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如何劃分？
依據地理邊界、文化傳承、語言或膚色？還是「想像的共同體」？
長期投身「亞美研究」的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李秀娟，她眼裡的「族裔」，是一群在不同國家身份與文化傳承間，找尋自我定位、開發另類認同、構築邊緣世界觀的個人與群體。
留美期間，李秀娟接觸的「亞裔美國文學」（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涉及了多元亞洲背景與
跨國遷徙經驗，她相信在文化認同和語言傳承之外，我們都可能因同為弱勢、跨界、離散者等身份，
與這些文本產生連結。
攝影／古佳立
自政大英語研究所畢業後，李秀娟來到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在找尋研究方向的過程中，她旁聽了許多課，直到進入知名學者Stephen H. Sumida的「亞裔美國文學」課堂，有了不一樣的發現。她憶起：「當時，我在這門課裡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親切感——並非來自族裔文化或語言的連結性，而是某種邊緣、弱勢群體的共鳴。」
「亞美」的主體性？
只不過，因身份狀態相似而產生的特殊親切感，也讓李秀娟不禁思考：「那麼『亞美』究竟包括了誰？」
「亞美」一詞源自「亞裔美國」（Asian American），此名號確立於上世紀六零年代，在當時席捲世界多處的反戰與民權運動氛圍下，族裔意識與身份認同議題在美國境內發酵，「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便是該時代的標誌性產物。李秀娟解釋：「當時，以『非裔美國』（African American）為號召的民權運動，使美國境內的亞裔學者開始思考『亞裔美國』聯盟的可能。」
1963年8月28日的「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遊行，旨在爭取非裔美國人的民權。民權運動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此活動中發表了他著名的《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演說。
圖片來源／Wiki
不過，在有了「亞裔美國」名號之後，「亞裔美國」究竟涵蓋了誰，以及「誰」能代表「亞裔美國」發聲，卻是一個難題。不論從地理、語言乃至於文化層面，「亞裔美國」涵蓋的範圍仍舊模糊。早期「亞裔美國」研究聚焦於居住美國的日裔、華裔與菲裔社群，後來逐漸擴展視野至韓裔、越裔與其他東南亞裔、以及印裔等南亞裔。所謂的「America」也從「美國」擴展至北美，進而包括美洲其他地區。此外，「亞美研究」關注的議題，也從移民經驗、種族主義與公民權，擴展至跨國離散、帝國殖民與冷戰、跨太平洋原住民政治與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等議題。
在華語語境中，從早期將「Asian American」譯為「亞裔美國」，到現在常用「亞美」，也在於反映當前「亞美研究」超出國家主義、不以國族認同為唯一核心的格局。李秀娟提醒：「亞洲幅員遼闊，文化多元，對於亞洲的疆界也存在不同說法。有些人可能會忽略阿富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西亞、中東國家在地理上也劃歸亞洲；而常見的「亞太」（Asia-Pacific）概念又勾勒出了東亞、東南亞等位居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地區，與大洋洲國家、太平洋島嶼等，在語言文化與政經歷史上錯綜複雜的連結。」
「亞裔美國」先有名號而後不斷擴充與翻新其內涵的特性，為「亞美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題材，也讓大家必須不斷修正對「亞美」指涉對象的片面認知。譬如在華人背景下提及「亞美」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會是「華裔」，可是「華裔」其實只是「亞美」的一部份。
