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閉幕不到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捲。為了振興經濟，中國宣布「四兆人民幣」計畫，巨資湧入房市。被炒熱的房價築起一道買房高牆，殘酷地將一群高學歷白領青年們的夢想、愛情和婚姻捲入其中。

蟻族、蝸居，他們的北漂夢

隨著這場房市野火蔓延，一個個「房價綁架了我的愛情」的故事浮現在中國網路論壇。打開電視，「裸婚時代」、「買房夫妻」等影劇作品，寫實描繪了沒車、沒房、沒積蓄的「三無」男女如何「被細節打敗愛情」。

受到這些故事吸引，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其中一位是1980後出生於中國西北的陳玲（匿名）。

沈秀華博士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
攝影／汪正翔

陳玲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幼兒園老師。她在東北讀完大學，考上北京一間新聞媒體研究所，畢業後考取中央級媒體企業，薪水約1萬多人民幣（時約5萬元臺幣），對新鮮人而言已是不錯的起薪。

到北京後，陳玲和當時的男友住在學校附近一處地下二樓的「閣居」，月租380元人民幣。「那裡只有一張雙人床、一臺電視，衣櫃還是吊起來的。空間小到房門都無法全部打開，夏天時牆壁潮濕，還會滲水長毛」。

陳玲曾在博客寫下這段龍蛇雜處的蝸居經驗。上層住戶不讓住在下層的他們搭電梯，他們只能穿過「停的都是好車」的停車場下樓，穿過小門，再下一層，「才是我的地方」。這段經歷也讓「是否擁有房子」成為她後來選擇對象的關鍵條件。

情境示意圖。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Sketch art, OL descending dark basement stairs, looking up at luxury lobby & cars, dramatic contrast, golden vs gritty tones, pencil & charcoal style.

當浪漫愛遇上限購令

面貌姣好、處事幹練的陳玲，很快就在公司內遇到新的追求者，也是她後來的先生。這位同事是江浙一帶的人，經商的父母在他念大學時就在北京南邊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約40多坪）的房子收租。

過去是被收租的房客，現在男友就是房東，陳玲心裡的反差不言而喻，「一下子就覺得，我好像自己可以在北京活下去了」。當時的她，希望在30歲前結婚、有房、生完小孩，有房子確實是她決定交往的因素之一。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

2008年前，中國一些城市實施「購屋落戶」政策。有能力買房，就有機會落地安居，金錢是主要的門檻。金融海嘯爆發後，「四兆人民幣」、利息鬆綁等救市政策帶動房價狂飆。沈秀華說：「時隔半年回到田野，發現北京房價又漲了一倍，這也帶動後來的打房政策，也就是限購令。」

2010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十條」（正式名稱為《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試圖抑制失控的房價，並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頭期款）提高至不可低於50％。

北京地方政府隨即發布更嚴格的限購令，一戶限購一組新房，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必須提供連續5年的納稅或社會保險證明才有購屋資格。這時候，除了金錢，更重要的擁有「戶口」這張入場券。

親密關係的經濟動員

陳玲和男友交往不滿一年，雙方父母初次見面談婚事。沒想到，兩邊的母親就為了禮金、房子產權等問題吵了起來。

分歧點包括陳玲進入有「入京指標」的企業，通過試用期後就能以落戶配額獲得北京戶口，而男友沒有，未來小孩教育以及其他受戶口限制的需求，會依賴陳玲的北京戶口身份；陳玲的母親也因此更介意對方在北京的房產沒有加入女兒的名字等等。男方母親因此氣到住院，種種折騰也讓兩人幾乎分手。

當浪漫愛走到論及婚嫁，雙方家庭的資源條件不得不攤在檯面上。沈秀華提到，「結婚就應該有房，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共識」，買房和婚姻形成極致的剛性需求和在以母親是家務負責人的特殊「丈母娘經濟」下，「所以這些青年要動員兩邊的家族盤點資源」。

