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的臺灣漢人大多是從中國移民過來墾荒，但臺灣的土地是可以隨隨便便開墾的嗎？

更何況，當時的清政府對於臺灣──尤其是漢人──是非常猜疑的，甚至提出幾項政策為了阻擾漢人拓墾定居。

李文良將過往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以清代留存的契約文獻為本，再從整個時代背景、政策、臺灣社會的特質，翔實呈現出當時漢人是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用盡法門，從清朝種種掣肘漢人發展的制度下，取得土地控制權，發展出臺灣獨特的社會樣貌。

李文良30多年來深入研究清代臺灣的農墾、地權和契約問題。
攝影／陳怡瑄

「有土斯有財」，華人土地觀念在臺灣

1644年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取代漢人為主的明朝，成為中國的新興政權。明朝滅亡後，1661年，效忠南明的鄭成功率軍從福建出發，攻打當時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的臺灣，並於1662年建立了反清復明的根據地。一直到1683年，清廷由施琅領軍，擊敗明鄭勢力，成為清帝國的疆域範圍。

對於清帝國來說，在臺灣的漢人比中國的漢人還要晚歸附清廷，甚至隨同「偽」明鄭政權危亂沿海20餘年，因此清廷起初對臺灣的漢人是不信任的。

「明鄭剛來臺時因欠缺足夠的糧食也無力支應大筆軍費，只好將軍隊轉為屯墾自養。他們所開墾的土地，因為不用課稅，也就沒有登記在政府的田土稅收帳冊上。」李文良說，例如現今臺南新營、高雄左營等地方。清領之後，那些明鄭軍屯的營盤田就大都為當時武官們所圈佔。

而文官得想辦法補足需要上繳給中央的地方稅額，於是與武官爭地。面對武力、財力俱足的勢大武官，文官並非毫無辦法，他們找了另一尊大神──大清皇帝──入關時頒行的「請墾制度」作為依憑，終於壓制攻臺武官的氣焰。

「請墾制度是清朝為了從戰亂中恢復生產與社會秩序所推行，其中規定只要是無主荒地，人民就可以向地方縣官申請開墾權，一旦開發完成，官方派人測量，規定稅額後，就能成為墾地者的財產。」

傳統中國的田土登記通常只有應稅田園，沒有「荒地」帳冊，所以「荒地」便是田園以外的範圍。「同理，臺灣的荒地是非『民地』或非『番地』。」李文良指出，康熙年間臺灣地方官府核准百姓墾荒的關鍵，在於確認申請標地的荒地是否「無礙民番」，官方請在地熟番或漢民頭人出面勘查，具保切結無誤後便核發墾證。因此這個「請墾制度」有一個問題，即便是有主田地，只要說是荒地就能夠請墾、掌握土地。

於是，17世紀末的文獻出現「全臺皆荒地」的奇異現象，為了擴張財政收入的地方官員，開始大量核准墾荒的申請。促成土地自由買賣市場的活絡，人民也逐漸擁有自有土地的民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由於全臺皆荒地，屯墾移民的人口逐漸增多，過去有學者發現清初之前，駐臺官員積極招墾，並非如許多人認知的「消極治臺」。不過這段積極招民拓墾政策，在康熙54年（1715年）發生劇變。

康熙初年，臺灣地方官員多有勸墾、招墾等措施，但在康熙中葉之後，荒地大量流失，漢人在臺勢力越來越大，觸動清廷敏感神經。所以李文良說：「臺灣漢人有叛逆前科，在康熙皇帝嚴厲指示下，之前漢人可以以荒地名義合法請墾的模式，在54年之後朝廷和省府積極查禁，已難以施行。」

自此，荒地變為番地、番地地權屬於熟番，漢人想要拓墾就必須取得業主──也就是熟番的同意，而且還要凸顯熟番主動招墾的自主意願。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與熟番聯盟的清朝政策，在臺漢民為了獲取土地資源，所以改用另一種名目：與熟番合作，土地業主是熟番，漢人轉為租佃者身分。

至於要怎麼樣確保土地買賣是有法律效用呢？自然就需要契約了。最為人所知的便是「新港文書」。

乾隆53年（1788年）新港文書雙語契約書。
圖片來源／文化部典藏網

荷蘭時代時雖已在其主要統治的南臺灣發展出來以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的文字系統，但要到清朝時，才因為土地買賣而擴大使用在契約中。李文良從現存可辨識年代的新港文書中，進一步認為此類文件集中在乾隆朝的1740年至1780年代，反映的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及番界整備措施。

