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嫻的學術旅程，也充分體現了對大腦奧秘的探索精神。從工科背景出發，因對人類行為及其背後原因的好奇，吳嫻跨界進入心理學領域，並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回國後，她將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開啟了大腦的研究之旅。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吳嫻教授
拍攝／馬藤萍

大腦自動導航的秘密：統計學習

在接觸心理學後，吳嫻便深深著迷於人類行為背後的規律與機制。「你是否曾注意到，大腦似乎擁有一種無需指引的天賦？這種本能幫助我們在所經驗到的偶然事物中捕捉規律，最終從這些看似隨機的片段中，拼湊出對世界的理解和有意義的知識。」

這種「天賦」的背後蘊藏著「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的奧秘——大腦在無意識中辨識、提取規律的能力，在語言習得、視覺辨識與行為模式的形成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統計學習也和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神經語言學（neurolinguistics）密切相關，透過探討人類如何感知、處理並利用規律訊息的運作原理，可看出統計學習能力的貢獻。

簡單來說，統計學習就是「抓規則」的本事。這一能力的「學名」源自於1997 年的一項經典實驗。研究者播放一段由無意義單音節組成的兩分鐘語音流給八個月大的嬰兒聽，例如：pabikutibudogolatupabikudaropitibudo⋯⋯。

整段語音流聽起來像一連串隨機的音節組合，但其中一些音節（如 pa、bi 和 ku）總是以固定順序相連出現，形成三位一體的穩定組合，讓嬰兒逐漸意識到它們可能屬於一個「單字」。然而，當語音流從pabiku過渡到後續的音節tibudo，由於這兩組單字之間的音節連接是不固定的，ku不一定總是連接到ti。此時，這種較低機率出現的音節連接方式使得嬰兒難以預測下一個音節，從而形成一種「鬆散」的連結。

這種機率分布的差異幫助嬰兒識別出穩定的音節組合（如 pabiku 是一個單字）和隨機連接的部分（單字之間的邊界），使他們能從連續的語音流中提取出可能的「單字」。進一步來說，雖然 ku 之後的連接音節是不固定的，但隨著長時間的聆聽，嬰兒能夠再識別出新的單字。例如，重複出現的tibudo可能也是一個單字。

八個月大的嬰兒能通過語音流學習音節規律，顯示統計學習是與生俱來的本能。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更進一步來說，大腦天生擅長辨識規律，像是內建了 GPS 系統。在實驗中，嬰兒在聽到不熟悉的音節時會覺得特別新奇，展現出了優異的抓取規律的能力。即使沒有外部教學或學習動機，他們仍能迅速的從看似隨機的語音流中，自動提取結構與規律。這種統計學習能力被認為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大腦機制，幫助我們在陌生事物的迷霧中找到方向。

從規律感知到語言學習

既然統計學習揭示了語言學習中規律感知的基礎，那麼「中文」這種視覺複雜度特別高的書寫系統，是否也有其獨特的學習模式？如果中文學習者有感受到音旁和意旁在功能上的差異，他們的大腦會不會以不同方式處理音旁和意旁？

吳嫻表示：「語言學習並不只是靠記憶硬背單字和語法。從神經語言學角度看，語言充滿規律，學習過程依靠對這些規律的感知與掌握，也就是語感。」她進一步問道：「我們作為中文母語者，在記住中文字時，會將音旁與意旁拆解之後分別處理嗎？還是僅僅像記圖畫一樣記下每個字而已？」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吳嫻與研究團隊設計了一系列受到中文啟發的實驗，招募中文母語者與拼音語言使用者（如印尼語、法語等）進行比較。吳嫻解釋，中文母語人士通常能自動內化中文的字形結構和構字規則，而其他的拼音語言使用者，則需要透過具體、明顯的學習過程才能逐漸感知這些特徵。透過比較這兩類群體的表現，能更全面地理解中文學習的獨特機制。

她分享了比較不同語言經驗的受試者，在「假字判斷作業」（Chinese Lexical Decision Test）中所得到的實驗結果。由於中文字形結構中的音旁與意旁往往反映隱含的規律性，但對於以拼音語言（如英文）為母語的使用者來說，在感知中文字形結構方面可能因經驗不足而存在一定局限。因此他們提供了一系列「真字」、「假字」與「非字」，讓參與者判斷它們是否「看起來像是一個可能存在的中文字」：

• 真字（real characters）：真實存在的中文字，符合語言規律且有語義，例如：「很」、「浪」。
• 偽字（pseudo-characters）：將中文音旁或意旁進行組合，但並非真實存在、有意義的中文字，例如：「𢭗」。
• 非字（non-characters）：完全不符合中文結構的筆畫組合，例如：「缶彳」。

「假字判斷測試」不僅考驗參與者的語言能力，也挑戰他們對中文字形結構的掌握。
圖片製作／馬藤萍。參考來源／吳嫻，「統計學習&神經美學」簡報。

研究結果顯示，中文母語者在辨識能力上表現更佳，即使是在區分同樣符合中文構字規則的「真字」與「偽字」方面，也不會遇到困難，反映出他們對實際存在之漢字的高度熟悉。這個作業的關鍵操弄，是檢測並非以中文為母語的外籍人士是否能辨別「偽字」與「非字」的不同；通常隨著學習中文的時間增加，他們對中文字形結構規律的理解逐漸加深，便越能夠看出「偽字」和「真字」的相似之處，對於「偽字」與「非字」的判斷能力也隨之提升。有趣的是，吳嫻和研究生的實驗結果發現：對於中文程度相當的外籍人士來說，他們的統計學習能力越優異，對中文構字規則的掌握就越好，很可能會幫助他們更容易習得中文的書寫系統。這樣的結果和吳嫻之前發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結果互相呼應，顯示統計學習能力較佳的受試者，大腦花費較少的認知資源就可對中文「偽字」進行判斷。

吳嫻指出，這些實驗除了探索中文學習的機制，並了解外籍學生是否具備「中文腦」之外，還能為教材設計提供靈感。若將形聲字集中教學，比如「青」的字族：「晴」天、「清」澈、心「情」等，可幫助非母語者快速掌握規律，減輕學習負擔，也為所謂的「字帶字教學法」、「集中識字法」提供支持的證據。此外，對於統計學習能力較弱的群體，設計出具有規律性與空間感的互動遊戲，也可能是提升字形規律感知力的有效方式，能取代枯燥的死記硬背。