沈秀華指出，住房是中國城市裡外來男女的生存基礎，而對成年女性，婚姻是他們翻轉與保障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結婚因此要有房。圖為北京街景，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尤其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後，「往上爬」的慾望成為中國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一致目標與共同壓力。這也解釋了一場父母見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張力，因為這是一場牽涉婚姻、戶口、買房、購車、社會福利、子女受教權的經濟協商。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你可以透過選擇婚姻對象獲得再次生命機會。」沈秀華指出，尤其在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公布後，婚後房產不再由夫妻共有，房子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房子就屬於誰的。這也讓許多家長紛紛要求房產加上女兒的名字做為資產避險，否則離婚後，女方往往只能取回所投入的貸款資金與其升值金額，而不是婚後房子作為共同財產的對分。在中國勞動市場對女性充斥歧視，以及之前城市房價高漲下，結婚有房是中國性別政治白熱化的場域。

買了第一套房後，繼續「捲」

2014年，陳玲選擇和男友步入家庭，搬進先生在北京南邊的房子，生下女兒。兩年後，兩人決定賣房，在北京東五環買了一間約90平方米（約27坪）的二手公寓。人民幣110萬元的首付，陳玲夫妻拿出30萬元存款，公婆拿出70萬元，陳玲的先生向朋友借了20萬元湊齊，房子登記在夫妻兩人名下。

陳玲的例子顯示中國高學歷白領青年們如何透過親密關係，在雙方親友，甚至是師長、同事間進行高度的經濟動員（Mobilizing Econom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他們必須湊到足夠的錢買房，才能拼出一個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高教育與專業工作，就自然能成為中產階級。」沈秀華說：「年輕一代想要買房，就不得不『啃老』。我在北京作田調時，常遇到來自農村的計程車司機，提到不敢生第二個，如果第二個又是兒子，將來又要幫忙出錢買房。」雖然傳統上認為男方應該備房，但在她的訪談對象中，有時女方更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額，而對一些女方家長而言，他們也希望透過負擔部分購房金額，取得將來他們能到女兒家拜訪居住的底氣，尤其是1980後一胎化生有女兒的家庭。

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的二胎政策和公婆的期望下，陳玲也在「趕快生生，完成差事」的心情下生了兒子。她和先生也陸續離開政府機構，進入私人企業。2018年時，兩人的月薪總計約有6萬元人民幣，隨著薪資增長，生活品質和養育孩子的選擇也隨之增加。

為了降低和公婆間的生活矛盾，這次她選擇用「金錢」處理問題：透過市場外包照顧工作。雇用月嫂、保姆，也幫女兒找到必須有北京戶口才能就讀的私立雙語幼稚園。

這時，夫妻倆開始思考再換房計畫，目標是買個空間大、學區好的房子。這次的困難在於限購令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是總房價的50至70%。就算賣掉第一間房，要籌出這麼大筆資金仍不容易，於是再次動員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掏空了六個錢包。

「第一套房的空間通常很小，只能買在通勤一、兩個小時的區域，又要考量小孩未來的學區，所以婚後六、七年準備買第二套，又要開始面對首付和房貸，所以他們會說『很捲』，一直在捲動」。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照片為北京都會的天際線。
圖片來源／unsplash

誰才是中產階級？

沈秀華認為，1980年後出生在中國的都會青年中，陳玲的案例是既典型又特殊的。

典型之處在於她在大學畢業後北漂入京，掙扎於愛情與麵包之間的同時，也試圖在制度和政策的縫隙間突破戶口限制，並動員人際網絡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最大利益。

特殊之處則在於她的生命經驗高密度的經歷了物質和親密關係間的相互支援與競爭。短短數年，從遷移到北京地下二層的閣居、北京南邊的房子，到購買第二套房，相對於其他受訪者，陳玲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在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裡的階級向上移動。

陳玲的原生家庭是受國家體制所保障的中產家庭，但在區域發展差異與國家政策下，中國西北區域中產家庭所擁有的在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資本，並不能直接轉為能在北京安定就業與生活的基礎。陳玲透過對各種體制與親密關係的計算，以及個人專業的努力，相當「成功」地跨越區域、戶口與性別限制，成為北京中產階級的一份子。

