說家艾瑪．法蘭西斯．道森（Emma Frances Dawson）1897 年發表的〈An Itinerant House, and Other Ghost Stories〉（流動房屋和其他鬼故事－－編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的舊金山。菲莉帕是安森寄宿公寓的女管家。公寓裡住著幾名藝術家：敘事者是一名詩人，另外還有拉小提琴的佛爾茲，中輟醫學生德林。

所有人都以為菲莉帕是安森的妻子。

直到有一天，一艘蒸汽船抵達港口，真正的安森太太出現在眾人面前，菲莉帕這才知道，自己一直受到安森欺騙。

她當面痛罵安森，隨後倒地死亡。兩名醫生確認她已經死亡，葬禮安排在三十六小時後。

但有醫療專業的德林不願意放棄，他覺得菲莉帕的身體裡還留著一點生命，只要及時處理，或許能讓她再次醒來。於是，幾個男人開始用手邊所有的知識與工具試圖救她，小說寫出令人感到諷刺又危險的醫治方法：粗淺醫學、含糊磁力理論，以及佛爾茲近乎瘋狂的小提琴。

唯獨旁白詩人反對：「讓她去吧，死了比活著好。」

最後，菲莉帕真的醒了，但她沒有感謝任何人，憤怒的說：「你們明明知道我情願死，憑什麼把我救活？」

於是，她留下詛咒，並且強調這棟房子的牆壁會記得她所受到的折磨和苦難。

而這棟房子是一座可以搬遷的預鑄住宅。十九世紀的舊金山確實存在這類建築，整棟房屋可以架上滾木，在城市裡移動。

房子搬走了，但菲莉帕留下的詛咒沒有消失，她沒有變成幽靈，沒有半夜出現在房間裡，也沒有直接向任何人復仇。

可是後來住進房子的人開始接連離奇死亡。

演員韋恩住進去後發瘋而死；畫家亞恩看見了不該看見的東西，突然猝逝。每一次敘事者都在事後才發現這些離奇死亡的地點都還是同一棟房子，只是被移到了新的住址。故事結尾，佛爾茲與詩人儘管搬到了其他地方，卻依然看見那棟房子。房子從未放過那些人。

鬼故事裡沒有鬼，是十九世紀末鬼故事特別的地方。
圖片來源／gemini輔助生成

「有時候鬼故事裡根本沒有鬼。這棟房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鬼屋』（haunted house）。裡面沒有一個明確的幽靈住著，菲莉帕甚至沒有再次出現。英文裡，haunted 指的是『鬧鬼』，haunting 則可以指某件事持續纏繞、揮之不去的意思」

劉涵英強調這部故事令人不安的地方，正是「房子」本身是一座「haunting house」，它在故事中不斷回來，帶著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搬到新的地方，持續糾纏其他的角色。在這個故事裡，作為「物」的房子本身代替了傳統的鬼魂，創造了靈異敘事裡不可或缺的詭譎性。

而把故事對應十九世紀，菲莉帕很可能是一名墨西哥移民女性。她被安森欺騙，也受到幾名男性以不同方式對待。當她選擇死亡之後，男人們卻再次替她做決定，將她的生命強行救回來。

「唯靈主義文學中的鬼與超自然現象，往往不是單純為了嚇人。」劉涵英說：「家庭裡說不出口的壓力、婚姻制度裡的矛盾、女性受到的限制，以及社會快速改變帶來的不安，都可能透過鬼故事再次出現。」

十九世紀的人們表面上相信家庭，但婚姻制度可以保障一部分女性，但無法保障所有人。城市快速發展，大量貧困女性進入危險的生活環境。開膛手傑克殺害的女性，就長期被當時警方以「妓女」等單一身分歸類，讓人們更難看見她們各自的生活。

因此從當時的這些小說故事中可以看見，一個重視「理想家庭」的時代，也同時存在大量無法進入理想家庭的人。

劉涵英探討唯靈主義小說如何透過「物」與「家」，追索那些離開的人。
攝影／陳怡瑄

生與死之間的閾限空間

「幾乎每個世代的鬼故事，無論有沒有鬼真正出現，都在回應一個變化劇烈的世界造就了龐大的無力感，於是人們訴諸比自己更大的力量。」

一綹頭髮、一張照片、一棟老房子、一把椅子、一件外套，甚至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房間，都可能因為曾經有人生活過，開始承載某種難以言喻的重量，無法避免地沾黏了已死去的人身體碰觸過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成為死亡的見證。劉涵英認為唯靈主義記錄人們如何透過「物」與「家」，追索那些離開的人。

