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的印象之中，黨爭是兩個不同群體的政客互相攻擊的政治鬥爭。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認為並非如此，他研究宋史五十年來，特別將火力集中於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南宋中、晚期，透過獨門議題研究，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對人際關係的經營，不止是結黨營私、獲取名利而已，更有著時代不得不然的生存法則。

學術研究牽繫社會

生長在宜蘭蘇澳的黃寬重，幼年時家境清苦，哥哥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只能打零工過日子。自言弱勢家庭的黃寬重語中帶著柔軟情感：「雖然我的原生家庭缺乏資源，但家中的兄長們都很關注世界變動的局勢，也喜歡討論時事，這或多或少是造成我對政治、社會充滿興趣的根源。」

黃寬重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夠自外於社會。他高一時加入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曾任宜蘭分會會長。年輕一代的覺醒在當時是一股新興的力量與希望；讓黃寬重強烈興起改造社會的使命。

因此連帶影響黃寬重選擇大學的志願，他在歷史、法律或政治系之間掙扎。

當時兩個決定性的關鍵讓黃寬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第一是我出身貧寒，不具備能言善道的領袖氣質，在那強調『吹台青』的年代，我的家沒有足夠的條件讓我從政，邁向改變社會的道路。畢竟讀大學、當老師是我們那個年代會讀書的人最普遍且安穩的出路。另外，更重要的是曾任自覺會總會會長的許席圖被補，那是有名的統中會案，入獄後他精神異常，如今……唉。」語氣不勝唏噓，表情哀憐，在這個警訊下，只能選擇安身立命的歷史。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因此他的學術研究隱然與社會環境的有所牽連，這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比如採集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的新興中型士族的個案研究裡，黃寬重以樓氏家族推動家族內部，以及鄉里經濟互助的義莊、學校和橋梁等公共建設的貢獻為例，指出其時知識分子不僅關懷社會且付諸行動。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的隱性牽連，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
攝影／張傑凱

「樓氏家族超越了『家』的概念，重視『族』的意識，在購田創辦義莊、資助貧苦無業的族人這件事特別能夠看得出來。」黃寬重強調樓鑰一代與同鄉親友共同推動跳脫家族思維、具有社會意義的鄉曲義莊的維持與經營，讓慈善救濟建立起常態、持久的制度化組織與經濟互助體系，而不是短效性的慈善活動。他說：「因此才能跨出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透過集體的力量去關懷鄉里、標幟士人階層的理念與價值。」

顯然，黃寬重身上保有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也才能對應到遙遠的南宋，在歷史研究中，呈現另一種關懷社會的獨特途徑。黃寬重語氣沉緩：「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並非我們誤以為只顧爭奪鬥利的政客，他們的公義之舉並不短少啊。」

循環式興衰的南宋士人家族

南宋的社會變動劇烈，且信息傳遞快速，士人透過類似中央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並藉書信聯絡，乃對政治情勢、軍事、經濟、文化方面的變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並頻繁交換意見。

黃寬重提到南宋文人雖看似汲汲營營於功名，在科舉制度搶破頭想要出人頭地，但那是高度競爭的現實使然。因為獲取官位才可能獲得資源，買田置產，並經營朝廷與地方的人際，讓家人親友經濟生活無虞，進而培養小孩受教育，以維持家族競爭力，避免家族中衰。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起與沒落，但不能只專注於鑽研這一點，需要從時代的整體性去看，才能釐清宋代家族對社會的意義。」黃寬重強調家族的崛起既是知識份子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因應時代的需求。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衰。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進一步強調，看待一個朝代，並不能只有單一觀點，比如一般人認為南宋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對立鬥爭，就不是事實。「一概而論這件事，對學術發展是阻礙。南宋文人對自身能力、才華的厚實，以及重視人際關係是並進的。像太學生入學後，不止考慮學術成就而已，還得設想未來發展，所以會慎選師從哪一位學問家。這是經過思辨後的多元選擇，畢竟在個體的成敗以外，還得將群體的利益納入考量裡。」

以基層官僚孫應時的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黃寬重從家族發展及個人際遇，發現孫應時的官場之路和學術之道，都映照著南宋眾多中低階層文人的身影：他們在慶元黨禁中存活，並持續對地方和社會有所貢獻。

這要談到南宋時的思潮流變。南宋是道學蓬勃高度發展的時代，到中期，重要的道學家分別為張栻的湖湘學、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和陸九淵的心學等學派。