陳玲這樣的身分，在社會學中通常被歸類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大學教育，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涯發展、親密關係、社會地位，也養成中產階級的品味。繼而選擇留在城市，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文憑的文化資本獲得就業機會與生活資源。

但放在中國極速變動的社會脈絡，這個群體的命運並非都這麼順遂。「中產階級不見得隨國家經濟發展自然出現，現實生活中，他們面臨著有限的職業發展與嚴厲的政策限制，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管控的公共生活，處境是受困、尷尬的，甚至是階級的『滑落』。」沈秀華沉重指出：「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身分』，但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資源與特性，那種相對舒適安穩、享受品味的生活是比較難的。他們覺得自己總是在追趕，而且永遠趕不上、害怕被拋下」。

沈秀華的受訪者中，即使有不錯的工作，也買了不小的房子，卻很少有人自認是中產階級。「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是勞動階層，這是很嚴重的落差。他們認為那些開名車的人、媒體上看到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當代青年如何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困境，是全球經濟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照片為示意。
圖片來源／pixabay

向下滑落的中產階級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浪漫愛、自由戀愛逐漸取代由父母決定的婚姻，看似家庭主義沒落、個人主義興起。但隨著戶口制度的限制，經濟生活的高度競爭，父母即使完成養育責任也無法真正退場，沈秀華發現，許多父母必須拿出大部分退休金幫孩子買房，孩子也因此對父母的養老產生責任感，雙方因此緊緊綁在一起。

從中國當前的高失業率催生出的蟻族、蝸居現象，到日本的下流社會、臺灣的高房價與高工時，乃至全球性的窮忙族，都可見中產階級滑落、青年發展困難的趨勢。當代青年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向上奮鬥未必能安置向下的青春，不少人選擇躺平、不婚、不生，或許正是這種高度競逐的社會結構所延伸出的結果。

對中國青年來說，離開高房價的大城市，轉往省城發展是一個出口。疫情後，沈秀華也注意到選擇不婚或「躺平」的青年似乎增加了。「有些人透過不婚來減壓這種惡性競爭，表現出他們對於婚姻、買房背後，親密關係、家庭、性別、社會流動、政治控制這些集體主義的反抗。」

不過，若將這些現象放回東亞脈絡來看，中國的情況仍有其關鍵差異。在臺灣、日本或韓國，買房壓力多半來自市場價格與社會期待；但在中國，房子同時牽動戶口資格與政策限制，使其不只是資產，更是一種進入城市生活的門票。限購令等政策反覆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確定感。

因此，中國青年動員的不只是「六個錢包」，還必須在政策與市場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婚姻也成為其中一種高度被動用的途徑。當親密關係承載了這樣的現實壓力，愛情很難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制度與市場共同拉扯的結果。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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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劉柳書琴，到中國東北及內陸圖書館收集作家作品資料，逐漸拼湊臺灣大學、東京大學、中國東北、北京、上海、廈門等地的戰前臺灣現代文學收藏。殖民地文藝書報雜誌的出版流通，再現相連或對峙的社會，有著區域知識生產與消費的架構，影響她後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視角。

「人有行動限制，思想和文本則沒有。文本因圖書販賣與閱讀需求，流通出自己的網絡。」劉柳書琴追著走廊足跡越走越遠，除了東京、上海、北京等節點都市，也岔出走廊主幹，穿徑踏尋，於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旅順、青島另覓風景。

地緣政治是劉柳書琴研究臺灣文學的關鍵詞。
攝影／陳怡瑄

左翼走廊

在東京大學的半年，劉柳書琴翻讀大量文獻，將特高警察的調查報告和作家的藝文活動線索，交互參照辯證，發現了饒富意味的人群流動和文化軌跡，進而提出「左翼文化走廊」的主張。

