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肅穆的聖樂響起，樂音迴盪在教堂穹頂，說到天主教禮儀，一般人最深刻的印象或許就是「聖樂」。透過音樂與經文的結合，聖樂不僅激發聽者的心靈感動，也以美讚嘆天主的創造。
在天主教來華後很久的時間，舉行彌撒、日課（固定時辰的祈禱）所使用的禮儀音樂（liturgical music）都是以拉丁文詠唱。聽不懂拉丁文的中國信徒是如何參與？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中文的禮儀音樂在中國的信仰之地萌芽？輔仁大學音樂系副教授洪力行近年便從早期中文天主教歌本著手，勾勒出天主教聖樂在中國發展的歷程。
洪力行以《詠唱的祈禱》追溯天主教禮儀樂曲在中國的傳播之旅。
攝影／汪正翔
當聖樂漂洋過海
雖然西方天主教會的禮儀音樂在16、17世紀就已高度發展，但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場景。語言隔閡、缺乏歐洲教會的音樂資源、沒有足夠的神職人員，難以常態性舉行完整彌撒。
而無法理解拉丁經文的中國信徒，在禮儀進行的過程中僅能被動參與。也因為如此，當時還有特地為了指引教友參與儀式所編寫的手冊，例如《聽彌撒凡例》、《彌撒祭儀》等，教導信徒「聽」彌撒，或以寓意的方式解釋彌撒程序，或透過中文音譯，讓中國教友能發出類似拉丁文的讀音。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間也有一些從「禮儀的邊緣」，也就是禮儀之外的場合發展出來的音樂。例如清代畫家吳歷（1632-1718）在信仰天主教後，成為耶穌會神父，他創作的《天樂正音譜》雖然無法使用在正式禮儀，仍被視為創作中國本地化聖樂的先驅。「這是一個可以唱的文學作品，其中的〈彌撒樂音〉是依照南曲南呂宮的曲牌詠唱，再以文學性創作填詞，現在懂得曲牌的人還是唱得出來」，洪力行說。
利類思，埋下聖樂本地化的種子
綜觀明清之際的天主教禮儀，雖仍以拉丁文為正式語言，但當時的傳教士已逐漸意識到使用當地語言進行禮儀的重要性，也陸續出現中文經文的需求。因此，教宗保祿五世（Paulus PP. V，1552-1621）在1615年即特許耶穌會士將彌撒和日課經文翻譯成典雅的文言文，做為以中文進行彌撒的準備工作。
其中，義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8－1682）陸續將《羅馬彌撒經書》譯為《彌撒經典》，將《羅馬日課經本》譯為《日課槩要》，也譯出《聖母小日課》、《已亡者日課經》等日課經文。「他的翻譯非常好，文言文的翻譯甚至比現在的白話文更有味道」，研究過程中，洪力行將利類思的翻譯對照拉丁文原文，每每驚嘆他竟能以如此精練的字數表達經文意涵。
由利類思所翻譯的拉丁文頌歌Pange lingua。
圖片來源／洪力行
「很可惜的是這些準備工作最終沒有付諸實踐，利類思翻譯的中文經文也沒有真正在中國的土地上用來舉行彌撒」。利類思的努力埋下聖樂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種子，直到兩百年後，雷鳴遠神父的時代才冒出新芽。
雷鳴遠熱愛的葛利果聖歌
來自比利時的雷鳴遠神父（Frédéric Vincent Lebbe，1877－1940），在1901年來華後，努力學習中文與中國文化，積極投入天主教在華傳播，並促成第一批中國籍主教的出現。後也申請入中國籍，投入河北傳教，創立耀漢小兄弟會（1928）和德來小妹妹會（1929），這兩個修會後來也都遷至臺灣發展。
過去研究者多關注雷鳴遠獻身中國傳教的熱忱及參與抗日行動，洪力行則挖掘其少為人知的音樂素養，尤其是他對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的熱愛。
葛利果聖歌，也稱「額我略歌曲」，可說是天主教最正統，也最具代表性的禮儀音樂形式。尤其和天主教禮儀密切結合，什麼樣的儀式詠唱什麼樣的經文都有規範，不使用樂器伴奏，僅以純人聲詠唱，以聲音讚美天主，「而且是單聲部旋律，大家都唱一樣的旋律，所以有眾口一心的感覺」，洪力行說。
另外，不像現代歌曲多三拍、四拍的形式，葛利果聖歌是自由節奏，根據拉丁文的語韻和語文節奏轉化為旋律，盡量忠實發揮經文原有的節奏、輕重、語調。「所以葛利果聖歌會以一些旋律公式詠唱，在這些公式中又保有某種自由度」。
觀察到中國本地修會的禮儀與靈修需求，雷鳴遠自然也意識到必須為修會準備以中文詠唱的禮儀音樂。在這樣的情況下，喜愛葛利果聖歌，也熟悉中國語言的雷鳴遠，很自然地將兩者結合，在1920年代末期創作出一系列的中文禮儀音樂。
雷鳴遠的中文聖樂創作
在收集早期中國天主教歌本的過程中，洪力行輾轉得知有一批雷鳴遠創作的中文禮儀歌曲的存在，便聯繫臺灣的耀漢小兄弟會和德來小妹妹會，獲得相關手稿史料，其中之一便是兩個修會曾使用的《大日課》。