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寧宗繼位之後，右丞相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不和，兩派明爭暗鬥。最後韓侂胄以「宗室不得為宰執」的祖宗家法，逼使趙汝愚離開朝政，進一步批判道學，視之為偽學，掀起整肅朱熹及其門人，對道學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是為慶元黨禁。

孫應時最早師從於陸九淵，爾後轉向朱熹，但在黨禁後，又與朱熹漸行漸遠。黃寬重提出這是宋代士人從學多師：「一開始陸九淵鼓勵學生向其他學者問學。但理念分歧後，陸九淵發現孫應時等人親近朱學，就憤而寫信指責。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黨禁之後，朱熹門生怕受到牽累，與他保持距離，朱熹也曾公開批判。」

過往都是道德至上的標準，指責門徒怎麼能背叛師門？黃寬重則認為當學術與政治糾葛太深時，道學追隨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們除了考量聲譽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對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存續，等多元因素，不宜只用簡易的二分法去判斷，更不好只從政治的對立性、尖銳化的角度作解釋。

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慶元黨禁不但是政治鬥爭，同時關係南宋的路線之爭。」黃寬重指出，當權者一方面要剷除政敵，鞏固自身，另一方面也會要求一般官員必須表態，選邊站，甚至讓應舉士人不得學習被定調偽學的道學。這種強制手段與政治壓力，讓不少道學追隨者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是個體如何在大時代的巨網下，為自己、為家族掙扎求生的殘酷物語。

以孫應時與周邊友人來做對比，黃寬重認為是最鮮明的例子：「孫應時出自寒門，沒有太多資源，道學興盛之時，他選擇在科舉與道學兩方面並進。而後，身處黨禁陰影下，他就非得轉身尋求執政核心如張孝伯、趙彥逾的協助，試圖勉強保住職位。但還是被長官責難，最終被劾罷，實在無可奈何。」

黃寬重提及孫應時處事作風謹小慎微，以保身為要，與其友人呂祖儉大不相同。

呂祖儉是道學名儒呂祖謙的胞弟，出身世家大族，性格耿直、急躁。他因力挺趙汝愚得罪當權者，遭到貶黜，甚至因病致死。但到理宗褒崇道學時，他又備受推崇，贈諡號並惠及子孫。

此外與孫應時交好的項安世、石宗昭等人則都是地方望族，也是陸九淵門人，但由於人脈廣深，即便是黨禁政爭中受到牽連，但後來轉而贊成恢復，重返政壇，甚至獲拔擢晉升。

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宋‧宋徽宗〈文會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放大）。
圖片來源／wiki

黃寬重細膩且獨到地分析道：「由這些例子便可知曉，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過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論述，因於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的印象過於深刻，而常有偏頗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入，究其人生際遇和宦海浮沉，可以發現文人的命運和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所刻畫出的前後一貫或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藉著各自人際網絡，採用多元的回應對策，來因應政局變化。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此在政治的變動之中，有人堅持道統，有人轉向積極支持當道，也有人委曲求全，情況複雜異常，不可單一論斷。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不是總能往上晉升，他們就會把理想與熱情實踐在鄉里。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與實際行動，也看到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之外，仍懷抱理想。他說：「像孫應時中科舉的士人成千上百啊，但在員額缺少的南宋朝廷要找一個闕，卻無比艱難。孫應時的官階最高就到通判而已。」黃寬重語音哀微，露出苦笑：「正如同臺灣現在流浪博士滿街跑的景象，南宋的流浪進士何其之多啊。」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難獲往上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致力追求政績、廣佈人脈之外，也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再加上舉業挫敗的讀書人，也仰賴知識與學問在鄉里從事不同職業謀生，彼此結合推動鄉里建設，植根於基層社會。可以說科舉考試配合教育，讓士人成為時代主流群體，除了推動政治改革與建設，更讓南宋社會、文化有高度的發展。

黃寬重強調：「一直以來，南宋的孱弱被過度描述了，反而忽略當時多元、精緻文化的進展。」

他以取代韓侂冑，權傾其時的史彌遠舉例，一般總認為他是奸相，讓南宋民不聊生。但黃寬重的看法是：「南宋晚期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絕望且腐敗的黑暗時代。史彌遠當朝，除了文化有多元發展外，醫療與養生觀念更為普及，說明當時的社會富庶。宋代黨爭也不僅僅是派系之間的爭戰，而是理想與現實的多面性表現，涉及複雜的人際網絡。我想，學問需要更全面性地去理解、觀照，不宜留滯於以偏蓋全的主觀印象。」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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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俊孝