她說：「1930年代的東京和上海，是東北亞屬一屬二的國際都市，也是各國異議份子的薈萃之地。由於中、日兩國政府從1927到1936年間，打壓國內共產主義及左翼運動，引發海外出走潮，從而出現了中國異議份子向上海集結、向東京出走，東京異議份子前來上海尋求合作的現象。左翼文化走廊是借重國際都市空間，帶有政治流亡或跨國結盟意味的藝文通道。」

19世紀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
圖片來源／wiki

左翼走廊的兩端，匯聚了各國進步作家。西側軸心上海，共同語以中文為主、日文為輔；東側軸心東京，共同語以日語為主、中文為輔。出身臺灣或­「滿洲國」的作家則以他們追求殖民地解放的共識和雙語素養，居中翻譯。

史料佐證文本，實虛互文，劉柳書琴將「滿洲國」納入視野，描述多邊多角的流動。她強調：走廊上除了人，還有文本，是訴諸美學的民族運動和社會實踐，構成了跨國左翼文化運動的想像共同體。

上海—「滿洲國」的新感覺連線

一次大戰後日本陷入經濟蕭條，又逢1923年關東大地震重創東京，導致社會消極、不安、極權主義抬頭。藝文界接收西歐現代主義，掀起虛無、頹廢、官能享受的思潮。新感覺派興起，以主觀感覺通往外部客觀事物，從心理與潛意識詮釋生命和現實。

新感覺派的流行時間雖短，不過劉柳書琴觀察出，以劉吶鷗為首的新感覺派從日本到上海、探入「滿洲國」，甚至傳回臺北。發生在日文圖書消費圈之殖民地或租界的文本傳播，跳出過往以南洋、香港作家為焦點視角，提出了新感覺派系譜的東北亞迴圈。

「劉吶鷗及其追隨者雖不被左聯作家認可，但他們對都會社會的矛盾敏銳，以新鮮技法貼近感覺世界的光影、音聲、節奏。劉吶鷗個人的地緣移動，帶來日本美學的挪用、錯置，形成上海新感覺派的獨特聲腔。他以誇大的都會尤物為刺點，創造被消遣的男子，由異國情調、聲光魅影、階級矛盾烘托都市人心與風景，再現半殖民都會的現代性。」

劉吶鷗作品中的時尚男女，再現上海魔性，影響深遠。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woman in a mink coat, high heels, lipstick, perfume, dealing with men in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in the 1930s.

身穿貂皮大衣、足蹬高跟鞋、抹口紅、擦香水、周旋男人間的尤物，是劉吶鷗慣常表現「上海魔性」的形象人物。劉柳書琴認為，尤物是上海的隱喻，劉吶鷗利用半虛構的文化產物「尤物」，將上海人格化、女性化，開創男子必須通過尤物身體（魔都體驗）獲得啟蒙的現代性敘事。

「劉吶鷗不是尤物話語在中國的開創者，卻是賦予『文學尤物』經典風貌的第一人。」劉柳書琴強調，他與同時代作家穆時英（1912-1940）等人作品的互文，披靡了上海和「滿洲國」的現代派作家。

穆時英直接呼應魔都故事，將之作為與讀者共享的暗示（allusion），對資產家庭亂倫、尤物強占客卿等經典情節進行結構對位（structural parallelism）。而兩人筆下相互指涉的上海魔性，又給予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言論受限的東北作家一道靈光，在他們筆下迸出別樣異態的風格。

新感覺派和「滿洲國」的書寫位置

中國東北各大都市透過鐵道及航運，與青島、上海、廈門、廣州、香港、臺灣相連，這些海陸地緣交接的前沿，匯聚了內外的思維傳統。「滿洲國」成立後，漢滿日鮮蒙及在地少數民族、外國移民流民雜處，語言、文化和國際信息的交換蓬勃。1940年以前，歐美、日本和輻輳於上海的文化商品自由輸入，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的青年讀寫者階層出現，雜誌、圖書與翻譯資訊的需求增加。

