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長期研究各種書畫、版畫，從中發現不少時代、自然與人性密碼。
攝影／林俊孝

「我大學的時候曾想過要當記者，也去考過，」台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回憶道：「但最後還是去讀台大藝術史研究所了。」碩班期間，跟隨現為中研院院士的石守謙學習。石老師上課經常帶著學生注視一幅畫，慢慢去理解它。林麗江深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著迷。

「比如畫竹子，竹子有各種型態，有的葉子墨色比較黑，有的比較淡，有的向四面伸展，有的往下垂。那葉子比較淡、而且往下垂，代表甚麼？很可能是當時正在下雨，水分比較多，所以葉子被雨淋到下垂。怎麼證實呢？畫作上如果寫有『玉珠』之類的文字，就能說明作畫者的意圖。如果沒有文字，有時靠著圖與圖之間的比較，也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石老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帶著我們從畫中的蛛絲馬跡，去了解畫家的企圖、畫中的意境，以及當時的文化意涵。」

就這樣，林麗江對中國藝術史愈來愈感興趣。除了上課很好玩之外，就是可以像記者或是偵探一樣「解謎」，從畫作中發現背後的文化現象。1991年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博班時，即選擇了當時較少人研究的「版畫」作為博論主題，從中挖掘許多奇妙的故事。

張居正別有用心的《帝鑑圖說》

版畫，就是將畫稿刻在版上，印製出來的畫。目前最早有紀年的中國版畫，是藏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製作於唐代的《金剛經》扉頁的說法圖。版畫在隋唐時多數為了宗教而作，宋代時印刷出版的種類變多，到了元明大眾文化興盛，則特別多戲曲和小說版畫。

明代有一種版畫，是大臣做給皇帝觀賞的「規諫圖」，其中最有名的是名臣張居正（1525年—1582年）編給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也就是有名的萬曆皇帝）的《帝鑑圖說》，匯集了好皇帝與壞皇帝共117個歷史故事。當時萬曆才10歲，因此需用這種圖畫配上文字的方式來吸引他。

《帝鑒圖說》成書於明朝隆慶六年，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為明代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編撰，供明神宗閱讀的書，由多個小故事構成，每則故事配以形象插圖。
圖片來源／《帝鑒圖說》（局部）此版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圖書館

「這些故事是怎麼選擇的呢？」林麗江說：「我曾將張居正龐大的文集翻了一遍，發現他為了這件事，真的煞費苦心。」要編一本教育皇帝的童書，照理來說，就是將好皇帝如何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的賢良事蹟，以及壞皇帝如何做壞事都列一列，就足以讓萬曆有所借鑒。

「結果我仔細分析後，發現裡面最多的故事，都在表達『要將政事交給值得託付的大臣』，告訴皇帝『要尊敬顧命大臣』。換句話說，就是要尊敬張居正本人。」

《帝鑑圖說》之外，張居正還很愛跟萬曆講論《貞觀政要》，告訴他要像唐太宗尊敬魏徵那樣，聽顧命大臣的話。教育他要節儉，要勤政愛民。萬曆的生母李太后曾非常鄭重地把萬曆託付給張居正，宮中太監們更會跟張居正回報萬曆的所作所為。因此，萬曆從小就逃不開張居正的手掌心。

結果張居正死後被抄家，萬曆才發現他非常奢侈腐敗，因而崩潰不已。後來他30年沒上朝，不但是用他的方式對抗大臣，更像是對張居正的叛逆。他痛恨《貞觀政要》，認為這對君臣根本不值得模仿，要大臣們不准再跟他講論這本書。張居正的童書教育，宣告失敗。

自我吹捧的《養正圖解》和《人鏡陽秋》

萬曆一直都不立太子，他鍾愛鄭貴妃，想要立她所生的三兒子，不想立皇長子。但這麼做違反祖訓，故與大臣們僵持不下好多年，皇長子因此一直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養正圖解》原本是作為一本教育皇子的教科書，為明朝大臣焦竑編撰。後來為許多清朝皇帝所推崇。
圖片來源／《養正圖解》1597的版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有一位叫焦竑（1540年—1619年）的大臣著急了，希望皇長子趕快出來講學，就上了《養正圖解》給萬曆。他挑了60個值得效法的古人古事編成書，書中就有如何培養、教育太子的故事。最後一則是宋代的忠臣王曾（977年—1038年），他也選了60則故事成書獻給皇帝，很明顯，焦竑就是在自比宋代的忠臣。

「萬曆拿到書一看就不開心，」林麗江解釋：「他心想，你這些人都跟張居正一樣，就不理他。皇子們當時還有其他的老師，覺得焦竑編書卻沒找他們商量，不但擺明了瞧不起，更是居心叵測，於是群起反對。」

焦竑無奈，只好將《養正圖解》帶到南京，不死心的他找來畫家丁雲鵬（1547年—1628年）幫書加上插圖。皇子用的教科書配上有名畫家的插繪，馬上引起大家的興趣，一出版就大賣。宮廷向來會派人從北京到南方買書，焦竑就串通某個太監，將這本新版的《養正圖解》收購回宮，獻給了萬曆。

「後來萬曆還是立了皇長子為太子，搞不好就是這本書起的作用呢。」林麗江笑道。

另一本起於民間的《人鏡陽秋》，是模仿《養正圖解》而作。作者汪廷訥是徽州商人，出版許多版畫都相當精美。他也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人鏡陽秋》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圖片來源／《人鏡陽秋》日本京都府立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

林麗江說：「汪廷訥編這本書，原本只想樹立模範人物，他自己說呢，在鄉民的慫恿之下，把父母事蹟也編了進去。後來甚至在書的最後一卷，以編年的方式，羅列出他認識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打過紅毛番等等作過的生平大事，稱之為續貂之作。」

本來深具教育意義的書，到頭來都變成自我彰顯、自我吹捧的著作。但這個現象在明代並不稀奇，比如有一個叫徐顯卿（1537年—1602年）的文人就出過《徐顯卿宦跡圖》，將他的一生際遇，呈現為彩繪自傳圖冊，內容非常精彩，甚至有點怪力亂神，當時這類的宦跡圖還不少。又如《明狀元圖考》，將76位考上的狀元，分別繪像、立小傳，說明他們怎麼考上狀元。突顯出明代在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下，出現五花八門的書籍，當時人用各種方式來彰顯自己，其他人跟著敲邊鼓，也就不足為奇了。

