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國際政治」，多數人腦中浮現的可能是國家領導人間的握手畫面、戰爭或經濟談判的歷史鏡頭。這些確實都是外交的核心場景，但在21世紀，國際政治的舞臺悄悄多了一條新戰線──非傳統安全。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說道：「傳統安全關注國家存亡與戰爭，非傳統安全則看見更多隱形的威脅。能源、恐怖主義、氣候變遷，都屬於非傳統安全的一部分。」

而「能源」就是其中最關鍵的議題——它不像傳統戰爭般有槍砲聲，卻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能改寫世界秩序。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
拍攝／馬藤萍

「能源」如何撼動國際局勢？

李佳怡舉了幾個我們耳熟能詳卻常被忽略的例子：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Attack on Pearl Harbor），美國由此捲入二戰。這在歷史課本裡是「戰爭的轉捩點」，但真正逼日本孤注一擲的，是一紙「石油禁運」。

進入冷戰後，石油依舊是國際關係的「隱形炸彈」。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赤裸裸地將石油的地緣政治價值擺上檯面。全球油價在數月內暴漲四倍，引發經濟衰退。這一擊，讓各國領導人猛然意識到：能源不是單純的市場商品，更是左右國運的戰略武器。

1973年，OPEC阿拉伯產油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大幅抬價，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看似遙遠的國際角力，卻快速影響到美國普通家庭：油價飛漲、政府實施汽油配給，出門加油還得看車牌號碼，社會一度陷入恐慌與混亂。圖中父子舉牌警告竊油者，正是當時緊張氛圍的縮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

「然而，能源政治並非歷史教科書上的故事。」李佳怡指出，它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生活的世界。從俄羅斯利用天然氣供應作為對歐洲的政治槓桿，到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建油氣管道來降低「馬六甲困境」的風險，一條管線、一紙協議，都可能改變國際局勢的走向。

過去一百年，石油幾乎是能源舞臺上的「王者」。但今天，隨著再生能源與核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得能源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各國的能源政策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深受國內政治影響。

「比如，左派政府與選民更傾向支持再生能源，右派則傾向維持低成本的傳統能源。」李佳怡更進一步發現，當政府本身傾向左派時，即使是右派選民也會受到政策氛圍影響而支持再生能源，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效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選擇什麼能源，不單是經濟計算，更是表態它的價值觀與未來想像。

但她也提醒，石油的時代並沒有結束。即便全球高喊減碳、能源轉型，石油在軍事和重工業領域依舊無可取代。「美軍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石油消耗者。短期內，石油的重要性不會被取代，至少未來十到二十年仍是如此。」

這意味著，人類正站在一個矛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追求減碳，但另一方面仍受制於化石燃料脆弱的供應鏈。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這兩股力量同時推進，把我們捲進一個不確定卻關鍵的時代。

領導人與石油開採的速度遊戲

能源政治並不僅僅在國際舞臺上演。許多決定世界能源市場波動的關鍵，往往出現在產油國內部的政治算盤裡。

李佳怡發現，石油由誰開採、開採多少、開採多快，本身就是一場政治遊戲。對領導人而言，一口油井既是提款機，也是權力維繫的保險箱。

她說道：「石油收入與稅收不同，通常不需經過國會批准或公開程序，而是像領導人的『私房錢』。這筆錢可以拿來強化軍備、壓制反對派，也能轉化成補貼基礎建設，提升支持度。」

「若一位領導人自認任期有限、政權岌岌可危，他可能傾向『速採速用』，在短期內榨取最多利益。相反地，如果一位領導人有長期執政的信心，則可能選擇『緩採慢挖』，保留資源作為未來的籌碼。」李佳怡解釋道。