中文字的空間奧秘

從統計學習的角度出發，中文部件特有的「空間規律」也吸引了吳嫻的濃厚興趣。為探究對空間規律之敏感度的個別差異，研究團隊設計了一項「空間位置統計學習」作業（Spatial Positional Statistical Learning），他們利用40個幾何圖形組成固定的組合，以隨機的順序展示給參與者，分兩階段進行實驗：

1. 熟悉學習階段（familiarization phase）
   參與者先被動觀看幾何圖形兩兩配對出現的組合，在看似毫無章法的刺激材料配對組合中，其實每個幾何圖形出現在組合左邊或右邊位置的規律始終不變，而每個組合在螢幕上呈現的時間為2.4秒。另外，每個組合之間，畫面都會出現一個持續0.8秒的固定十字，提醒參與者集中注意力，準備迎接下個幾何圖形組合。
   此階段的目的是要讓參與者學習一種新的空間排列規律。雖然組合的出現順序是隨機的，但每個幾何圖形的位置始終固定，即有一半的幾何圖形總是位於組合的左側，另一半則在右側。

   
   圖片製作／馬藤萍。參考來源／吳嫻，「學習統計&神經美學」簡報。

2. 測試階段（Testing Phase）

為確認實驗參與者在熟悉階段真的有學到各幾何圖形的空間位置這項規律，而不是硬記下曾經看過的組合，在測試階段會使用在學習階段沒有出現過的新幾何圖形，和曾經出現過的舊幾何圖形組合在一起，作為題目。這些題目包含兩種形式：

• 熟悉度判斷（Familiarity Judgment）：參與者需從兩組圖形中選出「感覺更熟悉」的一組；儘管在兩個選項中的組合，在熟悉階段都沒有出現過，但有一個選項的舊幾何圖形是出現在和熟悉階段相同的位置。若參與者有掌握到各幾何圖形的空間規律，他們應該可以選出和熟悉階段中的位置規律相符合的選項。
• 位置辨別（Recognition）：畫面上會出現一個新幾何圖形以及一個問號（代表要填入的答案）；參與者需根據先前學到的空間規律，選擇適合填入問號位置的幾何圖形。

圖片製作／馬藤萍。參考來源／吳嫻，「統計學習統計&神經美學」簡報。

吳嫻指出，中文是一種比拼音文字更依賴空間訊息來展現其構字規律的書寫系統。這種文字結構上的差異，可能讓經年累月閱讀中文的母語使用者在學習空間規律時具有獨特的認知優勢。

正如前文提到，中文字形中的音旁與意旁在中文方塊字中的位置相對固定，形成比拼音文字中的字母更穩定的空間規律。相比之下，拼音語言（如英語或法語）則採用線性排列的字母系統，許多字母都可以出現在各個不同的序列位置，比中文部件缺乏空間上的結構固定性。拼音語言的單詞意義更多依賴字母序列的組合，而非空間分布。

基於此，實驗選用幾何圖形取代真實文字，避免參與者依賴語言記憶進行推理，以純粹測試他們的統計學習能力。測驗結果顯示，中文母語者確實有比希伯來文母語者更佳的空間規律敏感度，而採用相同刺激材料的電生理實驗，更進一步呈現中文母語者對空間規律的敏感度，反映在和外籍人士不同的腦電波指標上。這樣的研究結果也暗示著，外籍人士在接觸中文之後，其空間規律敏感度可能會逐漸提升，即語言環境對統計學習能力會發揮潛在影響。隨著持續學習，母語並非為中文者不僅能熟悉中文字形的空間規律，還能在此過程中發展出一種與中文密切相關的空間規律學習能力。

拍攝／馬藤萍

從統計學習到語言掌握，本質上探討的是人類大腦如何從環境中提取規則，並形成學習的基礎機制。這種能力不僅是語言學習的關鍵，也是認知心理學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人類如何感知、記憶並運用複雜的模式？

因為人類的學習能力並不僅僅依賴知識的輸入，更需要大腦的運算能力。無論是語言學習、視覺識別，還是日常的社會互動，都依賴於各深植於大腦的規律機制，它們支撐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與適應。至於如何一一揭開這些神秘機制的運作模式，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目標之一。

正如吳嫻所言，「語言」只是探索這些機制的一個切入點。她與研究團隊也進一步將研究延伸至人類「視覺美感」的建構，試圖找出規律感又是如何塑造我們的審美與認知世界。

採訪撰稿／徐瑜棉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吳嫻（2018）。視覺統計學習能力和閱讀能力間的交互影響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嫻（2020）。以行為和神經造影證據檢驗視覺統計學習能力和閱讀能力間的交互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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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跳回2022年以前，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和電腦聊天」很快就要成為一件稀鬆平常的事。自從ChatGPT問世，各式各樣AI工具也如雨後春筍般跟著出場，從寫程式到寫詩，說笑話到談戀愛，科幻電影《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機械公敵（I,Robot）》、《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可以流暢對話、執行任務的機器人，彷彿即將成為現實。

然而，沒有生命、以電子訊號傳遞資訊的機械物，是如何學會人類語言的？進一步思考，雖然 ChatGPT已經幾乎做到「像人一樣說話」，它是否真能「懂得」語言背後的意義？而話說回來……人類自己就「懂得」什麼是語言嗎？

讓電腦學會人的語言──學理上稱為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是一道需要深諳人類語言本質、同時掌握計算工程專業，才能逐步解開的艱難任務。長期投入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領域的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謝舒凱，也一直在思索如何破關。但破解任務的過程當然不是一路順暢，而是迂迴曲折且充滿驚奇，又可能因為新技術的出現而發生革命性轉變。

教電腦學會人的語言？先看看人類自己怎麼學

謝舒凱指出，語言總關乎意義，而意義的單位是「詞彙」。但在中文世界裡，不像英文可以直接依空格區分詞彙，所以第一個技術問題就是「斷詞（word segmentation）」。但一段文字該斷成幾個詞，人們和語言學家也沒有標準答案。
攝影／林俊孝

回想小學國文教科書，我們學習語言都會從「詞彙」開始，抄寫一本本的生詞簿；然後在照樣造句的練習題中，慢慢掌握句法結構，最後學會將種種語言元素排列組合，表達自己獨特的思考與感受。這種語言學習模式源自語言學主流觀點，認為人類腦中共享一套抽象的形式規則，在有限的文法結構規則下，人可以運用不同詞彙組合出無窮可能的句子。

