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看似轉了幾個彎，不變的是熱愛環境的心念，這也促使她踏入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研究領域。顏瓊芬說：「原住民對待環境的態度是很好的，他們跟著山走，跟著太陽生活，他們是最貼近地方本位教育的一群，這完全符合我的心。」

扎根環境，教孩子生活中的知識

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PBE）近年來多運用在多元文化教育、偏鄉教育和原住民教育，顏瓊芬指出其中的兩大重點。第一，讓學生成為環境中的一份子。這個理念可以回溯到教育學家杜威，「杜威認為，老師要教『生活上的知識』，讓孩子知道這些知識是可用的，在生活中找尋教學的可能」。第二，課程教學必須對環境議題作出回應，「所以很多學教育的人提倡戶外教育，讓孩子自己去經驗，學習解決問題」。

顏瓊芬投入地方本位教育研究，思考如何將偏鄉學生的環境弱勢，轉化為學習科學的優勢。
攝影／黃士航

從這個角度看原住民的科學教育，顏瓊芬卻發現其中的深刻鴻溝。文化斷層與拉扯，生活經驗未受重視，加上師生間的文化差異，讓原住民孩童學習科學時，經常面臨與主流族群學習方式不同的價值衝突。顏瓊芬提到，「原住民的生活到處都是科學，所謂的自然經驗、自然體驗，他就在裡面」。然而，當轉化成西方的科學語言進行教學和考試，卻不利於原住民孩子學習，更遑論燃起興趣、獲得成就。

顏瓊芬希望透過課程設計，納入原住民的文化探討，撐開孩子的世界觀。她相信透過地方本位教育，能陪伴原住民孩子認識自我，摸索建構出自己的眼界，未來說出「我」的故事。

生物多樣，文化多樣，學習多樣

談到原住民科學教育，顏瓊芬提起加拿大著名的科學教育學者Glen Aikenhead。他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就在加拿大的薩斯卡通（Saskatchewan）發展原住民科學教育至今，「他安安靜靜的在一個地方，從來沒有離開過那片土地，長久跟著原住民發展語言教材」。

Glen Aikenhead認為，原住民學習主流西方現代科學一定相對弱勢，因此他採取另一條途徑，讓原住民文化進入主流科學。顏瓊芬說：「Aikenhead觀察原住民怎麼生活，怎麼養兒育女，如何和自然互動，讓這些傳統生態知識融入課程。他發展一套完全使用原住民語言的科學教材，還有一套融入原住民文化的科學教材，讓兩種方式並陳。」

教育的收穫不在一時半刻，Glen Aikenhead的作法累積將近三十年，如今已成為全球科學教育的典範，也讓顏瓊芬看見更多可能，「這就是聯合國說的『生物多樣』，物種多樣、基因多樣，而且文化多樣」。

2020年被國際間稱為「生物多樣性超級年（super year）」，顏瓊芬也長期以地方本位教育發展生物多樣性課程。
圖片來源／Unsplash

「以前有人說原住民沒辦法學科學，那都是錯的。依循天地作息，就是他們認識自然的方式，只是主流科學教育教的不是他的語言，這些轉換對他們來說有困難」。

於是，顏瓊芬帶著研究團隊走進南投的賽德克族部落，展開她笑稱「使盡洪荒之力」的研究歷程。拜訪校長、尋求有合作意願的原住民教師，即使來回車程就要三小時，依然每個週末往部落跑，盡量參與社區大小事，助理甚至就住在當地。既然要作地方本位教育，了解族人的觀點，「浸在裡面」是她認為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一株苧麻，串起西方現代科學和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

男性勇敢善獵，女性精於編織，是賽德克族期許個人的理想形象。女性的織布手藝象徵她的社會地位，會織布的女子才有資格論及婚嫁，死後才能通過彩虹橋與祖靈相會。雖然這些觀念已經逐漸改變，織布文化仍在部落中具有重要意涵。顏瓊芬的研究團隊如何和原住民教師攜手建構課程，發展出以賽德克族文化為優先，又能回應生活環境，讓孩子想學的科學呢？

他們從一株苧麻開始。

當苧麻變成線，由線織成布的過程，就能發展出橫跨「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程單元。先介紹原住民的織布歷史、禁忌、傳統服飾，再加入認識纖維植物、植物染與化學染、染布的創新方式等課程。同時搭配專題式導向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PBL）與戶外教育法，帶著學生在校園中探索纖維植物，動手種苧麻，親自體驗割麻、剝麻、捻紗和煮線等步驟。

