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爆發性的突破，成為每天的焦點新聞，但你我可能被光鮮亮麗的技術所吸引，卻忽略背後所潛藏的問題。

AI像極了雙面刃，儘管增加了生產效率，卻也成為有心人的犯案與擴張權力的工具。另外，AI還暗藏失業、擴大貧富差距等隱憂，各國專家學者無不呼籲立法監理AI的發展，才不會讓科技成為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為此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彭松嶽，長時間探查AI應用與社會間的關係，期待科技應用得以真正幫助到人們，而不是加劇落差、誤會。

AI是面放大社會樣貌的凸透鏡？！

「AI成為反射特定族群、地區觀點的凸透鏡，對你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彭松嶽提醒說。AI依賴大數據，不但未能反射客觀、真實，更可能只反映一小部分社會樣貌，因此，更像是面凸透鏡，如果人們不假懷疑的相信，可能會扭曲對世界的認知、價值觀。

AI是一面反映真實的鏡子？還是放大特定族群樣貌的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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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是副帶有顏色的鏡片，還可能放大數據背後多數人的偏見。」彭松嶽擔憂地說。人們在收集數據的過程，本身就是權力結構的展現，他繼續解釋：「想要收集一地居民資料或民調數據，就需要大量系統、訪員、分析人員、執行機構等，都須花費大筆資金，因此，數據絕對不是隨意產生，是帶有目的性的。」

「收集人員」與收集對象是誰，是屬於哪些族裔、性別或社會階層；如何決定收集哪些數據，如何定義使用的變項；「機構」為政府，還是民間企業；「挹注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哪一種意識形態。在這些基礎上所誕生的數據與AI，是否客觀，又或者強化了某些意識型態，都值得你我深思。

另外，你知道AI恐怕沒辦法減輕人們工作量，還可能成為增加勞工壓力的高科技工具嗎？因為AI在乎「如何再提高產能、效率」，而非人們存在的價值，以「外送員」工作內容為例，他們的時間、地點、休息乃至收單條件，都被後臺嚴加管控，如果政府沒有及時調整，將可能對職業安全、工時產生（如搶單、趕餐導致意外等）負面影響。

AI數據下的性別、區域偏見

數據偏見在「性別議題」上又特別明顯，重點在於數據是如何被蒐集的？以過去調查量表設計為例，性別欄位僅設定「男／女」，缺乏多元性別光譜設計，導致AI無法完全認識、理解性別的全貌，進而強化特定性別沙文主義。

AI所分析應用的「數據」，到底如何蒐集而來？包含甚麼調查單位、是否為隨機樣本、問卷如何發等，甚至後面的意識形態，都是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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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偏見在「性別議題」上又特別明顯，重點在於數據是如何被蒐集的？以過去調查量表設計為例，性別欄位僅設定「男／女」，缺乏多元性別光譜設計，導致AI無法完全認識、理解性別的全貌，進而強化特定性別沙文主義。

例如過去亞馬遜（Amazon）公司曾使用AI來篩選履歷，原先期待提升招聘效率，但系統卻選擇排除絕大多數女性。背後原因在於過去公司的訓練數據，都是男性居多，所以AI系統便主動判定女性能力不好，或者偏執地認定男性對公司有較高效益，如何避免人們因為複製數據，而加劇偏見，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看到各種民調、流量分析、環境調查等，背後其實大有玄機。一般人並不會想到數據收集帶著什麼目的？以及哪些人口特徵應該被記錄，又或者收集數據的感應器(監視器、科學儀器等)被放置在何處，蒐集時間在什麼時候。這些看似瑣碎的問題，卻深刻影響數據的最終面貌，例如：觀測的儀器、監視器被放置在富裕區域，還是貧困地區，背後又基於甚麼目的，會造成哪些社會後果等。

「數據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地區、性別及族群等重要議題，如果我們將其視為『看不見』地帶，進而選擇忽略，便會重塑人們對某些地區、國家和族群的觀感，甚至影響到政策制定者的最終決策。」彭松嶽提醒說。所以你我能做的，是適時監督、注意任何國家、企業與組織收集數據時的方式與過程。

因此，部分倡議者認為建置AI時，應考慮性別、種族、階級、身體狀況等多重因素，然後在數據庫中擴大相關參數，才能讓社會邊緣群體被看見，AI也能做出細致、全面且妥善的判斷。

