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儘管一些重要場合如結婚、祭奠、拜神等等還會用到古禮，「禮學」卻是很少人感興趣的學問。一來古禮的年代太久遠，很多器物、儀式、制度都極難考察，而且大多數禮儀現代人早已不用；二來，五四學者主張「禮教吃人」，僵化的禮制規範，是戕害人性、階級壓迫、性別歧視的源頭，應該被時代淘汰，使得人們對「禮」敬而遠之。

但成大中文系林素娟認為，「禮」其實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比如我跟你相處的時候，該怎麼講話、怎麼行動，我們內心都有一把尺。」她解釋：「這把尺是有共同的默契和常識性的。這麼做大家會感覺很好，就是『有禮』；不這麼做就會破壞默契，會『失禮』而冒犯別人。」現代人雖然少用古禮，還是天天要「以禮相待」，而「禮」正是讓人們用良好方式相處的尺度。

不過林素娟也坦承：「我開始研究禮學，是因為覺得古禮中有很多對女性的不公平主張，讓我想要一探當初如此制定的原因。」不過愈是深入研究，林素娟就愈發現，禮並不是一套繁文耨節，或壓迫人的規矩，而是一種藉著「物」與天地溝通、與人相處，以及自我修養的「美學」。

「禮」是一種「感應」的方式

早期統治者注重禮，因為禮可以與神溝通。通過神聖儀式，獲得天的授權，才可以成為合法治理天下的「天子」。對其間所使用的「音樂」，更是講究。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春秋晚期《鈕鐘》。

關於「禮」的由來，林素娟說：「禮的部首是『示』，『曲』是盛著玉器用以獻神，『豆』是祭祀的禮器，都跟敬神有關。也有人說玉器底下是鼓，在重大儀式中打鼓奏樂，可以溝通四方的神明。禮最初的精神，就是敬事神明。」

早期的統治者都很注重禮，因為禮可以與神溝通。人通過神聖儀式，獲得天的授權，才可以成為合法治理天下的「天子」。天子又通過禮來與天神感應，了解怎樣治理百姓，才能代天「牧養」人民。

而奏樂又能帶來和諧的力量。《禮記》中有一篇專談音樂的〈樂記〉，就主張「樂」的「中和」：在執行禮儀時奏樂，樂聲過高或過低，粗濁或不協調，都會傷及人與萬物；能與天地萬物相應，就是「中和」，使人與萬物得到安養。天地和諧，萬物才能各自成長。治理國家的天子，也必須找到中和之道，以牧養百姓。因此禮也涵蓋了治國愛民的思想。

隨著時代發展，不但天子要與上天感應，一些智慧超凡的人，也想要與天溝通，思考救世之道。學者余英時（1930—2021）提出，在春秋晚期，如：孔子、老子、孟子這些智者，將透過儀式與天溝通的古禮，轉化成用「心」與天溝通的方法，於是發展出「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修身理論。

林素娟認為，「禮」的內涵是「感應（affection）」：「感應來自於情動力，情動力就是身心的感受和回應能力。人與人相處，我體驗你會有怎樣的感覺，而感同身受，你的回應讓我確信、或修正我的心態和言行，我們的交往就從這裡開始。沒有禮，我們無法交往。有些人有情感，但表達得很醜，禮可以讓我們用不傷人的方式來表達情感，使我們與自己、他人、社會有和諧的互動關係。」

人與人之間溝通，人與天地溝通，甚至與萬物溝通，都需要這種感應力，才能達到最美好的境地。因此禮的內容涵蓋宗教、政治、人倫與修身，是古人賴以生存的根本。

「備物」是連結關係的過程

「禮」的溝通需要感應力，而透過「備物」，可以表達情感與心意。

我們要跟一個人培養感情，往往透過送禮來傳達心意；跟鬼神溝通，也需要「備物」。古時祭天，必須準備「太牢」（牛、羊和豬三牲），表達最高的敬意。一般人祭神，也通常會準備鮮花素果、諸多供品，來表達對神的尊敬。