若要沿用這種模式讓電腦學習語言，特別是中文，那麼首要的問題就是「詞彙的邊界」。謝舒凱說：「語言總是關乎意義，而意義的單位是『詞彙』。但在中文世界裡，不像英文可以直接依空格區分詞彙，所以第一個技術問題就是『斷詞（word segmentation）』。」

但是，一段文字到底該斷成幾個詞，人們和語言學家自己也常常沒有標準答案。「臺北車站」是一個詞，還是「臺北」＋「車站」？無論如何，在較早期的斷詞技術裡，還是必須建立一套標準規則。這份模糊性在謝舒凱心中留下懸念，成為他後來提出「流動詞彙」的基礎。

人的語言有多難學：從「流動性」談起

謝舒凱指出，人類在自然情境下使用的語言其實不太像教科書，經常缺乏完整的文法結構，會有重複、斷點、倒帶，甚至可以只用語助詞表達豐富意涵（「喔。」），或在對話中由雙方接著說完彼此的句子。也因此，一段話的意義往往不會只是詞彙單元的總和，而是衍生出豐富的言外之意。

舉例來說：「都幾點了，還在那邊睡什麼睡？」這段話完全沒使用到任何典型的情緒詞彙，卻足以傳達出強烈不滿。細究原因，謝舒凱發現「還在那邊」、「X什麼X」（X＝動詞）分別都是夾帶負面情緒意涵的穩定形式結構。但如果在斷詞系統中被拆成「還」、「在」、「那邊」，勢必就無法讓電腦了解這幾套四字組合的特殊意指。

梗圖或哏圖以圖片為媒介，在社群網站興起後形成的一種流行文化。通常以時下流行的名人、語錄、漫畫、影視截圖等素材，配上傳達主旨或解釋文字，來表達特定情感、觀點，也是迷因的一種。圖片為以「單身狗」為題材的梗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常語言中，詞彙的邊界與意義往往隨著情境脈絡千變萬化，同時還可能有不同的保鮮期。例如「急了」作為近幾年興起的網路流行語，並非字面意涵，而是結合迷因梗圖（meme）、帶有嘲諷意味的詞彙。當然，流行語也可能會退流行。不知道為什麼，人類似乎總能敏銳察覺一個詞彙「過時」與否，如果你現在聽到有人說「壓馬路」、「LKK」，可能會以為對方剛穿越時空。

從詞彙的邊界彈性到興衰起伏，謝舒凱觀察到人類語言的流動性：語言不會因為被寫進教科書就從此固定下來，而是隨著人的情感、語境、歷史而流動。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人類語言這麼變動不拘、富含彈性，如何指望電腦可以學會？

打造「深度詞庫」的野望

謝舒凱提出流動詞彙的主張，挑戰了過去關於語意單位的觀點。在自然語言中，一個句子或一段話所傳達的意涵，經常超越傳統定義的詞彙邊界，必須運用認知功能語言學所提出的更複雜的「語式－意義對」來捕捉，舉凡「還在那邊」、「我只能說」、「不是我要說」等，這些意思對我們來說一望即知的語式（formulaic sequence），也都應該被收錄到計算詞庫（computational lexicon）中，提供電腦作為語言學習的資料。

規模可觀的語料蒐集與人工標記（annotation）工作就此展開。謝舒凱帶領 LOPE（Lab of Ontologies,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humanities）實驗室成員，從臺灣知名論壇批踢踢實業坊（PTT）蒐羅盤點了累積十多年的文字資料，以半自動結合人工作業，為具備特殊意涵的語式進行標記。

這份工作看似單純，其實並不容易。舉例來說，「哈」、「哈哈」、「哈哈哈」有何不同？我們平時或許可以憑直覺，很快讀懂不同數量的「哈」、擺在句中不同位置時的意涵及其幽微差異，但身為研究人員，若要為這些種種不同詞組、語境賦予明確標記，將背後的意思書寫清楚，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細粒度（fine-granularity）的詞意資料庫，盡可能將最細緻的語意差異記錄下來。」謝舒凱笑著說，「這個計畫可能帶有一點幻想性，畢竟我們不可能窮盡所有語式，但至少可以試著逼近看看，帶入一些連續的、流動的概念進入語意學」

ChatGPT於2022年底發布，顛覆過去語言學習的邏輯，不再一一學習、確認每個詞彙，電腦可以藉由大量語料的輸入，非監督式的學習怎麼用人類的語言來對話。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robot and a human continuously converse in an information-driven world, depicted in a woodcut-style illustration.

謝舒凱與研究團隊建立的深度詞庫，理論上與實驗上都有助於訓練出表現更好的模型，更善於讀懂中文對話字裡行間的豐富意涵。但萬萬沒想到，時代突然出現轉折。基於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ChatGPT於2022年底發布，背後的深度學習技術是無須依賴人工標記的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這表示電腦學習人類語言的方式，也許不像小學國文教科書，非得明文列出語言規則、一一學會不可。就像「孩子在全英文使用環境中，自然學會英文」一樣，電腦似乎可以跳過規則理解，直接藉由大量的語料輸入，產生用人類語言進行對話的能力。

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革命：大型語言模型

「過去我們想教電腦學習人的語言，標準步驟是準備語言資料、進行標記、告訴它很多規則和特徵、選擇好模型，然後才開始學習並評估表現。現在的大型語言模型技術，卻不需要預先提供規則與特徵導引，就能夠訓練出更好的成果。」謝舒凱說，「這是一件令人相當震撼的事情。」

儘管大型語言模型仍受到某些論者批評為「黑盒子」或「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只會生成語言，而非真正理解文法規則，甚至經常出現幻覺（hallucination），不保證發言正確性，但目前ChatGPT等模型的流暢語言表現，依然有目共睹。現任台大文學院副院長的謝舒凱，也回頭思考語言學在技術與思維轉向的可能，以及人文AI的教學實踐。

謝舒凱指出，在大型語言模型等前沿技術領域，語言輸入不再是以語言學家熟悉的文字／符碼（symbol）形式被處理，而是轉為多維度的數值向量（vector），經歷層層的轉換、運算、模擬、預測，最終再轉換並輸出人類看得懂的語言。這麼一來，如何調整、改善語言模型，好像都成了數學問題。

謝舒凱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傳統學科間的疆界也將越來越模糊、開放，文學、數學、科學與歷史彷彿不斷交織。
攝影／W. Xiang

但是，這並不代表語言學即將被數學或計算科學取代。相反的，謝舒凱認為，大型語言模型興起恰巧是引導人類重新認識語言本質的好機會，揭示了未來語言學家跨域的必要，也為語言學理論帶來新的可能性。事實上，讓電腦學會人的語言，也從來不是（計算）語言學家唯一的任務。從語言規則的理解建構到瀕危語言的保存復振，都仍要仰賴語言學家的專業。