亞洲智慧城市的關鍵：當地社會結構

近來AI廣泛應用在生活、工作的大小層面，尤其在全球大城市裡的應用，更是各國政府極為關注的議題。

令彭松嶽感到訝異的，是各國對於智慧城市的想像、AI運用，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例如：部分城市專注公開數據如何改善交通問題，開發出預測公車到點的程式；還有些城市則著重於如何提升城市美感，進而邀請藝術家在街頭上的設施進行裝飾美化，再透過科技達成線上、線下串聯，強化社區間的連結。

AI智慧城市是什麼？各國政府都發揮了創意在作夢，其中亞洲智慧城市發展經常貼合當地社會結構之上，與當地歷史背景、人口結構有著莫大關聯，彭松嶽分析日本的橫濱市發現：

日本因面臨長期經濟衰退，同時遇上嚴峻高齡化、少子化等挑戰，以及311大地震、福島核災等天災衝擊，日本政府於2014年提出「地方創生」，期待透過強化地方發展，修正東京都會區一極集中、地方人口流失等問題。

橫濱市在「地方創生」的基礎上，建造許多具備智慧設備的實驗性住宅，社區內部可透過系統，詳細監測內部水、電、食物等資源的使用情況，再給出建議、調整，還有無人巴士等服務。彭松嶽分析說：「橫濱著眼於長期復興和社會改革的路徑，不單是AI技術應用，更是獨特的案例。」橫濱市貼緊當地社會需求，應用科技來對城市進行有序管理，不止留住年輕就業人口，也吸引大量國際人才。

日本橫濱市，在日本2014「地方創生」政策概念下，從當地歷史背景、人口結構著手，因應高齡化、年輕人口外流等挑戰，應用AI對城市進行有效且有序管理，除留住年輕就業人口，也吸引大量國際人才。
圖片來源／Unsplash

至於作為臺灣首善之都—臺北市智慧城市如何發展，又有什麼內涵？彭松嶽指出，臺北市的演進大致與全球趨勢相近，像是早期Wi-Fi等基礎建設，或是近年來強調運用科技來強化公民參與、以及自下而上（bottom-up）的機制，鼓勵市民與民間私人組織提出市政建議，及解決方案。

不過彭松嶽也觀察到，儘管臺北市政府強調公民參與及自下而上的創新，但實際參與的多數是具有商業或技術背景、研究人員(包括智庫法人)，而非普通市民。這種情況，主要歸因於技術與參與機制設計的限制，當市民提案轉變成專案時，便會遇上卡關問題，無法發揮實質貢獻。所以公民從提案到專案，要如何確保市民、技術專家、公務體系雙方得以溝通，是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歐美智慧城市的新創基因

我們將智慧城市的視角由亞洲轉向歐美，一座城市得完善、創新地運用AI外，如何能吸引全世界懂得「作夢」的IT人才前來，更是關鍵，例如愛爾蘭採取稅收優惠等方式，讓智慧城市成為跨國科技公司進入歐美的門戶，藉此敞開大門匯集了世界各地的IT人才。

城市裡最為人熟知的為「黑客松（hackathon）」，又稱程式設計馬拉松。黑客松一開始為公司內部推動創意激盪的方法，後來演變成跨地域的大型活動，讓世界各地懷抱創意的人們都可來此提案，豐富了人們對城市的各種想像。黑客松時間通常數小時到幾天，是一項以「創新為根本」的活動，期間沒有任何限制，IT工程師、圖形設計師與專案經理合作，透過創意碰撞，編寫出一個個特定專案。「在酒吧裡所寫出的程式碼，也能在一夕間改變了科技界！」是對科技人風靡黑客松的寫照。

此外比較亞洲和歐美的智慧城市，也能發現黑客松文化讓歐美趨於開放創新，政府、科技公司更針對極具創意的團隊進行輔導，讓創新點子得以真正落地商轉，為改善都市生活、環境盡一份力。