版畫是權威象徵，更是高檔流行

這種版畫傳到了日本，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1592年到1598年，日本侵略朝鮮，掠奪了大量的物資回去，其中也許就包括《帝鑑圖說》。由於有圖有故事，看起來非常有趣，又是來自唐國的文化產品，後來在日本被重新印刷，就是所謂的「和刻本」。

豐臣幕府更將書中內容製成畫軸或是屏風，或是畫在拉門上當作室內裝飾的一種，就成了「帝鑑圖」。各地的大名也開始製作這些圖繪，幾乎跟《源氏物語》一樣，成為當時流行的畫題。

林麗江分析：「照理來說，好壞皇帝一起呈現，是要你學好皇帝，不要學壞皇帝，可是好皇帝都是端坐在朝堂，相當無聊；壞皇帝卻都做一些異想天開的怪事。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卻是值得嚮往的浪漫事跡，畫成圖繪比較吸引人。到後來甚至有屏風只畫壞皇帝，不畫好皇帝。這是日本學者小林宏光研究後的發現。」

除了因為異國風情而廣受歡迎，一開始這些帝鑑圖會流傳開來，卻是起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原來，權臣豐臣秀吉（1537年—1598年）去世後，繼承的兒子叫豐臣秀賴（1593年—1615年），年僅15歲，而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卻虎視眈眈。眼看秀賴年幼勢弱，快被取而代之，剛好這時取得了《帝鑑圖說》，他的老師就建議他出版此書，理由是：因為張居正用它來教育年少的萬曆皇帝，出版《帝鑑圖說》就代表豐臣秀賴擁有政治權力的正統性。

當然，歷史證明，一本只有象徵意義的圖書，無法抵禦真正的軍事實力，但這樣迂腐的建議，卻無意中造成帝鑑圖的流行，為日本藝術史帶來不一樣的風貌。而原本是大臣編給皇帝看的童書，到了異國居然有這些特殊發展，原作者張居正大概也是始料未及。

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研究這些藝術作品，對林麗江而言，最大的意義就是探討文化，以及挖掘創作者的人性故事。「翻資料、寫論文的時候，我常常都覺得自己有點像明代的調查記者呢。」這是林麗江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下，獨自享受的隱藏版樂趣。

長期研究版畫的林麗江強調，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麗江（2014）。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5）。明代版畫《人鏡陽秋》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6）。明中後期蘇州地區敘事畫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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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絕世小說，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暨英語系合聘教授梁孫傑，花了12年的時間日以繼夜來翻譯？
攝影／林俊孝

「喬伊斯是個天才，而且他對此深信不疑。」臺師大歐文所梁孫傑說起《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的作者──愛爾蘭小說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不禁微笑。喬伊斯個性狂妄，20幾歲見到大文豪葉慈時，竟對他說：「可惜你年事已高，不然早點遇到我，還可以教你一點甚麼。」妙的是葉慈不以為忤，還以自己文壇大佬的身份，不斷推崇這個當時尚未成名的年輕作家。

喬伊斯的小說作品計有《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都柏林人（Dubliners）》、《尤利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守靈》。美國大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第一次讀了《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就是這一部了。」而當時還只是二十世紀初。《都柏林人》曾啟發白先勇寫《台北人》，對台灣文學影響深遠。《尤利西斯》更是名列「史上最偉大小說」的第一名。喬伊斯一生只寫了四部小說，其中三部就名列百大，堪稱震古鑠今。

愛爾蘭小說家詹姆士．喬伊斯究竟具備何種天賦，生只寫四部小說，卻有三部可以名列世界百大小說？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至於《芬尼根守靈》，則被一些文學家視為「廢作」。因為它太難懂了，許多人讀不到幾頁就放棄，覺得作者在胡搞瞎搞。就算讀完了，也沒有幾個人能真正了解，因為喬伊斯用了60幾種語言來寫這部小說，又善用「意識流」的手法，還屢屢創造獨特用語，讀者一進去就如墜五里雲霧，渾然不知所云。

這樣的作品，花了梁孫傑足足12年的時間、夜以繼日來翻譯，他感慨地說：「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越來越發覺自己幾近無知，」轉而滿足地嘆道：「但又好快樂。」

近乎盲人的瘦弱酒鬼

喬伊斯自青少年時期就想逃離愛爾蘭，23歲遠赴義大利，之後周轉於歐洲各國，在瑞士蘇黎世病逝，鮮少回鄉，卻一輩子書寫愛爾蘭。他雖然深愛夫人諾菈，作品裡卻常以自傳的筆法，描繪大膽偷腥的情節和誇張的性幻想。喬伊斯就是個非常矛盾的人。

小時候家境富有，父親酗酒成性，又不善理財，以致家道中落，讓他吃盡苦頭。但他後來也成為酒鬼，年輕時在巴黎跟海明威等人結為好友，經常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倒臥溝渠過夜並非新鮮事。他很瘦，有一次壯碩的海明威把他扛回家，諾菈開門一看，說：「喔，又是這兩個文明世界的酒鬼。」砰的一聲就把門甩上，鎖了。

喬伊斯對自己駕馭文字的功力充滿自信。由於他堅持不准出版社改動任何一個字，致使《都柏林人》延宕近十年才得以出版。至於人稱「內容淫穢」的《尤利西斯》也是幾經波折，該書面世之後，這個世界總算看見了這位世紀天才的絕世風華。

不過，長年的酗酒和熬夜寫作，讓喬伊斯至少賠上了一隻右眼。梁孫傑回憶：「我曾在水牛城大學的檔案庫中看過他的晚期手稿，用不同顏色的蠟筆寫作，而且字體很大。晚年只能靠別人幫忙打稿子，眼疾帶來的痛苦可想而知。」

完成《尤利西斯》這部偉大小說後，如果是一般作家，就不可能再超越自己了。但他畢竟是喬伊斯，無視眼疾和其他病痛，他又花了17年的時間，寫成了更驚人的《芬尼根守靈》。

看懂一句話需要讀很多書

「《芬尼根守靈》的故事很簡單。就是有個50幾歲的中年人，叫伊爾維克，晚上睡覺做了一堆夢，早上醒過來，故事結束。」梁孫傑笑道。

那為甚麼這本書會那麼難讀呢？除了因為意識流的寫法跳躍、故事曲折，喬伊斯為了表達繁複的意義和晦澀的哲思，往往創造詭奇怪異的文字，和拼法超長的詞語，還運用生僻奧秘的典故，必須仔細咀嚼，才會明白他在說甚麼。這讓梁孫傑翻得嘔心瀝血。何況他是用漢文翻譯，比起現有的拼音文字譯本，更是加倍困難。

