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爆發性的突破，成為每天的焦點新聞，但你我可能被光鮮亮麗的技術所吸引，卻忽略背後所潛藏的問題。

AI像極了雙面刃，儘管增加了生產效率，卻也成為有心人的犯案與擴張權力的工具。另外，AI還暗藏失業、擴大貧富差距等隱憂，各國專家學者無不呼籲立法監理AI的發展，才不會讓科技成為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為此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彭松嶽，長時間探查AI應用與社會間的關係，期待科技應用得以真正幫助到人們，而不是加劇落差、誤會。

AI是面放大社會樣貌的凸透鏡？！

「AI成為反射特定族群、地區觀點的凸透鏡，對你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彭松嶽提醒說。AI依賴大數據，不但未能反射客觀、真實，更可能只反映一小部分社會樣貌，因此，更像是面凸透鏡，如果人們不假懷疑的相信，可能會扭曲對世界的認知、價值觀。

AI是一面反映真實的鏡子？還是放大特定族群樣貌的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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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是副帶有顏色的鏡片，還可能放大數據背後多數人的偏見。」彭松嶽擔憂地說。人們在收集數據的過程，本身就是權力結構的展現，他繼續解釋：「想要收集一地居民資料或民調數據，就需要大量系統、訪員、分析人員、執行機構等，都須花費大筆資金，因此，數據絕對不是隨意產生，是帶有目的性的。」

「收集人員」與收集對象是誰，是屬於哪些族裔、性別或社會階層；如何決定收集哪些數據，如何定義使用的變項；「機構」為政府，還是民間企業；「挹注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哪一種意識形態。在這些基礎上所誕生的數據與AI，是否客觀，又或者強化了某些意識型態，都值得你我深思。

另外，你知道AI恐怕沒辦法減輕人們工作量，還可能成為增加勞工壓力的高科技工具嗎？因為AI在乎「如何再提高產能、效率」，而非人們存在的價值，以「外送員」工作內容為例，他們的時間、地點、休息乃至收單條件，都被後臺嚴加管控，如果政府沒有及時調整，將可能對職業安全、工時產生（如搶單、趕餐導致意外等）負面影響。

AI數據下的性別、區域偏見

數據偏見在「性別議題」上又特別明顯，重點在於數據是如何被蒐集的？以過去調查量表設計為例，性別欄位僅設定「男／女」，缺乏多元性別光譜設計，導致AI無法完全認識、理解性別的全貌，進而強化特定性別沙文主義。

AI所分析應用的「數據」，到底如何蒐集而來？包含甚麼調查單位、是否為隨機樣本、問卷如何發等，甚至後面的意識形態，都是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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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偏見在「性別議題」上又特別明顯，重點在於數據是如何被蒐集的？以過去調查量表設計為例，性別欄位僅設定「男／女」，缺乏多元性別光譜設計，導致AI無法完全認識、理解性別的全貌，進而強化特定性別沙文主義。

例如過去亞馬遜（Amazon）公司曾使用AI來篩選履歷，原先期待提升招聘效率，但系統卻選擇排除絕大多數女性。背後原因在於過去公司的訓練數據，都是男性居多，所以AI系統便主動判定女性能力不好，或者偏執地認定男性對公司有較高效益，如何避免人們因為複製數據，而加劇偏見，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看到各種民調、流量分析、環境調查等，背後其實大有玄機。一般人並不會想到數據收集帶著什麼目的？以及哪些人口特徵應該被記錄，又或者收集數據的感應器(監視器、科學儀器等)被放置在何處，蒐集時間在什麼時候。這些看似瑣碎的問題，卻深刻影響數據的最終面貌，例如：觀測的儀器、監視器被放置在富裕區域，還是貧困地區，背後又基於甚麼目的，會造成哪些社會後果等。

「數據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地區、性別及族群等重要議題，如果我們將其視為『看不見』地帶，進而選擇忽略，便會重塑人們對某些地區、國家和族群的觀感，甚至影響到政策制定者的最終決策。」彭松嶽提醒說。所以你我能做的，是適時監督、注意任何國家、企業與組織收集數據時的方式與過程。

因此，部分倡議者認為建置AI時，應考慮性別、種族、階級、身體狀況等多重因素，然後在數據庫中擴大相關參數，才能讓社會邊緣群體被看見，AI也能做出細致、全面且妥善的判斷。

亞洲智慧城市的關鍵：當地社會結構

近來AI廣泛應用在生活、工作的大小層面，尤其在全球大城市裡的應用，更是各國政府極為關注的議題。

令彭松嶽感到訝異的，是各國對於智慧城市的想像、AI運用，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例如：部分城市專注公開數據如何改善交通問題，開發出預測公車到點的程式；還有些城市則著重於如何提升城市美感，進而邀請藝術家在街頭上的設施進行裝飾美化，再透過科技達成線上、線下串聯，強化社區間的連結。