彭松嶽提醒，人們得該好好監督、注意任何國家、組織收集和使用數據時的方式，也時刻反思AI所帶來的利弊。
攝影／W. Xiang

AI迅速發展下，從亞洲到歐美各國都有其因應之道，人們無數的想像、創意跟著美夢成真，但怎麼做才能維持「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美好想像？彭松嶽提醒，人們應拆解、認識背後的權力運作模式，並時刻反思AI所帶來的利與弊，才能避免成為脫韁野馬，反過頭來束縛了對人性的重視與同情。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彭松嶽（2020-2022）。AI城市在東亞。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彭松嶽（2020）。運算都市生活：數據實踐與日常生活的轉化。新聞學研究，(145)，19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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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COVID-19）之後，至今許多人仍然心有餘悸。直至現在COVID-19雖然減弱，但仍未消失，那段期間的防疫措施，讓有些人養成了出外帶口罩的自我防護習慣。不過傳染疾病一直存在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若是每個人都能夠獲取即時地圖資訊──看到哪些地方「較為壅塞」，對於一般民眾選擇移動路徑，是否能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呢？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溫在弘說：「世人對於地理學常有刻板印象的誤解，被認為只是繪製與描述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的學科，較無法應用於解決實務問題。不過，事實可不是如此。」

溫在弘將地理環境資源科學研究結合大數據分析，詳載了病原體活動的地理途徑，冀望進行預測而提前預警。
攝影／陳怡瑄

傳染疾病從哪裡來？又會去哪裡？

「我很早就想組建一種地圖數據分析的系統，來觀察與分析疾病擴散的傳染途徑。」作為臺灣「地理空間流行病學」領域的先驅者之一，溫在弘提到他博士班就讀時期，受到現代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1813-1858）結合地理學和流行病學的霍亂研究啟發，但當時在臺灣還沒有人從地理空間角度看待流行疾病。「醫學地理學的研究在那個時候還很新，地理系較少涉及公共衛生跨域整合的學習資源，我到公衛系去，公衛系又缺乏地理資訊分析的相關理論與應用技術，所以我當時就決定踏上了這個跨學科領域之中。」

1850年代之前，世人覺得霍亂的傳播原因是人們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氣，而約翰‧斯諾應用統計學對應倫敦西敏市的地圖，發現霍亂大多集中於抽水機旁，進一步推敲水質和霍亂個案的聯繫。

此地圖描繪了約翰‧斯諾在1854年繪製的地圖，其中黑點為倫敦霍亂疫情中的霍亂死亡病例。
圖片來源／wiki

除了約翰‧斯諾研究的啟發，有趣的是，讓溫在弘懷抱研究興趣的居然是一款「模擬城市」的電腦遊戲。模擬城市（SimCity）是1989年發行的模擬經營類遊戲，玩家要建立並開發城市，同時維持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讓更多人口移入，並提升市民的幸福度。在這個遊戲裡面，為了讓玩家直觀了解市民的需求，提供了許多數據和圖表，如電力供應程度、空汙指數、交通壅塞程度、人口密集和生活需求等等，讓玩家在辨識圖表之後，做出相對應的遊戲策略。

他打趣地說道：「模擬城市這個遊戲真是太有趣了！遊戲的圖表上會顯示哪裡有什麼問題，例如這個區域空汙研究，或是那個區域有傳染病擴散，然後再想辦法處理。當時我一邊玩，就一邊想，如果這些圖表能夠實際運用在現實上，不就可以更快的應對或避險了嗎？這也是我們團隊希望看到的最終呈現，藉由許多數據的收集，提供一個可以預測整個城市的發展動態的系統。」

模擬城市遊戲中的數據分析功能，讓溫在弘思考，該如何讓這些技術應用於現實中的疾病傳播預測？
圖片來源／wiki。圖為2007年的遊戲畫面。

疫情監測平臺與風險視覺化

溫在弘深受啟發，經過數十載的研究，他建構了「時空演算法」，是一個以大數據為基底處理的模型。意在收集、分析與預測疾病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做為預防流行疾病的有效工具，為公衛和防疫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前景。

時隔多年，到2015年時，高雄、臺南再次爆發登革熱疫情並隨即快速擴散，給數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沈重的負擔。這場疫情不僅僅是醫療系統的巨大考驗，也引發了對公共衛生政策的重新思考。

「當時，大家著重於討論如何分析與預測登革熱疫情，但那可是一大難題。」溫在弘闡述，找到病蚊的棲息地和病毒擴散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就需要涉及各種氣象資訊、環境生態、地理與社會行為科學等不同尺度的變項，會讓數據模型更為複雜化。