「隨著科技進步，傳統學科間的疆界也會越來越模糊與開放。」謝舒凱說，「語言學家過去曾經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探究語言，現在我們又可以從『電腦』的角度看語言。」電腦如今已經很大程度的學會人的語言，同時以極為迅速的速度繼續挑戰人類的高等認知能力模擬。在人與機器共生協作的這段旅程中，人類或許也將對自己與這個世界產生更深入的認識：人類的語言，其實一直都是跨越領域的存在。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後記：LOPE實驗室研究成果

除了基於流動詞彙的深度詞庫，謝舒凱創立至今18年的LOPE實驗室，更累積了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與資源建置。從中文詞意網絡（Chinese Wordnet）、台灣社群媒體語料庫（Taiwan Social Media Corpus）到近期著手打造的台灣多模態語料庫，都可以透過LOPE實驗室網頁一窺究竟（https://lopentu.github.io/）。

研究來源
謝舒凱（2018）。流動詞彙與情感言談分析。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19）。中文深度語意知識表徵、標記與分佈計算應用。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21）。細粒度中文語意計算資源與應用。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24）。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導入語料庫分析平台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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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俊孝

我們在書上看到隱士，都會認為他們是完全拋棄世俗名利、甚至人間的情感，獨自躲到深山古洞，過著自由自在生活的世外高人。

確實，晉朝文學家陶淵明，身處田園林野之中，也真的遠離了俗世，不過他並不是獨自一人隱居，而是跟家人、村人在田園一同生活，並不是遺世而獨立。

儘管並不孤獨，但是像他這麼傑出的人物，永遠有一個難以避免的難題，那就是：寂寞。究竟陶淵明怎麼排解寂寞呢？臺大中文系蔡瑜教授幫你解析！

魏晉南北朝隱士陶淵明怎麼排解寂寞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陶淵明有朋友嗎？

陶淵明隱居在城外郊野，古代交通不方便，可以來找他的人非常少。不過他也不是完全沒朋友，比如他號稱「潯陽三隱」之一，他與另兩位隱士有「贈答詩」，曾認真討論隱逸型態的問題。比如與謝靈運並稱「顏謝」的顏延之，跟他交情不錯，曾送他兩萬錢（很快就被陶淵明拿去買酒了），陶死後還為他寫了《陶徵士誄》，真摯感人。

又如他有一個從弟（堂弟），年紀差十二歲，陶淵明歸隱時整個家族都反對，因為他本可以做官，幫忙養家，現在歸園田居，變成農夫了，家裡的經濟就少了最重要的支柱，大家都不高興。陶淵明說當時只有這個從弟支持他，「常願攜手，置彼眾議」，幫他說話，完成他歸隱的心願，所以陶淵明對他很是喜愛和感念。可惜這個從弟在陶淵明歸返田園六年後就過世了。

陶淵明隱居在城外郊野，古代沒有公車，更沒有捷運等方便的交通工具，這意味可以來找他的人相當少。
圖片來源／Pixabay

因此，陶淵明可能還是有好友的，但畢竟非常少。而歸隱也讓他無法持續比較長久的友情，朋友都只是來來去去，很久很久才見一次面，以前寫信又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寄送。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不容易從他的作品裡面，清楚看到他寫關於朋友的事情。

於是，寂寞的陶淵明，只好自嘲「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脾氣不好，又沒才華，跟別人很難相處──所以沒什麼朋友。

與村民做朋友

當然，事實並不完全如此。雖然聊得來的人很少，但人與人之間要做朋友，本來就有很多方式，比如說，「以酒會友」。

酒有很好的發散作用，喝酒可以把意識清楚時的一些執著放掉，而感覺身心釋放開來，讓人回歸到最自然、最真我的狀態。

魏晉人普遍愛酒，《世說新語》中的王佛大就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幾天不喝酒，就覺得魂不附體了）。「竹林七賢」更喝得非常出名，其中的劉伶，他的喝法是很放浪的，往往喝得大醉，就把衣服褲子脫光，別人進來屋子勸他別這麼糟糕，他還說：「天地是一棟房子，我的家是我的褲子，你怎麼跑進我的褲子來了？」

「竹林七賢」的劉伶，喝起酒來非常放浪，往往喝得大醉，就把衣服褲子脫光，別人進來屋子勸他別這麼糟糕，他還說：「天地是一棟房子，我的家是我的褲子，你怎麼跑進我褲子來了？」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但也有像山濤這樣的，喝酒很節制，知道自己只有八斗的酒量，別人請他喝酒，超過八斗他就不喝了。有一次皇帝請喝酒，為了試他，在給他倒酒時，每一斗都偷偷多加一點。神奇的是，山濤喝到八斗的份量還是自動停了，因為他的身體就是量酒器，會自動發出警訊讓他知道。

陶淵明很愛喝酒，也不怕別人說他酒鬼。他喜歡獨飲，享受飄飄欲仙、完全回歸自然的狀態；但他也是節制派的，別人請他喝酒，他「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喝夠了就走。

他認為跟別人一起喝酒，要很清楚自己的界限，不能醉到自己說了甚麼都不知道。尤其在那個政治迫害特別嚴重的時代，更要小心酒後亂言。所以如果邀朋友到家裡喝酒，他覺得自己快喝醉了，就說「我醉啦，你們離開吧！」把人都趕回家。

幸好他生活在農村裡面，喝酒的對象是不必顧忌的鄉親父老，所以他喜歡參與「群飲」。一大群人一起喝酒最開懷了，他可以跟他們喝得痛快淋漓，醉倒在田野之中也不必顧忌。喝酒，讓他可以跟村民們同返自然，更排解了寂寞。由此看來，喝酒看似一件隨興的小事，陶淵明卻鄭重以對，成為他在人境中體會自在逍遙的重要媒介。

與古人做朋友

然而，人生總是充滿了迷惑，陶淵明有時還是需要找到請教的對象，以解答難題，或印證自己的想法。但在田園鄉野，不太可能遇到這種人物，於是，陶淵明「尚友古人」──與古人做朋友，和他們對話，從經典中尋找典範人物，作為精神支柱。