AI智慧城市是什麼？各國政府都發揮了創意在作夢，其中亞洲智慧城市發展經常貼合當地社會結構之上，與當地歷史背景、人口結構有著莫大關聯，彭松嶽分析日本的橫濱市發現：

日本因面臨長期經濟衰退，同時遇上嚴峻高齡化、少子化等挑戰，以及311大地震、福島核災等天災衝擊，日本政府於2014年提出「地方創生」，期待透過強化地方發展，修正東京都會區一極集中、地方人口流失等問題。

橫濱市在「地方創生」的基礎上，建造許多具備智慧設備的實驗性住宅，社區內部可透過系統，詳細監測內部水、電、食物等資源的使用情況，再給出建議、調整，還有無人巴士等服務。彭松嶽分析說：「橫濱著眼於長期復興和社會改革的路徑，不單是AI技術應用，更是獨特的案例。」橫濱市貼緊當地社會需求，應用科技來對城市進行有序管理，不止留住年輕就業人口，也吸引大量國際人才。

日本橫濱市，在日本2014「地方創生」政策概念下，從當地歷史背景、人口結構著手，因應高齡化、年輕人口外流等挑戰，應用AI對城市進行有效且有序管理，除留住年輕就業人口，也吸引大量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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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作為臺灣首善之都—臺北市智慧城市如何發展，又有什麼內涵？彭松嶽指出，臺北市的演進大致與全球趨勢相近，像是早期Wi-Fi等基礎建設，或是近年來強調運用科技來強化公民參與、以及自下而上（bottom-up）的機制，鼓勵市民與民間私人組織提出市政建議，及解決方案。

不過彭松嶽也觀察到，儘管臺北市政府強調公民參與及自下而上的創新，但實際參與的多數是具有商業或技術背景、研究人員(包括智庫法人)，而非普通市民。這種情況，主要歸因於技術與參與機制設計的限制，當市民提案轉變成專案時，便會遇上卡關問題，無法發揮實質貢獻。所以公民從提案到專案，要如何確保市民、技術專家、公務體系雙方得以溝通，是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歐美智慧城市的新創基因

我們將智慧城市的視角由亞洲轉向歐美，一座城市得完善、創新地運用AI外，如何能吸引全世界懂得「作夢」的IT人才前來，更是關鍵，例如愛爾蘭採取稅收優惠等方式，讓智慧城市成為跨國科技公司進入歐美的門戶，藉此敞開大門匯集了世界各地的IT人才。

城市裡最為人熟知的為「黑客松（hackathon）」，又稱程式設計馬拉松。黑客松一開始為公司內部推動創意激盪的方法，後來演變成跨地域的大型活動，讓世界各地懷抱創意的人們都可來此提案，豐富了人們對城市的各種想像。黑客松時間通常數小時到幾天，是一項以「創新為根本」的活動，期間沒有任何限制，IT工程師、圖形設計師與專案經理合作，透過創意碰撞，編寫出一個個特定專案。「在酒吧裡所寫出的程式碼，也能在一夕間改變了科技界！」是對科技人風靡黑客松的寫照。

此外比較亞洲和歐美的智慧城市，也能發現黑客松文化讓歐美趨於開放創新，政府、科技公司更針對極具創意的團隊進行輔導，讓創新點子得以真正落地商轉，為改善都市生活、環境盡一份力。

彭松嶽提醒，人們得該好好監督、注意任何國家、組織收集和使用數據時的方式，也時刻反思AI所帶來的利弊。
攝影／W. Xiang

AI迅速發展下，從亞洲到歐美各國都有其因應之道，人們無數的想像、創意跟著美夢成真，但怎麼做才能維持「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美好想像？彭松嶽提醒，人們應拆解、認識背後的權力運作模式，並時刻反思AI所帶來的利與弊，才能避免成為脫韁野馬，反過頭來束縛了對人性的重視與同情。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彭松嶽（2020-2022）。AI城市在東亞。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彭松嶽（2020）。運算都市生活：數據實踐與日常生活的轉化。新聞學研究，(145)，19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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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你會想到什麼？鐵路、火車、煤炭、瓦特與蒸汽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鑑慧心目中，漫步田野的牛羊、奮力拉車的馬匹，同樣是對人類工業發展與城市打造卓具貢獻，卻又最被忽略的「隱形功臣」。

關注動保議題的李鑑慧，研究主軸原先是在1820年代以降的英國，堪稱史上最早出現的動保運動浪潮。但在探索史料的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僅只是具有上對下的「保護」關係，而是更為多元與繁複。

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讓動物做主角，牠們怎樣影響，乃至牽動了人類的歷史發展？在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海裡游的萬千物種，如何共同造就人類今日的社會與文明？回過頭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又是怎麼看待與對待牠們，形塑其生命經驗？