因此，溫在弘團對研發的「時空演算法」，透過政府開放資料平臺取得歷年登革熱病例的發病時間與地點資訊，利用機器學習方式，辨識疫情群聚演化的動態進程，包括成長、縮小、分裂、合併、出現與消失等型態，發展了具有時空特性的疫情擴散演算法。這一演算法不僅能預測疫情爆發的潛在熱區，並且能夠幫助政府掌握和控制疫情。

登革熱地理擴散模式（2015年高雄疫情）展示。
影片來源／溫在弘提供

溫在弘說：「我們將感染者群聚的範圍稱之為熱區。它會類似細胞一樣，隨著時間改變，可能變得越來越大，甚至有可能進行分裂。我們可以找到哪個地方正在爆發、擴散，或者已被控制，從而提前進行示警或介入策略。」這就是時空演算法納入空間與時間的變化，而提供當局和使用者疾病擴散的狀況。

利用歷年登革熱疫情流行的數據，從而開發演算法程式與分析模組的建立。目前這個演算法，已經整合到臺灣疾管署疫情中心的內部資訊分析平臺，也曾被國衛院應用於分析2023年臺南市登革熱爆發的擴散分析。在國際上，亦被瑞士日內瓦大學醫院的研究團隊採用，並應用於2020年COVID-19爆發時的疫情分析。

2015年登革熱疫情在高雄、臺南擴散，也是溫在弘首度將「時空演算法」進行實際運用。系統運作方式可參考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nZnbLKSTw
攝影／陳怡瑄

「時空演算法系統」的運用和國際化

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疾病傳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各國之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變得很重要。然而，由於臺灣未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無法參與WHO的決策和信息分享，這讓臺灣在應對全球疫情時遭遇很多麻煩。

「由於無法參與WHO的即時數據分享，臺灣在應對全球疫情時常常無法及時獲取最新的疾病資訊，這對於我們的疫情預測和防控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挑戰。」然而，臺灣的學者不懼艱難，積極尋找替代方案和方法來彌補這一不足。

溫在弘和他的團隊彙整不同來源的資料集，涵蓋疫情擴散的各種面向。包括：ProMED系統的疾病資料和COVID-19全球病例、衛星遙測影像（氣象環境與植被特徵）、社群媒體上一般民眾的討論資料、交通運輸資料（航空網絡資料、陸上移動運輸相關資料）以及人口移動資料等等。

「ProMED是一個公開的新興疾病和爆發報告系統，每天發布大約13條疾病資訊，覆蓋超過185個國家。我們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衛星影像分析，從各種資料中提取有用的資訊。」從ProMED的報告文章、衛星影像和社交媒體文章中，溫在弘團隊可以找到病例的時間和地點、環境因素和輿論聲量等信息。衛星影像還能幫助他們觀察環境的變化，比如地表溫度和植被覆蓋程度。

舉個例子，2019年底傳染性很強的COVID-19在全球快速傳播，儘管初期有很多症狀不明顯的感染者。為了應對這一威脅，許多國家停止國際航班，全球航空業受到嚴重影響。2020年3月，全球航班量下降了89%。雖然邊境設置了溫度感應器，但由於無法檢測到潛伏期患者，疫情仍然快速蔓延。

溫在弘團隊彙整機場與航班資料之後，開發了全球機場疫情風險評估分析平臺，以及個人化的即時機場風險手機App，這些系統工具能幫助政府和民眾了解當前疫情和機場風險的情況。針對跨國商務旅客和返國民眾，他們還開發了一個可以離線使用的機場風險評估App，幫助旅客評估目的地風險，規劃低風險的航段。

全球機場疫情即時風險評估分析平臺實際介面操作展示。
影片來源／溫在弘提供

由於人口高度聚集的大都會是疫情爆發流行的高風險地區，因此在評估都市防疫韌性方面，溫在弘團隊透過深入分析都市交通往來流動數據，更好地評估風險並優化醫療資源分配，並發展出防疫分區演算法。有別於傳統的防疫分區通常以行政區劃為基礎，溫在弘指出，生活圈規模的大小是較佳的防疫分區單位，不僅可以讓防疫的人力物力等資源挹注在較明確的範圍內，又可以減少大規模城市封鎖造成的社會恐慌和經濟損失，同時也是具有最好的遏止疫情擴散能力。