我們在書上看到隱士，都會認為他們是完全拋棄世俗名利、甚至人間的情感，獨自躲到深山古洞，過著自由自在生活的世外高人。

確實，晉朝文學家陶淵明，身處田園林野之中，也真的遠離了俗世，不過他並不是獨自一人隱居，而是跟家人、村人在田園一同生活，並不是遺世而獨立。

儘管並不孤獨，但是像他這麼傑出的人物，永遠有一個難以避免的難題，那就是：寂寞。究竟陶淵明怎麼排解寂寞呢？臺大中文系蔡瑜教授幫你解析！

魏晉南北朝隱士陶淵明怎麼排解寂寞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陶淵明有朋友嗎？

陶淵明隱居在城外郊野，古代交通不方便，可以來找他的人非常少。不過他也不是完全沒朋友，比如他號稱「潯陽三隱」之一，他與另兩位隱士有「贈答詩」，曾認真討論隱逸型態的問題。比如與謝靈運並稱「顏謝」的顏延之，跟他交情不錯，曾送他兩萬錢（很快就被陶淵明拿去買酒了），陶死後還為他寫了《陶徵士誄》，真摯感人。

又如他有一個從弟（堂弟），年紀差十二歲，陶淵明歸隱時整個家族都反對，因為他本可以做官，幫忙養家，現在歸園田居，變成農夫了，家裡的經濟就少了最重要的支柱，大家都不高興。陶淵明說當時只有這個從弟支持他，「常願攜手，置彼眾議」，幫他說話，完成他歸隱的心願，所以陶淵明對他很是喜愛和感念。可惜這個從弟在陶淵明歸返田園六年後就過世了。

陶淵明隱居在城外郊野，古代沒有公車，更沒有捷運等方便的交通工具，這意味可以來找他的人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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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陶淵明可能還是有好友的，但畢竟非常少。而歸隱也讓他無法持續比較長久的友情，朋友都只是來來去去，很久很久才見一次面，以前寫信又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寄送。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不容易從他的作品裡面，清楚看到他寫關於朋友的事情。

於是，寂寞的陶淵明，只好自嘲「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脾氣不好，又沒才華，跟別人很難相處──所以沒什麼朋友。

與村民做朋友

當然，事實並不完全如此。雖然聊得來的人很少，但人與人之間要做朋友，本來就有很多方式，比如說，「以酒會友」。

酒有很好的發散作用，喝酒可以把意識清楚時的一些執著放掉，而感覺身心釋放開來，讓人回歸到最自然、最真我的狀態。

魏晉人普遍愛酒，《世說新語》中的王佛大就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幾天不喝酒，就覺得魂不附體了）。「竹林七賢」更喝得非常出名，其中的劉伶，他的喝法是很放浪的，往往喝得大醉，就把衣服褲子脫光，別人進來屋子勸他別這麼糟糕，他還說：「天地是一棟房子，我的家是我的褲子，你怎麼跑進我的褲子來了？」

「竹林七賢」的劉伶，喝起酒來非常放浪，往往喝得大醉，就把衣服褲子脫光，別人進來屋子勸他別這麼糟糕，他還說：「天地是一棟房子，我的家是我的褲子，你怎麼跑進我褲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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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像山濤這樣的，喝酒很節制，知道自己只有八斗的酒量，別人請他喝酒，超過八斗他就不喝了。有一次皇帝請喝酒，為了試他，在給他倒酒時，每一斗都偷偷多加一點。神奇的是，山濤喝到八斗的份量還是自動停了，因為他的身體就是量酒器，會自動發出警訊讓他知道。

陶淵明很愛喝酒，也不怕別人說他酒鬼。他喜歡獨飲，享受飄飄欲仙、完全回歸自然的狀態；但他也是節制派的，別人請他喝酒，他「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喝夠了就走。

他認為跟別人一起喝酒，要很清楚自己的界限，不能醉到自己說了甚麼都不知道。尤其在那個政治迫害特別嚴重的時代，更要小心酒後亂言。所以如果邀朋友到家裡喝酒，他覺得自己快喝醉了，就說「我醉啦，你們離開吧！」把人都趕回家。

幸好他生活在農村裡面，喝酒的對象是不必顧忌的鄉親父老，所以他喜歡參與「群飲」。一大群人一起喝酒最開懷了，他可以跟他們喝得痛快淋漓，醉倒在田野之中也不必顧忌。喝酒，讓他可以跟村民們同返自然，更排解了寂寞。由此看來，喝酒看似一件隨興的小事，陶淵明卻鄭重以對，成為他在人境中體會自在逍遙的重要媒介。