牛羊作為「草料轉換器」，促成工業革命

一段不只有「人」的英國工業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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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不僅關乎「工業」。熟悉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會同意，英國工業之所以能順利興起，首先要拜一項關鍵前提所賜：傲人的農業。根據經濟史研究估計，英國19世紀中期的人均農業產量約為西歐國家的2倍，同時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卻持續下降。這是因為英格蘭當時盛行的混合式農業，是有機循環且有助產量提升的生產模式。

李鑑慧分析，農夫在種植作物之同時也飼育牛羊，一方面能產出肉品、毛皮、乳製品以供販賣，又可產生糞肥，滋養土地。換句話說，牛羊形同化身「草料轉換器」，透過進食草料，提供經濟產品與增加土地肥沃度，為英國農業產量帶來巨大貢獻。另外，日益改善的草料種類、牛羊品種，再加上工作效率遠大於牛耕的「馬耕」傳統，共同造就英國農業部門的亮眼表現，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更成功養活十九世紀激增的人口。

李鑑慧分析指出，不斷改良的草料、動物品種，加上「馬耕」的使用，提昇了英國農產量，才能從農地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並回應攀升糧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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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伴隨著人口高速成長。」李鑑慧說，「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憂心預估，英國持續激增的人口將使英國陷入貧窮與飢荒，因為緩慢增長的糧食生產將無法跟上迅速增長的人口。但事實證明，英國從未真正經歷這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馬匹」如何拉動工業化與都市化

工業發展的另一要素是「能源」。英國在深鑿技術問世後，大量進行地下礦坑的開採，以豐富煤礦資源供應工業化的燃料需求。然而，這段歷史不僅承載著礦工的辛酸血淚，更有著動物的勞力、犧牲。

採礦小馬（pit ponies）必須在狹小的坑道中穿梭，甚至長時間身處黑暗導致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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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礦區，馬匹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地面上，由馬匹推動各種工業化機具，也擔任起運輸工作；地面下蜿蜒狹小的坑道中，則有矮種的採礦小馬（pit ponies）日復一日穿梭其中，集中煤塊，終其一生不見天日。

李鑑慧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鐵路網絡迅速擴張，不過「蒸汽火車不但沒有取代傳統馬匹運輸，反而需求變得更大。」想像你走出當時英國的火車站，一整排馬車映入眼簾，等待乘客接駁轉乘各地；後來城市中甚至發展出「公共馬車」與「鋪軌公共馬車」，擔綱長程交通後的短程銜接，形同計程車和公車的前身。

鋪設鐵路、興建城市所需的建材與貨物運輸，更是少不了馬匹。同樣的，在蒸汽輪船被大幅運用前，馬匹也輔助水運，沿著運河水道拖曳載貨船隻，比起陸運能多拉動10倍以上的重量。

「以當時情況而言，部分酪農業者會把牛飼養在城市周邊，也不乏家戶經濟型態的養豬戶雜處於街區間。」李鑑慧笑著說，「再加上絡繹於途的趕集牛羊與無所不在的馬匹，19世紀的英國城市，充滿了動物氣味。」

或許跟你我想的很不一樣，19世紀的倫敦有著無數動物身影穿梭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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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動物轉向」，改寫人類中心的歷史

步入工業化社會，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其實並未擺脫對於動物的依賴。歷史從不僅僅是「人」的歷史，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觀看過去的視界，所有人類引以為傲的歷史發展，幾乎都能見到人類以外的動物身影。

人類社會始終與動物共營共存。動物史學期能打破以「人類中心」的歷史敘事，看見動物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貢獻與經驗。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受到上個世紀的動物解放運動影響，與近年「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所帶動的相關討論，西方史學界在過去10到20年間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旨在挑戰傳統「人類中心史觀」，將動物納入歷史敘事。

「動物於過往敘事中嚴重缺席，這也意味著動物史學仍大有可為，等待史家開疆闢土，為歷史提出新說。」由此意念出發，李鑑慧選擇重新述說「工業革命」的故事，別具指標性意義。

所謂「工業化」，常被想像成「人類」憑藉自身智能，征服並脫離「自然」的過程。工業代表人類的智慧、機械、科技、文明，與充滿野性的大自然、動植物等彼此對立。傳統史學對於文明的看法，也往往同樣落入這「自然／文明」對立的二元框架。「在這概念框架下，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動物歸於自然，進而將之排除於文明發展的故事之外。」