李秀娟舉例：「當『韓美』開始受到重視時，『韓戰』、『駐韓美軍』、『脫北經驗』等議題就會被帶出來；近期臺灣學者熱衷的『臺美』研究，便涉及了臺灣曾作為美國冷戰結構中的重要一環；日漸受到重視的『柬美』經驗，也讓『紅色高棉』（Khmer Rouge）的歷史代價不被輕易遺忘。」
在「亞美研究」發展的過程中，每加入一個新視角、新的文化歷史脈絡，都為這個領域開展出新的洞見與格局。
在進一步說明「亞美」經驗與敘述介入世界想像的特殊維度時，李秀娟提出了「弱勢世界政治」（minor cosmopolitics）的想法：「我結合了『弱勢世界主義』（minority cosmopolitanism）和『弱勢跨國主義』（minor 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觀察弱勢邊緣群體介入世界想像、重繪世界中人與人關係的潛力——我們看到『亞美』個人與敘述在世界各地的跳轉與連結，挑戰特定國族身份的圈定，開發新的知識連結與生命共同體。」
「亞美研究」中的多角關係：一場跨太平洋的棒球賽
為了更清楚地理解「亞美研究」在知識建構上的創新與動態性，李秀娟藉美國電影《棒球》（American Pastime）和臺灣電影《KANO》（KANO），為我們演示了一場串聯「美、日、臺」的亞美/亞際棒球賽。
《棒球》的背景為1940年代的美國。珍珠港事件（Attack on Pearl Harbor）後，美國政府開始執行「日裔美國人的囚禁」（Internment of Japanese Americans），電影講述了彼時居住美國西岸的日裔美籍人士，被強制搬遷至猶他州托帕茲（Topaz）集中營的經歷。儘管日美社群中有許多出生於美國、擁有美國公民權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Nisei，即「二世」），整個社群卻面臨了「忠誠度」被質疑的問題。在集中營裡，為了轉移生活困境，他們從事同為日美社群與主流美國人喜愛的「娛樂消遣」（pastime）——棒球運動，試圖藉由「打棒球」找回光榮與自尊。
上映於2007年的《棒球》，題材受到日裔美籍棒球選手錢村健一郎（Kenichi Zenimura）
在「希拉河二戰集中營」（Gila River War Relocation Center）裡的經歷所啟發。
影片來源／Youtube
《KANO》則講述了1930年代日治時期的臺灣，由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所組成的「嘉農棒球隊」，如何在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的帶領下，從一支不曾贏過一場比賽的隊伍，到成為第一支打進日本「甲子園」冠軍賽的「臺灣球隊」。
1931年「嘉農棒球隊」在日本「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甲子園）上獲得亞軍殊榮，
成為臺灣第一支打進入決賽的球隊。
影片來源／Youtube
「日本」在兩部以棒球為主軸的電影中，扮演了中介「美、日、臺」棒球發展三角關係的關鍵角色。李秀娟分析：「二十世紀前半，日本引領了東亞棒球的發展和傳播。而幾乎在同一時期，移民至美國的日本人，則面對美國白人至上的棒球權力結構。對於當時的日裔美籍人士來說，『棒球』既作為他們融入美國的方式，也有助於傳承日本文化、凝聚日美社群。」
除了日裔美國人對棒球的喜愛和依賴，李秀娟更想指出的是影片中白人管理者強烈的「棒球情結」：「身為『白人』的集中營管理者，實則也是一群美國社會的邊緣人。在《棒球》裡，管理者的身份焦慮使他們必須在『日裔美國人』面前，凸顯自己的『白人地位』。他們亟欲想證明是自己（而不是日裔美國人）才有資格打棒球，才能將棒球打得好，才有資格被選入美國大聯盟」。
這樣的「棒球情結」也作用在日本殖民地管理者身上。視野拉回臺灣，日治初期，只有日本人能打棒球，直到1919年進入「內地延長主義時期」後，日本政府因逐漸視臺灣為其國家的一部份，島上的漢人與原住民才被允許從事這項運動。