要堅持當一個隱士，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你的堅持與現實社會不一樣，沒甚麼人會認同你；貧窮又會讓生活窘迫，是很容易動搖的。但陶淵明閱讀古書時，發現歷史中有很多人比他更寂寞、更貧窮，卻能夠堅守自己的志向。於是，他把《史記》、《漢書》、《論語》裡頭，那些像顏回、黔婁能夠「君子固窮」的貧士、隱士，都串在一起，一個個與他們對話，寫詩歌頌他們。這對陶淵明來說，是很強大的精神力量。

陶淵明歸隱期間「尚友古人」——與古人做朋友，和他們對話，從經典中尋找典範人物，作為精神支柱。
圖片來源／Pixabay

他還進一步思考，為何這些貧士能夠「固窮」？如果一個人可以隱居，要有甚麼樣的道德堅持才能持續下去？在與他們對話的過程中，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能「安貧守節」──安於貧窮，才能抗拒誘惑，守住個人節操。

成為隱士，就是因為不慕戀世俗的價值，想要活出自我、回歸自然。如果是「朝隱」（身在朝廷卻好像隱士一樣不管事）、「通隱」（號稱隱居，卻隨時進入官場與權貴交往），隱士不必過苦日子，衣食無虞，皇帝招你就去做官；這麼沒有原則，還算甚麼隱士呢？

所以，陶淵明認為，隱士是社會的良知，善良風俗的最後防線。一個隱士如果不真心歸隱，價值模糊，那對世風就只有敗壞的作用。當時的許多隱士正是如此。幸好，陶淵明通過「尚友古人」，找到了自己歸隱的認同感，堅定了自我的價值，更為後代的我們立下了典範。

與後人做朋友

除了讀書與古人做朋友，陶淵明寫詩其實也在跟未來的讀者對話。

「讀陶淵明的詩文，你會發現他很常用問句，好像在詢問別人的意見一樣。你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他很誠懇地向你吐露心聲、討論是非，讓你必須跟著思考，並且回應他，彷彿在跟他進行很私密的對話。於是，你理解了他，也就更理解了自己。」說到這裡，蔡瑜的臉上露出笑容，好像她與陶淵明真的促膝長談過。

蔡瑜打趣道，如果陶淵明活在現代，他一定很喜歡在交友軟體po文、打卡、貼照片，因為他的詩文，就好像一位好友寫了一篇文字，期待我們去按讚、回文。所以他說「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陶淵明寫詩，與其說給當世的人看，更像是在呼喚我們這些未來的讀者。他希望他堅持的價值和親身實踐，能獲得我們的認同。

這種呼喚，不僅蔡瑜感覺到，古人也感覺得到。不論寫《詩品》的鍾嶸，或是編《昭明文選》的蕭統，都發出那種「讀其詩、想其人」、「恨不同時」的感嘆，不約而同地把陶淵明當成好朋友，期待與他面晤對談。

歷代更有許多人「和」陶詩。古人交往時喜歡你寫一首詩，我也寫一首來應和你。這種相互「唱和」的行為，一般都是在世的好友之間才會這麼做，但奇怪的是不同時代的古人卻樂此不疲地「追和」陶詩。最有名的就是陶淵明過世後六百多年，宋朝的蘇東坡，寫了一百多首，幾乎把每一首陶詩都和了。換成現代的情境，蘇東坡可以說是對陶淵明按讚、回文最多的讀者了。

蔡瑜打趣道，如果陶淵明活在現代，他一定很喜歡在交友軟體po文、打卡、貼照片，因為他的詩文，就好像一位好友寫了一篇文字，期待我們去按讚、回文。
攝影／林俊孝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能普遍獲得大家認同──不光是文學家，也有許多是哲學家，表示陶淵明必定散發一種普世的價值，才有這樣的影響力。蔡瑜認為，這個價值，就是陶淵明的「任真」。因為真，所以他安於貧窮，當個真正的隱士；因為真，所以他回歸自然，能真正享受田園的樂趣；更因為真，所以他寫的作品才會感人，讓後人仰慕不已，他「po」的詩文，千餘年來才有人不斷「按讚」、回文。

陶淵明就是如此這般地排解寂寞的。也許當我們寂寞的時候，也可以學他這樣「尚友古人」──讀讀陶淵明的作品，跟他結為知己；或是使用「社群軟體」──「任真」地寫寫詩文，就可以和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都做「真」朋友了！

採訪撰文／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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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ya Mashkov（1881-1944）《吉爾加迪女士的肖像》
圖片來源／wiki-art

仔細一看，發現畫中竟還有一隻鹿，而那位中國女士手上端的盤子上還有一尊瓶子。原來，在中國年畫中，經常使用諧音來代表吉祥福氣的象徵，瓶子代表「平」安；鹿是「祿」，蝙蝠則象徵「福」。而女士手中拿的，就是代表「壽」的桃子。

咦！？為什麼俄羅斯的繪畫竟出現中國年畫元素？不急，且聽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楊玉君為我們娓娓道來。

建議將「年畫」改稱為「民俗版畫」

楊玉君長年投入民俗研究，近年來更關注俄羅斯國立宗教歷史博物館中的一系列木版年畫，同時她也一手推動這些年畫複製品在臺灣各地展覽。

一般人對「年畫」的認知，也許停留在新年所張貼的民俗畫，但其實年畫的主題和內容涵蓋範圍很廣，包括端午、中秋等逢年過節時出現的各種版畫，還有祭祀時用的各種神碼／紙馬或是紙錢（民俗用品）等，因此，楊玉君建議改稱為「民俗版畫」較合適。

攝影／黃怡豪

民俗版畫的主要功能為吉祥、祈福、求財、驅邪等，內容上可粗略分為吉祥圖案組合、敘事版畫、神祗紙馬等。敘事部分包含戲齣、小說、民間故事、傳說等內容，可謂包羅萬象。

獨具慧眼的俄羅斯漢學家阿理克

依據零星的文獻記載，民俗版畫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宋代，它的出現跟信仰息息相關。

但民俗版畫精粗程度不一，有十分細緻的繪本，手法接近文人畫，也有充滿拙趣的構圖。或許正因如此，民俗版畫不是傳統文人、士大夫所關心的題材，記載文獻也不多，但卻受到俄羅斯漢學家阿理克（Vasily Mihailovitch Alexeiev，1881-1951）的青睞。