牠們的生命故事，和我們的一樣細膩且多面

人與動物的關係總存在「剝削」、「利用」等負面面向，但故事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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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動物在歷史中的角色，除了標舉牠們的功勳，也提醒人們，這個世界其實是由人類與萬物共同交纏共構，李鑑慧認為「動物生命經驗」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英國近代農業成就，背後有著過度餵食、品種競賽、牛羊生命只能在屠宰場告終等黑暗面；默默為城市交通運輸出力的馬匹，須忍受嘈雜環境、負重過大等嚴苛的工作條件；地底下的採礦小馬，不僅跟人類礦工共同承擔惡劣空氣品質、沼氣爆炸、乃至礦坑崩塌的風險，還時常受到粗暴的虐待霸凌，甚至因為一輩子待在地底坑道，缺乏感官刺激而導致失明。

從農業到工業，人與動物的關係似乎總存在「剝削」、「利用」的面向，不過在李鑑慧眼中，故事並非如此簡單。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逕行批判。整個人類社會對於動物而言確實是個駭人、龐大的壓迫體系，但這個故事已不出人意外。如果不去細究每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人獸關係，就會忽略我們跟動物之間還可能存在著照護、憐惜、責任等等，各式各樣可能的倫理關係。」

時代如何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從「徒步趕集」談起

1840年代前，英國普遍存在「趕集」現象。趕集人領著牛羊，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從蘇格蘭或威爾斯一路徒步前往英格蘭北部或更向南，長達500至800公里的路途，動物會碰到各式疑難雜症：一路上的乾草飼料怎麼來？如何跋山涉水？腳蹄斷掉的話怎麼辦？

深入研究趕集人與動物的互動，李鑑慧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照顧式」的情感關係：「漫長路程中，趕集人十分瞭解動物的需求，他們會順應動物的特質，不違逆其天性去驅趕脅迫。畢竟，唯有細心照顧，才能讓動物以最良好的身體狀態抵達目的地。」

舉例來說，若遇上一條淺淺的小河，趕集人不會讓牛上橋，而是選擇直接渡河，因為牛隻重量十足卻天生膽怯，經過木板橋面所發出的聲響可能會嚇到自己，四處逃竄。至於不諳水性的羊、豬，就必須上橋過河。

「研究到最後，我傾向肯定趕集人對動物的照護。」李鑑慧說，「反而在蒸汽火車與輪船降臨之後，缺乏了趕集人的照顧，動物直接被一群群塞進車廂、船艙，擁擠顛簸的路程，加上噪音與迅速移動，才對牠們造成最嚴重的恐懼和傷害。」

李鑑慧以傳統趕集與現代化運輸的對比，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與動物關係。相較於趕集人因應動物特質予以照護，蒸汽動力運輸對動物而言反而相對殘忍並遭詬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同樣道理，18、19世紀英國農場在飼育階段，由於尊重有機循環法則、動物天性，李鑑慧認為這段時期的動物經驗仍算相對正面。而如今科技進步不可同日而語，在密集式工廠化農業下，從育種、飼養到運輸等各環節，動物的生命受到更加全面且違逆其天性的控制、支配。曾存在於歷史中的人與動物互動模式，值得今日我們借鑑與反思。

動物史學無可避免的「跨域」需求

動物不會說話，該如何瞭解牠們的「經驗」？

李鑑慧坦言，即便研究歷史人物，史學家終究也不可能「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而是基於人與人的共通生理基礎、情感機制進行推論。這對動物當然不完全管用，「但是，動物並非不能被理解。」動物學、畜牧學、獸醫學、動物行為學（ethology）、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等學科一直以來嘗試瞭解動物的身體與心理運作，「研究動物史，就必須跨入這些領域尋覓指引，以便理解生物體在特定情境與狀態下的經驗與感受。」

動物史學家必須跨入動物行為學、畜牧學、動物福利科學等學科，才能瞭解動物所感受的真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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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勢必得突破傳統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領域二分法。缺少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知識，動物史研究者便不可能書寫完善的人與動物關係史。「如果歷史學家的使命是正確描繪過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關於這個世界完整的知識。」

距今200年前（1822年），英國通過全球第一個家畜保護法案。做為近代工業大國，英國雖在動物剝削上一馬當先，卻也在動物保護上不落人後，彷彿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變遷，都由英國先做了預演。

身在以臺灣史研究著名的成大歷史系，李鑑慧長年投入英國動物史研究，除了為臺灣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引入活水，更期許自己的研究成為史學新取徑的一個範例，帶來更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今臺灣民眾食用比例極高的豬隻，在歷史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以牛隻而非馬匹做為獸力主要來源的臺灣，曾如何在農業、養蚵業中，借用牠們力量，並形塑出哪些特殊人、動物間的互動模式與情感關係？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需要更多人加入，透過多物種敘事的寬闊框架，一起改寫人們所認識的過往世界。
攝影／W. Xiang

