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中研院劉斐玟與「女書」的不解之緣

1982年，中國湖南省江永縣一帶，有學者發現了一塊藍色布帕，上頭寫滿了「如螞蟻般的字」。經追查後發現，這竟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書」。數百年來，這種文字就在江永一帶默默的流傳。歷經幾代女性的傳承，在即將失傳的此刻，才終於進入世人的目光。

中研院民族所劉斐玟研究員所藏「女中豪傑通古今」女書扇。
拍攝／古佳立

「身分」造成語言隔閡？

研究生涯三十餘年，談及女書，中研院民族所劉斐玟研究員的眼神仍舊熱情，如同她與女書初見時。「大陸學者首次發現女書後，透過僅存的兩位傳人高銀仙和義年華，開始蒐整文字。1991年，當時還在美國攻讀博士的我，得知第一本女書文集在台灣出版（《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特地請朋友帶來給我。實際看到女書後大為驚艷，這世上真有女人專用的文字存在！」

「那時，正在籌謀博士論文題目：要以女書為課題嗎？可是，高銀仙和義年華兩位女書老太太，已先後辭世……，」劉斐玟向指導教授提及內心的掙扎。有三十多年田野經驗的人類學家S. Wadley斬釘截鐵的對她說：「不會僅存兩位傳人。只要進入現場，一定會找到更多懂得女書的老太太，聽到更多故事。」果真，劉斐玟還未踏入田野，就出現了第三位女書老太太陽煥宜。

中研院民族所劉斐玟研究員。
攝影／古佳立

1992年，劉斐玟首度踏足江永。懷著興奮的心情，走訪當時唯一能讀寫女書、年屆八十高齡的陽煥宜，但緊接而來的語言隔閡與認知差異，使她的調查工作一開始便困難重重。「人是見到了，不過當地講的是土話，我根本聽不懂。」後來請了文化局的退休幹部周碩沂陪同翻譯。但幾次採訪下來，劉斐玟發現，「陽煥宜接受過太多學者媒體的採訪，早有一套制式回答；陪同翻譯的周碩沂，也不時以男性幹部的權威，代陽煥宜回答。」

「比如，我問她女書都寫了些什麼？陽煥宜說，『訴可憐』。我追問什麼是『可憐』？這時在一旁翻譯的周碩沂，並未將提問轉知陽煥宜，而是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直接代她回答，『可憐就是沒有父母、兄弟姐妹嘛』。」

又有一次，劉斐玟問陽煥宜：「有沒有結拜姊妹？」，陽煥宜以她豐富的受訪經驗，知道如果據實告知「有結拜」，那麼學者必定追問「她們在哪裡？」但因這些結拜結妹都已不在人世，所以陽煥宜索性回答「沒有」──以「沒有」一次回答學者已經提問（有結拜嗎？）以及即將提問（結拜住哪）的兩個問題。幾次經驗下來，劉斐玟清楚，若繼續繞著陽煥宜打轉，恐怕難有「新發現」。

她決定另起爐灶，轉往當時較少學者注意、地理位置偏僻的河淵村。劉斐玟在那裡住了下來，並開始向當地村民學土話。同時，也一改先前的訪談方式，決定先做個「學習女書」的新手。「你說要來『採訪』、『做研究』，根本沒人理你──因為她們覺得幫不了你的忙！但若說是要來『學習』，她們反而很樂意分享！」

女書文化：結拜姐妹和三朝書

先前的女書研究成果，皆以文字呈現。這讓劉斐玟誤以為「女書」就是「女性書寫」。直到她說「想學女書」，當地婦女旋即熱情地開口歌唱起來，她才恍然大悟，「原來，女書是一本本的『書』，也是一首首的『歌』！」

她解釋，在過去，農村女性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懂漢字的她們，便創造出另類的文字系統，並結合當地的「女歌」傳統（如：民歌、婚嫁歌堂歌、哭嫁歌），形塑出可以相互傾訴的女書文化。她們的女書，不只以文字呈現，也用吟唱表達，所以「女書」又稱「女書歌」。

那麼，女書為何能如涓涓細水般地持續傳承？這和當地的結拜文化密不可分。「農村女子大都有結拜姐妹。在父權時代，能與年齡相仿的女子結拜，可說是主體性的展現──女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原生家庭與婚姻，但能自主決定要跟誰互訴心事。」