該系統的成功應用，使得溫在弘團隊在媒體上受到了廣泛關注和報導。同時，溫在弘也不忘初衷，他強調將繼續深化研究，進一步優化系統，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興傳染病挑戰。「我們的目標是持續發展地理資訊分析方法，為全球公共衛生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援，讓每個人都能夠更好地應對未來新興疫情的挑戰。」他充滿信心地展望未來。

採訪撰文／吳景濱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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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段時間，「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店舖」是臺灣許多創業者的夢想。

零售業既可能是實體上的街角小賣店、百貨公司裡的精品專櫃或占地廣大的連鎖量販店、大賣場，抑或是網路上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的網拍電商。

疫情的這段期間，零售業更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們可能逐漸習慣這樣的場景：步行五分鐘前往量販店，第一照面便是新鮮的蔬菜水果，醬料在食用油旁邊一櫃，而要想找牛奶則必須繞到後面的冷藏區……。

商品的擺放位置、相對關係、採買鋪貨以及「我這間店要供應哪些商品」等，都屬於零售業經營課題的一部分，而這些課題涵蓋的考量，遠比表面上更加複雜。

商品的擺放位置、相對關係和採買鋪貨有著一定的技巧和規律。
圖片來源／unsplash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副教授，透過統計、計量經濟、電腦模擬，分析研究零售業的交易數據和資訊，提出「存貨效率和營運績效的關係並非線性，有一個關鍵轉折點」的重要概念。

不過，數據分析可以改變零售商的經營管理模式嗎？

最出名的故事，是美國超商經過數據分析，赫然發現每到周末或廉價之前，啤酒與尿布銷量有正向關聯，經過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周末連假之前，球迷會在採買尿布時，順便為了球賽買啤酒。這提供了零售商準備尿布之時，不忘也要進啤酒類商品的建議。

商品都能「剛剛好」多好！

以採購策略來說，一般店家的架上，至少會有數十樣到上千樣的商品。但是，該如何預估未來的銷售走勢，決定每樣商品的採購數量？又該如何決定採購哪些商品呢？

諸如每年新春的新裝上市、冬至寒冬架上恰恰好僅剩最後幾盒湯圓、疫情陰霾之下設立防疫消毒藥水口罩專區、抑或是颱風夜之前連續補貨的泡麵和罐頭……在有限的倉儲空間與採買資源底下，應付隨時多變的顧客需求，是零售通路經營的商機與挑戰。

「實體零售在意的問題，就是在對的時間、把對的產品、放在對的位置。」莊皓鈞研究零售產業的起點，主要都與實務需求有關。零售業經營層面上需要解決的主要課題，至少就包括定價策略、採購決策、商品搭配、員工角色等。

而莊皓鈞針對零售業需求，數據分析有關「精實存貨」（inventory leanness）的決策，是否存在著關鍵轉折點？

莊皓鈞針對零售業需求數據分析，了解有關「精實存貨」的決策，存在關鍵轉折點。
攝影／陳怡瑄

「精實」的概念，主要出自於製造業的代表廠商豐田汽車 （Toyota） 自二戰後追求生產效率的管理方式。豐田汽車在生產線上盡可能減少產品、零件的存貨，避免資源浪費。衍生至今，也有許多零售商極力追求精實存貨，以降低營運成本。國外有許多大型零售廠商如沃爾瑪 （Walmart）、傑西潘尼（JCPenney） 就採取了精實存貨的模式。

「實際上，」莊皓鈞說：「過往零售商進行精實存貨，於營運表現會有哪些影響，缺乏明確研究結論。」於是他透過 2000至2013年北美跨類別零售商的財報數據，試圖了解精實存貨如何影響經營效率。

精實存貨的關鍵轉折點

莊皓鈞強調：「對零售業來說，賺取利潤最基本的操作，就是要在越短的時間內，賣出越多的商品。理論上，要盡可能增加商品的流動性，加強存貨周轉率（Inventory Turnover），即是『精實存貨』的主要精神。」莊皓鈞進而以「營運效率」與「存貨精實指標」互相比較，了解其關係。

不夠賣或是賣不夠，對零售業經營者來說都是難處。
繪圖／李昀

營運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是零售商運用勞動力與資本創造利潤的效率，做為零售商的績效與獲利的指標。營運效率越高，代表公司越能用更少的成本，賺到更多的錢，是各行各業追求的目的。

