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卷塵封的檔案，幾行竊盜的口供，能告訴我們什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博士從清朝巴縣（今重慶）的竊盜案卷宗中，讀出了消費社會的興起、城市化的腳步、糧價的波動，甚至人性中那些微妙的動機——為什麼有人明明有工作卻還是要偷竊？窮人真的比較容易犯罪嗎？

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犯罪紀錄，在巫仁恕眼中，是重新理解歷史的另一扇窗。他不鑽研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反而對偷盜案件充滿興趣，從犯罪動機與心理角度，拼湊當時人們的日常樣貌和經濟生活狀態，演繹出一條罕見的「歷史犯罪學」研究。

明清時代的消費實力

巫仁恕回顧1990年代，臺灣學術界的熱門大哉問：「中國為何落後西方？」許多人想從歷史找尋原因，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問題也大轉彎：「我開始好奇『中國為什麼會成為消費大國？』我想知道中國人何時開始熱衷消費？是否發展出獨特的消費文化？從資本主義發展脈絡追索，會發現中國在明清甚至更早的宋朝，其實已具備類似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要素和現象。」

20世紀末臺灣學界對明清有兩種看法：一派視明清為傳統王朝的連續體；另一派，則認為明清已具「近代早期」特徵，消費社會的樣貌尤其突出。巫仁恕屬於後者。
攝影／汪正翔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商品都是家庭自產自用，到了明清時代的市場逐漸開始販售，而且種類越來越多。同時，父輩或祖輩眼中的奢侈品，連普通人也開始買得起了，像是洋貨如毛織品、鏡片等商品。」巫仁恕提及這種現象反映了快速流動、快速消費的時尚，是現代消費社會的重要指標。過去百姓身上的衣服可能會穿一輩子，但明清人即使衣物沒壞，也會因為不夠時尚而買新的。

古今中外，「奢侈」通常被視為負面，與浪費畫上等號。英國大約在18世紀開始轉變觀念，但中國早在16世紀末就有人提出，不應將奢侈消費視為壞事。「因為奢侈品消費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例如，高檔酒館的消費，造就廚師、招待人員的工作。明朝已經有千萬人的奢侈造就千萬人的工作機會的觀念，比英國更早。明朝，尤其是晚明的消費能力驚人，在全球堪稱典範。這反映明清具有強大經濟實體與物質消費能力。」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但要如何證明明清已步入消費社會？西方學者可以利用教會留存的遺產清冊，證明18世紀家庭平均擁有的物品數量顯著增長，推斷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中國很難找到類似詳細的官方記載，也就無從量化明清家庭的經濟狀況。

為了找出證據，巫仁恕苦心孤詣地翻查文獻。「我先從分家單或鬮書著手。這些分家協議書類似遺囑，詳細記載家產分配，以清代徽州留存最多。不過，擁有這類文書的家庭往往是富裕階層，不能代表明清整體。」

轉機來自一位博士生的建議。巫仁恕在暨南國際大學開設明清消費社會課程時，學生吳奇浩（前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深受啟發，回過頭來提議：「可以從清代地方檔案中的偷竊檔案找證據！」

這個提議讓巫仁恕大為振奮。他回憶當時仍難掩興奮的說：「受害者報案時，必然會列出家中被偷的物品清單。這的確是分析家庭物質生活的絕佳材料！」不過，臺灣保存的《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不多，無法進行量化研究。幸好四川巴縣（今重慶）在19世紀未受太平天國、義和團或辛亥革命等大規模戰亂影響，縣衙檔案得以完整保存。

《巴縣檔案》記載了從乾隆到宣統年間的判案紀錄，巫仁恕以《巴縣檔案》為研究對象，與吳景傑博士合著《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
攝影／汪正翔

但一桶冷水澆下，國內典藏的《巴縣檔案》缺少嘉慶朝之後的盜竊類卷宗。巫仁恕仍不灰心，四處探聽得知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有3000多件同治《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便赴日借閱，獲得慷慨協助。