比如書中這兩個字：「lots wives」，乍看之下應該是「很多老婆」，但喬伊斯藉由錯誤的文法暗藏《聖經》的典故：索多瑪城跟蛾摩拉城道德淪喪，上帝要毀滅它們，但特別赦免義人Lot全家，要他們趕緊出逃，而且不准回頭看望。Lot就帶著家人逃出城，途中他老婆忍不住回頭看，登時變成了一根鹽柱。Lot帶兩個女兒就躲進山洞內避難。後來，兩個女兒擔心Lot斷了後裔，便每晚將父親醉，輪流跟他上床，以達到傳宗接代的目的。

才兩個字就有一大串故事，叫梁孫傑怎麼翻呢？他翻成「羅特众多的駐顏婆娘」。

羅特就是Lot的音譯；簡體字「众」是由三「人」所組成，即Lot的原配（上面的「人」）和（後來成為「妻子」的）兩個女兒（下面的兩個「人」）；女兒年輕，所以是「駐顏」，倒過來唸就是「鹽柱」，即包含了羅特之妻變成鹽柱的典故；「婆娘」在山東話是「老婆」，「娘」是漢語的「母親」，但日語卻是指「女兒」，完全呼應此處所有指涉的典故。

喬伊斯的原文有多層意義，梁孫傑就必須以多層意義的漢語來翻譯。當然，「lots wife」也可直譯為「羅特的老婆」，卻不足以表示喬伊斯文字的豐富層次。

書中兩字「lots wives」，可能暗藏著聖經密碼。
圖表整理／梁孫傑 圖表設計／李季衡

「這還只是文字，」梁孫傑說：「喬伊斯在字音方面也有很多巧思。」

比如有一則故事，說到兩軍對戰，喊著戰嚎「kóax kóax kóax！」古希臘戲劇《蛙》（Frog），說酒神要過冥河時，河邊有一群青蛙kóax kóax亂叫一通，所以這個字跟死亡、戰爭和蛙鳴有關，還隱含「3k黨」的意思。

一般的翻譯，用「呱呱呱」就搞定了，梁孫傑覺得太單薄，於是翻成：

為貼近「kóax kóax kóax！」原意，梁孫傑嘗試自創文字來翻譯。
圖表整理／梁孫傑 圖表設計／李季衡

梁孫傑自創的這個字，看起來是漢字其實是以漢字之形拼英文之字。K旁邊的OA像個「兵」，跟詩人陳黎的〈戰爭交響曲〉有關。該詩第一段是300多個「兵」，第二段這些「兵」逐漸減少，且有些變成了「乒」、有些變成「乓」，代表許多士兵戰死或殘廢；第三段則是三百多個「丘」，意思是戰爭死很多人，都埋在土丘裡。梁孫傑用了陳黎的創意，既表達kóax「戰爭」的意思，也用「兵兵乓丘」來表達kóax的聲音。至於「X」，則代表未知的死亡。

梁孫傑解釋：「喬伊斯原本想要當音樂家，後來放棄，但他的作品充滿音樂性，沒把這個特點翻出來，就不忠於原著了。」

創造全新的語言宇宙

因此，讀喬伊斯是個世界性的難題。梁孫傑說：「美國加州有一個《芬尼根守靈》讀書會，最近隆重宣布，他們花了20年的時間，終於把這本書讀完了。」

為甚麼需要各界知識豐富的學者、花費那麼多時間來讀這本書？因為各國的重要語言，只要適用於表達聲音或意義，喬伊斯無不採用。他過目不忘，而且學問包山包海，《芬尼根守靈》中有很多大段的拉丁文，有時會有點小錯誤，學者們發現不是喬伊斯抄錯了，竟是記錯了。這一大堆知識在他腦中融會貫通，就形成了他獨特的語言世界。

那個年代，曾有人提出要統一世界的語言，創造出Esperanto（世界語）。喬伊斯的做法，卻是將最重要的語言放在一起，融合東西文化於一體。因此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他其實是想要重寫《聖經》。

梁孫傑分析：「《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的原文就是古希臘文的logos，意思是『字』。所以我把《芬尼根守靈》稱為『語宙』（語言的宇宙），因為喬伊斯創造新的語言系統，等於創造新的宇宙。」

像上帝一樣創造新宇宙，確實也是一個小說家「膽大妄為」的極致了。

翻譯是對生命的態度

梁孫傑表示，翻譯時必須對自己誠實。在面對喬伊斯時，也面對自己的種種不足，進而學會謙卑。
攝影／林俊孝

「為甚麼我會喜歡喬伊斯？」談到這個問題，梁孫傑有點難以解釋：「這就好像喜歡一個女生，她乍看之下，不見得是最漂亮、或最受歡迎的，但你跟她在一起，就是很舒服，沒壓力，可以做自己。讀喬伊斯讓我擁有這種美好的體驗。」

梁孫傑認為，閱讀，就是在尋找一個不知道的自己，翻譯更是如此。由於《芬尼根守靈》極其繁複，有時翻譯一兩個字都要耗神多日，刺激梁孫傑不斷用自己的漢語背景去回應。就好像奇幻故事裡的百寶箱，丟甚麼進去，就有奇妙的東西跳出來，翻譯讓他必須搜索漢語世界的文化資產，找到可以對應的東西。於是在回應的過程中，梁孫傑不但發現自身文化更多的可能性，更因為不斷進步，找到一個從沒想像過的自己。

「我認為『翻譯』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梁孫傑說：「我少翻三四個字，或漏掉一些東西，讀者不太可能知道，但我知道；即使眾人都感到滿意，但我心裡知道哪裡不足。唯有誠實面對喬伊斯，才能去面對自己的種種不足，而學會謙卑。」

謙卑的結果，是成就了現今唯一的全本漢譯《芬尼根守靈》。而這樣的收穫，對梁孫傑來說，就是兩個字：「舒坦。」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梁孫傑。（2024-2026）。輪迴轉是／逝：轉醒的喬伊斯和守靈的貝克特 。國科會研究計畫。
梁孫傑。（2021-2024）。喬伊斯《芬尼根守靈》中的東方想像。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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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被文字包圍的世界，從Facebook、報章雜誌、餐廳菜單到招牌告示，每天只要睜開眼睛，大半時間都在「閱讀」。若以一般中文使用者的閱讀速度（每分鐘約300字）計算，每個人一天至少可讀進6萬字，大約是一本小說的份量。