顏瓊芬長期關心環境保育，她認為「保育」就是維持生態棲地的完整性。而地方本位教育的課程設計精神，也是希望培養學生成為環境中的一份子。
教案出處／洪萱芳、姚宗威、林淑芬、顏瓊芬，（2017）〈以地方為基礎之文化融入科學教育課程研究-以泰雅族和賽德克族傳統編織文化為例〉，圖表美化／Chloe Liao

過程中，原住民教師扮演串連兩種文化的關鍵角色，協助學生跨越原住民傳統知識和西方現代科學的「文化邊界」；部落耆老也是教學的協助者，帶著學生動手實做。孩子開始了解傳統在地知識的智慧與環保，從更深入的角度欣賞部落織品，也認識媒染劑的作用與不同的染布技巧。透過地方本位教育的課程建構，一株苧麻就把這些知識串了起來。

在學習染色的實驗課程中，以傳統織布文化的植物染為主題，同時融合西方科學的實驗方法，比較不同媒染劑的劑量如何影響染色效果。學生能夠融合兩種文化，建構出自己的知識系統。顏瓊芬提到，「這就像Aikenhead說的，西方科學無法取代原住民文化蘊涵的科學知識，但是能豐富它的內涵」。

原住民教師也回饋，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學生學習科學的動機與信心都提升了，「孩子不會覺得那是科學，他覺得那就是日常生活就會發生的事情！不會覺得太難、太深」。

而且顏瓊芬有深切的感觸，除了師生，地方本位教育的教學現場也需要社區的力量。「在部落，是社區在養這個孩子，而學校是社區的中心。我們不可能不去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如果只是去課堂觀察他們怎麼學科學，是沒有意義的」。

從地方出發，讓學生成為知識的創造者

地方本位教育是以個人為主體，從經驗出發，連結真實世界體驗的學習模式，從文化探討、課程設計到現場教學，每個環節都需要精心建構。「我們希望學生做『有意義的學習』，就需要很多策略安排，但完全不能給老師額外的負擔」。

地方本位的教育現場，需要許多策略安排，才能不增加教師的負擔，同時帶領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圖片來源／顏瓊芬提供

如果教師需要專家協助，研究團隊就幫忙連結外部資源，例如邀請專家帶學生觀察植物、在社區調查土地狀態。顏瓊芬希望作長期的溝通，提供連結的機會，「要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拿了東西就走，『共好』的做法就要花很多力氣」。

回顧自己的學習經驗，顏瓊芬直言有些痛苦，她不是能一直坐在臺下聽課的學生，赴美求學時才終於「開竅」。「我相信知識不能只用嘴巴傳承，要動手做，所以我在進行這些研究時，心中的信念是滿強的」。

無論是地方本位教育、專題式導向學習法或戶外教育法，對教師而言都頗有挑戰，「老師要有研究的sense，要有多元文化的素養，還要有吸引力，對學生才有感染力」。顏瓊芬也發現，當教師想把學習主導權「交」給學生，學生卻不一定有辦法「收」，「老師設計專題，讓學生去觀察一個自然現象，但孩子會一直想確認，一直問老師：『這樣對不對？』」

也有孩子開心地上完課後反應，「這好像不是自然課要學的內容？」學生對於將過去非主流的原住民文化納入正式課程，將原住民知識定義為科學知識產生懷疑與衝突，顏瓊芬認為這是後續值得探究的議題。

她和研究團隊在部落待了四年，建構出地方本位的環境教育課程，記錄下師生成長，也累積階段性的研究成果。顏瓊芬希望這樣的模式，不只應用在部落或偏鄉，每一個社區中的學校都有機會發揮創意。

下課後，我們要為環境採取什麼行動？

2010年，《環境教育法》通過，當時「永續」的概念尚未廣泛傳播。從動物生態學投身科學教育，再轉向環境教育，顏瓊芬有一番體悟。「我花了好幾年才弄清楚，環境教育和科學教育的不同。科學教育是教老師如何教科學，讓學生概念清楚、學會科學；環境教育是學習環境的知識，但不是到此為止，最後你要知道採取什麼行動」。

假設問題、觀察探究、驗證結果，顏瓊芬以地方本位教育結合專題式導向學習法，鼓勵孩子「像科學家一樣做研究」。
攝影／黃士航

顏瓊芬說，過去學科學是science for all，現在則是science for all culture。全球的環境教育走了三十多年，她歸結成一句話，「解決現在的環境問題，預防未來的環境問題，維持永續發展的運作。環境教育的精髓就是如此而已」。

所謂的永續，包括環境永續、經濟永續，這也延續到她關心的保育和生物多樣性，「大自然是我們的母親，人類只是生物之一。一個健康的族群要包容不同的聲音，支持各種學習」。自謙不擅長鏗鏘有力、高聲疾呼，顏瓊芬期許自己發揮扎根環境教育的使命，繼續傳遞自然的療癒力。