林素娟指出，在這些儀式中，最重要的不是擺設如何，準備的東西夠不夠豐盛，或是物件該擺單數或雙數之類的細節，而是準備過程中的感情興發和轉化。

「像是我的某個重要的家人過世了，到了某個日子，就要準備東西去拜他。我在準備的過程中就會思考：他生前喜歡甚麼？需要甚麼？有甚麼是我跟他共同的記憶？待會見到他要說些甚麼？在備物的過程中，就實踐了對他的思念。」

鬼神看不見、摸不著，唯有通過備物，才能與之溝通。備物正是重溫感情的過程。祭祀一定要備物，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填補某種生命的缺憾，或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遺憾。

這個過程中，就會經驗「體物」──透過我們的身心，去感覺此物，而有情意性的體會。此物與其他物都不一樣，因為它跟我在乎的某個人、某件事是一體的。它不再是外在之物，而是與我的生命緊密結合。

比如東漢明帝（西元28年—75年）是個孝子，在祭拜母親時，就去她的陵園，擺放她使用過的銅鏡、梳子等等，自己在那邊撫摸那些東西，與母親說話。在過程中，不但完成了與亡者的溝通，療癒了自己的哀痛，更讓母親一直與自己親近、連結。

東漢明帝祭拜母親時，不忘在她的陵前，擺放曾使用過的銅鏡、梳子，透過撫摸那些東西、與母親說話，療癒內心哀痛。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就是為甚麼古人非常重視祭禮。林素娟說明：「祭禮能讓家人每年都回到親人過世的這個時間點，雖然它曾經是破裂的點，但藉由備物、祭拜，睹物思人，重新連結與亡者的感情，他就會永遠存在我們心中。如果沒有儀式，只是放在心裡想念，很容易就會忘懷了。」

「象徵」能表達情感與意義

「物」之所以能有感應的力量，還在於它的「象徵」意義。

比如齋戒、祭祀會使用各種「玉」，玉象徵天地最純粹的精華，是敬獻給神明的最高禮敬。人們透過獻玉，感受它的聲氣，也可以淨化體氣，轉變心性，並體悟天道，於是達到與天人合一的效果。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不同的象徵，會有不同感受。林素娟舉例：「春天時桃花開了，這是隆冬之後生命的綻放，給人一種生命誕生、喜氣洋洋的感覺，所以古人用桃花象徵愛情、婚禮。但在臺灣，桃花不是到處可見的東西，我們對『桃之夭夭』的意象，就沒那麼強烈的感受了。」

文化風土，生命經驗，或特殊的教化，是象徵的靈魂。有相同靈魂體驗的人，看到相同的「物」，就會被調動同樣的情感，感受此徵象所要傳達的秘密。

臺灣傳統婚嫁習俗，女方在歸寧時，娘家會準備「帶路雞」給男方，象徵夫妻能白頭偕老、子孫綿延。而收到帶路雞的夫家能感受到祝福，是因為閩南語「雞」與「家」相近，由此而理解媳婦能「起家」（勤勞持家，使家道興旺）的意義。

但也有人表示反對。林素娟笑道：「以前有一位老人家跟我說：你知道為甚麼現在離婚率這麼高嗎？因為古時的婚嫁是送『雁』，雁飛在天上很有秩序，像一個『人』形，又是候鳥，象徵堅貞、心中只有一人。但雞是會亂倫的動物啊！」

可見不同的文化背景，對象徵會有不同的體會。林素娟認為，最重要還是使用的群體有共識和共感，不能用同一套文化語言來解釋不同群體的象徵。畢竟人對象徵的感受，深受他所身處的文化情境影響。禮儀還是要以「適宜」為本。

「禮」須要融入現世

現代社會情境已然大異，許多古禮已格格不入。古時嚴格的男女規定，在現代男女平等的時代，已不合時宜。古時四代同堂，現在卻是自立門戶、散居各地。尤其當前臺灣的生育率非常低，根據內政部調查，全國人有一半是獨居者，與古代一家人緊密連結、親情溫暖，簡直天差地遠。加上現代人生活忙碌，要像古人那樣，花很多時間和功夫守「禮」，是非常困難的。