他在1906年來訪中國時，有計畫性的買了不少版畫，由於對些色彩鮮豔的畫作，找不到文獻來說明意涵，因此，特定詢問了畫師、僕婦、街坊鄰居等。

這些由阿理克當年所收藏的版畫，後來輾轉放於俄羅斯國立宗教歷史博物館，更可貴的是，還保存阿理克當年筆記手稿。依據楊玉君的觀察，阿理克正是第一個研究中國版畫的人。

儘管有這麼多由阿理克收藏的珍貴版畫，但人們卻很少有機會可以親眼目睹，就連館員也不清楚這一疊中文資料的內容。

因緣際會下，當楊玉君看到這些年畫和手稿時，發現這裡有阿理克請人寫下來的年畫筆記，不禁興奮不已，有如發現一座寶庫般。

不只是阿理克，在19世紀末，許多俄羅斯傳教士、民族學家、植物學家、版畫收藏家、醫生、商貿團等，都從中國購買不少版畫帶回俄羅斯，也讓俄羅斯成為中國境外，民俗版畫的最大收藏國。

雖只能看到少數如《吉爾加迪女士的肖像》明顯受到中國版畫影響，但也足以瞥見中國版畫在俄羅斯繪畫風格下所留下的痕跡。

版畫中易被忽略的「細節」，其實大有學問！

不熟悉版畫的人，經常霧裡看花，其實還藏很多細節在其中。一般想要解讀版畫意涵，可以從動物、植物、物品的諧音或文化象徵來看，也可以從人物的形象、服飾與互動進一步解析，但更為深層的文化意涵，則必須涉及到文化歷史考究，特別是當時的物質文化。

楊玉君特地展示幾幅由阿理克所收藏的版畫：

《母子圖》呈現母親在床帳斜倚枕頭，手持團扇，孩子在一旁食桃。
攝影／黃怡豪

在《母子圖》中，母親在床帳斜倚枕頭，手持團扇，孩子在一旁食桃。這幅畫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首先，是孩子吃桃子，正是餵哺母乳的意象，同時桃也代表長壽；其次，是團扇中的畫，裡頭有金魚、水藻，表示金魚在池塘，稱做「金玉滿堂」。

我一直要強調一件事情，我們以前認為只是裝飾用的圖，其實它是有一個意涵在裡面的。

另外，「門神」也是版畫的常見主題，有的形象魁梧、手執兵器，有的秀氣文雅，原來不同商號店家生產的門神，形象也大不同，楊玉君從中挑選了一張獨特的《門神》：

門神民俗版畫上方的筆、冠帽和銀錠，放在一起有什麼意涵？
攝影／黃怡豪

畫中可以看到童子高舉的盤子上方漂浮了三件物品，分別是筆、冠帽和銀錠，其中，這頂冠帽又稱為「太子冠」。楊玉君進一步詢問：「這三件物品放在一起有甚麼意涵？」

正當我們摸不著頭緒，楊玉君進一步解釋，這叫做「必（筆）定（錠）升官（冠）」。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貼在門外的「門神」，不只有避邪驅魔而已，還有吉祥祈福作用。

除了取其「諧音」之外，一些吉祥事物的象徵，還需要有豐富的文化想像作為底蘊，如「芭蕉葉」象徵著「招」財；「桂枝」則取「蟾宮折桂」的意象，表示科舉登第、考取功名。由此可見，在民俗版畫裡，即使是一個不起眼的「事物」，背後故事都「大有來頭」。

民俗版畫是拼湊過去庶民歷史的關鍵拼圖！

民俗版畫並不一定只有一般庶民會張貼，許多達官文人也非常喜歡，這反映在版畫的創作主題上，其中，不少「財神」主題的作品。

《此乃財神叫門來到咱家》畫中藏有哪些玄機？
攝影／黃怡豪

在《此乃財神叫門來到咱家》畫裡，可以看到文財神（穿紅袍）和武財神（穿青袍）到訪，出來迎接的主人家，身穿高貴皮裘、頂戴花翎，正是當時官人的形象。

兩位財神後方，還有手持寶盒的和合仙童（一般是「和合二仙」，這裡簡化為一仙）、利市仙官和招財童子（《封神演義》出現過的利市仙官、招財使者）。

文財神、武財神、利市仙官和招財童子，是民俗版畫中經常出現的組合。而財神又有不同的名稱，像這位文財神被稱為「九天如意增福財神」。

以上為過去普遍專家對民俗版畫的解讀，但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留意，卻被忽略了！便是主人身穿的皮裘，有毛皮向外翻的特徵，當時又稱為「翻毛皮裘」。

楊玉君解釋道，滿人生活簡樸，祖有明訓，穿皮裘時毛要朝內，不可翻出來。因此有一些版畫中的官員，皮裘是穿在內，不會讓人看到翻毛，頂多是在袖子部分露出一些毛。

但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武官三品、文官二品以上才能把毛外翻，這一類翻毛皮裘的穿著，又稱為「端罩」。圖中主人下擺是一般官服會有的「海水江涯」紋，而上身穿的就是翻毛皮裘，可見他在當時代是位大官。

中國學者呂微曾引用吳祖德的說法指出，信仰文財神者，大多都是官紳人家，這幅民俗版畫恰好印證他的說法。「我一直主張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把民俗版畫當作另類的史料。」楊玉君興奮地說。

另外，當時清朝的皮裘，主要是從俄國進口的。康熙年間，開放中俄通商貿易，其中皮裘是主要的進口商品。從進口毛皮的史料可知，這些達官貴人身上穿的皮裘，是相當珍貴的毛，其剪裁方式是由好幾張皮組成的，其中，有一種稱為「銀針海龍」。

「銀針海龍」是當時代最珍貴等級的毛，它的尖端是白色的。從這可知道，畫中主人上身上的白色細毛，正說明他穿的是當時最珍稀的皮裘，楊玉君語帶感慨地說：「但過去從來沒有人談及，欣賞的時候，更沒有人去問為何是翻毛皮裘？」

過去民俗版畫研究大多集中在「人物」，很少人從版畫裡的細節，包含：當時代的時尚、物質文化與生活方式等，但這正是楊玉君覺得有趣的地方。

楊玉君表示：「我一直主張一件事情，可以把民俗版畫當作另類的史料。」
攝影／黃怡豪

民俗版畫是項跨領域研究！

研究版畫，由於文獻不多，而且需要有史學基礎，因此楊玉君也鼓勵更多歷史學者投入版畫研究。在2016年，楊玉君取得俄羅斯國立宗教歷史博物的授權，得以策畫與推動「俄藏晚清木版年畫」在臺灣各地展覽，其中一個場次在中研院近史所展出。