採訪撰稿／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黃士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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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人類殺戮、食用動物獲取生存能量的方式，隨著文明與文化的推進，逐漸有了變化，越來越多人醒悟到動物是可貴的生命，動物、自然保護的觀念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當下全球性傳染病的擴散，就讓不少人注意到，人類活動暫時受到抑制之際，大自然也得以喘息。但這時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去省思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動物的危害，才不會讓環境與其他生命的喘息，只是在疫情中曇花一現。

針對「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這一道複雜的課題，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黃宗慧從人文社會領域的「動物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省思。

黃宗慧指出，動物研究成為新興研究趨勢，不過是近2、30年間的事，但學者針對動物議題的研究，已與傳統從科學出發的角度不同：「如今把動物、動物倫理、人與動物關係，當成是需要思考與研究的問題，相當程度顛覆了過去人類中心主義下，把動物僅僅視為研究工具的態度。」

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的黃宗慧，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展開充滿柔軟靈智之光的追索。

黃宗慧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
照片提供／黃宗慧

跨領域觀點審視動物課題

大學初期黃宗慧尚未確認未來目標，直至轉進外文系才真正感覺到讀書的樂趣，特別是碩士班接觸女性主義，博士班為精神分析理論動心，確認了她想做人文研究的志向。

更具關鍵性的是，就讀博士班時，校園發生了流浪狗被潑硫酸的事件，令黃宗慧痛心，想為動物發聲：「當時我只是一名研究生，實在人微言輕。但也因此讓我確立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能夠說服與影響別人去關心動物的人。」她認為，學者的身分對此必然會有所幫助，事實也證明這些年透過教學與研究，確實讓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動物議題慢慢得到更多人關心。

認為理論並非象牙塔內的自說自話、習慣透過研究來解決困惑的黃宗慧，最初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時，較專注於釐清自身的心理症狀。譬如家中較不受她寵愛的貓咪「二二」久病離世後，她異常的哀悼過程造成自身的情緒困擾。

「我當時重讀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哀悼與鬱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一文，理解了自己種種心情的由來。」

精神分析也並不只是用來「自我治療」的工具，「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在面對創傷的問題上是有許多共識的。」黃宗慧正色道：「所以，文學理論並不是完全無用的，我總覺得理論能開啟不同的思考方式。當你的思考方式不同了，面對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會不同。」換言之，理論可以對我們的意識與心靈，起到實用的功能。

談起和精神分析一樣讓她相當投入的另一個領域──動物研究，她認為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2009）一書的出版對此領域影響相當深遠。

書中揭露實驗動物、農場動物所遭受的剝削與迫害，讓許多人大感震撼，人們也開始察覺，若只是將動物平板化，視為無生命的研究材料，這類作法極可能加劇動物的受害。

於是，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了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的投入，例如從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文學、文化研究等路徑，深入思考人對動物的倫理責任、反省人與動物的關係等等。黃宗慧補充說：「動物研究是相當跨領域的研究，例如我從文學角度介入，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投入，黃宗慧從文學角度介入，探討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圖為黃宗慧與送養的貓咪合照。
照片提供／黃宗慧

以卡通裡的動物受虐情節為思考起點

現代人類社會早已把動物強制牽扯進我們所謂的文明，但這樣的文明，對動物來說有相當野蠻、一點也不文明的一面。譬如魚翅、鵝肝醬，這些食材的取得過程讓動物飽受痛苦，在傳統飲食文化中，卻被當成美味佳肴。

某些展演動物也因為人類「文明」而受苦，例如動物園的出現，和人類文明越進步、離自然就越遙遠的現象不無關係。動物園的出現，讓人能看到、接近動物，滿足了人對自然的「鄉愁」，但動物是否生活在不重視動物福利的空間中，成為人類文明的犧牲品？這問題卻未必受到關注。更不用說以傳統文化為名，難以改變的某些傷害動物的慶典活動。

種種人類文明下的動物迫害事件，都令黃宗慧沉痛不已：「文化本來應該與時俱進、因應環境變化，而不是固守傳統。像這段期間，西班牙就因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鬥牛的相關活動，也獲得不少當地年輕人的肯定。如果疫病當前，這種『傳統文化活動』也不是非辦不可，那麼會不會，原本就不是那麼不可廢除的呢？」

不過這類的動保訴求，對一般大眾來說可能難免仍有「高調」之感，喜歡動物、本身養貓又養龜的黃宗慧，因此常常會從文學與電影作品著手，時而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意圖讓更多人了解動保的困境與可能。