劉柳書琴透過地緣政治的觀察，解析滿洲國、臺灣和日本之間的左翼作家們，相互對話與特殊文化關係。
攝影／陳怡瑄

擁有中、日雙語優勢的臺灣和「滿洲國」作家，因歷史處境與文化身分的相似，在接觸之後產生鏡像感受。劉柳書琴提到：「他們在東京、上海或北京，透過南腔北調的華語，輔以筆談或日語溝通，形成殖民地作家的跨越跨民族共感，乃至將對方作品化用為自己寫作的隱喻或典故。從文本互涉和文化翻譯的角度來看，上海新感覺派對『滿洲國』藝文志派的啟發，是上海現代主義向東北的一次傳播。」

東北作家同時接收左右翼作品，但覺得上海新感覺派的社會認識過於簡單，左翼文學的表達又無法見容於「滿洲國」。殖民體制、多族群構成和文化風土都與中原相異的東北作家們，必須在差異間逐漸找出「中國文壇」對「滿洲經驗」、「淪亡議題」的需要，從而找到相對平等的對話位置。

重讀左翼走廊的意義

昭和年代以後，日本的大東亞版圖一頭朝北、一頭南進，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東北作家如蕭紅、蕭軍聯袂流亡，也帶動其他東北作家。

劉柳書琴稱蕭紅為「流亡的娜拉」，她的作品〈索非亞的愁苦〉與〈訪問〉，以猶太裔白俄女性為自身鏡像，在男性中心的中國左翼文壇中另闢蹊徑，關懷革命、戰爭與殖民導致的跨越國界的流亡女性。「蕭紅將女性主體的建構與反『滿洲國』的流亡證言，連結為一體的兩面。魯迅對蕭軍、蕭紅的支持，使『流亡』的行動以文本形式昇華為一種象徵，並透過東北作家在上海的群聚效應發揮意識形態力量，結果『流亡論述』不僅成為上海文壇，也成為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論述資源。」

另外一位出生在日俄戰場故地旅順的熱血詩人駱駝生（1913-？），也是左廊網絡中的一員。推崇蕭軍、蕭紅反抗文學的他，曾在東京留學，組織過「漠北文學青年會」，和臺灣作家也有交往。在戰雲密佈的1941年，傾心撰寫〈滿洲新文學運動小史簡評〉，詳盡記錄東北普羅文學運動的歷史，埋下一粒不死的麥子，並呼籲「滿洲文壇」堅持下去，勿重蹈日本文壇轉向法西斯的歧途。

相比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學的流通更加無遠弗屆。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monoplane propeller plane composed of books and manuscript paper, digital art.

1937年以後，黑暗時代降臨了，但劉柳書琴指出，在「上海─東京走廊」上，東北流亡作家為被「滿洲國」官方文化輿論覆蓋的日本知識界，打開一條認識滿洲國現實的中國途徑和東北人觀點；逐漸與東北流亡作家連成一體的魯迅系作家及其刊物陣地，即是中、日、臺進步人士最可貴的接觸區。楊逵和日本作家的刊物合作，與胡風的弱小民族議題連結，及對東北作家蕭軍的書評致敬，都是左翼文化走廊上東亞作家相互翻譯的成果。

即使左翼文化走廊存在的時間不長，卻是亞際社會以國際主義理想反法西斯、反戰的一次大連結。二戰之後，這段經驗曾多次被提取為戰後社會重建的反思資源。

「東北作家在左翼文化走廊中的角色必須重估，而被遺忘的臺灣人也不可或忘。這不只是因為處處都有臺灣作家投入，更因為臺灣文學與東北文學經常在參照的意義上，提高了彼此的意義和能見度。譬如楊逵對東北流亡作家的致敬就結構性地揭示了帝國範疇內的反殖史。」劉柳書琴以「滿洲內在化」稱呼這種關係，說明不同歷史時期境外他者對於臺灣主體性的建構都不可忽視，此即左翼走廊的意義。

試著進入對方的感覺結構

回顧來時路，訪問離散在東北老去的臺灣人，或試圖接上東北作家的感覺結構時，總讓她心神悸動。

「有次，我拿瀋陽老作家李正中二十多歲寫的詩集問他：《春天一株草》如此輕淡的詩集，為何敲打我的心呢？他回答：因為我們始終堅持著讀和寫，那是緣於苦悶，以及民族的悲哀。我們所冀望的，便是向讀者一點一滴傾訴這樣的心思。」直到老作家過世前，他們持續通信。她似惦念甚深的口吻，慢慢咀嚼老作家的深沉潛臺詞。

作家反抗時局的最後一道堡壘，就是書寫。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In a dilapidated hut in the cold, a person wrote a manuscript while enduring cold and hunger. From outside the house there is constant storm and gunfire. This is the age of war, and it is also the age of literature.