在《KANO》裡，當大多數觀眾為「嘉農棒球隊」的故事熱淚盈眶時，李秀娟卻主張將注意力移轉至電影中日本在臺殖民地管理者的「棒球情結」。她說：「在電影中，傳奇教練近藤兵太郎的『甲子園情結』，是推進一切的關鍵。電影深入刻畫了近藤教練過去在日本帶領球隊征戰甲子園的失敗創傷，以及他藉由訓練嘉農棒球隊以重返甲子園，從日本帝國邊境的臺灣，重返日本帝國中心榮耀的渴望。」
許多觀眾會認為《KANO》是一部彰顯臺灣「棒球情結」的影片，批評其以嘉農棒球隊成功的故事，掩蓋當時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暴力歷史。李秀娟則試著點出《KANO》另一個層次：「電影中，日本殖民者的視角無所不在；『嘉農』故事的浪漫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融和神話的嚮往，反映更多的可能是殖民管理者身處帝國邊境的焦慮不安，以及他們亟欲在棒球場上證明自己的『棒球情結』」。
因「棒球」帶出的「美、日、臺」三角關係，體現了「亞美研究」充滿彈性的「弱勢世界政治」視野。李秀娟說：「此研究的趣味與意義，就在於不陷入『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對抗『帝國主義』（imperialism）、弱勢族裔對抗主流多數的二元思考框架，而能更細膩地釐清在帝國與國家統治邊境，多層次的權力架構與慾望移動。」
由「誤認」展開「亞美研究」的教學場域
「亞美研究」多元雜揉邊緣弱勢，同樣挑戰了教學場域的實踐。考慮到「亞美」一詞多元的歷史脈絡與複雜的政治意涵，「亞美研究」為臺灣學生帶來的「特殊親切感」，可能只是一種「誤認」。
那麼，學生對「亞美」如何「誤認」？李秀娟分享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曾有學生向她提問：「在臺灣主修英語也可以算是一種亞美身份嗎？」其想法是：「英語系學生必須面對、學習不只一種知識文化系統，亞美身份不正也是如此嗎？」
李秀娟認為，學生在接觸二元/多元文化過程中形成的認同或「誤認」，未嘗不能成為引導學生進入「亞美研究」的路徑。她指出：「事實上，沒有百分之百的『正確認同』，所有的『認同』在某種層次上都是一種『誤認』。重要的是能透過『認同』趨近他者，建立關係，再透過細膩的爬梳了解彼此差異，從一個認知模式，跳接到另一個認知模式。」
她為學生挑選了紀錄片《眾族同聲》（Voices in the Clouds）作為上課教材。影片講述了生於1967年臺北烏來的Tony Coolidge，母親是臺灣人，父親則是他未曾謀面的美國軍人；三歲時，隨著母親改嫁另一名美國官員後，他來到美國生活，卻因自身的「混血面孔」，Coolidge對於「別人如何看待他」十分敏感。
在Coolidge的回憶裡，母親從不談論在臺灣的過去，直到她去世，1995年Coolidge重返臺灣，才發現母親原來是泰雅族人。這個發現也讓他認定，母親的緘默乃因不願正視自身的原住民血統。自此Coolidge開始致力於「泰雅文化」的推展與維護，藉以「告訴美國和世界『他是誰』」。
《眾族同聲》上映於2010年，同年在美國蒙大拿影展（Montana CI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獲得最佳「原住民電影」（Indigenous & Native Peoples Film）獎。
影片來源／Vimeo
觀看電影時，學生們驚訝於「竟然可以在『亞美研究』的課堂上看到『泰雅族』！」李秀娟會心一笑：「《眾族同聲》打破了我們對『亞美』的簡化認知。臺灣原住民可能是『亞美研究』中的一份子，他們的文化身份與歷史脈絡中隱含了跨國元素。『亞美』與『泰雅族人』的界線可能是流動、模糊的。」
攝影／古佳立
「亞裔美國」名號建立迄今已有六十餘年，「亞美研究」仍是一個充滿自由與動能的空間，對於它的明天在哪裡？李秀娟毫不猶豫地回答：「『亞美』打從一開始便充滿未來性！」
「亞美人」不斷走往世界各地，在身份擺盪的猶疑與再創造過程中，逐漸構築了一個主流敘事外的邊緣世界觀，值得我們持續探求。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古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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