「新港文書內容大多是原住民作為賣方立據，交由買方漢人留存。與其說契約是為了保障原民，倒不如說確保漢人在清朝『護番政策』下從原民手中獲得土地的合法性。在這樣的土地交易加入原住民語，是為了強調熟番賣地的自主意願，契約是憑據也是漢佃的保障。」

新港文書與土地交易

過去大多數人以為新港文書所立契約，是印象中樸素憨厚形象的原住民，為保自身權益避免欺瞞的行為。但李文良爬梳現存契約文字，分析立書人角色和契約內文，發現可能並非如此。

「首先，參與立約者大多沒有漢佃及其代表，立約者也是在社內擁有行政職銜的原民。文件頭尾的用字、口氣更像是賣方將內部會議後之結論，以切結的方式交付給買方收執。」李文良以「康熙60年下淡水社文書」為例，詳細分析道：「我們還可以在文書中看到例如『倘日後番民仍行弊端，任憑佃人執字鳴官究治』等保證，而且文書記載了原住民曾經爭奪訴訟漢佃土地的事件，讀來更像是『過去曾犯下這種事，今後引以為戒』的聲明，並非以原民為主體的描述方式。」

李文良認為，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背景與其說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明教化與原民地權，倒不如說是清朝國家的番地保護政策以及漢人的契約文化影響下，所產生獨特的買賣方式。
攝影／陳怡瑄

無論是中南部的新港文書，還是北部蓋手印方式簽訂的土地契約，均為清代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因國家政策之猜疑排擠，必須依賴當地原民，更需要明文保證獲取土地之正當性避免後續爭議，而發展出來的特殊契約慣習。

「因此新港文書在嘉慶年間以後卻突然消失，原因大概也就不會是傳統研究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更有可能的是，統治者的『熟番地權』保護政策有了新的制度變化，覬覦原住民地權的漢人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辦法。」李文良表示，那便是19世紀的「番屯制度」及在其基礎上生長出來的「隘墾」。

番屯制度

1721年（康熙60年）鎮壓南臺灣的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為防漢人勢力往山區擴大，在西部平原沿山地帶以碑石設立番界。到乾隆時期擴張為實體防衛工程，各地陸續建有如隘口、望樓、隘寮、隘望樓等多樣的整體邊防設施。

李文良說：「番界以外是生番，指的是不受清廷控制的原住民，以內的是與朝廷合作的熟番。熟番能夠到番界外打獵，甚至可以主張地權。無論是權利和生活空間都大於漢人。」

1790年（乾隆55年）林爽文事件後，清廷施行番屯制度。將已開發但違法的界外地區，直接轉成合法的屯地，但收入用以供養地方武力，仍無需上繳稅賦給帝國。堪為「熟番保護政策」的高峰。

「乾隆嘉慶年間的番屯制度並非清政府針對臺灣所發明，當時帝國西南邊陲如雲南、貴州也都有類似邊區屯制，以應對18世紀下半葉因移民開發熱潮，而引發的普遍性資源競爭、族群衝突及社會動亂。」過去許多研究，常將這種非帝國正式武力的興起連結到晚清軍閥的地方軍事化。

但李文良指出：「番屯制度的出現，起初是為了藉由土地租稅贍養一支地方控制的武力，然而頒行後，演變出漢民以守隘之由就可以從官府取得界外地墾權的隘墾制度，也就是隘從原先的防亂作用，變成了獲得土地合法權的最好藉口。重要的是原本應該要供給國家的土地稅收，轉為地方官員或豪紳控制的經常性地租，這得以解釋為何地方持續開發，國家的正式稅收卻長期停滯。」

《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帶領讀者一齊理解國家治理和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
攝影／陳怡瑄

開發史＝地方史嗎？

中央希望以原民制漢、地方實際上卻普遍存在漢人藉原民之名開發的情況，幾乎貫徹整個18世紀。到19世紀的番屯、隘墾，更在近山邊區發展出由地方豪強收取地租以贍養民間武力的特殊地帶。從中也可以看到儘管上有政策，中央政府極力想要控制漢人的發展，但漢人為求溫飽，往往能夠鑽營出應變之道。

李文良帶我們再看臺灣的案例：直到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才明令廢除番界，國家和軍隊積極介入。並且要遲至1886年臺灣建省之後，才正式將屯、隘至下的土地收益轉為國家正供稅入。

