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與廢墟之間——中興陳淑卿談「環境文學」中的毒性與韌性

「農業一直被視為人類文明的開端，但也是人類干預自然，馴化物種的起點。」

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傳統農耕模式被顛覆。高產能的作物養活了數十億人口，但大規模單一種植所帶來的環境風險卻日益明顯。從土地破壞到健康危機，這場農業「進步」的代價，最終由地球上的所有物種共同承擔。

近年，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名譽教授陳淑卿心繫「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她表示，種種環境問題，不僅以極端方式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經驗，甚至在文學的字裡行間裡留下深刻印記⋯⋯。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名譽教授陳淑卿
拍攝／馬藤萍

從自然書寫到多物種敘事

什麼是「環境文學」？上網搜尋環境文學，會發現這個詞彙呈現了奇妙的兩極性。一方面你會讀到大量描寫自然美景的優美著作，它們讚美山林、溪流與動植物。但另一面，則是對人類破壞環境的批判性書寫——從農業化學毒物到氣候變遷危機，作家用文字揭示了一場場無聲的生態災難。

陳淑卿說道，環境文學並非一成不變的靜態形式，它也和自然界一樣，不斷流動與演變。早在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著名的《湖濱散記》（Walden），便透過哲學式的筆調描繪人類以自然為實驗場，來進行理想生活的實踐，成為了自然書寫的經典。

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文學開始從浪漫的自然讚美，轉向對環境破壞的批判。比如海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 ）的勇氣之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科學事實為基礎，揭露化學農藥對生態的威脅，環境文學開始具有警世力量。

進入21世紀，環境文學的敘事維度更加多元，從生態危機背後的資本主義壓迫、少數族裔面臨的環境不正義，到人類與多物種的共生。這些議題超越了單純的自然讚美或生態批判，進一步探討環境與文化與社會正義之間的複雜網絡。

陳淑卿總結道，當代環境文學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描述自然，還賦予了非人類主體的敘事能力，讓我們重新審視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

人類從游牧生活到定居墾殖，逐漸脫離與自然共生的關係，甚至一躍成為自然的馴化者。
圖片來源／Unsplash

有「毒」的馬鈴薯

陳淑卿以美日混血作家關尾（Ruth Ozeki）的小說《天生萬物》（All Over Creation），向我們展開當代環境文學所欲探討議題的複雜性。

美國愛達荷州以盛產馬鈴薯而聞名，每年盛夏到初秋之際，望向愛達荷州的廣闊農地，無數個馬鈴薯田以整齊的線條排列，景色怡人。然而，看似生機盎然的背後，卻隱藏著現代農業的代價。

《天生萬物》以愛達荷州的偏遠農村為背景，講述了基改馬鈴薯如何引發一連串的生態與文化危機。小說的主角是日美混血的由美（Yumi Fuller），家裡所經營的富勒農場，是一片以基改作物為主的馬鈴薯田。由美15歲離家後就未曾踏足自己的家鄉，25年後浪子回頭，面對的卻是罹患大腸癌和心臟病的父親、阿茲海默症的母親，以及鄰居摯友的各種健康問題。

陳淑卿指出，同樣都是單一且大規模的種植模式，但由美家鄉的馬鈴薯農園與過去殖民地墾殖園經濟有很大的區別。後者象徵了殖民地主與外來奴工的權力結構，但前者則是現代化農業成功的體現。

由美的父親早先便是「農業科學」的信徒，憑藉科學理性與對自然統御（基改種子、殺蟲劑、化肥），擁有穩定收成，賺進大把錢財。他對由美這麼說：「富勒農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上帝與科學聯手，再加上當季文化實踐的積極奉行，人類可以與自然和諧相處，創造一個完美的共生協作。在我十四歲那年，我家原本的五百畝農田已經擴展成三千畝。」