「從《巴縣檔案》可以發現，18世紀乾隆年間，洋貨在失竊清單中偶爾出現，數量不多。但19世紀同治年間，洋貨已經非常普遍，不再是昂貴稀有物，許多家庭都有，無疑證明中國整體消費力持續增長。」說到這裡，巫仁恕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同時我注意到，這些檔案的價值不止消費和物質研究，裡面包含大量被捕盜賊和受害者的口供，這些口供太有趣了！真實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犯罪情境、普通百姓的生活、社會網絡、人際關係和經濟發展狀況。」

從犯罪學視角重新看歷史

在歷史學領域，關於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殺人命案和婚姻、土地、商業糾紛上。至於偷竊、賭博、拐騙、詐欺等日常犯罪，研究成果極少。

巫仁恕指出：「因為相關文獻太少，過去對古代日常犯罪的探討不足。以前學者能用的材料，多半是筆記小說或中央刑部留存的資料。明清規定地方命案和重大盜案審結後必須上報朝廷，但小偷小竊不必呈報。」

擁有《巴縣檔案》後，巫仁恕有了研究材料。不過，若單從史學入手，似乎還不夠。他從《被誤解的犯罪學》這本科普書獲得啟發：如果歷史學能善用犯罪學的視角分析歷史現象，將會更加活潑，甚至能改變過去的許多刻板印象。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圖片來源／Gemini（AI）. Prompt: Chinese cartoon art: Figure committing crime. Two magnifying glasses above: one shows era context (poverty/corruption), the other shows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ger/desperation). Vibrant, no text.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雖然犯罪趨勢與整體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有關，但不應忽略人的主體。沒有人生來就想要犯罪，一個人會犯罪，不純然是大環境逼迫。每起罪行背後，都有獨特的動機與心理。所以，個人犯罪動機與犯罪心理的分析至關重要。」

《巴縣檔案》中的口供，讓巫仁恕察覺這是研究犯罪動機與心理的絕妙素材。「儘管有人可能質疑這些口供的真實性，但依照我閱讀大量檔案的經驗判斷，被強迫畫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並不高。大多數口供是犯罪者口述，再由書吏修飾成文言，其敘述的犯罪理由依然是真實的。」

明代凌濛初編著《二刻拍案驚奇》刻本版畫〈神偷寄興一枝梅〉。明朝嘉靖年間俠盜懶龍憑藉出神入化的盜竊技巧，專盜貪婪富人，並將財物分給窮人。他將每一次行動視為藝術表現，得手後必定會在現場留下一枝梅花的標記。
圖片來源／翻攝《二刻拍案驚奇》。局部。

從犯罪檔案印證時代樣貌

透過分析，巫仁恕發現清朝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到同治，巴縣的竊盜案件數量逐年增長，到同治朝達到最高峰，甚至比光緒年間還高。

比如同治元年，許多被竊家庭的戶主是團練（民間武力）成員，奉命駐守隘口或城牆，回家後發現家中被竊。同治二年，則是發生一起民間攻擊教堂與教民的教案。被捕的竊賊家裡，搜出十字架等物品，顯示有人趁教亂偷竊教民財物。同治三年，多數被捕小偷異口同聲談到米價太貴，比對資料後，當年糧價確實忽然飆漲。

巫仁恕也發現，18世紀中國城市的竊盜案比例較低，大部分發生在鄉村。19世紀中葉，城市竊盜案比例大幅提高。這項數據也反映現實，重慶的城市人口在19世紀上半葉約6萬多人，但1860年代已達20萬，人口翻了好幾倍，快速的城市化讓竊盜犯罪增長。

最有意思的發現，是關於犯罪者的身分。

巫仁恕從檔案口供整理出犯罪者的職業類型：「打零工、收入不穩定的底層勞動者是最大群體，約占三分之一，動機是貧困。但相當比例的犯罪者職業是小商人、學徒或工匠，這些人收入不高，他們的職業環境容易遇到合適的目標、四下無人的情境，『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就出現了。」

所以，除了從側面看到當地信教、米價和軍事動員的樣貌外，也發現犯罪並非全然由貧窮驅使，很多時候是某個情境或某些機會，促使犯罪發生。這也是巫仁恕所強調，我們對犯罪與犯罪者的認識，是時候擺脫固有印象了。