文學從時代沃土裡冒芽、開花、結果，後來的人彷彿糖果屋故事裡的兄妹，沿路撿拾文學的果，試圖回返那個時代、那個地景。

「書寫是最後的反抗，他們不能不寫。因此反抗的本質是對話，而對話的欲望，就是活著的欲望。」透過研究者堅定的眼眸，我們彷彿看見百年前不服從的寫作者和轟然不停的印刷機，在暗夜裡獨語、群舞、飛揚、傳遞。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劉柳書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駱駝生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滿洲新文學運動史論〉。《中國現代文學》40期，2021年12月，頁35-72。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清華學報》48卷4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8年12月），頁763-796。
柳書琴，〈翻譯‧尤物：上海新感覺派與「滿洲國」藝文志派作家〉，《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年11月），頁147-189。
劉柳書琴（2013）。東亞左翼文化走廊與臺灣左翼文學：臺灣、日本、中國、「滿洲國」的連線（1927-193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柳書琴、蔡佩均、李偉採訪，柳書琴、蔡佩均整理，〈我們究竟為何而寫？：東北老作家李正中（柯炬、韋長明）訪談〉，《文訊》320期，2012年6月，頁81-88。
劉柳書琴（2010）。殖民地節點、全球化與地方反應：1930-40年代臺北、哈爾濱都市書寫之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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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韓雅各寫下《上海衛生學：在中國保持健康的線索》，不久後便死於熱病。韓雅各與上海，僅有短暫的五年緣分，為什麼他吸引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李尚仁的注意？《上海衛生學》又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1877年，來華傳教士會議首度在上海舉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從萬巴德到韓雅各，他們為何遠渡重洋？

李尚仁提到，之所以研究前往中國的醫療傳教士，要從英國醫師萬巴德（Patrick Manson，1844-1922）說起。

「萬巴德在19世紀中後期來華執醫，先後擔任打狗、廈門的海關醫官。他研究熱帶病媒蚊、推動熱帶醫學的發展，後來建立倫敦熱帶醫學校。萬巴德在打狗曾和醫療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合作，所以我是因為研究海關醫官，而注意到醫療傳教士」。

被譽為「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因為研究萬巴德，李尚仁注意到這群從事醫療工作，同時兼負宣教任務的醫療傳教士。從第一代的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到第二代的韓雅各，在天津條約簽訂後來華，象徵歐美在中國傳教事業的新里程碑。

出生於蘇格蘭的韓雅各，父母早逝，他邊打工邊自學，自幼信仰虔誠，希望有機會進入神學院就讀。然而，神學院的入學門檻高，且必須具備經濟支持，因此他轉而攻讀醫學，取得醫療執照，以醫學專業開啟傳教事業。

上海生與死：熱病、腹瀉與痢疾

然而，來華傳教困難重重。長期居於溫帶氣候的西方傳教士，初到中國，多面臨氣候與風土適應的問題。尤其當時太平天國動盪，大批難民湧入上海，疾病猖獗，熱病、霍亂、瘧疾、天花都是上海常見的疾病。使得提供醫療服務的傳教士，自己也壟罩在疾病與死亡的陰影下，韓雅各的《上海衛生學》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韓雅各於1860年抵達上海，展開醫療傳教士的事業。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韓雅各在書中寫道，「夏天在上海不要吃任何蔬菜水果，吃越多越容易腹瀉」，「上海的水很不純淨，含有大量的有機物質，務必煮沸才能飲用」。從這些叮嚀就能發現，傳教士除了要努力適應氣候風土，也不時對中國人的衛生觀念感到吃驚。