「像電影【父後七日】，就在反諷臺灣喪事」，林素娟解說：「主角們辦理喪禮，忙得應接不暇，到了晚上只好互相嘲弄『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喪禮結束後，女主角搭飛機出國，在離開故土的班機上，喪禮的繁瑣事務終於過去，情感沈澱下來，哀傷才得以釋放。在一剎那想到爸爸真的過世了，才真正感受到深刻的哀傷襲來。

林素娟嘆道：「喪禮本該是處理哀傷的，但如果很冗長，要遵守的禁忌又太繁瑣，容易變成應合社會期待，卻來不及照顧內心的感受，甚至造成親人的壓力與家族的不和諧。這樣反而失去了喪禮原初『安撫哀傷』和『重新調整親族關係』的功能。」

所幸近年來許多禮學專家已致力於禮儀改革，精簡過去禮儀，調整其中的性別地位，使之符合現代人需求。政府也在法律上做各種調整和改革。使禮法能適宜於當代人的情感和生活需求，如此才能真正安頓人心。

雖然許多古禮已不合時宜，但林素娟認為，禮學中還是有很多如何待人、體物的智慧，能幫助我們建立跟世界的關係。例如：《禮記》中的〈樂記〉講人的慾望應如何調和，〈月令〉講人如何回應天地四時的節氣變化，〈曲禮〉講各種情境下合宜的言行舉止等等，依然是現代人可以非常受用的學問。

「人是精微善感的動物，要對事物有感覺，不能麻木不仁。學『禮』的意義，是對天地萬物能有精微的感受，讓自己的身心、自己與他人，以及身處的世界都變得更豐富而美好。」林素娟所謂「禮之美學」，精神就在於此。

林素娟認為，禮學蘊含眾多待人、體物的智慧，幫助你我建立跟世界的關係。而學「禮」，能讓人對天地萬物有更精微的感受，讓自己，以及身處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素娟。（2017）。自然風土、文化象徵與倫理生活-由身體感與象徵分類探討先秦兩漢禮儀中的體物與身心轉化工夫。國科會研究計畫。
林素娟。（2016）。禮與形名-以先秦典籍及出土文獻探討戰國時期儒家之形德、名禮、刑名思想。國科會研究計畫。
林素娟。（2012）。祭禮儀式中的象徵、隱喻及其展現的氣氛、身體與教化課題－以三禮書為探討核心。國科會研究計畫。
林素娟。（2010）。先秦至漢代血液信仰、血氣觀於宗教祭祀、身體觀及性別論述上的表現。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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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妙芬原本就讀清大物理系，由於對人文學科的喜愛和關懷，她經常到臺大中文系聽課，後來乾脆插班考上大學部，碩班還做了宋明理學研究。理學家們對「成聖」的追求，以及他們曾出入佛教和道教，卻始終堅持自己是儒者，這種近乎宗教式的執著，讓身為基督徒的她深感好奇。
攝影／林俊孝 

古代中國是宗法社會，「孝道」是社會和政治的核心價值，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真理；而《孝經》據說是孔子所述，因此在歷代一直深受重視。不但被列入十三經，唐朝之後更是科舉考試書籍。

在歷史上，人們對待、閱讀《孝經》的方式非常多元。《孝經》是教「孝」的經典，連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間教派都非常重視。這本書除了受到儒家和官方的崇奉，在民間也被神聖化，發展到後來，不但有人相信它可以祈雨、治病，甚至因為「天和人是大父母與子女」的信念，而相信孝的「心法」可以使人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這麼重要的一本書，在明代卻沒落了，讓許多士人非常憂心，發起了復興《孝經》的運動。為何會有這樣的演變？為何《孝經》在明代受到這般重視？這是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妙芬在《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一書中，所探討的議題。

儒家為何要祭拜聖賢？

宋明理學相信天理內在於人性，並主張人應當在人倫日常中，通過孝弟等倫理實踐，成為聖人。圖為孔子將釋迦牟尼遞予老子。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宋明的儒學家，相信天理內在於人性，主張人應當通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等日常的倫理實踐，成為聖人。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提倡「心即理」、「致良知」，弟子眾多，造成「心學」盛行。當時大多數儒者都有學聖、成聖的渴望，不但日常處事、操守處處學聖，甚至文獻中也多有記載聖賢之靈來到夢中啟迪的故事。比如：魏象樞（1617-1687）曾經夢到子思、孟子來指點學說精義；方良永（1461-1527）夢見朱熹要他好好學習；涂宗濬（1550-1621）夢到孔子教他《大學》，醒來之後，不但洞悉《大學》古意，連術數、兵陣之學都有所長進。