可是，這些文字中，又有多少內容能被我們的大腦真正吸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宋曜廷指出，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紙本書看似失勢，實際上出版物仍連年增加；在智慧型手機當道下，人們的閱讀媒介產生劇烈變化，轉向「輕薄短小」的社群媒體、網路文章，進行大量跳躍的浮泛閱讀；近年甚至出現AI工具可以代勞，從長文中提取摘要。

「表面上，人類見到文字的頻率越來越高；但實際上，透過深度閱讀增長知識、培育涵養的機會，反而越來越稀少。」宋曜廷感嘆，「從閱讀教育的角度來看，這個時代可說是一個弔詭的時代！」

全球第一個中文適性閱讀平臺：SmartReading

現代人對長時間、長文本閱讀的動機持續降低，連帶造成批判與反思能力下降，如此趨勢在年輕世代身上的影響，又更加深遠。當時代進步，閱讀教育只會越來越重要──宋曜廷有感於此，帶領團隊打造出全球第一個以中文圖書為基礎的多功能適性閱讀系統：SmartReading適性閱讀平臺。

宋曜廷帶領團隊打造SmartReading適性閱讀平臺，透過資料庫與AI技術整合，幫助孩子挑選適合自己程度的讀物，讓閱讀變簡單了！
圖片來源／SmartReading適性閱讀平臺

從圖書難度分級、優選書單、閱讀能力評量到閱讀歷程分析，SmartReading透過大型圖書文本資料庫的建立與AI技術的運用，同時與全臺公共圖書館、中小學通力合作，達到多項令亞洲華語國家盡皆稱羨的成果。除了推動融入科技、本於學習理論的閱讀教育，宋曜廷更為我們指出人人都值得嘗試，提升自己「閱讀力」的進步方向。

AI判讀文本難度，茫茫書海中為你指引道路

早在30多年前，美國政府便以國家經費支持，發展Lexile圖書分級系統，為圖書難度與讀者程度進行配對，提供學校、教科書編撰廠商等教育機構參考。然而，類似系統卻在華語世界付之闕如。

「根據《111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統計，臺灣從109年至111年出版的兒童讀物，加起來就超過12000種，讓人看了都腿軟。」宋曜廷笑著說，站在書店的大面書牆前，家長和學生都常陷入選擇障礙，不知從何讀起，也可能買到難度不合自身程度的圖書。

打造臺灣閱讀分級系統的第一步，是「建立語料庫」。從2010年開始，研究團隊廣泛與出版商合作，蒐集如《小牛頓》等兒少圖書，也購買《聯合報》等大型資料庫的存取權，至今已累積逾10萬本圖書、超過13億詞的文本資料。接著，運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術，分析每一本圖書的閱讀難度。

臺灣過去三年所印刷的兒少讀物，平均每年有數千種，面對這麼多種類的書，孩子、家長又該如何開啟閱讀這扇門？
圖片來源／Unsplash

宋曜廷解釋，AI模型判讀文本難度，主要依據「語言特徵」和「知識特徵」兩大面向。

「我們可以想像一本書被拆解為篇章、段落、句子、字詞，每一個層次都能推算出相應指標。例如：字詞的使用頻率越低、句子的文法結構越繁複、段落篇章銜接上的認知負擔越重，代表文本的『語言特徵』越複雜。」

「另一方面，『知識特徵』則是對文本的『內涵』進行判斷。舉例而言，同為自然科範圍，介紹光合作用的方式會隨著年級越高而越深入，提到諸如光反應、碳反應、卡爾文循環等更多專業術語。」

將大型語料庫裡的文本依語言特徵、知識特徵進行量化，做為AI模型的「訓練資料」，使其學會文本難度的分類規則，後續便可使用模型來判讀一份份新文本對應的年級與學力。

宋曜廷研究團隊建立的文本難度指標「SR值（藉由線上測驗，診斷SmartReading值，即「書籍難度」，也代表讀者的「閱讀能力」指標）」，現已連結全臺各級學校與各縣市的公共圖書館，讓大家在選讀圖書時不再因書海浩瀚而無所適從，更結合各校的「閱讀教師」制度，長期追蹤臺灣閱讀教育成效。同時，這套全球第一的中文圖書難度分類系統也聲名遠播，吸引香港國際學校圖書館前來諮詢，並且逐漸推廣至中國、新加坡等華語國家。

我的閱讀能力到哪裡？DACC告訴你

圖書分級系統存在的意義，是要讓書籍難度能和讀者的閱讀能力相匹配，達到適性閱讀的目標。但回過頭來，一個人的「閱讀能力」該如何評估？

「我們不可能為了測量一個人的閱讀能力，請他讀遍世上所有中文書、認遍所有中文字。」心理學出身的宋曜廷，運用測驗理論結合電腦化技術，帶領團隊研發一套兼具信效度、半天時間內即可完成的閱讀能力適性測驗工具：中文能力診斷測驗DACC（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Chinese Competence）。

DACC目前適用於1到13年級，可評估包括識字量、文意理解、推論分析等多元面向的閱讀力。測驗結果不只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真實閱讀能力位於哪一年級，也提供閱讀教師因材施教安排選書的有力根據。

不過，宋曜廷也強調，閱讀能力做為一種複雜多面的認知功能，並非固定的鐵板一塊，而是會像身體肌肉般「用進廢退」。一旦長期不閱讀，個人的閱讀與理解反思能力，勢必慢慢退化。

那如果有心鍛鍊，想要全面提升自己的閱讀力，可以怎麼做呢？

改變閱讀方式前，先「認識自己」

跟滑FB、IG、Threads相比，閱讀畢竟不算太搶眼球的活動。「現代人如果缺少發自內心的閱讀動機，一定很快就會放下書本。」宋曜廷語重心長地說，「因此，閱讀教育的理想境界不在於開設多少課程、舉辦多少比賽，利用外在誘因刺激人們閱讀，而是透過適性閱讀的長期陶冶，訓練學生成為一名自律、自主的閱讀者。」

宋曜廷指出，增強「閱讀後設認知（reading metacognition）」，是成為一名自律自主閱讀者的關鍵：「不只是一股腦地讀，而是可以往後跳一步，有意識地看見自己『在讀什麼』、了解自己『需要讀什麼』。」

增強閱讀後設認知的方法，包括：記錄、回顧、自我剖析。「記錄」就是建立一份專屬自己的閱讀歷程。就像待辦事項的空格被打上勾勾，總能讓人產生動力去做下一件事，當學生經過幾學期的累積，再回頭翻閱自己的豐功偉業，不只從中取得成就感，也有動機探索更多書籍，拓展個人的閱讀里程碑。