「傳教士覺得中國人不喜歡洗澡、把糞便作為水肥，甚至會把遺體擺在家中」，李尚仁說。相較於早一步重視洗澡的歐洲人，當時的中國人仍相信浸水會傷身體；那時的上海尚未建立汙水處理系統，糞便更被視為珍貴的肥料。

有趣的是，當時的歐洲人相信陽光會毒害身體，他們認為熱帶地區的疾病很可能來自於陽光直射，甚至到20世紀的史懷哲也深信不疑。李尚仁笑說:「所以他們很訝異，留辮子的中國人，在烈日下搬運工作竟然若無其事！」

19世紀末期的上海人力車夫。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studio

種種文化與生活習慣的差異，讓韓雅各等人感到擔憂，他們相信若與中國人混居，會讓租借地變得髒亂、疾病叢生。尤其傳教士認為人與未經處理的腐敗物共存，容易吸收不好的氣體與粒子，導致身體變差或生病。

從現代醫學的觀點回望，李尚仁認為，主要是因為當時微生物感染的觀念尚未確立， 「現在說『傳染病』，當時稱『熱病』，他們認為擁擠的地方，例如軍隊、船上、監獄，最容易吸到致病的氣體導致熱病。但從今天的角度看，很多疾病其實是傳染病，而這些傳教士被傳染的風險本來就很高」。

《上海衛生學》：歐洲人的保健之道

在傳教夥伴與家屬紛紛罹病與死亡的同時，韓雅各著手整理種種西人東來的疾病經驗，寫成《上海衛生學》。李尚仁說，《上海衛生學》的篇幅不長，卻是19世紀第一本以中國為主題的衛生學著作，意味著越來越多歐洲人在上海定居而產生的知識需求。

韓雅各從食、衣、住、行等面向，觀察中國人的飲食、穿著、生活習慣如何因應當地氣候，歐洲人應該如何適應調整，希望將這套衛生保健之道傳授給住在上海，乃至中國其他地方的歐洲人。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李尚仁。
攝影／黃詩茹

韓雅各認為，土地廣大的中國，氣候也如歐洲多變。他將上海比作法國西南部，「潮濕、舒軟而放鬆」，有助於肺病、乾咳和胃消化不良的患者。但上海炎熱的氣候會導致體液流動出問題，汗太快排出或排不出去都容易生病。

至於要如何避免呢？《上海衛生學》也提供了建議。韓雅各認為「夏秋之交是上海危險的季節，秋天要穿足夠的衣服」、「隨時準備一條毯子，冷的時候馬上蓋上」，就能保持體液平衡與循環，減緩腹瀉。即便在炎熱的天氣，也應該「肚子蓋上毯子以保護腸胃」，他宣稱自己常以這種簡單的方式預防腹瀉發作。

此外，韓雅各也相當注意食物的質量，他尤其主張規律與節制，「在中國生活應該以簡單而較不多樣的食物，配上淡的歐陸葡萄酒」。他批評住在上海的歐洲人，以奢華飲食作為海外生活的慰藉，一頓「可怕的」晚餐竟然從濃湯、牛羊肉、米飯，一路吃到糕點、麵包、奶凍和水果，中間再佐以雪莉酒、香檳、啤酒、紅酒、波特酒等過量的酒精飲料，「最後以一杯濃咖啡和雪茄告終」。

或許是中國相對低廉的物價，讓通商口岸的歐洲人紛紛仿效貴族的生活風尚，導致在上海的一餐，遠超過在家鄉的食量。另外，韓雅各也建議，「在上海，適合運動的季節不長，每年最後三個月和年初五個月，運動越多越好」，他尤其可惜上海沒有板球場、水療設施，以及「好的乳牛」。