而判斷精實存貨的程度，則採用「存貨精實指標」。莊皓鈞由傳統的存貨周轉率額外考慮經濟規模和各行業的狀態。當存貨周轉率越高，代表零售商可以更快賣掉手邊的庫存，再進下一批貨物。

不過莊皓鈞說明道：「周轉率的高或低並非絕對，和零售商種類、營業規模有關，如生鮮超市與藥妝店，或是小雜貨店與量販店的周轉率就大不相同。」因此需依不同業別與營業規模調整存貨周轉率的估計，即為「存貨精實指標」。

最終的分析結果顯示，存貨精實程度和營運的效率有著倒 U 型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過猶不及」。

抓住最高的營運效率

甚麼是過猶不及呢？莊皓鈞笑說：「我相信每個零售商的最大目標，都希望消費者來到店裡，想要什麼都可以買得到。但這需要一定的庫存空間。」

舉例來說，平常街角的便利商店除了提供每天需要的報紙雜誌、飲料、便當、零食，也會提供生活用品，如果撤除了平常乏人問津的文具、輕便雨衣、免洗衣物；又或者太過精簡空間，無法供應冬至有大量需求的湯圓。在成本上雖然可節約存貨成本，卻導致沒能賺取到應得的生意，在經營上不見得划算。

「這個取捨的過程，對於資深的經理人來說應該是滿直覺的：做不夠不好，做過頭也不好。」莊皓鈞說明，過去的一些實證資料顯示，存貨周轉率與銷售增長率存在正相關的關係。

但也有一些分析指出，減少存貨可能造成缺貨、顧客無法獲得所需的品項，而減少潛在的銷售機會。另外，零售商往往也需要準備一定的存貨量，以應對零售環境如客戶需求的快速變化。

莊皓鈞解釋：「由經營策略的角度，提高庫存水位除了採購上較能議價壓低進貨成本，也有機會以廣告或折扣等行銷方式提高客戶的購買意願。因此存貨精實並非『精實還要再精實』，就能達到最佳的營利成果。」

實踐存貨精實的好處，主要對於大型零售業較為明顯，對於小型零售商反而容易適得其反。
圖片來源／unsplash

莊皓鈞仔細分析，實踐存貨精實的好處，主要對於大型零售業較為明顯，對於小型零售商反而容易適得其反。像是路邊雜貨店與量販店相較，後者較容易獲得存貨精實的好處，而不致影響獲利。

這是因為除了存貨精實與營運效率之間的關係，莊皓鈞還發現有其他兩個因子，會影響倒U型轉折點出現：公司的規模大小，以及本身所面臨的需求變動性（demand uncertainty）。

他說：「當零售商的需求變動性越大，存貨精實反而對獲利效率有一定的妨礙。」如生鮮超市的貨品品項和需求，都會隨每周的節慶發生突然性的變化，其需求變動性就較高；相對來說，如藥妝店的需求變化可能只有冬季、夏季的分別，需求變化性小，比較容易規劃存貨精實，並獲得好的回饋。

這樣的結果無論公司大小、產業類別都有類似的結論。莊皓鈞表示：「這個數據主要根據公司的財務報表做出統計，顧問公司或是經理人可藉此將自身的營運數字與相關同業做比較，了解目前的經營狀況屬於怎樣的表現，又應該如何持續優化、維持競爭性。」

經理人有許多決策需要進行，可藉由數學模型加以協助。
圖片來源／unsplash

雖然說啤酒與尿布的故事，本身介於都市傳說或行銷話術之間，但仍可以一窺以數據協助決策的概念。莊皓鈞提到經理人有許多決策需要進行，而其中很多決定都可以藉由數學模型加以協助。

莊皓鈞將數學模型視為相關經營決策的參考工具，是為了省時省力找出更準確卻又更簡單快速的策略方針：「模型可以提供一個理想上可以達到的狀況，可以將之當作參考基準 （benchmark），來設計一些比較簡單的規則與做法。」

現今的零售業正面臨許多轉型與挑戰，展望未來可能的發展，莊皓鈞舉例說，之前有許多零售商嘗試引入無人商店的概念，以AI人工智慧控制存貨，但從結果來看都黯然收場。他進而認為，零售商應該最佳化，而非最大化員工的產值，才是未來零售業發展的決勝點。

採訪撰文／陳亭瑋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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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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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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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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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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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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