非洲的奈及利亞就是典型例子。這個非洲最大產油國的地下蘊藏量驚人，但石油開採速度卻常常忽快忽慢。當政府財政吃緊或面臨國際制裁時，領導人往往急於加速出口，以換取外匯和即時的政治資本。反之，在石油價格高漲、外援充足的時期，領導人又會選擇放緩腳步，替未知的未來存下一筆政治儲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自1999年上任以來，長期倚賴石油收入維繫統治，當國內反對聲浪高漲時，他便透過擴大石油開採與補貼，來鞏固軍隊與支持者的忠誠。石油在這裡不僅是能源，更是政權的「生存燃料」。

1999年查維茲就任委內瑞拉總統後，透過加強對國營石油公司（PDVSA）的控制，將石油收益轉化為社會政策資金，用於識字教育、糧食與住房補貼等措施，因而在基層民眾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圖片來源／Wikipedia

此外，外部勢力的介入也會左右開採節奏。李佳怡指出，當外國企業或政府深度參與一國石油部門時，領導人更容易獲得庇護，成為所謂的「石油朋友」（Petro-friends）。這種關係並不只是經濟合作，更是一種帶有庇護色彩的同盟。為了確保能源利益，外國甚至可能出手相助，例如法國曾在1990年出兵加彭共和國，就是一個與當地石油利益緊密相關的例子。

但李佳怡也表示，這種「石油友誼」的代價十分高昂。它讓領導人更敢於依賴石油維繫權力，同時也讓外國勢力得以深深嵌入一國內政。石油因此成了政權生死與國際角力之間的共同紐帶。

當能源設施成為恐怖攻擊目標

能源政治的變數不僅來自國家與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的權力角逐，還有一股常被忽略的力量，也在逐漸加劇能源外交的複雜性——恐怖主義。

近年來，能源設施也成為了恐怖分子的攻擊目標。從2019年對沙烏地阿拉伯重要油廠的無人機攻擊，導致全球油價瞬間飆升，到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頻傳外資人員綁架與油井破壞，能源設施早已成為非國家行為者的「戰場」。這類攻擊的影響不僅僅是地方性破壞，還會透過國際油價與供應鏈造成跨國經濟與政治震盪。

2019年9月，葉門胡塞武裝以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布蓋格與胡賴斯（Abqaiq–Khurais attack）兩處主要石油設施，造成全球約5%的石油供應一度中斷，國際油價隨即飆升。這不僅源於兩國的長期戰爭，葉門也意在對美國及其盟友展示威懾力，致使衝擊波擴散全球。
影片來源／BBC News

李佳怡解釋道，恐怖組織之所以鎖定能源，主要有三項考量：

1. 籌資：透過綁架能源公司的外籍員工、威脅攻擊油管或偷竊石油，從而快速獲得資金。
2. 政治訊號：有些恐怖組織本來就是因為反對外國石油公司進駐、反對資源掠奪而誕生，他們藉由攻擊這些設施表達抗議。
3. 系統性傷害：能源設施往往牽動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與軍事運作直接相關，一旦遭到破壞，就能對政府或國家安全造成巨大衝擊。

例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升溫後，支持哈瑪斯或反西方的武裝團體有時會擴大攻擊目標至紅海及阿拉伯海的石油運輸路線。但凡位處要道的油輪、商船因此成為具戰略價值的目標，任何對運輸中斷的成功攻擊都會立刻反映在國際油價與商業保險費用上。

此外，某些反國外勢力的團體，也往往將攻擊外資能源設施視為對抗「外部干預」或「資源掠奪」的手段。李佳怡說道：「由於西方國家與大型能源公司的海外設施，雖有軍方或私安保的保護，但許多民營運輸與工程節點仍相對脆弱。不少散布於廣大海域或偏遠地區的油輪與外派工地，對恐怖分子而言常是更可行的攻擊目標與籌碼。」

李佳怡強調，能源是恐怖攻擊中「最重要的非人類目標」，其經濟損失往往遠高於其他基礎設施。這也意味著，在能源政治的博弈中，不能只看供需與價格，還必須納入安全風險管理。