一百多年後，人類大多不再相信靈魂攝影，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保存已故親友的語音、聊天紀錄與社群帳號，甚至透過AI重建他們的影像與聲音。

如果頭髮離開了人體，仍然能以碎片指向整體，具體而微地象徵已逝之人，那麼數位足跡帶來類似的盼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感或恐懼，似乎也不算太意外的事。

畢竟，技術改變了，人們想留下某個人的心情，卻沒有完全消失。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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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甚麼會害怕死亡？我們要如何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關於死亡的問題，從古至今持續困擾著人類的心靈，更是宗教、哲學上歷久不衰的疑問。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鄭凱元心有所感地說：「死亡是人類最重要的課題」。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也曾說「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如果人終將一死，那麼存在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曾說「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如果人終將一死，那麼存在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攝影／林俊孝

你正面對死亡，但你又是誰？

鄭凱元於2012年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近年來更是積極推動哲學、腦神經科學、精神醫學的跨領域整合工作。他認為，死亡與自我（self）有著密切關係。死亡是每個人必經的道路，而面對死亡的經驗，不能假手他人的，「我在死，是『我』在面對死亡，那麼『我』是誰？」

如果可以了解「我是誰」這個問題，也就能幫助我們思考死亡，甚至進一步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與焦慮。

一次頓悟，開啟探索自我的旅程

「莊子大概是我人生最重大的轉折，這個『人生』包括學術上、知性上和生活上。」鄭凱元開心的說。其實哲學領域，通常會區分為英美分析哲學、歐陸哲學與中國哲學，而鄭凱元擅長英美分析哲學，該哲學的特色，在於強調用科學、數學、邏輯等的方式來探索哲學的真諦，這跟中國哲學，包含孔孟哲學強調仁義禮智等概念，有著很大差異。

一個專門研究英美分析哲學的學者，又如何碰上東方的莊子呢？鄭凱元談到與莊子的「相遇」時，很興奮地分享了一段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學經驗。2009年，他有機會接觸到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Mark Johnston。他是當代語言、心靈哲學的巨擘，那一年剛好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Saving God。隔年，Mark Johnston的第二本著作Surviving Death面世，這兩本著作背後都有著對「自我」的哲學思考。

鄭凱元回憶，在大雪紛飛的冬天裡，他聽Mark Johnston講演此二本書的書稿，突然間，他「頓悟」到莊子的「莊周夢蝶」到底在說甚麼。於是，下課後他立馬跑到圖書館，翻閱《莊子》「莊周夢蝶」的原文，確認了他心中的想法：原來「莊周夢蝶」正是一則探討「自我」的寓言。

「莊周夢蝶」裡藏的秘密

「莊周夢蝶」的故事，述說了莊子夢到自己成為蝴蝶，在夢中他不知道自己是莊子，但夢醒後，卻發現自己原來還是莊子。於是他開始思考，不知道是莊子夢見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了莊子？

「莊周夢蝶」的故事，述說了莊子夢到自己成為蝴蝶，在夢中他不知道自己是莊子，但夢醒後，卻發現自己原來還是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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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凱元向我們解釋，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我們能夠經驗到「自我」的存在，這個「自我」是由各種思想、感受、意念、情緒等構成的，我們可以經驗到自己在思考、心中的情緒（如生氣、開心）等，這些經驗讓我們覺得彷彿存在一個「自我」，否則不可能有這些經驗。就像一本書不會經驗到自己在思考、感受，因為對書而言，它不存在一個「自我」。

在「莊周夢蝶」的寓言裡，正區分了「夢中的我」以及「現實世界的我」（醒來後的我），「夢中的我」變化為蝶，「現實世界的我」則是一般經驗的我—莊周。但醒來後的莊周卻在反思，我在夢中化成蝴蝶，到底是我還是蝴蝶才是做夢的主體？這也表示，做了這個奇怪的夢後，莊子開始在思考，「現實世界的我」，是否也如夢中世界一樣，是會變化為其他主體的。

就像對一般人而言，「自我」是恆定不變的，從小學到高中，從每天生活的吃飯到睡覺，「我」一定還是同一個「我」，「我」不會變成其他人或動物，所以存在一個本質不變的「自我」，這樣的「自我」是日常經驗的核心。