「納入動物之後的歷史會長怎樣？」李鑑慧說，「動物史學領域還有太多重要議題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一起透過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的寬闊框架，重新為這世界講述『不獨具人類的歷史』（the more-than-human histories）。」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鑑慧（2018-2019）。被遺忘的族群？英國工業革命的動物功臣與動物生命政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鑑慧（2020），〈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動物貢獻與生命經驗初探〉，《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57-109。
李鑑慧（2020），〈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253-264。
李鑑慧（2022），〈閾態中的人獸生命化成：英國近代農業中的徒步趕集（1700~1840）〉，《新史學》，33卷2期 (2022年6月)，頁191-255。
李鑑慧（2021），〈牛瘟、防疫與動物運輸改革：蒸汽動力時代下的動物移動經驗變遷〉，《世界歷史評論》，「歐亞歷史上的動物與人類專論」，8卷 3期 (2021)，頁13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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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我們腦海裡對「城市」及「農業耕作」的印象可能不太一樣。然而這樣的畫面，就出現在諾維拉‧卡本特（Novella Carpenter）的生活中。

回到城市

卡本特是嬉皮的孩子。小時候曾隨著家人在美國愛達荷州農場過著自給自足的農業生活，過去的經驗讓她在搬到奧克蘭後，嘗試於住宅後院廢棄或空地耕作，飼養雞、豬等家畜以作為晚餐的食物。作為嬉皮之子，她將目光放到城市社區裡因貧困所導致營養不良或糧食不足等食物主權問題：後院的收成不只留給自己，也分享給無家可歸的人，希望以此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各式糧食與社會不公等問題。父母輩沒有完成的反資本主義經濟理想，卡本特意圖在城市中實踐。而所有的行動與反思，都被她寫進《農場之城》（Farm City，暫譯）中。

《Farm City》，Novella Carpenter。
攝影／陳怡君

身為城市農民，卡本特在奧克蘭的耕作屬於「城市有機農業」的一種。長期研究美國有機農業的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周序樺提到，有機農業作為一種反工業農業（Industrial farming）的耕作方式，大約發跡於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因化學農藥與肥料對土地的汙染，英美科學家們對於土壤貧脊所帶來的體格虛弱等健康問題感到憂心，因此開始提倡各式「無毒」的耕作型態。到了六、七〇年代，嬉皮透過回歸田野與自然抵制資本主義經濟，認為身體與精神的健康同樣重要。二十一世紀前後，有機農業以嶄新之姿在城市再現，除了延續一貫的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企圖回應能源危機與氣候變遷等問題，嘗試城市耕作的可能。

事實上，在城市耕作並非近年首見。古希臘羅馬及中國，皆有曾於城市種植的紀錄。二十世紀上半葉，因一戰二戰時糧食缺乏，美國政府也曾鼓勵民眾在自家空間栽種及飼養家畜，除了供給自身需求外，也提供前線作戰使用。在台灣，也能於家戶的屋頂或陽台等空間看見蔬果的身影。而有機農業在「城市」發揮的作用，並非只以地域作為劃分，更重要的是其如何回應大規模農業工業所產生的政經、環境等倫理問題。

重新想像世界

當年嬉皮放棄在鄉村長居久住的部分原因，與「孤立」有關。前嬉皮士愛蓮娜．阿格紐（Eleanor Agnew）在她的回憶錄《從土地上回來》（Back from the land，暫譯）中提到，刻意離群索居的生活造成與人群隔離、現代與醫療設施的缺乏、失去文化活動等，過度理想化的結果終致失敗。

卡本特從上一代學習這樣的經驗，在城市中落實農業時，積極的將「耕作」轉變成一種與社會及環境「連結」的方式。原本因都市空間形成居民較為冷漠的態度，也隨著地景改變開始產生變化。

與其他類型的城市農業相比，卡本特更加崇尚傳統農業裡，勞動所帶來的安定感及獨立尊嚴。她對於農業的看法，引發我們思考「人與食物」的關係。同時，當農業從鄉村移往城市，「鄉村－城市」的邊界變得模糊，我們對於城市的理解也開始鬆動。周序樺說，在歐美國家，城市中的地景多半種植的是草坪或者景觀植物。但城市農業的出現，挑戰了他們對城市的想像：果樹就一定不美嗎？畸零地不能拿來種植嗎？城市是否就是不毛之地而不能有生產力？

美國城市一隅，人們利用空地種菜。
照片提供／周序樺

2017 年，舊金山藝術家 Mona Caron 在高雄苓雅區街頭彩繪作品「Outgrowing」。雜草與草藥的重生象徵著城市的生命力。
照片提供／周序樺

若街道旁的空地真的拿來耕種，也許會有人質疑：「怎麼能在公有地上種植私有財？」但如果上頭所耕作的作物開放大眾及有需要的人使用呢？這不是活化廢棄空間的好機會嗎？不只做為糧食問題與氣候環境惡化可能的解答，城市農業更引發一連串，關於人如何思考與認知都市空間、如何定義財產等問題，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如果這是最壞的時代，那就行動吧