拍攝／馬藤萍

從能源切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國際政治一部分，更是背後複雜的權力競逐。

訪談最後，李佳怡感概：「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既得以見證新能源的崛起與轉型推進，卻也不得不面對戰爭與恐怖主義的陰影。正因如此，理解能源政治，等於理解了國際政治的運行邏輯。」

未來十年，中美兩極的集團化趨勢恐怕更加明顯：美國憑藉能源自主，強化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結盟。中國則結合俄羅斯、伊朗與非洲夥伴，打造屬於自己的能源外交版圖。能源不只是經濟資源，更是陣營劃分、影響外交走向的核心槓桿。

反觀臺灣，能源既是生存課題，更是國安戰略的核心。臺灣高度依賴進口，天然氣與再生能源比重逐年上升，讓離岸風電、天然氣接收站成為敏感設施，也讓我們的能源政策與外交議題緊密相關。因此，理解國際能源政治，是臺灣在制定戰略與參與國際時不可或缺的能力。

採訪撰稿／許文薰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佳怡（2022）。影響石油開採速度的政治因素—國家領導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李佳怡（2020）。再生能源的政治與外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The post 再生能源崛起，石油不死？政大李佳怡談「能源政治」如何影響世界局勢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圖片來源／Unsplash

在五月天演唱會裡，站在舞臺上拿著吉他的阿信魅力四射，激昂的歌聲牽動了臺下無數聽眾的情感，不少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這樣的經驗我們並不陌生，但你知道嗎？這景象也發生在社會運動場域裡，許多牽涉科技議題的社會運動裡，不少獨立樂團都參與其中，音樂成為了科學傳播、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文化媒介。

是否具有科學知識，跟我生活有甚麼關係？

在過去傳播科學的途徑，大部分都是由專家或科學家直接進行論述，就像老師在課堂上口沫橫飛講授知識，臺下學生則認真吸收，但效果不大，因為這樣的傳播與人們生活經驗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是種脫離生活脈絡下的知識建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黃俊儒長期推動科學的普及化，為此分享了一段親身經歷：

我曾在某間科技大學的護理系開一門「自然科學概論」課，有次在課堂上講解微波爐的加熱原理，其實是透過控制微波的電場震盪來震動食物裡的水分子，然後透過水分子摩擦所產生的熱能來讓食物變熟。

正當講得興致全來，突然學生問說：「老師，你家的微波爐壞了，還不是跟我一樣送原廠維修？」學生的提問，體現出懂不懂科學知識，彷彿跟生活沒有直接相關。

這經驗讓黃俊儒感受到，想讓科學真正普及化，不是舉出生活周遭的例子就好，更重要的是要讓科學知識賦予生活意義，才能融入在常民文化裡。而流行文化作為一般人生活不可缺的必需品，便是項重要的傳播媒介。

想讓科學普及化，不單只是舉出生活周遭的例子，還得讓科學知識賦予生活意義，才能融入人們日常。
攝影／黃國彰

流行文化是科學傳播的「邊界物」

流行文化種類相當多，舉凡電影、小說、電玩、動畫、流行音樂與藝文活動等，它們能成為科學傳播的媒介，用比較專門的術語來說，就是「連結」科學知識和常民生活的「邊界物」（boundary object）。

甚麼是「邊界物」呢？

我們可以想像，假設科學知識距離我很遙遠，那就表示科學世界跟我的生活世界是兩個平行的世界，若要讓我對科學知識產生興趣，又或者要讓科學知識進入到我的生活世界，需要有一個東西作為溝通橋樑，這個橋梁就稱為「邊界物」。

企劃腳本／陳康寧、林俊孝  美術設計／黃嬿羽

「邊界物」橫跨兩個不同文化世界，使得兩個世界產生了有意義的關聯。如果說，從專業的科學知識普及化到一般人可以理解、接受的程度，需要有一個轉換的過程，那麼「邊界物」就是關鍵「轉換工具」了！