因緣際會之下，楊玉君認識了近史所研究清代商人與俄羅斯貿易的研究員賴惠敏，因為在觀展覽期間，她發現有一張門神版畫旁邊出現「天義德」的字樣，而這正是賴教授所關注的清代商家。

「天義德」是清代山西商人在烏里雅蘇台開設的商號，從事對蒙古、俄羅斯的貿易。而版畫中所出現的「天義德」，主要是標示該版畫的生產店家。這讓楊玉君驚覺，原來從事民俗版畫販售的「商號」，也是關注重點！

學者賴惠敏，因在觀展覽期間，發現有一張門神版畫旁邊出現「天義德」的字樣，而這正是她所關注的清代商家。
攝影／黃怡豪

素人辦展的有趣體驗

我常說民俗版畫的解讀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而是無數「豆知識」的累積。偶而可以聽到一種罕見的說法，就好比收集到珍稀品種的豆子，而且還可以繼續介紹給別人。我是個愛講故事的人，把畫中的意義像講故事一樣藉著導覽傳播出去，對我而言是很有樂趣的經驗。

當楊玉君發現阿理克所收藏的年畫後，本想請託較大規模的博物館辦展，卻屢屢碰壁，於是她親自策畫起展覽。楊玉君謙虛地說：「到現在都不敢百分百說了解所有版畫的意涵，導覽過程中透過和民眾討論，啟發出不少新的思考與方向。」

楊玉君深感「民俗版畫」在學術研究，以及主流教育中，是相當邊緣化且冷門的領域，這也促使她想要積極推廣民俗版畫，讓更多人發現藏在一幅幅版畫背後，那些關於老祖先且被遺忘的泛黃故事。

楊玉君想積極推廣民俗版畫，讓更多人發現藏在一幅幅版畫背後，那些關於老祖先且被遺忘的故事。
攝影／黃怡豪

採訪撰稿／陳康寧
編輯／林俊孝
攝影／黃怡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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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歷史悠久，在漢人社會與民間生活有深厚的基礎。他們談天道、論人道，應該與我們的日常相近。但對許多人而言，儒家思想帶有不少神祕的成分，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特別是在當代社會裡，我們尊重個體的差異，追求民主的價值，儒家要如何回應「民主社會裡的人的存在價值」這個巨大課題？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說，「我一直認為人不可能脫離政道尋求安身立命，但是如果沒有超越世間的關懷，貿然介入世間也會產生很多困難。」儒家討論人的存在意義時，總是從超越個人的天道，安放人的存在意義。但在描繪理想世界的圖像時，他們的目光也總是放在此時此刻身處的這個世界。超越與現實兩頭照應，相互支持，這大概是儒家所持的立場。

攝影／陳怡君

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性格可以追溯到宋明理學。面對佛教思想強烈的衝擊，價值典範的動盪與傾斜，催促著當時的儒者重建生命與世界存在的意義。同樣的動盪也發生在西學東漸的晚清民初，文化的根柢被強烈撕扯，中國人的心靈原鄉陷入一片火海，接著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政治秩序與傳統的價值體系同時面對全面的崩盤。

當代新儒家在花果飄零的時代裡守護的一點光明，正是期待從天人之間的價值聯繫，平息亂世之中人心的躁動與不安。他們宣揚，人性內在的「善」與恆存不變的天地之「道」的一致性，以及人們如何藉由這種體會活出意義，新時代的「究天人之際」成為宋明理學與當代新儒家共同的問題意識。

「我沒資格成為新儒家的學者，但我受港台新儒家的影響很大，我所思考的問題，常常是在回應或者修正他們的說法。」楊儒賓思考人安身立命的問題時，便與當代新儒家一拍即合。然而一代有一代的思想，在民主政治的時代裡，儒者的價值追求也會有不同的面貌。「儒家不可能只有心性論、形上學、修養工夫，作為一個儒者，不可能不介入這個世間，所以要有一套比較完整的文化哲學，去解釋儒者如何承擔這個世間責任的問題。」楊儒賓學術研究的兩個關鍵詞──「人格轉化」與「感通」，正是儒家文化哲學的基礎。

儒家思想的核心：「人格轉化」與「感通」

「人格轉化」一向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部份。既然關心這個世界，這份關心就必須從自己擴及他人。因此，如何避免壓抑個性，同時建構一個群體的社會，一直是當代社會面臨的兩難。楊儒賓指出，儒家思想論及「人格轉化」時，同時關注個體與他人的「感通」，正可回應這個問題──

「我們人一出生，其實就跟這個世界、跟他人之間有種感通的能量，每個人的自我裡面永遠有他者，他者在我的主體裡面。誠實的面對他者的自我性，或者自我的他者性，這是人我共生的原初相偶性。我們所要做的是讓這種能量變強，讓自己更能理解別人在想什麼。」

但也有人認為，以「感通」為核心的社會秩序提案，可能是自以為是的獨斷，或將可能消解他人存在的獨立意義。特別是在民主政治的場域裡，這種擔憂容易與對獨裁政治的抗拒結合，使得儒家思想蒙上落後、封建的外衣。但楊儒賓並不這麼認為，他以文學為例：「閱讀文學的感動，能把別人的苦痛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從《詩經》、《楚辭》到陶淵明、杜甫都是如此，儒家思想講『側隱』、『不忍』，也是這個意思，這背後預設你分享了別人的命運，他人就在你的自我裡。」

感通可以說得很玄，但其實也只是如此自然的事情。比如我們說一個人「氣場很強」、「氣勢很旺」，這已說明個人透過某種力量的中介，能夠感知他人內在的生命質地；或者說：人我之間的原始臍帶可以因感而顯。但也正因為「感通」隨處可見，不免遭人質疑：這樣的說法，除了描述現實情況以外，真的具有建構理想世界的力道嗎？說到這裡，楊儒賓研究儒家思想的兩條線索會合了──在與他人的「感通」之中，個體經由一套「轉化自我」的方法，將現實世界轉化為一個更理想的人文世界。

從「人格轉化」來說，當代新儒家著重於精神超越的一面，但楊儒賓認為，一位修養有成的儒者，仍然是活在世間的人，因此他必然有肉身的存在，才得以參與世間的事務。身體既是個體與他者「感通」的橋樑，也是儒者建構文化世界的基礎，精神透過身體而彰顯。

我們所熟知的孔子、孟子、荀子，這些思想型態比宋明儒者更為原始的儒者，便常常在言論中提及聖人、君子的形貌與氣象煥發光采，使人感受到其內在修養有別於常人。由此可見，精神與身體的狀態同步，自然生命與價值生命都是儒者修養實踐的場域，這種「身心一如」的思想內涵，是楊儒賓《儒家身體觀》探討的焦點，也是他對新儒家既回應且修正的起點。

