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淑惠為臺灣最早深入創傷心理研究的學者之一，透過研究幫創傷受害者指引方向。
攝影／林俊孝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場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讓數以萬計臺灣人的家園、親友、身體與心靈遭受重創，那一夜的天搖地動與惶惶不安，至今仍銘刻在許多人記憶深處。受災者的人生因為一場地震，一夕之間劇烈改寫；災難與創傷，意外成為他們生命的震央。
當災難來襲，平穩的日常突然中斷，跌進無常與失序的人們，如何重新踩穩腳步，繼續向前？身體的傷也許可以治癒，但心靈的傷能夠復原嗎？創傷事件可能對個人日後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可以怎麼為自己的心靈建構保護層，抵禦往後的災害侵襲？臺灣大學心理學系陳淑惠教授為臺灣最早深入創傷心理研究的學者之一，她以溫柔而堅定的態度，點出幽暗的創傷山洞中，何處透進一絲絕境重生的光線。
臺灣創傷心理研究的地方史
親臨天災、戰爭、暴力、車禍意外、性侵害等衝擊性的事件現場，往往對心靈造成傷害並留下難以處理的後遺症。即便造成傷亡的外在事件本身已結束，不斷在內心重演的創傷畫面、失調的作息、頻繁的惡夢、麻木的心理等內在症狀反應依然揮之不去。
就如創傷（trauma）一詞的原義，創傷事件彷彿也在個人心靈劃下一道深深的傷口，只是隱隱作痛的部位或許不夠具體，其病灶（即病的發源處）與對治方針往往被忽略或簡化，使我們錯失更加深刻理解創傷與人心本質的機會。「心理創傷並不是新問題，它其實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但真正系統性的研究遲至九○年代才出現。」陳淑惠說道。
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發生後，為瞭解美國越戰軍人的精神症狀，精神醫療體系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正式納入精神疾病診斷。創傷作為研究議題進入臺灣心理學者的視野，則肇始於九二一大地震。戰爭與天災、美國與臺灣，創傷事件類型與文化脈絡的差異，也形塑出臺灣創傷心理研究的特點。
1999年世紀末災難－九二一大地震，催生臺灣創傷心理學研究的開展，圖為倒塌的臺北東星大樓（198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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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臺灣社會各界發揮所長，不遺餘力馳援災情最嚴重的中部地區，其中，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也動員師生，前往當地提供臨床心理服務與援助工作。時任助理教授的陳淑惠認為，任何專業服務都應該具備實證基礎（evidence-based）。「但是當時臺灣幾乎見不到創傷心理研究。」她說，「首先，我們缺乏臺灣本土的研究數據；第二，缺乏臨床工作所需的快速篩檢與評估工具。」這些在社會實踐中意識到的不足，是陳淑惠主持的實驗室一系列創傷研究的起點。
創傷後的生命路途：三等分的岔路
臺灣民眾的創傷心理反應呈現什麼樣態？陳淑惠解釋，近年創傷研究領域逐漸浮現一個新概念：「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growth, PTG），指個體經歷創傷事件之後，產生正面的轉變。換言之，負面的創傷心理反應並非絕對且普遍的現象。
陳淑惠和其他學者合作調查發現，九二一大地震過後三個月，災區居民不論在身心健康、人際關係、人生觀的轉變上皆呈現「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分佈，也就是狀況好轉、持平、變壞的比例各佔大約三成。
陳淑惠發現，災區居民遭逢創傷事件後人生轉變的情形，好轉、持平、變壞各佔三分之一，這正透露存在著某些力量，能幫助人們走出創傷的震盪，進而復原甚至成長。如何抽繹與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要素，是重要的研究任務。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黃嬿羽
巨大的失落、衝擊，可能反而讓某些人產生更積極正面的態度，例如更加珍惜生命的價值、懂得自我關懷、提升效能感、或更能體會到與他人的連結等等。「同樣的創傷事件，每個人的反應卻不盡相同。」陳淑惠分析道，「這顯示，應該有一些力量能夠自然而然，幫助人們從創傷事件中恢復。」
受創心靈的反作用力：心理韌性
人心不是一塊遭遇重擊便應聲碎裂的石頭，而是具備彈性與動態調整的適應能力，能夠因應環境的變動或困境。陳淑惠指出，心理韌性（resilience）的概念，正可捕捉人們遭逢與因應創傷時的關鍵差別。
從認知觀點切入說明，災難事件衝擊人心的機制之一，是打破人原本對世界抱持的基礎信念──自我是有價值且有能力的；世界是良善且有意義的──這些信念是讓日常生活得以維持的隱形支柱，卻在創傷事件之下顯現裂縫。一旦破碎的基礎信念無法重組，便容易引發個人的焦慮、鬱悶等症狀反應，但如果成功尋找到新的信念，就可能達成創傷後成長。
一個人的認知底層，儲存著關於自我與世界的核心信念，是讓日常生活得以平穩維繫的基礎。當這些信念受到創傷事件衝擊而產生裂痕，甚或崩解，一方面導致負面情緒反應，一方面卻也是個人重新培養認知基礎、尋覓意義並達到創傷後成長的契機。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黃嬿羽
從這個角度來說，創傷考驗著一個人能否從苦難中反芻省思出生命與生活的意義，讓崩塌的認知得以重建。而心理韌性牽涉的不僅是認知面向，更包含如何讓情緒從起伏不定轉為和緩安定，以及覺察與運用人際關係資源的能力。這些面向在個人因應創傷的心理動態中環環相扣。