過去很紅的公共電視電視劇《麻醉風暴》，緊湊劇情中融入了不少醫療科技，拍攝畫面儀器設備齊全外，還有擬真動刀過程，使得一般人對劇中呈現的醫學知識留下深刻印象，觀眾也瞭解到，手術現場除了有負責動刀的外科醫師外，還有位關鍵角色—麻醉醫師，全程把關病患健康狀況。

由於這些醫學知識是在故事脈絡中呈現，比起一般專業講授，更能引發觀眾共鳴。在這例子裏，《麻醉風暴》的故事內容便扮演了「邊界物」的角色。

公共電視戲劇《麻醉風暴》，讓人們瞭解到，手術現場除了有負責動刀的外科醫師外，還有一位關鍵角色—麻醉醫師，全程把關病患健康狀況。整部劇便扮演起「邊界物」的關鍵角色。
圖片來源／Unsplash

但科技透過戲劇、媒體來傳播，仍必須注意到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真實性，才能避免掉入「偽科學」的陷阱。為此黃俊儒特別關注科學新聞，他發現臺灣很多科學新聞，不是對科學知識過於扭曲，就是太過片面，經常誤導群眾，因此，成立「科學新聞解剖室」對許多偽科學新聞做出深刻的剖析，並出版了三本一系列的科普書。

「剖析偽科學的手術刀有兩把，一把是『科學素養』，另一把是『媒體素養』。」黃俊儒微笑說。由於許多偽科學新聞都相當吸引人，在剖析這些新聞的過程，也可以把正確的科學觀念帶給讀者，並且培養讀者辨識偽科學的媒體素養。因此，當我們在看到標題、圖像吸引人的科學新聞時，必須採用懷疑的態度來消化這些報導，才不至於被假訊息牽著鼻子走，逐步建立起「媒體素養」。

黃俊儒發現臺灣很多科學新聞，不是對科學知識過於扭曲，就是太過片面，經常誤導群眾。除了平日閱讀手機、書籍與平板來建立「科學素養」外，瞭解媒體背後運作，不要盡信媒體所餵養的資訊，而是抱持懷疑態度來吸收，如此，建立「媒體素養」亦同等重要。
攝影／黃國彰

科學傳播的重要，不僅讓我們的個人生活變得更好，也能幫助我們去參與科技的公共議題。「瞭解科學知識，然後去關心科技的公共議題，才能讓決策方做出比較全面的考量，假如一般民眾不願意參與，就只能任憑決策者左右。」黃俊儒語重心長地說。

音樂作為科學知識的傳播媒介，助於民眾瞭解科技議題

公民運動是推動臺灣民主化的重要歷程，隨著科技發展，科技爭議成為了公民運動中常見的議題，如電磁波、焚化爐、工業廢水汙染、山坡地開墾等，其中又以「核能科技」涉及最為複雜。而這些爭議，都牽涉到人們對科學知識的理解。

換言之，人們沒有相關科學知識，很難進入科技議題的實質公共討論，若能在科技議題上融入更多科學知識，深化討論、促進反省，這個過程便可稱為「科學知識民主化」。

有趣的是，臺灣近年來對核能的反省運動，「音樂」開始扮演起相當重要的角色，如2012年的「核電歸零」演唱會、2013年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反核音樂會，以及2014年的「不核作」演唱會等。

黃俊儒認為，人民瞭解科學知識，然後去關心科技的公共議題，才能讓決策方做出比較全面的考量，假如民眾不願意參與，就只能任憑有權者宰割。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管是國內外，音樂介入社會運動都不是件罕見的事，但參與反思核能相關運動卻攸關科學知識，這些歌手不只是帶動氣氛、凝聚成員向心力而已，他們的音樂創作還展現了科學知識民主化的意涵：

反核運動裡他們去唱歌、對民眾講話，把某些意義寫在歌詞裡，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不只是為藝術服務而已，他們還對某個科技議題做闡釋。