氣候變遷的問題，已迫在眉睫：今年夏天，全球各地引發的雨林大火，其強度與密度超越平常居民「火耕」所應發生的景況；八月時，印尼總統佐威特宣布將遷都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原因便是現在的首都雅加達可能因海平面上升「沉入海底」；我們年年遭逢的颱風，風雨強度也在失控狂飆。

在專業分工與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國內的需求依賴進口，導致在糧食運送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溫室氣體，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汙染與全球暖化。同時，過去的農耕方法所造成農業逕流的問題，也使得泥沙、化學肥料隨著水汙染土地。

迪克森．戴波米耶（Dr. Dickson Despommier）於 2010 年所出版的《垂直農場》（THE VERTICAL FARM），則是另一種城市農業的型態。戴波米耶認為，復育環境且仍擁有足夠及健康的食物選擇，兩者並不相違背，而「垂直農場」能滿足這兩個需求。

他提出藉由高科技與高資本，模仿與複製生態系統，利用水耕與氣霧耕技術在城市中建造「垂直農場」。農作物能在地生產，以解決因運輸糧食造成碳排放過多的困境。加上垂直農場理想上將建造成使農作物安全生長的環境，不只能減少水汙染，還能運用植物本身的蒸散作用處理灰水，讓受汙染的水還原成乾淨水源。

（Credit：World Economic Forum）

當然，在該書出版數年後的今天，已經有不少國家開始興建垂直農場。目前的確有技術層面的困難待解決，也並非書上提到的所有優點都實現。但作為理想模型，戴波米耶試圖提出的是一個可能的未來。只要克服技術問題，垂直農場便能自成循環，「自己製造的垃圾自己回收」便不再是夢。

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都不能自外於大自然。所有不同生態學分支的科學家，分別都得到相同的結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透過彼此相互依賴的生命更新循環，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是科學的建立基礎。──《垂直農場》，P.131。

面對當今的地球，多數人抱持負面消極的態度，認為環境將不斷惡化下去，甚至以「世界末日」來形容可預見的未來。然而對周序樺來說，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不論是卡本特或戴波米耶，他們都認為人類仍有積極介入的可能。也許真有那麼一天，人類與自然不再處於對立面，不再是彼此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源。而我們對城市與農業的想像也將持續變化下去。

採訪撰文／陳怡君
編輯／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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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里昂公園。
圖片來源／Pixabay

說到旅遊，說到每逢連續假日就塞得滿滿的機場，你的腦海浮現哪些想去的地方？是想到大自然的壯闊美景，還是那些令人心馳神往的大城市？紐約的流行、米蘭的時尚、巴黎的浪漫、倫敦的仕紳風格⋯⋯這些迷人的城市魅力到底是怎麼組成的呢？難道只用「異國風情」四個字就能概括嗎？

不不不，「魅力」這件事深究起來可是有很多「眉角」的，就像我們知道布萊德彼特的帥跟金城武的帥絕對是兩門不同的學問一樣，一個城市的魅力也是。

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林月雲是研究、分析城市魅力的專家。原本專長為智慧資本的她，因為一次接到經濟部科專計畫，才開始接觸、挖掘魅力城市的秘密。

長期研究智慧資本、魅力城市的林月雲，從國外的案例試圖找尋台灣可參考的模式。
攝影／陳怡君

「那個計畫希望能將智慧資本的理論實際應用在城市，所以找了宜蘭作為改造的目標。」林月雲說，「但從理論到實踐，缺少了可以應用、複製的模型，因此我開始尋找世界各地的創意城市作為典範，試圖歸納這些城市吸引目光跟遊客的原因，有哪些共通點。」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從 2004 年創立了「創意城市網絡」（UNESCO Creative Cities Network，UCCN）後，每年都會從世界各國「七大創意領域」選出具代表性的創意城市；七大創意領域為：

1. 手工藝與民間藝術
2. 媒體藝術
3. 電影
4. 設計
5. 美食
6. 文學
7. 音樂

「你可以發現，這七個領域首先都是無形的資產，第二，它們都能在『情感』上打動人。」林月雲指出。

目前，UNESCO 創意城市網絡已有 180 個城市構成，林月雲從中選了 21 個城市，深入考察、實際研究；其中，有三個城市令她印象深刻，分別是「美食之都：瑞典厄斯特松德（Östersund）」、「媒體藝術之都：法國里昂（Lyon）」跟「工藝之都：日本金澤（Kanazawa）」。

以熱情為燃料，燉煮一鍋美食之都

過去瑞典厄斯特松德只是個沒沒無聞的小鎮，但他無中生有的傳奇故事，堪比布魯塞爾的英雄故事「尿尿小童」——靠一個英雄拯救、翻轉這個小鎮的命運。

只不過，這次的「英雄」是一個手藝很好、愛做菜的媽媽。

有三個小孩的瑞典媽媽 Fia Gulliksson，在周遊列國跑去學廚藝、開餐廳、學管理之後，回到老家當起餐廳老闆。Fia 的老家位在瑞典中部的小鎮厄斯特松德，小鎮人口不斷流失，也稱不上是觀光勝地，頂多在冬天滑雪季，居民做做滑雪客的觀光生意。