與古人做朋友

然而，人生總是充滿了迷惑，陶淵明有時還是需要找到請教的對象，以解答難題，或印證自己的想法。但在田園鄉野，不太可能遇到這種人物，於是，陶淵明「尚友古人」──與古人做朋友，和他們對話，從經典中尋找典範人物，作為精神支柱。

要堅持當一個隱士，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你的堅持與現實社會不一樣，沒甚麼人會認同你；貧窮又會讓生活窘迫，是很容易動搖的。但陶淵明閱讀古書時，發現歷史中有很多人比他更寂寞、更貧窮，卻能夠堅守自己的志向。於是，他把《史記》、《漢書》、《論語》裡頭，那些像顏回、黔婁能夠「君子固窮」的貧士、隱士，都串在一起，一個個與他們對話，寫詩歌頌他們。這對陶淵明來說，是很強大的精神力量。

陶淵明歸隱期間「尚友古人」——與古人做朋友，和他們對話，從經典中尋找典範人物，作為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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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進一步思考，為何這些貧士能夠「固窮」？如果一個人可以隱居，要有甚麼樣的道德堅持才能持續下去？在與他們對話的過程中，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能「安貧守節」──安於貧窮，才能抗拒誘惑，守住個人節操。

成為隱士，就是因為不慕戀世俗的價值，想要活出自我、回歸自然。如果是「朝隱」（身在朝廷卻好像隱士一樣不管事）、「通隱」（號稱隱居，卻隨時進入官場與權貴交往），隱士不必過苦日子，衣食無虞，皇帝招你就去做官；這麼沒有原則，還算甚麼隱士呢？

所以，陶淵明認為，隱士是社會的良知，善良風俗的最後防線。一個隱士如果不真心歸隱，價值模糊，那對世風就只有敗壞的作用。當時的許多隱士正是如此。幸好，陶淵明通過「尚友古人」，找到了自己歸隱的認同感，堅定了自我的價值，更為後代的我們立下了典範。

與後人做朋友

除了讀書與古人做朋友，陶淵明寫詩其實也在跟未來的讀者對話。

「讀陶淵明的詩文，你會發現他很常用問句，好像在詢問別人的意見一樣。你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他很誠懇地向你吐露心聲、討論是非，讓你必須跟著思考，並且回應他，彷彿在跟他進行很私密的對話。於是，你理解了他，也就更理解了自己。」說到這裡，蔡瑜的臉上露出笑容，好像她與陶淵明真的促膝長談過。

蔡瑜打趣道，如果陶淵明活在現代，他一定很喜歡在交友軟體po文、打卡、貼照片，因為他的詩文，就好像一位好友寫了一篇文字，期待我們去按讚、回文。所以他說「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陶淵明寫詩，與其說給當世的人看，更像是在呼喚我們這些未來的讀者。他希望他堅持的價值和親身實踐，能獲得我們的認同。

這種呼喚，不僅蔡瑜感覺到，古人也感覺得到。不論寫《詩品》的鍾嶸，或是編《昭明文選》的蕭統，都發出那種「讀其詩、想其人」、「恨不同時」的感嘆，不約而同地把陶淵明當成好朋友，期待與他面晤對談。

歷代更有許多人「和」陶詩。古人交往時喜歡你寫一首詩，我也寫一首來應和你。這種相互「唱和」的行為，一般都是在世的好友之間才會這麼做，但奇怪的是不同時代的古人卻樂此不疲地「追和」陶詩。最有名的就是陶淵明過世後六百多年，宋朝的蘇東坡，寫了一百多首，幾乎把每一首陶詩都和了。換成現代的情境，蘇東坡可以說是對陶淵明按讚、回文最多的讀者了。

蔡瑜打趣道，如果陶淵明活在現代，他一定很喜歡在交友軟體po文、打卡、貼照片，因為他的詩文，就好像一位好友寫了一篇文字，期待我們去按讚、回文。
攝影／林俊孝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能普遍獲得大家認同──不光是文學家，也有許多是哲學家，表示陶淵明必定散發一種普世的價值，才有這樣的影響力。蔡瑜認為，這個價值，就是陶淵明的「任真」。因為真，所以他安於貧窮，當個真正的隱士；因為真，所以他回歸自然，能真正享受田園的樂趣；更因為真，所以他寫的作品才會感人，讓後人仰慕不已，他「po」的詩文，千餘年來才有人不斷「按讚」、回文。

陶淵明就是如此這般地排解寂寞的。也許當我們寂寞的時候，也可以學他這樣「尚友古人」──讀讀陶淵明的作品，跟他結為知己；或是使用「社群軟體」──「任真」地寫寫詩文，就可以和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都做「真」朋友了！

採訪撰文／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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