而能夠清楚說明土地開發和歷次轉手的土地產權證明，在沒有翔實地權管理制度的清政府下，契約為社會運用，維持日常運作，官府也藉以處理紛爭。就連1895年日本到臺灣，也是透過民間留存的龐大契約，而不是官府檔冊，來確認土地所有，進一步將產權與土地管理過度到近代。

至此，李文良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墾戶向官府合法請得墾照後，逐漸形成村落和社會，也就成為那個地方的歷史。但真是這樣嗎？這樣的地方史僅能說是基於官方墾照的合法歷史，不見得是真正的地方史。我們要釐清現存地方歷史的內在架構和意識形態，才有可能重新改寫。」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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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荒誕！對吧？

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臺灣在清代時期，曾經有過一種買賣風俗──「甲方跟乙方買土地，但經過一段時日後，乙方本人或其子孫找上門來，向甲方本人或子孫說還要索取一筆錢。」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古慧雯說：「這種長期的存在的社會風俗在當時叫做『找洗』。從我們──尤其經濟學者的思維來看，這簡直不可思議！經濟學的基礎假設人是理性的，找洗這種完全不合理的經濟行為，引發了我強烈的好奇心和研究興趣。」

清代治理下的臺灣，出現一種賣方售出土地後、眼見土地價格上漲，遂找買方要求再多付一筆錢、近乎勒索行為卻總能成功、名為「找洗」的怪奇現象。圖為光緒年間的田契影本。
圖片來源／翻攝自《大甲東西社古文書集》，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2003。

銀貨兩訖後，焉有事後再找上門的道理？

古慧雯正色說：「過去已經有許多找洗的研究，對於為何會產生這項經濟活動，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認為買方同情賣方，所以願意再給錢。但我怎麼想都覺得這個因素不可能，舉個例子好了，我們走在路上看見乞討的人，願意掏腰包，但不會給了好心錢以後，還跟他要一張簽名蓋章的契約吧？可是當時的賣方會簽好找洗契約，而且買方一定妥善留存，這裡就有了買方預期賣方又會再回來的心理準備。」

找洗契約的內容通常是賣方表明是自己很可憐、悲慘，甚至會直言自己是無恥之輩，還保證絕不會再來找洗的承諾，並會不斷強調買方是大好人，把自己的姿態降得很低，做足各種不再滋擾的保證，但很多例子是二度甚至更多次的找洗實例。

例如清同治11年（1872年）有陳宇、陳俊兄弟將鄰近陳家的一塊水田賣給了林吉成，契約文字載明：「……當日三面言定，時值賣價佛銀壹佰玖拾大員正，銀契即日仝中色現兩相交收足訖，隨即將此水田、竹木、菓子照界踏面交付買主林吉成觀前去掌管，任從起耕出贌、收租抵利，永遠為業。一賣千休，價足業盡，宇等及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洗貼、滋事。……」（編譯：當天雙方達成共識，以190大員，當即完成銀契的交收，水田、竹木、果樹按照界限劃定，轉交給買主林吉成負責管理。他可以自由種植、收租，永遠經營此地。一旦完成交易，不得反悔，價格足以結清一切，未來子孫不得提及贖回、糾紛、擾亂事宜。）

結果呢，過了4年，賣方陳家就請中間人出面說：「但今家中貧困，衣食不周，無奈托中向原銀主懇出佛銀伍大元正，……嗣後亦不敢別生枝節（編譯：之後不會再來糾纏了）。」

古慧雯持續追查，赫然看到5年後，林吉成將田產以佛銀300大元的價格賣給了鄭有撥。賣後3年，輪到林吉成說自己「家事清淡，費用不敷」，希望鄭有撥念在姻親的份上，資助10大員。同時也立誓「以後斷不敢再言洗貼等端，口恐無憑，合立找洗銀字一紙」。

如果將兩次土地交易與其後的找洗一併觀察，不難發現林吉成在9年之間，藉由買賣土地轉手的差額獲利率為58%（190元買入、300元賣出），很難想像會有所謂的「家事清淡」。因此除了「賣方貧窮說」，另外一種解釋是「地價上漲說」。

找洗和地價的關聯

「如果單純只是因為賣方陷於困窘，找洗應是隨機事件，與地價的變動互相獨立。」古慧雯進一步解釋：「但我們從不同時段找洗與買賣契約的比例，觀察了找洗頻率在時間上的變化。再由買賣契約計算出清代臺灣土地價格的時間數列資料。最後合併前兩項資料進行加權的迴歸分析，我們發現找洗頻率隨著臺灣土地價格的上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古慧雯統整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歷年各類找洗契約的件數。
圖表資料引用自古慧雯〈找洗之研究〉，2010。繪製／Livegap Charts