結拜有一套儀式。如果是不同村子的姑娘結拜，就要寫一份女書邀請函，一方面介紹自己，一方面邀約見面。江永傳統婦女大多足不出村，所以跨村聯誼，就像男女婚嫁，通常會有媒人居中牽線。在江永，結拜如同親姊妹，雙方父母過生日要互相送禮。劉斐玟笑著說：「結拜就如結婚一樣正式！」

劉斐玟的兩位結拜姊妹何豔新（右）與吳龍玉（左）。「當時，吳龍玉跟何豔新經常來我住的地方唱歌聊天。龍玉很愛唱『女書歌』，而豔新則充當翻譯，幫忙解說。有天，龍玉突然提議：『我們三人來結拜吧！」
圖片來源／劉斐玟

以婚嫁來說，女書也有它的一席之地。江永傳統禮俗係以男性為主體：把新娘介紹給新郎的「交杯」、把新娘介紹給家中長輩的「拜家堂」，以及將新娘介紹給新郎同儕的「吵洞房」等。但細想一下，新娘未來在夫家村互動最頻繁的是其他女眷，但結婚儀式裡卻少了讓女人們相互認識的環節。這時，用女書寫的「三朝書」就派上用場了。

三朝書是新娘的姑嫂、姊妹或結拜姐妹所致送。新娘出嫁後第三天，娘家人會帶著嫁妝與三朝書到夫家，並在夫家的「賀三朝」儀式中公開展示。現場會有很多村姑、村婦前來湊熱鬧、看嫁妝，看得懂女書的，還會拿起三朝書來唱讀。

三朝書的內容，除了恭賀新婚、緬懷與新娘的美好情誼外，也會勸慰對方當個稱職的好媳婦。致贈人若有可憐想訴，亦可在三朝書中寫下自己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三朝書也是寫給親家娘和夫家村女眷的「介紹信」──介紹新娘的女紅才情和出身背景（例如：有多少兄弟姐妹）──三朝書因此成了夫家女眷認識新娘的最佳媒介。

劉斐玟補充，江永很多農村都是一村一姓，在同姓不婚的原則下，姑娘只得外嫁他村。對新娘而言，三朝書是她們面對陌生環境的安定力量，象徵娘家的支撐與疼惜。三朝書也是結拜情誼的歷史見証，因婚後家務繁重，很難有機會再交誼聯繫，所以三朝書也被視為是結拜之間的最後訣別。

劉斐玟收藏的這本「三朝書」十分特殊，一共收錄了四篇。起先是嫂嫂寫給小姑的三朝書。二十年後小姑兒女成群，女兒陸續結婚。這本三朝書便接續寫下大女兒、二女兒和三女兒出嫁的三朝書，頗具傳承意涵。
拍攝／古佳立

女書、女歌──女人間的密語？

對江永婦女而言，不論書寫或吟唱，「訴可憐」都是其中重要的基調。所謂「訴」，既是書寫，也是訴說。

比如，除三朝書外，「哭嫁」也是重要的婚嫁習俗：出嫁前，新娘要到村子裡挨家挨戶地唱哭歌，哭訴對未來婚姻生活的茫然，並與陪唱者互訴女性的委屈。這些哭嫁的女歌，一般不會用女書加以記錄，因為哭歌的重點在於以「聲」傳「情」。

「同一首女歌讓不同人唱，絕對有所差異。因為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聲調、情緒，都是各自內在觀點與生命經歷的投射。女人藉由唱出自身的可憐，召喚與其他女性之間的連結。」更何況，「哭嫁是即席的情感抒發，和文字書寫的內斂，大不相同。」

或許有人會問，女書何以流傳百年卻不為外界所知，它是「秘密文字」嗎？劉斐玟說：女書是一種「神秘」的文字，因為它產生的年代迄今仍無定論，但女書絕非「秘密」文字──畢竟，女書是唱誦出聲的「歌」，就算男子看不懂，也能聽得到。問題是，男子對女子的文字創造或唱誦，不以為意，認為那不過是「女人的事」，所以不去干涉，也未曾關心──而男子的「不以為意」，正是女書的心酸之處。

 

江永婦女唱「哭嫁歌」。
影片來源／紀錄片《女書回生》

正因女書積累了幾代女性的心酸故事，有的人甚至不願再唱。1993年在河淵村田調期間，劉斐玟就曾問過自己的結拜姐妹何豔新「是否會女書」？她回答：「小時候跟外婆學過，但都忘啦。」