莊子藉由奇特的夢，告訴我們，「自我」這個經驗的核心是會變動的，鄭凱元說：「我們原先的設定，自我是不會變的，這個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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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藉由奇特的夢，告訴我們，「自我」這個經驗的核心是會變動的，鄭凱元說：「我們原先根深蒂固的設定是，自我是不會變的，而這個設定是錯的。」鄭凱元透過對莊周夢蝶的全新解讀，用這把關鍵鑰匙，去開啟《莊子》裡〈齊物論〉的其他篇章，便可以發現莊子透過寓言，不斷探問「自我」（莊子的原文為「真宰」或「真君」）。

你真的存在嗎？

自我到底在哪裡？有沒有一個不變的自我？若有這樣的一個自我，卻又看不到，是存在於我的身體嗎？在我身體的哪個部分呢？我們無法像經驗到一張桌子（在我們面前）那樣經驗到「自我」，但「自我」又彷彿存在。

到最後會發現，其實並不存在一個本質不變的自我，用一個通俗的觀念來說，就是「無我」。〈齊物論〉首先登場的寓言，在談「吾喪我」，也是一個「無我」的觀念。

「這是自我最深刻的奧秘，也是最虛無縹緲，我們幾乎無法對這個自我做更多的描述。」鄭凱元一邊說，眼睛彷彿散發著亮光，他認為探討「自我」的議題，因文化的不同會有語言描述的限制，但莊子卻透過「夢」來描述，在鄭凱元的眼中，莊子是位了不起的哲學家，在整個探討「自我」議題的哲學史裡，莊子可以說排前三名。

在鄭凱元眼中，莊子是位了不起的哲學家，在整個探討「自我」議題的哲學史裡，莊子可說排前三名。
攝影／林俊孝

東西方偶遇，勾起莊子身世之謎

佛教傳入中原據文字記載是在公元前二年左右，而處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的莊子是否也受到佛學的影響？又或者有可能有印度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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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凱元對莊子的評價並非誇張，在西方史上，探討「自我」的問題最受到矚目的哲學家，就是18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AC1711－1776）。鄭凱元分享在課堂上，把休姆與莊子探問「自我」的文獻，讓學生們對照來看，發現描述的方式竟這般相似。

可是，莊子生於戰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與18世紀的休姆差了兩千多年，且休姆所處的時代，人類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知識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的思維不得不讓人驚訝。

有趣的是，鄭凱元興奮的表示，柏克萊大學有一個研究心理學與哲學的學者Alison Gopnik，從年輕時便對休姆很感興趣，後來在一次中年危機中，由於得做瑜珈，因而研讀佛學，進而注意到休姆對「自我」的理解，跟佛教很相似，於是她去考證休姆的生平，發現休姆曾被派到法國巴黎擔任外交官。

休姆在巴黎期間，經常跑到百里外的耶穌會修道院，那座修道院是當時歐洲文明最高的知識殿堂之一。耶穌會的傳教士，到了東方為了傳教，必須把佛經讀得很熟，甚至進行翻譯，很多最好的佛教經典的翻譯，都是來自耶穌會，而這座修道院藏了不少佛教經典的譯本。

此學者由此推測，休姆在當時應該有讀過一些佛教經典的譯本，他對「自我」的理解，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但回到中華文化來看，佛教傳入中原的時間點，據文字記載是在公元前二年左右，而處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的莊子是否也受到佛學的影響？又或者有可能有印度血統？鄭凱元逗趣的說：「莊子身世至今都還是謎，我真的很想見上他一面。」

回到死亡與自我的關係，鄭凱元認為，《莊子》整本書，幾乎貫穿了對死亡的解讀。面對死亡的「我」，並非單純指我的「身體」而已，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非物理的「主觀性自我」。

有些人認為，這個「主觀性的自我」就是靈魂。也因為人預設了有一個本質不變、實體的自我，所以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恐懼這個「自我」從此消失。

但莊子提醒了我們，並不存在這樣的一個「自我」，自我本來就是變動不居的，死亡的到來，也只是讓自我再經歷新的變化而已。了解到這點之後，我們應有機會擺脫對「自我」的執著，因而活出新的生命，並且把握與珍惜活著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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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陳康寧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鄭凱元(2017)。莊子哲學在腦科學、生命科學與精神醫學的基礎整合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鄭凱元(2013)。心靈，因果，與責任：以台灣為基地建構具東亞學術主體性的全球網絡–莊子哲學研究：自我與人格同一，語言與真理，文化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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