當然，單純的記錄還不夠，進一步的分析與引導更是至關重要。宋曜廷團隊設計了「閱讀五力」指標，協助學生與教師對閱讀歷程進行視覺化的雷達圖分析，再結合前面提到的文本難度指標與DACC測驗，個人過去的閱讀習性、優點和不足之處，馬上一目瞭然。

自主閱讀的訣竅：培養「閱讀五力」

閱讀五力包括「規劃力」、「執行力」、「精進力」以及「博學力」、「成長力」，可以幫助閱讀者全方位分析自己的閱讀歷程。

圖片提供／宋曜廷

在SmartReading平臺的線上體驗中，首先會進行一場簡易的閱讀能力評量，結果出爐後，系統將從大型資料庫中推薦適合你程度的書籍，由你來選書和規劃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閱讀時程。如果稍嫌偷懶（一年只讀一本低於你程度的書）或者不切實際（一週內讀完五本超越你程度的書），系統便給予較低的「規劃力」分數，提醒進行修正。

「規劃力」注重實際且可行的目標設定，「執行力」則是確實執行、達成目標的程度。宋曜廷指出，現在每當學生讀完一本書，就可登入平臺書寫摘要、心得，由AI系統自動批改，提供文本評分與回饋，有相當及時的互動性。

宋曜廷證明網路科技、數位工具，並非競爭關係，而可以相輔相成。重點在於讀者在離開校園後如何累積自我的閱讀歷程。
攝影／W. Xiang

系統也會針對閱讀歷程的領域分配，評估你的「精進力」與「博學力」。比方說，持續閱讀社會科學書籍，將得到比較高的精進力分數；偶爾也看看幾本小說、腦科學，則可以提升博學力。最後，「成長力」是系統長期追蹤後，對一個人閱讀能力進步程度的綜合評估。

宋曜廷指出，這「五力」都是閱讀能力不可或缺的多元面向。透過量化追蹤與視覺化呈現，SmartReading系統讓學生的「進步看得見」；彷彿冒險遊戲技能點的設計，更為校園閱讀教育增添樂趣，培養自主自發的閱讀動機。

長年投入適性閱讀系統的建置，宋曜廷證明了網路科技、數位工具與「閱讀」之間，並非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而是可以相輔相成。而走出學校，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名閱讀者。回想過去一年，你買了幾本書，其中真正讀完的又有幾本？你的閱讀習慣，是對於某一個領域情有獨鍾，還是多元涉獵？這套五力架構，你不妨也用來檢視自己的閱讀歷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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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宋曜廷（2018）。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據、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總計畫暨子計畫五：提升自律與自主閱讀能力：以後設認知為基礎的智慧型閱讀歷程檔案建立、歷程檔案大數據分析工具與教學方案評估。專題研究計畫（特約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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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型手機到電動車，現代世界舉目所及，無不是由科技物組成的文明景觀，包括：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四大學科的「STEM教育」，近年受到全球各國高度重視，被視為在科技轉型的趨勢下，厚植國力的重要基礎。

以臺灣目前的教育現狀，能否有效栽培出下個世代的STEM人才？教育政策的推動與師生家長的心態環環相扣，然而社會大眾對於STEM教育的印象是否準確，又容易落入哪些迷思？在國高中課堂上，教師們可以如何跳脫科目分類，引導學生善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特聘教授林坤誼長期投入STEM教育研究與師資培育的實務工作，更到澳洲等地實際訪查，借鏡跨國成功案例、彙集專家意見，為臺灣教師打造一張以「跨域學習」為主軸的教學地圖。

STEM只是名詞，「跨域」才是核心

對STEM教育的重視，最初從美國開始，由於政府發現航太等攸關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業一旦過度仰賴外國人力，可能潛藏風險，於是開始注重本土研究人才的培育。

林坤誼強調，STEM只是一個名詞，「跨域」才是新世代教育的核心精神。
圖片來源／pexels

「回到臺灣，我們不僅面臨STEM人才不足，更有分布不均的問題。」林坤誼解釋，臺灣的高科技人才幾乎都踏進半導體產業，和美國矽谷相比，相對缺乏有創意、能夠跨領域連結、解決未知問題的創業環境與人才。

但在迅速變遷的世界，新世代要解決的科技與社會問題，早已和過去截然不同。以往崇尚單一專業的思維日漸式微，相較於終生閉門埋首相同領域，現代世界更需要靈活彈性、善於跨域協作的能力。

「對我來說，STEM只是一個名詞，『跨域』才是新世代教育的核心精神。」除了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這四個基礎學科，「如果又能結合藝術、人文、社會、社區營造等多元領域，不只可以提升學習動機，還能增強學生未來在真實場域的應用能力。」

林坤誼解釋，STEM教育可分為兩個階段：幼兒園至12年級重視「打底」，累積基礎能力之餘，也初步認識學科知識應用的廣泛可能。而到大學以上，學校則應注重如何與產業接軌，例如：調查不同學院、科系所對應指標產業的人力需求，並且訓練學生「跨域連結」、「溝通協作」、「問題解決」的能力。

打破對STEM教育的常見迷思

臺灣推動STEM教育行之有年，日本、越南、泰國、印尼教育學者都曾來臺取經。林坤誼在雙北地區投入建立系統性的師資培育規劃，即是成功範例之一。

只是一路走來，林坤誼也發現，不論社會大眾或學校教師，都常對於STEM教育有所誤解，現在就讓我們來一一檢視這些迷思：

迷思一：STEM教育＝機器人課程？

機器人的設計與操作，向來是STEM教育的熱門實作項目。林坤誼點出，涉及程式撰寫、實體組裝等多樣軟硬體環節的機器人課程，確實是理想的教學媒介之一。

「但是，STEM教育也絕對不只是機器人課程，」林坤誼強調，「深入觀察校園鄰近的社區環境，結合科學與科技知識，嘗試解決身邊的問題，更能引起學生的深層興趣。」

舉例來說，曾有學生從水資源議題出發，製作一組適用當地環境的淨水器；或者針對「能源議題」舉辦一場富含知識性的辯論賽；拍攝一部關於在地高齡者科技使用狀況的紀錄片，都是STEM教育實作活動的多元成果。「不存在錯誤的學習形式，關鍵在於如何規劃一趟引人入勝的學習經驗，讓學生發現課堂知識可以和生活世界接軌。」林坤誼堅定地說。