流行音樂作為日常生活的文化，自然是傳播科學知識的「邊界物」，而且影響範圍相當大。引起黃俊儒好奇的是，反核音樂到底展現了甚麼樣的科學知識民主化？

流行音樂作為日常生活的文化，自然是傳播科學知識的「邊界物」，在反核運動場域裡扮演怎樣的角色？
圖片來源／Unsplash

核能反思音樂的參與類型

黃俊儒親身到社會運動現場，採訪了十多位參與的獨立樂團、歌手，把反核音樂的參與形式歸為五大類型：

企劃腳本／陳康寧、林俊孝  美術設計／黃嬿羽

第一種「政治懷疑論」：歌手以音樂表達出對政府的不信任，不僅質疑政府別有居心，甚至覺得政府、企業間存在「暗盤」，為了利益而出賣人民。同時這種不信任，也擴大到對其他議題上。

第二種「風險機率論」：歌手不相信政府、企業或專家所提供的數據，即使核能算是風險「發生機率」低的科技，但核能一旦出現災難，就會帶來嚴重性後果。也就是說，即使專家們保證安全、穩定、沒有輻射，可歌手們認為，誰也無法保證核能是零風險。

第三種「生命哲學論」：這一類的論述表現出歌手的生命哲學觀，他們對生命有一個明確且完整的看法，認為人與土地、環境、動物具有緊密的關係，而人要回到大自然的簡樸生活中，萬物的存在意義就是延續宇宙的生命。

第四種「科技發展省思論」：這一類的論述對工業化、資本主義提出根本的批判，甚至指出理工科的科學養成過程，缺乏社會人文關懷。有歌手將這一類科學家批評為「一個不成熟科學家的傲慢」。

第五種是「任務分工論」：很多歌手並不是第一線的理念論述者，但他們基本上還是認同反核的理念，他們的任務就是透過音樂來激勵人心、提升士氣，所以他們的音樂會以簡單、反覆，且能琅琅上口、帶動集體情緒的創作為主。

怎樣才算是好的「科學知識民主化」音樂？

但可惜的是，上述五大類型的反核音樂參與型態，雖然有對反核的現況做出診斷、評論、指責，但卻沒有提出可能解決方法，第一、二種類型充滿濃厚的「不信任」，不容易展開新的對話，而第三、四種類型則較為理想，比較有討論、調整的空間，不會太過堅持一己的立場。

黃俊儒認為，反核音樂作為深化民主論述的角色，其傳播的知識應該要能鼓勵與落實「可外延知識」（extensible knowledge），包括預測性知識、可協商知識和可擴充知識。

簡單來說，「預測性知識」是指能針對反核議題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可協商知識」是指容許討論、修改與具彈性的知識；「可擴充知識」則是指歡迎加入、串連不同領域的觀點，以更多元的視角來共同建立的知識。

要做到「可外延知識」，相當依賴音樂創作人或歌手能夠對核能的知識有更深入的瞭解，雖然並不容易，但卻深具意義，特別是音樂作為流行文化，對於不同立場的溝通、科學知識的傳播，扮演起重要角色。如果樂手做到了，才能讓針對核能的討論不限於一種聲音，在百家齊鳴討論中，一同探索世界能源的方向。

黃俊儒期許音樂創作人、歌手，能夠對核能的知識有更深入的瞭解，對於不同立場的溝通、科學知識的傳播，將扮演起重要角色。
攝影／黃國彰

若一個公民社會可以同時提升科學素養與媒體素養，不僅能阻止偽科學新聞的傳播，對人民許多科技議題的參與、討論，也有相當幫助。畢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發揮理性對話的精神，才是民主的重要基石。

採訪撰文／陳康寧
編輯／林俊孝
攝影／黃國彰

研究來源
黃俊儒（2015–2018）。你演的是什麼科學？從科學傳播的觀點解析流行文化中的科技意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黃俊儒（2016–2020）。科學、流行文化與公眾理解─以台灣醫療節目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The post 音樂也能很科學？ 中正黃俊儒：流行文化可幫助科學知識民主化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