單一作物的大規模種植被視為現代農業追求高產量的標誌，但這種效率卻建立在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上。同一基因的作物更容易受到病蟲害侵襲，反而更需要依賴大量農藥和化肥。長久以往，標準化物種的脆弱性、高度依賴基改技術與化學農藥的種植方式，不僅剝奪了物種的多樣性，也影響了人類健康。

更不幸的是，飽受病痛之苦的農民，並沒有確切證據能向農業科技公司提出控訴，甚至若不繼續使用化肥整治田地，銀行也會因收成不穩而不願提供後續的貸款。

陳淑卿進一步解釋，文學批評家布爾（Lawrence Buell ）很早便提出了「毒物論述」（Toxic Discourse）概念，試圖剖析人類面對自身造成的化學環境災害時所產生的焦慮情緒。這類論述通常並不直接描述毒物本身，而是透過一幅幅鮮明的疾病圖景，讓觀眾「看見毒」。

但是，《天生萬物》也強調毒物論述與當代農業科技的弔詭關係。作者尾關點出因基改作物而產生的具體毒物其實難以追蹤，她的小說呈現這種難以精確指認毒物與農業科技公司之間關聯的困境。然而，透過文字敘述，我們仍看見了長期不當耕種所導致的農村衰敗，以及罹患各類疾病的農民群像。這些畫面儼然成為基改作物所帶來「毒」的具象化呈現。

夏日的馬鈴薯田。
圖片來源／Adobe Sock

「戰爭新娘」與蔬果園

那麼，面對這樣的現代農業困境，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在《天生萬物》中，日裔「戰爭新娘」桃子的蔬果園，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充滿韌性的替代方案。

陳淑卿接著提到了由美的母親桃子——這位在小說中居於邊緣位置、不具話語權的角色如何和瀕危物種結為弱勢聯盟，開啟一個足以挑戰大規模單一作物的農作方式，並成為鏈結物種、多元文化社群、網路空間的中介。

作為戰爭新娘的桃子是二戰陰影下的危脆人群之一，缺乏可以進入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政治的資本，甚至成為日本及美國國族主義的代罪羔羊。她的危脆性，卻成就她回應生態世界的敏感度與感受性。桃子嫁到愛達荷州後，失去可以歸屬的社群，在不被社區婦女看好的情形下，轉而以蔬果園里的花草蔬果及其種子，來作為支撐她危脆生命的依存條件，是與她共生的生命系統。

在女兒逃家後，她的蔬果園伴隨對她的思念，而逐漸擴大，從廚房旁的一畦菜園，逐漸擴大為五畝蔬果園。她經營的目的並非收成貼補家用或給自家餐桌增添當令時鮮，而是繁衍收集保護外來、罕見、脆弱的植物品種，免於絕種，維持生物多樣性。桃子和這些沒人照管培育就可能絕種的植物之間有一種超越商品與人的連結與遭逢方式，充滿對和她一樣弱勢的植株的共情，這是一個危脆生命向其他危脆生命的回應。

在小說裡，蔓藤植物觸鬚的纏捲成為人與植物遭逢共生的隱喻，它脆弱與攀附的本質不僅召喚了跨物種的連結，也促使人與人的關係在生態情境裡得到新的連結機會。

透過這種雙重交織的情節安排，尾關巧妙結合了社會正義與環境生態關懷，並試圖將物種放入農業敘事的核心，進而翻轉傳統生態敘事的人類中心取向。

「廢墟」中的松茸

當基改作物的毒性逐漸侵蝕土地，生物多樣性瀕臨崩潰之際，桃子的蔬果園讓我們看見人與自然在小規模農業中的深度聯繫。那麼，當視角擴大到整個世界，這樣的共生關係是否還能成立？

為了更開闊我們對環境文學的認識，陳淑卿接著分享了近年備受關注的民族誌佳作——《末日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這部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環境文學，卻以獨特的選題，加上民族誌的書寫方式，用不同角度探討了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共生關係。或許能視之為環境文學的擴展型態。