STEM教育可和藝術領域進行跨域整合，超越工業／工程／科技的刻板想像。
圖片來源／新北市教育電子報 編排設計／林俊孝

迷思二：實作活動越多樣，教學成效越好？

在強化學校教師STEM教學能力的師培課程中，林坤誼發現，教師們常認為實作活動要「以量制霸」：只要在一學期內帶領越多五花八門的實作活動，學生就會學到更多知識、受到更多啟發。但是，他在一場高中進行了教學實驗，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

這項研究中，林坤誼讓學生依照自選的課程方針，分成全學期「參與多項實作活動」與「反覆實作相同活動」兩組。他發現，反覆實作相同活動的學生更傾向在三番兩次的嘗試中，不斷發現問題、檢討以及修正，持續追求更好的成果。「他們對於科技、工程領域的學習興趣大幅提升，甚至有幾位同學後來選擇就讀土木工程系。」

「這個結果或許顛覆了不少人的印象。」林坤誼說，「課程實作『什麼都碰一點』，並不會讓學生更感興趣。相反的，設計『深入鑽研』的學習經驗，才能真正點燃他們的內在動機。」

相較於「以量制霸」學習觀點，林坤誼發現「深入鑽研」的學習經驗，才能真正點燃內在學習動機。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was in an experimental class. He was looking at the experimental equipment very attentively, and the sun was shining on his face.

迷思三：軟硬體資源，可以決定STEM教育成敗？

話鋒一轉，林坤誼提到城鄉差距的問題，但切入角度有所不同：「民眾普遍認為偏鄉學校缺乏『資源』，但如果就STEM教育成效而言，比起實體資源，師資品質和教學引導更關鍵。」

林坤誼說明，坐擁豐富資源的城市學校，往往同時受到升學主義壓力影響，牽制了跨域學習的空間與靈活度。舉例來說，STEM教育現場有時出現「被教材綁架」的現象，當教師直接採用廠商開發的罐頭教學模組，反而讓學習經驗受到框限。甚至曾有學校掛羊頭賣狗肉，開設名為「科技協作」的多元選修課程，實則讓學生坐在電腦教室裡教國文，為了增加會考分數，剝奪了跨域學習的寶貴機會。

「無論學校採購再多教材與設備，一旦教師缺乏意願、或不懂得如何運用，就沒辦法發揮功用。」相對而言，即使缺乏硬體資源，教師仍可引導學生觀察自己的生活周遭，著眼於社區環境蘊藏的議題或文化特色，以不同形式實踐跨域教學。

換言之，與其過度聚焦硬體資源的落差，不如提升偏鄉地區的師資培育系統，深化教師們對STEM教育核心精神的理解、強化其規劃跨域學習經驗的能力，才是彌補城鄉差距，成功推動STEM教育的重點。

即使部分學校缺乏硬體資源，老師還是可以著眼社區、鄰里，發現不一樣的環境議題、文化特色，以不同形式實踐跨域教學。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observe community ecology in the community

一份給教師的STEM教育「任務清單」

注重跨域學習的理想雖然美好，現實卻難以盡如人意。林坤誼剖析臺灣教育現況，感嘆提及「升學主義」與「國家資源挹注不足」，是當前面臨的兩大挑戰。

種種環境限制下，林坤誼仍嘗試改善現狀。他指出臺灣現行STEM教學實務最主要的缺口，在於「知易行難」：不論師培課程講解多少STEM教育理念，如果缺乏一套可以循序漸進、按表操課的任務清單，平常已相當忙碌的教師，很難從無到有，系統性地設計出一套理想的跨域學習流程。

為此，林坤誼邀請來自美國、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等地的STEM領域背景專家，透過跨國團隊多次討論，凝聚出一份STEM跨領域教學檢核表（checklist）：PADPIE教學設計模式──只要依循這套架構，位於第一線的學校教師就彷彿配戴上「專家之眼」，能從更全面的觀點審視、修正教學方式。

透過跨國教育專家學者不斷討論，凝聚出「STEM教學合作設計圖」。
圖表來源／林坤誼

以一名科技領域的教師為例，上完師資培育課程之後，回到學校，啟動STEM教育的第一步不是開始設計課程、購買教材，而是從「人」開始，進行「組織團隊（Preparation）」。因為STEM教學仰賴跨域合作，林坤誼建議教師不宜孤軍奮戰，而是在校內組成多元學科專業的教師團隊，共同分工合作、討論規劃。

當科技教師和國文、英文、理化、美術教師攜手合作，下一步就要「分析背景（Analysis）」，思考學校周邊的環境社區，是否潛藏值得解決的問題；學生的身分背景為何，擁有哪些獨特的生活經驗；學校本身又有哪些軟、硬體資源可以取得運用。林坤誼指出，要先「知己」才輪到「知彼」，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

完成了前置作業，接著開始實際規劃。舉例來說，如果學校週邊巷弄一下雨就淹水，每到雨季的上下學時間，學生、家長都為此所苦，教師團隊便可依此「建構情境（Design）」，設計一個以解決學校周邊淹水問題為目標的STEM教學計畫。然後「規劃內容（Planning）」，整合科技、理化知識，引領學生認識排水系統的運作，進而思考改良方案；結合國、英文課堂的寫作技巧，撰寫計畫書以及文宣廣告；甚至結合美術課，在改善排水的同時，為鄰里環境進行視覺改造。

促進學習（Implementation）階段，教師不會單方向指導，而是只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與設備資源，讓學生依照自己的節奏思考、提問、討論、完成實作活動。這些教學環節相輔相成，呼應STEM教育的精髓：「問題導向的自主學習」。

來到最後一個階段「評量回饋（Evaluation）」，學生最喜愛的無非是在發表會上呈現實作成果。但令教師頭痛的問題，是學習成果要如何評量，儘管設計出各式各樣的社區排水系統提案，學生到底又學到了什麼？

林坤誼指出，過去STEM教育缺乏綜合跨域的評量工具，實務上多仍使用單一領域的知識評量，如同又回到學科測驗的形式。因此他帶領團隊打造一套「情境式STEM問題解決轉化能力評量系統」，透過「重建宜蘭南方澳跨港大橋」、「紓解國道五號塞車問題」等真實情境，評估學生情境解構、預測分析、邏輯推理、量化思維等多元的跨域能力，不需要死記硬背學科知識。