歷史是一面照見當代的鏡子

從政治史、經濟史，到明清消費社會的實證，再引入犯罪學視角，巫仁恕不斷突破歷史研究的邊界，不自限於既有領域和方法，求新求變，反而能夠屢有突破，翻出史學新格局。歷史在他手中，不再是塵封故紙，而是一把能開啟古今對話、照見人性微妙光澤的萬能鑰匙。

對巫仁恕來說，歷史不僅是職業，更是理解世界的鏡子：「歷史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社會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們從何而來。當我們想深入理解現在，就得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找尋蛛絲馬跡，探討世界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巫仁恕探照歷史細微處，挖掘時代的多元角度和視野。
攝影／汪正翔

他提到科幻電影《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 2002）中的情節，電影主角穿越到數十萬年後的未來，發現地球已成荒蕪，人類過著原始生活，主角在紐約圖書館找到僅存的圖書館人工智慧，從而得知眼前的百廢，實是過去人類選擇與歷史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巫仁恕認為，這個情境對研究歷史的人大有啟示，「如果我們忘記或不了解歷史，就像電影主角跑到未來，根本無法理解自身所處境況，只會陷入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巨大迷惑。」而這便是研究歷史的魅力。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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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朝代的更迭，都伴隨著一個政權的覆滅和另一個政權的建立，我們俗稱為「改朝換代」。政權的轉換往往非常激烈，巨大的轉變策動了好幾代人的情感與記憶。

「易代（改朝換代）歷史書寫」是李卓穎博士專精的研究主題，他試圖探究，前朝遺民在滅國後如何在新朝代安身立命？如何看待自己家國的毀滅？又是如何重新安放自身於時代的洪流之中？

李卓穎深入分析蘇州地區，歷經元朝、元末張士誠（1321-1367）、明朝朱元璋（1328-1398）等政權之後，蘇州文人對政權和領導者的觀察、思維和評價，同時展演出官方觀點和地方看法的多樣性差異。職是之故，李卓穎開啟了對明代蘇州文人歷史書寫探溯的長期研究，特別是對張士誠、朱元璋兩位實質統治者評價的流變。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李卓穎。
攝影／陳怡瑄

官方歷史說法也會出現分歧

元末明初的歷史大多以兩本傳世的官方史書為主，一是《元史》、另一本是《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下稱《續通鑑》）。

《元史》編成於明朝開國之初的洪武三年（1370），裡面載述了當時文人對元朝歷史的基本看法，同時透露了他們對包括張士誠在內元末群雄的態度。

李卓穎指出，《元史》的撰作者並不全盤否認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反倒對它有極高的評價，只批判了順帝時代的晚期。在他們看來，群雄角逐是順帝失政導致的後果。而在認可元朝統治正當性的前提下，如張士誠等人的起兵，就屬於「叛亂」，朱元璋則是結束元末大亂，取代元朝、恢復天下秩序的新君王，因此有「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的論定。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冊明太祖高皇帝》（局部）明太祖朱元璋與孝慈高皇后馬氏半身畫像。
圖片來源／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一百多年後，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完成的《續通鑑》，則採取了另一套迥異於《元史》的觀點，裡頭根本性的否決了元朝統治的正當性，不但不再稱頌元朝的政治或文化成就，更凸顯出排斥元朝為外族的漢人中心論述。李卓穎解釋：「這和當時發生的『國難』土木堡之變極有關係。」

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御駕親征北方的外族瓦剌失利，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境內）被瓦剌軍俘獲，一國之君淪為階下囚，使當時的士人對外族普遍懷有極深的敵意。這同時也影響到《續通鑑》的態度──蒙古人的元朝是禮樂敗壞的外族政權，天選真主朱元璋繼承了代表漢人正統的宋朝，全盤掃除元朝的「腥羶之風」，恢復了秩序。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說朱元璋是撥亂反正，恢復中國正統的真主，那麼同時期中所有稱兵起事的人，就不能像《元史》一般，將其稱為「叛亂」，而是「起義」了。李卓穎分析道：「這也就為張士誠等人洗刷了《元史》以來賦予的叛亂者身分，且成為與朱元璋一樣，和元朝並立、稱王道帝的英雄，並令元朝降格為列國，喪失了正統地位。」