《儒家身體觀》。
攝影／陳怡君

楊儒賓的儒學思索不但另闢蹊徑，關注的面向也相當寬廣，幾乎是從《儒家身體觀》開始，便埋下了後續數十年研究的伏筆。《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延續前作對精神性儒學的反思，他發現在宋明理學的發展趨近飽和的十五、六世紀開始，儒學思想內部即已產生新的動向，而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古學」與朝鮮「實學」，也接連在東亞思想世界醞釀出一股「反理學」思潮。

這股思潮雖未必有相互影響與學脈傳承的關係，卻不約而同的將視線從天道、人性這類玄虛的問題，朝向安放肉身與文化的世間偏移，建構起文化哲學。楊儒賓認為，東亞儒學這股新的思想動態，大抵追問的是同一個問題：「建立在血氣心知上的具體感通如何可能？」這是對宋明理學極為重要的補充與修正，但在歷來的儒學研究社群中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反理學思潮將天人關係的重點，從內心擴大到具體的世間，不可避免的會更加關注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係，於是「感通」成為主要焦點。「但任何偉大的價值體系，最後一定有超文化、超政治、超歷史的面向，肉身黏著超肉身，世界連上超世界」，楊儒賓認為，這股反理學思潮有見於人與人的相偶性、共感的社會、禮仁相待的文化關係，卻有失於價值根源超越性的體會，多少缺乏了儒學超越價值的保證。反理學其實不一定要反對理學，而理學也或可將反理學的思潮視為諍諫的益友，兩者並非只有互斥的可能。

《儒門內的莊子》與《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
攝影／陳怡君

然而，在理學與反理學兩股思潮的辯證與離合的過程中，楊儒賓發現，宋明理學除了通常區分的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以外，還隱含著以往不為人知的「第三系」。其思想型態不但立足於「天道─人性」的超越性，也同時關注萬象繽紛的世界。這個儒學第三系的隊伍，主要由張載、王夫之、方以智組成，但論其淵源，則《易傳》中太極陰陽變化流轉的世界觀，以及莊子從對語言、文化的批判與優遊世間的生命哲學，甚至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五行」思想，都是儒學第三系的遠祖。楊儒賓所寫《儒門內的莊子》及《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二書，正是建構儒學第三系的奠基之作。

信仰與懷疑並存的時代

楊儒賓畢業於臺大中文系，中文系的知識對象是長期受到古代知識分子研讀的典籍，他們在經典中追尋的是生命與宇宙的真理，精神定位的意義大過客觀知識。當這些經典進入現代的學術機制之中，以往這些猶如「聖經」的典籍如何持續產生意義，不免成為挑戰。為了回應現實關懷，楊儒賓特別關注當代的學術資源，「我一直認為要在中文系做學術的人，必須具備1.5個專業，中文系必須要有跨領域的學問，才能站在古典學的基礎上，讓別人看見。」

楊儒賓的治學方法不拘一格，他強大的詮釋視野，得益於對神話學、宗教哲學與大量社會科學理論的涉獵，「董作賓是這麼純粹的甲骨文學者，但是他的學問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域，事實上就是天文學。」中文學門的學問是未分化的總體性學問，它有原始的脈絡。但落到今日世界，它也需要涉入今日世界的專業領域。所以他認為，中文恰好是一個最難念的科系。

古典學科需要有現代的轉型，「所以你必須要進入別的學科接受挫折，最後做到別的學科也尊重你的研究成果。」

楊儒賓求學的時代，正逢臺灣政治大轉型，臺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接踵而來，同時戒嚴時期民主政治的波瀾詭譎，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牽涉更為廣大的本土化浪潮，都不斷攪動著人心。楊儒賓說，在那個時間點讀中文系，是時運不濟，但或許也是最好的時機。「生在臺灣，我不可能不去理解臺灣，所以也不得不去思考，中文系跟本土化的關係是什麼？臺大對政治的嗅覺是比較敏感的，這樣的背景逼著我去找答案。」楊儒賓研究儒家思想，更關注儒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立足於臺灣這塊土地，他更要思考這個時代的儒學走向。

攝影／陳怡君

中文系的全名是「中國文學系」，而儒家思想一般被歸入「中國思想史」。臺灣與中國之間本來就有複雜的政治角力，楊儒賓以學者的身分參與其中，並不避諱表明自己的立場：「在朋友間，通常我不太談這種問題，因為認同總有說不清、摸不著的個人生命脈絡，很隱微但也容易激情，調子不對了，很傷感情。但在臺灣談學術，除了本土的脈絡以外，確實還有一個中華民國的脈絡，這是臺灣的現實結構。」

不可否認臺灣在歷史的進程中容受了各種文化資源，荷蘭、日本的殖民也帶來新興的因素，但大本大宗應當還是緊扣生活世界的漢文化。政治與學術的根系扎根於此。問題在於，儒家思想對今日的臺灣而言，除了立足學院體系成為知識對象以外，還有現實的意義嗎？

「我認為良好的現代民主生活，一定要有制度跟文化兩方面的配合，民主一定要在文化中生根。只從自由主義的原則談民主，幾乎都是失敗的，像是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中，幸福幾乎只是曇花一現。」

楊儒賓指出，古代中國在儒家文化的主導下，不曾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衝突，是因為儒家在文化哲學上，提出一種「無組織的組織」、「無形式的形式」。所以既有「教」的內涵，但也可作為各種有組織形式的宗教的橋樑。這種特殊形式始終作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底蘊，並標誌出東方思想的特殊性。和有明確教義與教團組織的宗教相比，儒家確實如同遊魂，但在中國容受佛教、發展道教思想的過程中，又扮演極關鍵的角色。

楊儒賓說，「儒家常被劃歸為文化保守主義，但儒家的成分卻是特別的多元。整個中國文明的起源就是滿天星火。孔子是殷人，卻特別推崇周文明。孔子說自己是東西南北人，他的學生也來自四面八方，我認為這種開放融通的價值體系，是臺灣在歷史的運會中，相當重要的資產。」這種著重於變化融通、多元並存的文化哲學精神，可說是楊儒賓數十年研究的終極關懷，而他對身體觀、語言觀、莊子儒門說與儒家抒情論的研究，說到底，也都是扣著文化哲學這條主軸開展而來的。

採訪撰文／莊勝涵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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