明代人尊敬儒家聖賢，不但士大夫、儒生在孔廟、鄉賢祠、學校和書院施行祭拜儀式，一般民間宗教也會奉祀，供百姓膜拜；或者轉變成行業神來祭祀，如：算盤業、說書業、教育業拜孔子，刻字業拜朱熹等等。

除了這些公共場合，士人也會在家裡敬拜聖賢。像老師去世後，奉祀其畫像、肖像（甚至外出時把塑像帶在身邊，按時禮拜），還有些則是為了立志學習聖賢而拜，如：清代讀書人勞史（1655-1713）因讀到《近思錄》深受感動，便在家中設香案，拜朱熹為師；清初的著名易學家刁包（1603-1669）讀《高子遺書》，感服高攀瓏的學問，於是設位祭拜。

呂妙芬解釋：「明清不少士人相信聖人的神靈不散，且聖人之心充滿宇宙、無所不在，真心學聖的人，就可以跟聖賢互相感通，即使不倚賴特定儀式也做得到。」

這樣的信仰，或多或少受佛、道影響，使得原本相對比較人文化的儒家，增添許多宗教氣息。這類具宗教性的儒學（或民間儒教）在明清時期日益普遍。民間儒教通常都有融會三教、相信人格神的特色，也十分重視孝道，許多關於《孝經》的靈驗故事，都與這樣的宗教信仰有關。

《孝經》的沒落與復興

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在唐朝原本是科舉考試的必考書目，但宋朝歷經王安石變法後，將之排除在科舉之外，連重要的儒學家（如朱熹）也懷疑《孝經》是否真為聖人所著，使它在士人圈中被邊緣化，淪為「蒙書」（兒童啟蒙讀物）。

然而即便在蒙書市場，《孝經》也命運坎坷，一來難以跟《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這些更適合小孩閱讀的讀物競爭，二來又不像《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孝順事實》具故事性且生動感人，所以到了晚明，閱讀率更為低靡，幾乎快被世人所遺忘。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明儒對於這個現象相當憂慮，紛紛起身提倡《孝經》。這與當時地方宗族社會及心學的興盛有關。呂妙芬說：「心學家認為『孝』就是良知，儒家的聖賢都是孝子，所以對《孝經》又特別重視。」他們甚至主張《孝經》貫通六經大旨，是一切德性、教化的基礎，因此在儒書中最為重要。

於是從晚明到清初，不斷有士人上疏請朝廷重視《孝經》、歸回科舉考試書目。明朝儒學家們還大量蒐集、考訂《孝經》的各種版本，如：朱鴻的《孝經總類》、江元祚的《孝經大全》、呂維祺的《孝經大全》等，加以論述、出版推廣。在各種層面上，展開了《孝經》的復興運動。

《孝經》的神奇妙用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一直是百姓的共同願望，圖中一人乘龍由天而降，為祈雨降福的情狀。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朝李公麟《為霖圖》。局部。

根據歷史文獻可發現，明人認為《孝經》不但有很重要的政教功能，而且孝德可以感通神明，產生神奇的作用。

這一類《孝經》靈驗的故事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有不少記載，例如，南朝文人徐份（549-570），父親病重，藥石罔效，他燒香涕泣，跪誦《孝經》三天三夜，父親的病竟豁然而愈。晚明時又出現不少靈驗的故事，虞淳熙（1553-1621）還蒐集編成《孝經集靈》。晚明也有以《孝經》祈雨的事例，如廣東旱災，府縣祈雨無效，就請了孝德著稱的潘平格（1610-1677）過來。潘平格登臺伏地，在烈日中誦唸《孝經》，登時「大雨如注」。