「心理韌性有兩層涵義：一是創傷反應出現後，個人可以健康正面地因應，復原得更快；另一則是在創傷事件發生前，便具有抵禦逆境衝擊、預防症狀反應的避災能力。」陳淑惠說。
寓居關係、社會、文化中的韌性
所謂心理韌性，並不只是個人內在的性格特質或認知傾向。陳淑惠的臨床心理研究室曾編製「家庭韌性」的評估工具，探討什麼樣的家庭較能夠正面因應長者患有失智症的處境，這便將韌性的意涵擴展到個體層次以外──面對創傷，人並非孤立的個體；從身邊支持性的人際網絡、國家社會以關注受災者需求為本的救助措施，到解讀天災人禍的文化體系，皆可能有助於緩衝創傷事件對心靈的衝擊。
陳淑惠點出，臺灣天災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比例，往往比其他國家少：「我一直覺得這個社會似乎具有某種能耐，大型災難從來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混亂，甚至讓我們更凝聚，這不完全來自政府的力量，而是集體自發而來。」此外，她也觀察到許多臺灣人以傳統的宿命觀文化，為災難賦予意義：透過將苦難歸於老天爺的安排，安放怨懟與不平的受創情緒。
臺灣天災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比例，往往比其他國家少，陳淑惠認為，這不完全來自政府的力量，而是集體自發而來。圖為2009年受八八風災影響下，國軍在臺南縣下營鄉協助清理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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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巨流沖刷，既考驗人們的韌性，也顯露出集體社會文化的基底。教育體制同樣能被視為培養集體抗災韌性的一環。「說穿了，就是從小學校與家庭的教育如何培育一個人，目標不是放在聰明、成績好，而是思考如何讓孩子具備心理防災的本領。」陳淑惠說道。
心理急救的引進、推廣與應用
陳淑惠曾帶領學生將美國UCLA災難創傷中心的「心理急救」課程（psychological first-aid）引進臺灣，翻譯中文版手冊並推廣至各地校園。這套課程的目標，除了訓練專業的心理急救人員以便在災難現場照護群眾身心狀態，也提供相關知識與小技巧，幫助校園師生瞭解在災難剛發生時，如何讓自己冷靜下來，度過壓力高張的緊急狀態。
中文版《心理急救操作手冊》明確羅列身處災難中的人們最急迫的心理需求，做為現場急救人員的行動準則，包括穩定情緒、提供安全感、以清晰的行為指引與實用資訊提供確定感、連結社會支持等等。到了2009年莫拉克八八風災，陳淑惠發起行動，進一步建構心理急救課程的資料網頁，公開分享給第一線急救人員。
中文版《心理急救操作手冊》明確羅列身處災難中的人們最急迫的心理需求，做為現場急救人員的行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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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ovid-19疫情來襲，衛福部引導國人調適身心的「安、靜、能、繫、望」口訣也源自陳淑惠研究室的翻譯引進。「像洗手口號一樣，」陳淑惠笑著說，「確保安全，維持鎮靜，掌握效能感，促進社會聯繫，最後要抱持希望，才不會被擊垮。」這些知識引進與推廣的工作，也成為臺灣社會集體抗災韌性的重要環節。
衛福部引導國人調適身心的「安、靜、能、繫、望」口訣，源自於陳淑惠研究室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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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與成癮的連結：深淵中垂下的絲線
除了創傷，陳淑惠也關注成癮問題。2014年，《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正式列入網路遊戲成癮（Internet gaming disorder），但早在本世紀之初，陳淑惠已嘗試編製出，被全球心理學界廣泛運用的《網路成癮量表（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後來被許多機構、學術研究廣泛引用。
「成癮，其實是個體為了解除負面情緒或壓力，一種『不成功』的因應方式。」她解釋，許多小孩之所以沉迷網路世界，是因為現實生活受學業、家庭壓力壟罩，遊戲和網友成了他們僅有的快樂與支持來源。
成癮行為彷彿一條垂下深淵的絲線，暗示壓力有其出口，卻隨時可能會斷裂，而使人摔落得更重。「隨著上網時間越來越長，功課交不出去、考試考不好，反而又造成自己的壓力倍增，構成惡性循環。」陳淑惠分析，「上網固然可以削減當下的負面情緒，但也在不遠的未來埋下壓力的種子。成癮行為與生活壓力相互增強，使得成癮難以根除。」
近年陳淑惠更結合兩條研究軸線，探討成癮與創傷之間的關聯，「這兩個問題，都是人類現在面對最為棘手的心理困境。」她說道。陷入壓力的人亟欲尋求紓解管道，終至養成成癮的行為模式；而化為症狀反應，持續侵擾當下生活的心理創傷，正是個難以迴避的巨大壓力源。如何因應創傷的衝擊、成癮的誘惑，在無常與壓力下自處，成為一個有韌性的人，形塑有韌性的社會，都是值得我們共同思索的當代心靈難題。
陳淑惠語重心長指出，如何因應創傷的衝擊、成癮的誘惑，在無常與壓力下自處，成為一個有韌性的人，形塑有韌性的社會，都是值得我們共同思索的當代心靈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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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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