古慧雯表示，清代臺灣找洗頻率的變動與土地價格的變動方式完全吻合，找洗的直接原因即是地價上漲，殆無可疑，絕不是買方同情賣方貧窮的原因。

儘管這波地價上漲潮到了1840至1850年代，忽然有了回跌的現象。古慧雯認為可能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港，東南亞國家的稻米能夠方便、迅速地輸入中國，供輸環境的劇烈變化，重擊了臺灣米銷往中國的售價，也造成臺灣水田價格的下跌，找洗的風氣也隨之大減。

她直白地說道：「找洗對於買方可以說是不定時炸彈，即使賣方生前沒來找洗也不代表就沒事了，因為他的後代有可能會來。而且荒唐的事，就算自己在世時未被找洗，子孫後代卻仍可能受糾纏。找洗是清代臺灣土地買賣所隱藏的交易成本。」

然而地價上漲也是買方的事，賣方有什麼憑藉，能夠一而再地賣後再索討錢財呢？更重要的是，為何買方會願意付錢呢？

古慧雯解說道：「找洗不是偶發特例，而是社會常見現象。如今能夠看到最早的紀錄是在明朝時期的中國，甚至在民國初期都還可見得。臺灣則在清朝時普遍存在，直到日治時才消失。最離譜的是，當買方不干其擾或不願再給錢的時候，自然會發生爭執，甚至大打出手，鬧進衙門，也就留下判決書。從資料上看，清朝官府較多偏向找洗方，也就是賣方，還有直接對買方施以懲罰的審判。」

鄉親的力量

雖然清朝在《大清律例》之中明令禁止找洗，但在淡新檔案中，古慧雯發現兩造對簿公堂後，普遍來說縣官很少會對找洗者治罪，大多由當地公親鄉里調解。少部分更有找洗者敗訴、被衙門施以懲戒的案例。

古慧雯提出推論：「清朝治臺可說是無所作為，公共事務或工程幾乎付之闕如，基本上就是靠民間的通力合作，地方上所有人都要緊密團結，家族更是最重要的運作單位，造橋、鋪路、救濟等等的，都要依賴彼此，少了一個人就是少了一分力。」

假設今天有外來者到村莊要落地生根，剛好家裡因種種變故缺錢，不得不賣地給他，這不只是單純的買賣而已，還牽涉到親友鄰里，因為土地是相連的，在明確畫下的邊界周遭，就可能是同一家族人的土地。問題就來了，這個外來者可以信賴嗎？他願意為了公共利益捐錢、出力嗎？

古慧雯表示，愈深入爬梳資料，愈覺得這樣的經濟活動，完全是謎團。
攝影／陳怡瑄

古慧雯爬梳史料後統整，發現賣方若具有一些談判環境上的優勢條件，找洗成功的機會便較大：「如果賣方有家族成員是買方的鄰居，找洗會較易發生，應該是買方多一層鄰居的壓力，便較易屈服。此外，如果賣方家族在當地經營世代較為久遠，也較易發生找洗。我們猜測在地歷史較長的賣方會有較佳的人際網絡，容易找到對其有利又具份量的公親。」

講得白一點，鄉里親人大家都是一夥的，所以會聚合起來確保地方的安定和平穩。在此脈絡下，找洗雖然是一種乞討行為，但其背後藏著很複雜的社會和族群運作，以至於找洗有恐嚇勒索取財的效力。所以，不是買方想付錢，而是在各種生存壓力下，不得不付。

古慧雯直言：「找洗是特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的奇異產物，現階段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是幾乎看不到的。」至於為何到日治時，找洗就消失了呢？日治是已經系統化的政府，不管是警察、衛生、土地登記或司法制度等，都建立得清清楚楚，投入公共工常的建設，不管是質或量都高於清廷太多；而清朝則是毫無系統，或說是多系統並行，即便有法令頒布，但平民百姓往往各行其是，因此最後就是比力量，看誰的人脈、親友多。清代臺灣有許多械鬥事件的發生，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

當地價上漲時，可能會激發找洗活動，可被視為對不動產買家進行土地投資的所得進行課稅的經濟活動，這將抑制買方的投資動機，找洗也就更不具有效率性。然而，即便如此，清代的官府仍經常無視法律約束，經常偏向對找洗者有利的判決，這無疑進一步助長了找洗風氣。直至日本時代，臺灣成為法治社會，找洗活動才逐漸式微。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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