沒想到劉斐玟才離開田野沒多久，就在美國亞洲學會的年會上聽聞江永又發現了一位名叫何豔新的女書傳人。「我十分震驚，也很難過。既然都做了結拜姐妹，她甚至清楚我千里迢迢跑到那兒的目的是什麼，卻不讓我知道她會女書。」

多年後，何豔新才開口：「小劉，你知道嗎，女書是很傷心的，太傷心了！你在河淵村那段時間，我日子過得很好，實在不想再去回憶那些痛心往事。」

劉斐玟在後來一次又一次的田野訪談中，慢慢拼湊出何豔新的生命故事：何豔新自小跟著外婆生活，而女書就是祖孫倆的情感繫絆。何豔新跟著外婆學唱一首首的女歌，學寫一筆筆的女書。長大後，何豔新被派到縣城工作，那時正當大躍進（1958-1960），糧食不夠，媳婦便把外婆那一份給了自己的小孩，外婆因沒東西吃，最後選擇上吊自盡。被救下後，外婆改嫁一名漁夫，當時她已高齡85歲，隔年便過世了。

「這個故事現在聽來不可思義，但在過去的中國農村，女人若沒有依附男性或家族，根本無法獨立生活。」為了告慰外婆晚年受到的委屈，何豔新寫了四本女書陪葬，然後就此封筆，「我把女書還給外婆了！」

現在還有「女書」嗎？

儘管女書記錄的是過去中國女性的故事，自然傳人也幾乎凋零，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興起，一些年輕女性開始主動學習女書，成為新一代的傳承者。2006年，女書習俗被列為中國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永當局也積極推動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能性。政府的介入和保護，再加上江永的社會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效應等，女書的性質逐漸發生改變。

新的傳人開始書寫原本不屬於女書的內容，例如：春聯、吉祥話和文創商品等。此外，女書本是以毛筆書寫的「硬筆字」，並不講究線條粗細、筆力等傳統書法要素。如今，為了迎合大眾對主流書法美學的期望，紛紛將書法藝術帶入女書之中。

再加上，比起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字與器物，「口說」在史學研究裡較難受到重視。以至於先前學者在做研究時，無不力求將每一首女歌都用女書加以呈現，而忽略有些作品只宜透過唱誦來傳遞交流（如：哭嫁歌、小人仔歌）。劉斐玟將此現象稱為「女歌女書化」，亦即，這些原先不曾以文字形式記錄的女歌，因研究出版與文化經濟等需求，而被文字化的現象。

江永當局推動的「女書女歌化」，又是另一種情況。女書的「訴可憐」和官方「民生樂利」的政府文宣，不免有所扞格。權衡之策，就是以曲調歡樂的女歌來代表低吟慢詠的女書，以時代新女書的娛樂性和商品性，來取代傳統女書所建構的情感共同體。

「不論傳統女書，還是時代新女書，都各有時代意義。但令人憂心的是，時代新女書正在『覆寫』傳統女書；女書的歷史過程和性別意涵，變得益發模糊。」劉斐玟認為，要保存女書，除了多方進行田野訪談以捕捉女書的文化層壘外，如何將現存的傳統女書進行數位化典藏，也是一個努力的方向，而這，是劉斐玟正著手進行的工作。

拍攝／古佳立

通常，學者的研究完成後，便不再返回田調現場。但時至今日，劉斐玟仍定期回到江永，既是持續女書的研究與保存工作，也為維繫她與當地婦女的情誼。

「何豔新曾以為我是個笨學者，因為別人做完研究都走了，我卻不時返回江永做調查。有一次，她就安慰我：『小劉啊，你放心！還有哪裡不懂的儘管問，我是你姊妹，一定會幫助你成功』。」

對劉斐玟來說，女書的存在從來都不是為了學者，而是為了江永婦女有所依傍。一開始，她是衝著「一個驚人的發現」而來；但如今，劉斐玟只求不辜負她與女書的緣分：「我希望在還有能力之時，能把女書的文化能量、把女書婦女的生命智慧，呈現於世人眼前。」

 

採訪撰稿／劉勁甫
攝影／古佳立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劉斐玟（2017）。文化抑或文物化？女書的文化政治與人類學反思。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劉斐玟（2011）。女書傳承的時代變局:「女字藝術化」、「女歌女書化」，和「女書寫不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