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建築「眾聲喧嘩」——臺大林家暉談亞洲建築的後殖民情狀

西方人慣用「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思維去認識亞洲事物，意思是前者對後者的理解立基於自身的主觀想像，且這種想像有時會強大到掩蓋現實。久而久之，就連亞洲人也接受了由西方人所定義的亞洲元素應該是什麼。

這個問題自然也出現在對建築風格的定義，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林家暉副教授問道：「當你上網搜尋『亞洲建築』（Asian architecture）會出現什麼？北京城？天壇建築？三合院？還是日本神社？但實際身處亞洲的我們，到外頭走一遭，會發現眼前的建築根本不長這樣！」

那麼該如何觀看亞洲建築？林家暉認為我們得帶入「後殖民」視角。由於多數亞洲國家都有被殖民的歷史經驗，因此在他眼裡，亞洲建築普遍帶有某種後殖民情狀（postcoloniality）。「儘管許多人認為『後殖民』一詞已經過時，並以香港的政權轉移（1997）作為西方帝國與其殖民勢力的終結。但，又有誰能否認西方的影響力始終存在。我傾向將此概念作為一種認識方法，而非對特定年代或政權的界定。好讓我們在觀看亞洲建築時，能更理解『非西方建築』與『西方建築』從來都不是兩條獨立的平行線。」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林家暉副教授
拍攝／古佳立

混亂的亞洲建築？

先看看自己的國家。說起臺灣建築，我們更熟悉的應該是經常被詬病髒亂、缺乏美感和秩序的建築空間，它們甚至不具有鮮明的文化符碼。但林家暉表示：「亞洲建築長期被套用到西方建築體系裡，這麼做便會產生矛盾與自我否定。」

西方有一套完整的建築發展脈絡：自古希臘羅馬建築、中世紀的歌德式建築、文藝復興建築、近代的巴洛克與洛可可建築、再到現代主義建築。反觀亞洲建築形式：南亞屬於印度文明、東南亞可見豐富的殖民遺緒（歐洲元素）、東亞則有中國、南島語系的臺灣和日本等文化元素。可想而知，光是如何定義亞洲建築，採何種文化元素、歷史脈絡作為最大公約數，已是一大挑戰。

臺灣便是一個亞洲建築複雜性的絕佳縮影。林家暉說道：「臺灣建築史是斷裂的。從最早的南島語系原住民，到明清的漢人移民，再到日本殖民時期乃至於戰後國民政府遷臺。每一次的改朝換代，也都是一次新的建築元素移植。既存在水平的族群文化斷層，也有垂直的時間斷層。所以，若想系統性地去看臺灣建築，當然會感到混亂、失序。」

他提了一個臺灣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例子：「想想家中的陳設，一般會在客廳擺神明廳，但轉個彎進入隔壁房間便可能出現和室設計。一邊是中華文化，另一邊則是日式風格。看似混亂，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這不就展現了十足的臺灣味！」

圖片提供／林家暉

文化雜揉的景象甚至出現在「總統府」。作為政治權力的中心，我們卻無法在其中識別出任何臺灣文化符碼。它既屬於日式風格，又帶有西方元素，建築學上稱為「辰野式建築」（Tatsuno style）。

林家暉解釋道：「日本是最早全面西化、現代化的亞洲國家，並藉由西方的力量，發展出自己的帝國主義。當然這也連帶影響了日本的建築設計，十九世紀的日本便是透過歐洲的學者與建築師，培育出第一代本土建築師，如代表人物：辰野金吾（Kingo Tatsuno）。他把當時英國流行的安妮女王風格復興式（Queen Anne Revival）建築元素（紅磚牆、白色裝飾帶）帶入日本。」

換言之，總統府的外型可見西方折衷主義建築手法，是當時日本西化成果的展現。但進入內部，空間規劃明顯打破了中式建築的坐北朝南傳統，改採用東西橫軸向的空間規劃，則是呼應了當時日本政府提倡向東面陽光的建築佈置，既有採光佳、空氣流通等作用，也隱含「日出東方」之帝國意識形態。

圖片提供／林家暉

不過，林家暉也指出了另一個有趣之處：同樣都曾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但今天幾乎不會在韓國看到帶有日本近代文化元素的建築。反觀臺灣，我們甚至可以將前殖民者留下的建築作為總統府，這恰也反映了我們獨有的文化包容性。因此，與其批評「混亂」，倒不如說臺灣建築「雜揉」了許多文化符碼。

中性的亞洲建築？

「視野往南，新加坡也是個沒有清晰文化符碼的國家。」最早的居住者是馬來人，十九世紀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期間也曾短暫被日本佔領。1963年新加坡與周遭地區共同成立馬來西亞聯邦，但兩年後便脫離而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直到今天。

雖然新加坡看似與臺灣一樣歷經多種文化的洗禮，但在建國之際，為了維護新加坡的獨立性，不想再被其他外來勢力所牽制，第一任總理李光耀採取不獨尊任何一種文化的治理策略。最標誌性的作法便是「雙語政策」，即第一語言為英語，第二語言為各群體的母語。