但 Fia 卻深深覺得，她正坐在好食材的寶山上，若沒有好好運用其實相當可惜。厄斯特松德因為氣候寒冷，蔬菜水果不太長蟲，非常適合有機種植，加上土壤、水質好，天冷又使蔬果生長期拉長，品質甜美，厄斯特松德可說是難能可貴的有機天堂。

Fia 想到小時候，祖母將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剩菜保留起來，第七天再從剩菜變出讓她驚艷的創意料理，因此決定把這個有機天堂變成美食天堂，推廣給全世界的人知道。

Fia Gulliksson 的 TED 短講。
（Credit：TEDxÖstersund 「Be a passionate potato and change the world」，Fia Gulliksson）

2007 年，Fia 發現 UNESCO 竟有美食之都的鑑定與認證，就興沖沖的寫了提案給市政府，建議小城去申請。起初政府單位嫌麻煩沒人理她，Fia 沒放棄，三不五時就跑去市政廳打聽進度，甚至親自堵人，最後終於等到市長現身。

Fia 花了一年說服當地政府願意提出申請，但是官員也坦白告訴 Fia 他們沒錢沒人力，如果 Fia 願意花時間在市政府兼職、與一位官員共同寫計畫申請書，那就去做吧。

於是 Fia 開啟了一連串溝通、媒合、說服的工作。她先統計了厄斯特松德所在區域的有機農業及食品產業現況，再訪查這些農家、廚師、餐廳業者，並把他們的故事寫成報導出版，擺在滑雪觀光地，向外地旅客推廣厄斯特松德的美食。

Fia 也鼓勵自己的餐廳同業們開始大量使用有機食材，在過程中，發現食材運送物流費用過高的問題，她又跑去向物流商溝通，請他們送農用材料到農家時，順便免運費地把食材運送回來，而她則會介紹更多的客戶給物流商作為交換。

這個「有機農—物流—餐廳—客人」的循環生態系慢慢被建立起來，越來越多人加入 Fia 的行列，Fia 進一步地將這個美食生態圈往厄斯特松德的音樂祭、港口夏日盛宴等聚集外地人潮的地方推廣，讓「厄斯特松德＝有機美食聖地」逐漸打響名號，終於在 2010 年 8 月申請到聯合國美食之都的認證。

放大情感共鳴，成為城市迴響

遠在 2300 公里外的法國里昂，則是和厄斯特松德相反的故事。

作為法國第二大都會區，里昂的存在長期以來都被首都巴黎搶去風采，就像新竹之於台北的關係，以工業發展為主的里昂，似乎缺少巴黎擁有的文化魅力。里昂的政府官員和居民為此都有種不甘心，畢竟里昂在中古世紀可是國家的中心點！他們決定要讓里昂長出自己的特色，可以為世人所注目，而不再作為巴黎的附庸。

里昂的政府官員開始盤點這個城市有哪些既有的特色。在中世紀黑死病肆虐時，據說聖母瑪利亞顯靈，保護居民不受疾病所害，因此每年 12 月 8 日是里昂的「燭光日」，里昂人家家戶戶都會在家裡的陽台或窗口點亮蠟燭，向聖母表達感激。

1999 年開始，政府擴大這個民眾都很有共鳴的節日，加上里昂自電影工業發展初期就奠定的媒體聲光技術（別忘了發明電影放映機的盧米埃兄弟就是道地的里昂人），成為絢爛的「光節」。

2014 年里昂光節影片。（Credit：Pioucube）

林月雲特別指出，這個「光節」不只是普通的官辦節慶，「它有很明確的策略目標，第一是要讓人民有感，所以選了每個人家都很熟悉的傳統燭光節；第二，是他們一開始就瞄準打造國際品牌的方向，你去看它的活動網頁，做得相當活潑有趣，而且是英文的，清楚告訴你來訪里昂一年四季各有什麼可以玩，相當吸引人！」

另一方面，林月雲說，光節的使命還包括帶動當地相關產業鍊，像照明、動畫、故事行銷、服務業等產業，都因為光節的需求而被串連在一起，「里昂政府甚至後來還將地名 Lyon 的字母重組，變成『Only Lyon』，展現他們的野心。」

建立台灣米其林，從合作與認同開始

林月雲從這些案例中歸納出了打造魅力城市的流程模型，它有個聽起來也很有魅力的名稱：「蜂蜜—珍珠模型」（LERP-PEARL model，LERP 是一種澳洲特有的蜂蜜，PEARL 就是珍珠）。