陳淑卿指出，不同於馬鈴薯等其他糧食作物可進行規模化的種植，松茸並非人類主動栽培的結果，而是在極端條件下自然出現的奇蹟。作者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追蹤了松茸在世界各地的生長與流通，從美國奧勒岡，到芬蘭拉普蘭、中國雲南，再到日本的餐桌上。

松茸生長於邊緣地帶，卻在全球市場中具極高價值。特別是在日本，松茸作為日本料理中的高級食材，亦是秋季的重要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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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茸是一種生長在受人類擾動的森林裡的野菇。它們就像老鼠、浣熊與蟑螂，能吞忍人類造成的一些環境失調。但松茸不是害蟲，而是價值不菲的珍饈——至少在日本，其價位有時高到堪稱地表最具價值的菇類。松茸因為具備滋養樹木的能力，還能幫助險惡環境裡的林木成長。

⋯⋯如果沒有其他物種的轉化關係，松茸顯然無法生存。松茸與特定樹種共存的地底真菌的子實體。真菌會與寄主樹建立起互惠關係，自樹木根部得到碳水化合物，也為之覓食。松茸讓這些寄主樹木能在缺乏肥沃腐殖質的貧瘠土地上生存。

松樹是松茸的寄主，兩者相互提供養分，並與其他菌類、微生物等生物共生。松樹的生命力極具韌性且活躍，當一塊土地被人為砍伐、破壞，或經自然災害侵擾過後，松樹往往會是第一個扎根的植物。可以說，在非理想環境下生長，正是松茸的特性；若是在土壤肥沃、溫濕度適中之地，松樹與松茸反而失去了生長動力。

另外，松茸宇宙的特殊性遠不止如此——在其採集與流通過程的背後，是邊緣群體與全球資本市場的串連。《末日松茸》也提到，在美國地區，多數商業松茸的採集者其實是寮國與柬埔寨的難民。因松茸價格高昂，成了維持生計的好選擇。其中還含包含了自中國、寮國與泰國邊境地區，因越戰而輾轉來到美國苗族和瑤族移民及其後代。由於過去的打獵文化，這些人具備良好的叢林經驗與探路能力，便投入到了松茸採集工作。

松茸的生命始於廢墟，卻以高級食材的姿態出現在餐桌上。儘管松茸的主要生長地並不在日本，卻深受日本人的喜愛。最終，一條橫跨廢墟生態、邊緣勞動群體、資本主義商人與美食愛好者的跨國經濟鏈悄然形成。此過程包含了生態、社會與經濟的多重矛盾，卻也以一種奇妙的方式達成了相互合作。

陳淑卿表示：「松茸與東南亞苗瑤裔移民，一是因開發的污染衍生的異質物種，一是因戰亂歷史而流離失所，族裔文化幾經破壞重整，國族與認同政治薄弱。松茸與其他物種共同生成，苗瑤的族裔性隨著遷移之地的歷史與國家政策而變化，兩者都缺乏具有疆界的內在性，但也因如此，可以在最不利的自然與歷史角落生長冒現繁衍，這種奇特的生命力，也構成兩者開放性連結的無限動能，兩者的關係建立在交會變形與協作的動態組合，超越了資本主義下農民與作物的關係。」

拍攝／馬藤萍

在這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的時代，陳淑卿認為環境文學帶來了不少警示，但也隱含了一絲希望。從基改馬鈴薯到廢墟中的松茸到戰爭新娘與多物種，都像是在提醒我們，與環境和解的答案，始終藏在人類如何重審自然、文化與經濟的關係。

「身為城市中的消費者，往往只會看見食材的光鮮一面。但透過這些文本，我們難得窺見其背後的複雜故事線——人類與自然如何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壓力下相互影響。文學不僅讓我們反思破壞的根源，也啟發我們想像新的共生可能。」

 

採訪撰稿／李佳芳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陳淑卿（2019）。農糧、農務、與農夫：美國族裔文學的農業書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