STEM教育的世界沒有標準答案，也許多少會讓臺灣師生感到無所適從。過去，我們的教育體制總要求學生完美表現，考試要考100分，但在現實世界中，科學家、工程師解決問題的過程往往並非一帆風順，崎嶇與挫折在所難免。林坤誼笑著說：「經歷一連串的失敗，從中學習成長，最終完成一個似乎『不盡完美』的成果，這才是跨領域人才的日常，也才是STEM教育最理想的學習歷程。」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研究來源
林坤誼（2019）。亞太國家STEM科際整合教學模式、師資培育課程與示例之跨國合作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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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陳登武教授的博士論文，原本研究的是唐代法制，卻不小心走進了地獄。

「一開始，我只是想找點資料，看『地獄』的觀念對於唐代政府防範犯罪有甚麼幫助？」陳登武眼中帶笑：「結果發現，地獄怎麼那麼精彩！」地獄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極其恐怖、充滿慘叫與痛苦、想起來都全身發麻的鬼地方，但對歷史學家如他而言，竟如登寶山，有趣極了！

「人間煉獄」這句成語，本指人間痛苦得跟地獄一樣，陳登武卻有另一種解讀。他認為，「地獄是俗世的投射」，人間長甚麼樣子，地獄就長甚麼樣子。反過來說，了解了地獄，也有助於了解人間。而地獄也並非自古存在，是逐漸發展而成的，歷朝歷代的地獄也不一樣，甚至一直到現代，不管是人員、體制或設備，都還在進化中！

陳登武認為，人間長甚麼樣子，地獄就長甚麼樣子。地獄也並非自古存在，是逐漸發展而成的，直到近代，人員、體制與設備，也跟著汰換更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讓陳登武帶你一步一步走進地獄的奧秘吧！

觀音菩薩為何那麼紅？

如果要做一個「中國最受歡迎神仙排行榜」，觀世音菩薩恐怕永遠名列前茅。這跟祂「大慈大悲」、「聞聲救苦」的神格有直接的關係。「觀音信仰」的發展與傳播是從六朝開始的，為何祂會迅速成為廣受歡迎的仙佛，而且至今依然如此？

魏晉以來佛教宣教書籍很多，稱為「釋氏輔教之書」，包含：南朝劉義慶（西元403年—444年）《幽冥錄》、《宣驗記》；南朝宋傅亮（西元374年—426年）《光世音應驗記》；齊王琰《冥祥記》；唐朝唐臨（西元600年—659年）的《冥報記》等等，都留下許多觀世音靈驗救贖的故事。 　　這些故事中，有「身陷賊營而逃走」、「遭逢水難、火難」、「被賊盜搶奪」、「求子」、「死而復活」、「遇猛獸」、「從地獄逃出」等，但「臨刑獲救」卻佔足足四成之多，高居第一。

觀音菩薩為什麼得以高居華人信仰排行NO.1？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唐朝范瓊《大悲觀音像》。局部。

原來，當時治安敗壞，搶劫掠奪層出不窮，官府往往無法抓到真正的犯人，為了逃避責任、免受牽連，只好濫用刑訊，屈打成招，甚至牽連無數，使得許多人無辜受害。出現大量觀世音從監獄、刑場救出犯人的故事，正反映了審判不公，以及人民痛苦的心聲和訴求。

唐朝中葉以後，觀音菩薩刑場、監獄救贖故事相對減少。明清時期，觀音的形象與「水神（或海神）」相當接近，甚至沿海居民將祂與「媽祖」視為同一神祉，主要是因為當時海洋貿易發達，以及人們渡海移民，導致船難事件頻傳，海上成為另一個需要「聞聲救苦」的場域。觀世音遂成了無處不在的救苦形象。

明清時期，觀音的形象轉變為水神、海神，甚至沿海居民將祂與「媽祖」視為同一位神祉，背後都與民眾所遇到的現實困境有關。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邢慈靜《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相》。局部。

因此陳登武認為，神的故事，反映人的故事。觀音菩薩之所以深入民心，其實跟當代的社會現象有關。地獄的演化也是如此。

地獄的樣子是別人告訴我們的

中國本土原本就有一套豐富驚悚的地下世界觀。《左傳》已有「黃泉」之說，《楚辭．招魂》所說的「幽都」，記錄充滿恐怖的地獄場景，以及秦漢方士喜談「蒿里」、「泰山」，都是最早期的地獄。出土文物顯示，早在戰國時期，地下世界已經有「官僚組織」，有「地下主」、「司命」負責管理地下世界。

佛教在漢魏傳入中國後，迅速傳播，卻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遭到士大夫、道教團體反抗。佛教為了證明對國家統治有幫助，他們大力宣揚「地獄審判」，並透過各種「釋氏輔教書」書寫地獄諸苦，希望透過地獄審判進行宣教，減少來自國家、各界的敵意。在與道教和儒家的地獄觀互相角力後，逐漸融合為唐代晚期的《佛說十王經》，建構了當今人們對地獄的想像，比如：地獄分為十個殿，以及著名的閻羅王等。但在這部經典完成前，地獄又是怎樣演變而來？

魏晉南北朝的地獄圖象，多為刀山劍海，還沒有閻王審判圖像。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魏晉南北朝前的地獄圖象，多半為刀山劍海，看不到審判現場。直到唐代唐臨（600年—659年）的《冥報記》，開始出現類似「地獄遊記」的故事：有人暴斃，胸口還有餘溫，家人不敢埋葬。三、五天後醒來，他已在地獄遊歷一番，地獄中的人告誡他，要回來告訴人們做壞事會遭受怎樣的懲罰。

本來，地獄長甚麼樣子，是記載於經典裡，現在居然有人真的去了一趟地獄，回來跟我們說裡面有甚麼了，那我們還能不相信地獄真實存在嗎？比如有一個叫柳智感的人，有一天晚上突然過世，醒來說閻羅王聘他去當判官了，還形容他見到的地獄：

至曹。曹有判官五人。連感為六。其廳事是長屋，人坐三間。各有床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座，空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座。有群吏引將文簿來，取智感判置於案上。……智感省讀案如人間案者，於是即為判勾之（截自唐代唐臨《冥報記》）。

（柳智感到了地獄的官府，府內有五個判官，他是第六個。廳堂是長方形的屋子，使用其中三間，各有坐床和几案，公務很繁忙。西邊第一間沒有判官，官差帶引柳智感就坐，馬上有幾位官差把卷宗拿來，請他審判。卷宗放在案上，柳智感看了看，發現和人間的一樣，便開始提筆判案。）