緊接著這個論述核心的調整，《續通鑑》的編撰者又要面對另一個疑難，那麼朱元璋與張士誠的分別是什麼呢？李卓穎指出，於此新論述中，《續通鑑》明白地強調，朱元璋所以突出，是他「神武」卻不嗜殺，且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心，但其餘豪傑卻只是貪圖榮華富貴，完全不及於朱元璋具有撥亂安世、關懷人民福祉的長遠擘劃。

《元史》和《續通鑑》都是官方正史，卻有不同的歷史評價。
繪圖／李昀

「從這兩套官方範式，也就是明代的官方歷史說法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其大不同。」李卓穎緩緩說道：「歷史的敘述有其章法，背後一定存在著邏輯，只是我們如何去找到那些千絲萬縷的關係，如何去看見藏在歷史敘述後面的心理、時代影響，也要瞭解到歷史書寫者會根據自身立場、時代或治理者的所需，去調整、修改或強化某一部分的歷史記憶與事實。」

然而無論是《元史》還是《續通鑑》，對於朱元璋和張士誠的功過評述，都十分明顯。「官方自然是擁戴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李卓穎笑說：「但在民間，尤其是張士誠曾經統治過的蘇州，那可就不見得了。」

蘇州士人記憶中的「好人」和「壞人」

元朝末年（14世紀中葉）中國各地反抗中央政府的武裝勢力規模逐漸增強，在東南方以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的勢力最大。1367年，歷經十多年的朱張之戰在朱元璋軍隊攻入張士誠首府平江（今蘇州）後結束。

在官方記載之中，張士誠眾叛親離，死守平江之後，戰敗被俘。李卓穎微笑道：「蘇州士人並不同意當時流通的《元史》或《續綱目》範式，將張士誠描寫成一無是處的無賴，同時，他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關切是兩種範式都無法顧及的，因此他們藉著凸顯張士誠的某些側面，不僅表述他們對元明易代的理解，也陳述了他們的關切。」

李卓穎認為，元明易代並非單純由元朝直接轉變為明朝的過程，其間曾有過既非元、亦非明的階段，那是有實存統治者（也就是張士誠）並且有各方面實際作用的中間時期，而包含士人在內的地方民眾如何理解、界定與官方的關係，也就至關緊要。

清‧徐揚《盛世滋生圖》（繪於1759年，又名《姑蘇繁華圖》。局部。）反映18世紀時蘇州的熱鬧與繁華。
圖片來源／wiki

若從張士誠的角度來看，《續綱目》去除了《元史》範式加諸其身的叛亂者污名，但《續綱目》為了映襯朱元璋的王者風範，便對張士誠採取了詆毀的態度。李卓穎說明：「換言之，這是將張士誠從叛亂者變成貪婪者。與此同時，卻有一批蘇州士人訴諸口傳說法，以筆記體將它們錄入書寫文化中，從而形構了相當程度上與《續綱目》針鋒相對的，另一套理解元明之際蘇州及張士誠的範式。」

李卓穎細加考察蘇州士人前後一百多年間的諸多論著，一一列舉。如永樂年間曾任戶部尚書的夏原吉（1366-1430），依文書資料及口語流傳纂輯而成《一統肇基錄》，其中隱含了地方人民對張士誠敗亡頗為痛惜的元明易代感受。

此後，還有陸容（1436-1494）的筆記《菽園雜記》，記述了蘇州人的觀點，認為張士誠投降朱元璋，並非為了自己的官爵厚祿，而是避免蘇州人民陷入戰火之中。並特別紀錄了朱元璋集團受降後，強迫蘇州人遷居南京的擾民行徑；也記錄了蘇州的賦稅與前朝相比，在明朝之後的負擔越來越重。