19世紀末期上海外灘風景。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studio

醫療作為手段，傳教才是目的

來到上海的醫療傳教士，以建醫院、設診所、給藥、下鄉治療，提供多種醫療服務。李尚仁說，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時有衝突，這時醫療便成為傳教士與當地「打好關係」的方式，「先施予恩惠，解決身體的病痛」。

從第一代的伯駕開始，醫療傳教士就發展出一套醫治結合宣教的模式，例如醫院牆上張貼經文、聖經故事，早上帶領住院病人做禮拜，讓中國人在醫療過程中潛移默化。韓雅各下午看診前，也讓華人的傳道人先向等候的民眾傳教、發送小冊子。來臺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雖然不是醫師，也是在廟埕前唱聖詩、禱告，再為民眾拔牙。

當醫療服務漸有進展，宣教事業又是如何呢？

李尚仁注意到，以中低階層的民眾為主要醫療對象，在醫療傳教士間也有不同評價。例如免費醫療往往吸引到窮人，但有些被醫院聘僱的醫師，其實想開業賺錢，或推廣醫學教育、收學徒，這些人的理念就和傳教士產生歧異，萬巴德就是一例。

「萬巴德在廈門培養中國學徒，但當地傳教士批評他把心力都放在學徒身上，沒有認真傳教。萬巴德也不認同傳教士的做法，他認為免費醫療只會吸引到下層民眾，士大夫會看不起西方醫學，讓西方醫學的聲望受損」。

同時，也因為病人太多，醫療傳教士疲於應付，反而沒有時間傳教，李尚仁說：「有些人就批評醫療傳教不是好方法，醫療傳教士和神職人員也有張力存在。甚至有些人後來放棄傳教，去當外交官、醫官。」

談到傳教士，一般人常覺得他們滿腔熱忱，為了信仰犧牲奉獻、團結一致，李尚仁則從史料中爬梳鮮為人知的一面，「其實傳教士之間也有糾紛，或者臨時退出，加上很多醫院是由洋商捐贈，不是教會興建，所以關係很微妙」。

來自美國的伯駕，是第一位具有醫師資格的醫療傳教士。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另一方面，傳教士提供的資源與福利，也成為某些中國人翻身的機會。有些人接觸傳教士後，開始學習英文、擔任醫院助手，甚至獲得資助出國學習醫學。例如曾與韓雅各在愛丁堡大學同窗的黃寬（1829-1878），就是因為就讀澳門馬禮遜學堂，後來受外商資助赴英學醫，成為首位獲得歐洲醫學學位的中國人。

不過這群少數的中國基督徒，也成為社會中的特殊階級，時而釀成糾紛。李尚仁說：「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就指出，當時傳教士有治外法權，地方官員忌憚洋人，有些中國信徒會仗著傳教士的勢力耍特權，甚至發生教案，關係比較緊張。」顯然相較於醫療服務的進展，傳教事業的步伐更加艱辛。

從醫療紀錄窺見社會縮影

為了蒐集史料，李尚仁前往英國查找倫敦會的傳教士名冊、醫療報告與書信等檔案資料。他也透露，目前正在分析韓雅各等人的醫療紀錄，並比對中文史料的記載。

「中文史書對底層生活的記載比較少，有時筆法簡略誇張，例如太平天國殺戮千萬、血流成河，但從醫療紀錄就能看到這個人被砍了幾刀、槍打到哪裡？或者看他們怎麼治療幫派械鬥、幫當地人戒鴉片」。這些醫療實作的紀錄，反應當時新舊醫療技術並陳的狀況，讓我們有機會窺見當時的社會縮影。

李尚仁提到，醫療傳教士留下的醫療紀錄，可看出當時的醫學發展與社會縮影。
攝影／黃詩茹

來到上海的第五年，韓雅各也染上熱病，隔年再度重病前往長崎休養，最後在當地去世。英年早逝，與上海緣分短暫的韓雅各，在眾多醫療傳教士中，或許僅是過渡性的人物。但透過李尚仁的梳理，韓雅各仍以文字可觀的著作與醫療紀錄，豐富了對於當時東西方交會的認識。

採訪撰稿／阮芳郁、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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