陳登武說：「我觀察地獄觀的發展，一直強調是『地獄書寫』：誰來告訴我們地獄在哪？長甚麼樣子？誰在審判？誰來見證？我們對地獄的概念，其實都是別人告訴我們的。」

唐臨通過「死而復生」的故事告訴我們：地獄裡有官廳、有案桌，然後輔佐閻王斷案、並掌管冥界事務的官叫作「判官」；其次為「六曹官」，負責記錄死者生前的善事、過惡於簿書；提供拷訊證據的稱為「善惡童子」；管理牢獄和行刑的獄卒稱為「牛頭馬面」等。

陳登武認為，唐臨就是第一個把唐代官制帶到地獄去的人，讓地獄更富人味，他發現：「判官」其實是唐代具有法律身分的副官；「曹官」則仿照中央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地方政府的「工倉戶兵法士」六曹；至於行刑者和獄卒，便是現實牢獄常見的執法人員。地獄不再是虛擬的概念，而是俗世司法的投射。

陳登武認為，唐臨是第一個把唐代官制帶進地獄的人，讓地府更富人味。
攝影／林俊孝

而地獄種種酷刑，比如：刀山、拔舌、鋸解、毒蛇、劍樹等等，其實也來自人間。唐代的刑罰極其殘忍，武則天時代為酷吏最多、刑罰最濫的時代，種種殘害肢體、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花樣百出，都影響了地獄的酷刑書寫。陳登武感嘆道：「地獄其實就在人間。種種地獄的酷刑，到底是佛經的描寫？還是俗世法庭的寫照？恐怕不容易回答。」

因此，「地獄」之形成，來自人間的投射。有甚麼樣的人間，就會創造出怎樣的地獄。宗教灌輸這樣的地獄觀念，會讓人們警惕：「別以為你逃過人間的刑罰，還有地獄等著你呢。」無形中對社會產生遏止犯罪的強大作用。

地藏王菩薩如何成為幽冥教主？

閻羅王是永不妥協的酷吏，在充滿殺戮的地獄世界，有無力量可以制衡？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漢魏六朝以來，佛經裡的地獄是個充滿驚悚與恐怖，充斥各種無窮酷刑的幽暗世界，沒有希望，沒有出路。閻羅王是個沒有人情、不可親近的審判主，像個永不妥協的酷吏，令人思之戰慄。

唐朝中葉之後，地獄突然出現了一個救贖使者──地藏菩薩！

一開始，地藏菩薩只是站在地獄門口，告訴即將入地獄受審的犯人，如何誦讀經文來避免在地獄受苦，甚至得到閻羅王的赦免。後來變成與閻羅王平起平坐，在審判席上旁聽的角色。隨著地藏菩薩信仰逐漸展開，到了唐朝中期的《佛說地藏菩薩經》中，地藏菩薩已經能與閻羅王別床而坐，防止閻羅王斷案不公，或搞錯文件、犯人罪不致死、刑期結束卻沒有出獄等冤枉事。

唐朝中期的《佛說地藏菩薩經》問世後，地藏菩薩開始與閻王互相制衡。
攝影／林俊孝  

陳登武指出：「這不正跟漢、唐以來君王強調的『恤刑』、『慮囚』不謀而合嗎？」

「慮囚制」是唐代帝王經常性的恩典，他們不忍囚犯受寒暑風露之侵，過度刑訊之苦，或該出獄而滯獄未出，導致病死獄中；同時也不滿管理獄政官員濫權、胡作非為，因此下詔要「恤刑」，並檢查獄政。原來，地藏菩薩在地獄的地位逐漸提升，正是因為當時代監獄弊端嚴重，需要有人拯救這些犯人。

當地藏菩薩以「恤刑」的姿態親臨地獄時，就代表祂的地位已超過閻羅王，難怪在唐代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閻羅王會向祂無量讚嘆。晚唐五代至宋朝的絕大多數〈十王經圖〉，都是以巨大的地藏菩薩為中心，周邊圍繞著閻羅王等地獄十王，可見地藏菩薩至此，已成了幽冥教主。

「地藏菩薩有名的誓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不也是『恤刑』的終極目標嗎？」陳登武說，可見地藏菩薩地位之提升，及其信仰在民間的深化與普及，實與唐代「恤刑思想」有著密切關係。

地藏菩薩位階與現世發展息息相關。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精怪、鬼話」其實深藏寓意

看似荒誕的精怪故事，是否也在反映時代？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記載一個故事：

後魏有挽歌者孫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逐之。變為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

故事大意是說：後魏時有一個人叫孫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太太，但三年來她晚上從不脫衣睡覺。孫巖很奇怪，有一天趁她熟睡時解開衣服，發現她毛茸茸的，竟有狐狸尾巴。孫巖大驚，就跟她離婚，美女拿出刀子，把孫巖的頭髮割了離去。大家追了出去，她就化為狐狸逃走了。而被這樣割掉頭髮的人，就超過了130個。

陳登武解釋說：「這個故事發生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正史《魏書》也有記載。《洛陽伽藍記》號稱北魏三大奇書，藉著寫佛寺興衰來反映洛陽的歷史，它不是在寫一個荒誕的筆記小說而已。」北魏是剃髮的鮮卑族，這個故事反映當時洛陽漢人，遭遇到剃髮的恐懼，就好像你的枕邊人，隨時想拿剪刀把你的頭髮剪掉一樣。

《洛陽伽藍記》裡的精怪故事，卻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剃髮的恐懼。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朝《毛詩品物圖考》。局部。

陳登武因為研究地獄，相關的鬼神文本也看了許多。別人研究鬼故事，都在解讀其中思想，陳登武卻以歷史學者的眼光，從中探討其反映的現實社會和人的心理。

時移事異，身處科學時代、視鬼神為迷信的現代人，還需要有地獄的概念嗎？

陳登武思考了一下，說：「墨子說過，如果你心中有鬼神，就不敢作亂。地獄觀是需要的，畢竟有助於引導向善。但不需要讓小孩子從小就了解那些恐怖的意象，會嚇壞他們。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信仰觀念，自己會去了解。」他認為信仰依然對社會有積極的教化作用，何況地獄反映人間，瞭解地獄，對瞭解人類歷史，還是很有幫助的。

陳登武認為地獄的存在，對於人們有著警惕、教化的意義。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登武（2005）。從戴孚《廣異記》看唐代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06）。《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
陳登武（2006）。魏晉南北朝時期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08）。唐代士人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10）。皇權‧政爭‧司法審判權：唐代御史台制度新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17）。《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的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臺師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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