修復後的《大日課》。
攝影／汪正翔
手捧著由恩人捐贈、修復過的原版經本，洪力行小心翼翼翻開泛黃紙頁，木刻的四線譜搭配著彌撒、日課與祈禱的中文經文，「雷神父很堅持使用四線譜，因為四線譜就是原來葛利果聖歌使用的樂譜。過去他們就是在小教堂裡，修士分坐兩側，每人手捧著一本詠唱」。
洪力行提到，雷鳴遠編寫的中文聖樂，最主要的經文來源就是利類思兩百多年前留下的《彌撒經典》、《日課槩要》、《聖母小日課》、《已亡者日課經》等。利類思翻譯的中文經文等於建立了基本的聖歌歌詞語料庫，成為雷鳴遠創作聖樂的文詞來源。
選擇以利類思的中文經文做為歌詞，而不從拉丁文直接翻譯，雷鳴遠或許也有其考量。洪力行說：「我相信他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以及對中國傳教史發展的尊重。雷神父應該也很敬佩利類思，覺得能使用前人翻譯完成的經文也是很好的事情。」
《大日課》涵蓋修會一整年的主日與重要節日所詠唱的日課。
攝影／汪正翔
相較於拉丁文，翻譯後的中文字數更為簡潔，如果無法配合原本葛利果聖歌的音節時，雷鳴遠會保留音符與音節的大致比例，稍微簡化原有旋律，但保留其中最重要的音節。此外，他也會考量中文的語韻與四聲，將旋律稍作修潤，避免唱頌時造成歌詞的理解錯誤，「所以我們聽得出來，這些中文禮儀歌曲的旋律來自葛利果聖歌，和以拉丁文詠唱的氛圍是很接近的」。
洪力行認為，這樣的融合感可能也來自於拉丁文與文言文的相似性，包括兩者都是單音語言，「而且對現代人而言都比較陌生，使用在儀式當中，格外有一股神祕感，讓儀式更顯莊嚴隆重」。
除了使用葛利果聖歌的旋律，雷鳴遠有時也會使用中國音樂，例如〈周年瞻禮〉的旋律發展自〈紫竹調〉；〈伏地欽崇〉的旋律來自傳統祭孔音樂。洪力行認為，雷鳴遠採用這些「華調」，應該來自於中國教友間的祈禱文傳統。
17、18世紀的傳教士已注意到「中國式素歌」（plain-chant chinois）的現象，也就是中國信徒會以中國旋律譜寫祈禱文，並在正式禮儀之外詠唱。在教廷允許以本地語言舉行禮儀前，這些祈禱文就在中國教友間代代相傳，虔誠詠唱至19世紀。「雷鳴遠採用華調，應該也是沒有忘記這樣的傳統，才會將祈禱文的詠唱整合到他的音樂創作」。
洪力行以《詠唱的祈禱》追溯天主教禮儀樂曲在中國的傳播之旅。
攝影／汪正翔
百年聖樂重新傳唱
全球各地的天主教修會如今都可以使用本地語言進行禮儀，這也不過是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Vatican II，1962-1965）之後的事情。雷鳴遠的年代還僅是在教會中醞釀討論，可見他的中文聖樂確實走在時代之前。
綜觀雷鳴遠對本地化聖樂的貢獻，洪力行說，這些創作真的是過去完全沒有的，透過雷鳴遠的改編，讓天主教禮儀中文化，尤其在中文聖樂的發展邁入新的階段。
「但也不要忘記，雷神父的中文聖樂在當時知道的人很少，他的歌本也只有少量印刷，可能僅限於他的修會，所以當時真正產生的影響有限」。加上不久後發生對日抗戰，雷鳴遠帶領修會投入戰地服務，後在1940年離世，這些創作就此失去發展契機，「但我相信雷神父是有心想要推廣的」。
研究過程中，洪力行將雷鳴遠的中文聖樂重新製譜，召集輔仁大學聖詠團中喜愛葛利果聖歌的學生練唱，至今已重新錄製近200首歌曲，並建立「雷鳴遠神父中文聖樂遺產」Youtube頻道，也受邀至德來小妹妹會教導修女詠唱。
以葛利果旋律發展而成的〈若瑟禱文〉。
影片來源／雷鳴遠神父中文聖樂遺產
「如果雷神父的音樂沒有被唱出來，就只是留在學術界的討論，一般人還是沒有機會聽到」。重新整理這些作品，洪力行說也是嘗試完成當時雷鳴遠想製作新版歌本的遺願。如今，現代的製譜、錄音技術，再加上影音媒體，讓百年前的聖樂再度傳唱。實際詠唱這些歌曲，洪力行笑說，「大家都唱得滿有感覺的，越唱越佩服雷神父的改編，確實能感受到他將信仰內化到音樂中，以及編寫這些音樂的精神性」。
詠唱信仰的歷史，也為當代的禮儀音樂創作提供靈感。「現代教會在做音樂服事或創作時，不能忘記教會最重要的音樂傳統就是葛利果聖歌，雷神父就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他的創作，不僅珍藏天主教的聖樂寶藏，也增添了新的本地化向度，透過史料的發掘與還原，洪力行認為也有助於深化現代中文聖樂的發展。從此刻回溯聖樂跨越國境的軌跡，重新理解其禮儀脈絡，每當聖樂響起，就是一次與信仰內涵對話的契機。
採訪撰稿／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馬藤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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