同時期曾官至禮部尚書的吳寬（1435-1504）編寫《平吳錄》，鋪陳了他所認定的元明易代過程中的蘇州處境，李卓穎簡要說道：「吳寬不以叛亂者看待張士誠，對他個人並沒有批評，甚至還有相當程度的肯定。但吳寬依循官方認可的《續綱目》，諸如張士誠戰敗被俘，沒有任何投降以保城民的念頭或行動，並強調真正有仁心的是朱元璋，並以『蘇州居民晏然』為朱張之戰作結……等等範式。顯示了吳寬對口傳說法採取了針鋒相對的立場，於此也凸顯了蘇州士人對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評價。」

然而，此一復述《續綱目》的書寫行動，並未得到其他蘇州士人的響應，相反地，有數種筆記作品，多次訴諸地方傳聞，提出了相異而有爭辯性的理解。

有別於官方的書寫範式，蘇州士人們站在士人的立場上稱頌張士誠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繪圖／李昀

歷史記憶的多樣性

如黃暐（1446-?）的《蓬窗類紀》紀錄朱元璋軍隊攻入蘇州後，屠殺半個蘇州城的悲痛；以及詳細敘述張士誠被困城內時，以一身投降換一城百姓安全的決心，得到了蘇州人的衷心愛戴。

祝允明（1461-1527）的《野記》完成於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收入了兩條已被吳寬駁斥的傳聞，構成了相對於官方範式的另類理解，再次表露對張士誠失敗之慨歎。

蘇州士人對於元明易代的複雜感受，在楊循吉（1458-1546）的《吳中故語》中更是展露無遺。一方面楊循吉和其他蘇州士人一樣，對於張士誠沒有天命，天下終須歸於朱元璋沒有疑義。但另一方面，楊循吉強調張士誠「仁厚」，說張士誠起兵有保全眾人、以義相合的特質，拒絕《續綱目》範式以貪求玉帛子女界定張士誠的說法；甚至強調當時的蘇州城葑門區域蕭然，正是因為朱元璋軍隊曾於該處屠戮破壞所致，直接否定了所謂「居民晏然」之說。

同於官方說法不會完全不變，民間說法也有很多種，不會只有單一的聲音。
攝影／陳怡瑄

李卓穎表示，他想要探討的不只是蘇州文人的在地論要對抗明朝官方的正統論，而是這些文人在歷史書寫中所展開的對話與深沉討論。他說：「百餘年前蘇州的遭遇也就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仍然實存於蘇州士人所處的當時生活世界中。換言之，那不是一個往事，而是在舉目可見的地景差異中，仍持續不斷喚起蘇州人記憶的沉重創傷。」

強調朱元璋有仁心、而張士誠僅有玉帛子女之貪求的《續綱目》範式，並不能為蘇州當時的處境提供任何可資參照的解脫之道，因此，祝允明和陸容解釋了蘇州人何以感念張士誠的原因，黃暐展現了張士誠非以脅迫而得到了蘇州人民的擁戴。這些蘇州文人委婉地提出一項訴求：朱元璋取得了蘇州之後，應該要實現「居民晏然」的承諾，以符合其有天命而以王者自居的宣稱，而非以重賦的報復或移民填實京師的懲罰對待蘇州人民。

李卓穎強調，這一套另類書寫範式，彰顯了即使到明代中葉，蘇州仍處於百餘年前的創傷陰影之中。蘇州士人和張士誠之間的關係，並非通盤一致的，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透過書寫產生的。

明朝中葉的蘇州士人藉由召喚張士誠的記憶，以及其中豐沛的感情，表達了對元明易代的見解，也陳述了他們對明朝政府措施的異見。李卓穎進一步補充，人們該學習以更寬大的心智去理解多樣性的可貴，若僅以單方面主張的正確否定別人，壓制他者正確的可能性，如此標準化、單一性很容易窄縮了我們對他人、對世界的認識。

歷史沒有斬釘截鐵的定論，時代也不會有一個確然無疑義的定位，必須在不同意見碰撞中，持續產生意義的更新。換位思考是比較合適的態度，可以讓人對自身立場有警覺性，不會一味固守於自我認同的經營。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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