林家暉解釋：「新加坡是海島國家，若只使用母語是無法生存的。李光耀才選擇了國際化且看似中性的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儘管此做法被認為仍是向西方靠攏。但身為華人移民後裔，李光耀清楚新加坡不是中國人的新加坡、也不是馬來人的新加坡，而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這樣的治國理念也深深影響了新加坡的建築設計，政府致力於將外來元素與在地元素結合，甚至透過「自行創造」的方式，企圖建造出一個專屬於新加坡的（Singaporean）文化意象。

說到新加坡建築，就不得不提它的公共住宅，又稱「組屋」（HDB）。有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於公共住宅，匯集了不同文化、信仰和語言的群體。一戶的面積空間從一房到五房不等，且通常沒有陽臺。居民多會直接在窗戶外邊掛上竹竿晾曬私人衣物，也意外形成了一種新加坡特有的城市景象。

此外，新加坡政府組屋的底層，習慣上會被設計為「中性」與「共享」的空間（void decks），並設有桌椅，提供居民進行聯誼交流。「對於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來說，如此大範圍的空間留白，其實是一種的調和，但這也和新加坡使用英語的矛盾類似。也就是說，『底層空間』既開放給所有居民，卻又不屬於任何一個種族文化或宗教，而是一個被創造出來並接受監管的新空間。」

由於新加坡缺乏公共活動空間，新加坡人也會在「底層空間」辦理婚喪喜慶。
圖片提供／林家暉

林家暉認為「被置入中立性」是新加坡建築的其中一個特色。除了富有新加坡風情的公共住宅，境內唯一的民用機場——樟宜機場（Singapore Changi Airport），更可進一步見到建築是如何打破東方／西方、傳統／現代、自然／非自然的二元對立。

「坐落於樟宜機場內，2019年才剛完工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是新加坡的新地標。它是一座結合娛樂與購物的複合空間，並與機場航廈相連。從外觀與功能來看，這無疑是座國際化、現代性的西方建築。但就在星耀樟宜中心，卻矗立著富有本土意象的熱帶花園與瀑布。使得原本屬於戶外的自然元素，轉而在設備精良的空調與建物庇護下，再現並強化其象徵性意義。」

再者，新加坡政府也致力於機場建築與市民生活的隔閡。星耀樟宜不只作為國家門面、服務旅客，更是一個提供新加坡民眾逛街遊玩的生活場域。對於資源空間有限的新加坡而言，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同時增加公共基礎設施。

林家暉指出，看似資源缺乏的海島國家，新加坡的綠化率卻是全亞洲最高，幾乎都是人造自然景觀。建國之初，李光耀便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為願景，希望把國土狹小的新加坡打造成一座整潔的綠色之都。從早先完成的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到星耀樟宜等建築設計，今日已經成為新加坡由向西方學習田園城市願景轉型為帶有新加坡自我認同的「花園中的城市」口號（A City in a Garden）的里程碑。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由於歷史因素和治理需要，新加坡的建築意象，背後多帶有某種政府意志和干預。自上而下貫徹多元文化的共存事實，以此作為新加坡的文化形象。只不過，無論是中立性設計或花園城市，這些概念其實仍源於西方，而後實踐並本土化於新加坡的建築中。」

該造景名為「雨漩渦」（the Rain Vortex），為世界最高的室內瀑布。
圖片提供／林家暉

「眾聲喧嘩」的亞洲建築

仔細想想，前面所提及的建築案例，似乎都和我們自身乃至於西方人所以爲的「亞洲建築」有所差異，更別說各建築設計本身也都參雜了許多非在地文化元素。因此，林家暉所認為的建築的後殖民情狀，並非西方殖民勢力指導下的建築指稱，而是亞洲（建築）主體化的過程。

「這個過程必然有西方文化的介入，也有對本土文化的追尋，甚至兩者結合下再產生第三種文化形式。也就是說，我們得先接受亞洲建築的『不純粹性』，那是一種難得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不僅針對可見於任一國家和區域內，放眼整個亞洲更是如此。」

林家暉致力於亞洲空間論述。除了早先的Heteroglossic As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Taiwan (2015)和Architectural Theorisations and Phenomena in Asia: The Polychronotypic Jetztzeit (2017)，近期也再出版了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of Architecture in Asia: A Lead from Display-ness (2022)。
拍攝／古佳立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古佳立

 

研究來源
林家暉（2021）。後殖民情狀的理論與實踐：一個對亞洲建築在認同建構與整合上可持續方法論的探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計畫）。
Francis Chia Hui Lin (2023) Unfolding the form from within: East and Southeast urban Asia, its postcolonial condition, and its ephemeral architectural “displayness”,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2:2, 390-401.
Francis Chia Hui Lin (2023) Ang Mo, Ah Beng and Rojak: Singapore’s architectural orientalism,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2:2, 896-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