《孝經》可以祈雨、治病，這與道士的法術簡直沒甚麼兩樣了。呂妙芬表示：「許多明清儒者對《孝經》思想和實踐，受到佛、道很大的影響，往往帶有很強烈的宗教性。」

這樣的宗教性，不僅是一種靈驗現象，而且成為思想哲學。比如明朝士大夫虞淳熙認為，「孝」生天、生地、生人，是宇宙創生的源頭，不僅是子女對待父母應有的態度，更是所有自然與人事的應然規範。聖賢之學的要旨就是孝，因此他以孝為基準，規劃出古代聖賢代代相傳的學統圖。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至於要怎樣修成聖賢呢？虞淳熙認為能以「至孝」感通神明，就是最高境界，人人心中有良知，只要透過愛敬的「全孝心法」，齋戒修心，就可以成為聖賢！

明朝文人楊起元（1547-1599）的〈誦孝經觀〉，則是融合佛教的觀想、道教修持、以及泰州學派思想的儀式。儀式開始，先對北方朝拜，然後進入觀想。首先要觀想回到孩提時期，與父母最自然天成的愛親之情；接著要觀想回到呱呱墜地時的光景；最後，要觀想回到母胎中，與母親共同呼吸的光景。

為甚麼要這麼做呢？楊起元認為回到孩提時期，便沒有太多思慮跟私慾，最不虛偽、也最接近人的本來面目；其次，呱呱墜地時對母親的愛，是最自然天成、無私無偽的愛，因此〈誦孝經觀〉的第一步，就是要帶人回到自己良知的本來面目。

至於回想母胎光景，則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完全依存於母親，而母親的呼吸又與天地之氣相貫通，因此自己的存在，可以往上層層推想，推到始祖，再推到天地大父母，而與「太虛」、「大化」合一。

楊起元認為回到孩提時期，便沒有太多思慮跟私慾，最不虛偽、也最接近人的本來面目，這是〈誦孝經觀〉的第一步。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元朝趙孟頫《書畫孝經》。局部。

這種實踐，明顯與佛教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的內容、或道教「胎息法」的修練工夫有關，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但觀想的內容與思想，仍是以王陽明的良知學為基礎。因此最後〈誦孝經觀〉仍引導觀想者把自己想像成曾子，在孔子旁邊服侍，聽他傳授孝道。結束的讚語，也讓人體悟自己是聖學傳承的一份子，要達到儒家「明明德於天下」的理想。

由於士人的各種努力，以及社會對孝道與《孝經》的重視，因此到了清朝，順治皇帝終於將之重新納入科舉考試。《孝經》的影響力也一直延續到清末。

真假！？儒學跟天主教曾有過對話？

由《孝經》的復興運動、論述與實踐活動可知，明清儒者深受佛道的影響，發展出儒學獨特的宗教性。天主教耶穌會士晚明來到中國，不僅回應了儒學對於孝道的重視，也深入與中國傳統三教進行對話。呂妙芬認為，天主教對當時的儒學，應有相當的衝擊。

天主教的漢語文獻，如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天主實義》、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的《靈言蠡勺》、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性學觕述》等，都以儒學的人性論語言和概念，來轉譯天主教的哲學。當時的士人正在反省修正宋明理學、佛教、道教，這些外來的思想，應提供了不少思想的養分。

「天主教進入中國後，不斷進行儒、耶之間的轉譯，期間所產生的思想激盪，都值得我們重視、反思。」呂妙芬認為，這種對話有如一股暗流，不容易辨識或論證，比如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帶入中國的上帝觀、「個體不朽」靈魂觀，都是中國本土沒有的概念；而他們批評宋明理學的鬼神觀、生死觀等，是否引發後續中國士人的討論？是否影響中國人的思考？都值得更多深入仔細的探討。

呂妙芬認為，天主教與清代儒學的對話，對思想史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值得更多深入仔細的探討。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呂妙芬（2002-2004）。明代學術思想 明代學術思想研究計劃–《孝經》與晚明文化1/3-3/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呂妙芬（2005-2007）。轉型中明清學術思想研究–明清政治文化中的孝經論述及相關實踐(Ⅰ-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呂妙芬（2008）。孝治天下：孝經與明清的政治與文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呂妙芬（2017）。《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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