「LERP-PEARL」其實是指打造魅力城市兩個階段須具備的條件簡寫。第一階段剛開始打造城市的初期，需要「LERP」，這四個字母分別代表：

• L：Leader，即領導者，像厄斯特松德的 Fia 那樣，從無到有帶著大家向前進的人，需要臉皮夠厚、不怕死、夠執著、有理想，而且擅長與他人溝通說服。
• E：Execution，執行力，如果 Fia 只是坐在辦公室裡寫計畫書，厄斯特松德並不會因此變得不同。
• R：Resource，資源，當 Fia 發現她想打造有機美食天堂，但有機食材的運送成本卻太高時，她需要找到可以解決物流問題的資源。
• P：Partner，夥伴，因此 Fia 找到了幫農家運送材料的中間商，請他們作為合作夥伴，共同打造互利共生的經營生態。

等到這個城市的亮點被打造成功，就到了第二階段—如何維持下去，這時需要「PEARL」，這五個字母分別代表：

• P：Partners，更多夥伴加入、把規模搞得更大、更穩。比方里昂的光節一開始只有照明產業加入，但開始有點氣候後，動畫產業也投入成為新夥伴。
• E：Execution，持續且穩定地執行下去，才不會讓前面打造的計畫曇花一現。
• A：Activation，活化，也就是刺激大家產生投入動機，例如里昂的光節能獲得民眾支持，是因為家戶本來就有這項習俗，加上光節所帶來的國際能見度讓大家感到榮耀，因此願意熱情參與。
• R：Resource，當規模擴大，就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
• L：Leaders，領導者可能從原本的一人發起，發展到後期則能匯聚數個領導者，持續在不同團隊中努力。比方里昂光節集合了動畫、服務行銷等產業投入，這些產業也有各自的領導者在該領域深耕。他們可以在光節中匯聚，在光節之外的時間也能自主存續。

「蜂蜜—珍珠模型」（LERP-PEARL model）
企劃：陳怡君／美術設計：賈薇
資料來源：《The Impact of Societal and Social Innovation: A Case-Based Approach》，Carol Yeh-Yun Lin， Jeffrey Chen。

林月雲認為，有了這五個要素，打造出來的城市魅力才能永續而自主地運作下去。

然而，要能把這些要素聚集在一起，當中有個很重要的「膠水」不能忘記，那就是「能引起情感共鳴的故事」，林月雲說，只有當人們的情感被打動、可以進而認同推動者的理念時，才會願意成為共襄盛舉的夥伴。

從這個角度看回台灣，我們似乎也不乏各種慶典，各縣市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農產品、觀光季，也有許多人投入地方創生，何況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為何打造魅力城市的範圍，似乎很難突破本土、進入國際的眼簾？

林月雲指出幾個「盲點」：

1. 台灣缺乏文化認同感。也許是短時間被多個國家殖民過所致，台灣人哈日哈韓哈美，但對自己的文化沒有深度認同，彼此間也難有共識。
2. 政府太重視科技、經濟等實質資產的發展，缺乏對一個城市在歷史、人文、故事層面的挖掘，而找不出吸引人的獨特性。
3. 活動多為季節性，缺乏延續性，且只針對在地人舉辦，無法國際化。
4. 政府找出所謂的亮點跟目標，卻只有空泛的口號跟看似遠大的願景，無法讓人們產生共鳴，也沒有故事能夠打動自己人，導致台上登高一呼、台下的人沒 fu（沒感覺）。
5. 缺少策略性地利用資源跟完整配套。

日本金澤傳統工藝。
圖片來源／wikimedia

針對第五點，林月雲以另一個 UNESCO 創意城市「日本金澤」舉例。金澤政府想以日本傳統工藝作為城市的亮點，可不是只是每年辦個「傳統工藝品大展」而已。

林月雲說，金澤政府除了輔導工匠外，從小學開始就有工藝課程，讓金澤人民從小培養對傳統工藝品的認知；另外他們也準備了工作室，讓畢業之後想成為工匠的學生有地方工作，並鼓勵他們往海外佈展、行銷金澤工藝⋯⋯「這些就是配套！金澤家家戶戶現在都以家裡有金澤傳統工藝品收藏為傲，認為那是一種身份、品味的精神象徵。」

反觀台灣，雖然我們從小被教育要團結，但實際上，在「聯考生態」的薰陶下，更多時候想的是「怎麼樣贏過對方」，例如產業界比起合作，更專注於思考如何取代競爭對手。林月雲說，這個氛圍底下，讓我們有很多個人明星，但卻很難產生一個「大聯盟」，好東西也不容易傳承下去。

這些問題有解嗎？「就從慢慢找回我們的文化認同開始吧！」林月雲說，也許哪天，我們可以期待不用再依賴從法國引進的米其林指南，而能有自己自豪、具指標性的「台灣米其林」。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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