「在觀看《冰原歷險記》（Ice Age）的時候，看到片中那隻史前松鼠瘋狂追逐果實，用舌頭捲回滾落的橡實時，舌頭被冰黏住，動彈不得，全場觀眾跟我都忍不住大笑了，但我立刻意識到，這算動物受虐的場景嗎？動畫裡的動物受虐就無所謂嗎？」

《冰原歷險記》中的松鼠角色以荒腔走板的行徑，營造討喜的戲劇效果。影音為2002年上映的《冰原歷險記》電影預告片。

然而觀看動畫需要如此認真、一本正經的自我檢驗嗎？如果這樣的橋段也算受虐情節，會不會標準太高？畢竟人們觀影常常就是因為需要抒解的出口。

不過黃宗慧不但很認真看待，甚至試著以這個問題為思考的起點，寫了一篇論文，名為〈誰怕米老鼠？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重省班雅民與阿多諾的迪士尼論辯〉，談的就是怎麼看待早期迪士尼裡以施虐為樂的米老鼠，以及總被砸雪球、被火燒屁股的唐老鴨。

爾後，黃宗慧繼續研究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動畫電影的轉變。「過往的迪士尼採用擬人化的方法製作卡通和電影，容易以刻板形象呈現動物，並經常帶起購買的風潮，譬如《101忠狗》（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造成大麥町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則讓珊瑚礁魚類被撈捕的趨勢直線上升，還有《鼠膽妙算》（G-Force）、《料理鼠王》（Ratatouille）等，使得寵物鼠銷售大增，但多數飼主因衝動而購買，厭膩照料之後反而衍生更多棄養，凸顯不負責任的可悲現象。」

但黃宗慧發覺，娛樂效果與動保觀念如何兼顧，是迪士尼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幾年努力的新方向。如《動物方城市》（Zootopia）、《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等動畫，都有更具誠意的呈現與嘗試。

在乎動物的悲傷和喜悅，才會珍惜牠們的存在

比對《海底總動員》的首集和續集，黃宗慧講解說：「第一集上映後，即使影片暗示性地批判了濫捕與爆破捉魚法，但是濫捕小丑魚等珊瑚礁魚類的歪風仍然大起。

而相隔13年的續集，無論是傳遞正確的海洋生物知識——如鯨魚的傳聲定位、魟魚的集體迴游現象、章魚有三顆心臟等資訊；抑或控訴人類製造的垃圾——從馬克杯到廢棄車、沉船對海洋生態的巨大破壞都有；或是指出海洋生物展覽館的缺失可能使其成為充滿傷害的「魚監獄」，都可以見到迪士尼在動保觀念上的進步。

儘管影片裡還是有失真或錯誤的部分，如鯨鯊並非鯨魚，而是鯊魚，但迪士尼的確想要更正確而真實地傳達動物的處境。」

影音為2003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電影預告片。

《海底總動員2》的真實，和早期迪士尼天馬行空的純擬人化、罔顧動物生存實相的作法截然不同，黃宗慧認為此類轉變不止讓孩童注意到動物在現實中的情況，同時連帶引導成人產生查證的好奇。

影音為2016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電影預告片。

「也許，比起要求娛樂片非得要準確傳遞科學知識，迪士尼遊走於嚴肅的保育議題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動能、引導更多人去關心動物，也是一種平衡的作法吧。」黃宗慧有感而發地說：「我想要表達的是，人類終究要願意去感受他者，在乎他者的悲傷和喜悅，才不會認為那些被人逼到滅絕邊緣的動物就算真的消失了也沒關係。」

黃宗慧進一步解釋，「哀悼」的能力其實可以成為倫理行動的契機，這是動物研究讓她深受啟發的一個觀點。過去哀悼多半被當成負面的情緒，或是一個需要被度過的過程，但是在澳大利亞學者托姆．范．道倫（Thom van Dooren）的解讀中，卻成為某種轉化力量的來源。

范．道倫提出「共哀」（grieve with）理論，認為「真摯的哀悼會打開我們的覺察之心，讓我們發現，我們和其他無數已被逼至滅絕邊緣的他者，有著如何休戚與共的關係」。

「而這些他者，都是有著哀悼能力的：動物在失去所愛，失去住處與失去舊有的生活方式時也會哀傷，人卻一直以為只有人才會，動物研究者因此希望更多人能理解，是人類中心主義讓我們以為人是唯一會哀悼的動物。」

黃宗慧認為，共哀的觀點足以讓我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作出徹底反思，即使不可能根本上解除人對動物的剝削問題，許多動物仍以我們來不及挽救的速度在消失中，但至少，我們要懂得哀悼。她直指核心道：「面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他者，如果還有人記得牠們曾經存在過，會哀悼牠們的滅絕，那麼，或許就不會繼續理所當然地傷害更多生物，也就還來得及挽回點什麼吧。」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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