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重點不在故事本身，中研院劉苑如談「歪樓」的六朝小說研究

原本怕鬼，甚至信仰基督教的劉苑如，是如何轉身投向志怪小說、感應故事研究？
攝影／林俊孝

「我其實很怕鬼，」中研院文哲所劉苑如笑道：「而且是個基督徒。但我的研究卻是關於六朝宗教和鬼怪的敘事。」

會走上這條路，一來是因為大學時受到魯迅（1881年—1936年）《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書雜集》的影響，首次動手蒐羅、編排中古典籍地志傳說的遺文；二來則與當時修習政大中文系李豐楙教授的課程有關。

現為中研院院士的李豐楙，是道教文化大師，師承王夢鷗（1907年—2002年）。他認為解讀小說不能鑿空，應從注釋去了解字詞的涵義，再探討歷史背景、與文本的互文關係等來分析故事。他上課很注重閱讀，在缺乏讀本的年代，經常要學生幫忙從油印室搬回一大堆講義，學習用學術語言來批評分析。但他也給學生很大的解讀空間，容許犯錯，鼓勵詮釋的各種可能性。

「我的歪樓，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劉苑如的碩論雖是做《搜神記》和《搜神後記》研究，卻使用社會科學的內容分析法，用統計概念，擷取觀念語詞，歸納人物特徵、態度、語調、目的等，探討兩書的形式結構、思想趨勢，並相互比較。後來進入中研院，多方探討六朝小說後，劉苑如更發現，她看待故事的眼光，已經回不去了。

「我的同事都很會講故事，我也曾經很愛講，現在反而完全退化。」因為故事在劉苑如眼中，已非三言兩語可解決。

故事要放在脈絡裡理解

各時代鬼故事，皆照映出不一樣的歷史背景。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李士達繪，《明李士達寒林鍾馗》（局部）。

劉苑如認為，理解故事，不能忽略故事發生的脈絡。好比「鬼」，「我雖然怕鬼，卻不怕六朝的鬼。」劉苑如說，在現代，鬼跟妖怪類似，但在六朝並不相同。妖怪與災異有關，天地之「氣」變化異常，才會形成「妖」，而且不見得一定是可怕、該被消滅的存在；而六朝的鬼「比較乖」，因為當時的家族力量大，重視要好好安葬故去的人，所以鬼魂也安定，就算遇到了，只要以禮相待就沒問題。

不過唐代之後科舉發達，家族力量逐漸被王權取代，鬼開始不守規則，很多鬼開始不回家了，寧願成為孤魂野鬼。到了宋代，有些人被金人擄去了，不屬金也不屬宋，也不想回去，鬼才愈變愈可怕。

鬼的變化，正反映了時代，不瞭解這一點，就不會對當時的鬼怪敘事有正確的理解。「我的歪樓也發生在這裡，」劉苑如說：「我常被人問說『你是做思想嗎？還是作歷史？』但我最大的關懷，就是要了解這個文本是在怎樣的情境之下產生的？再由此來解讀文本。」

出於這種關懷，劉苑如在2009年用了一種很創新的方法來做戴祚《西征記》的輯佚。傳統上會將類似的篇目編一起，比如講洛陽就歸為一類，講長安的就歸為一類；但劉苑如認為既然是「西征」，那就一定有「時間」和「路徑」，於是想根據「地圖」來排列文本。然而現代的歷史地圖做不到這麼詳細，她就聯合中研院的地理資訊中心，將地圖畫出來，再按照動態行蹤歸類史實。

雖然比較費工，但這就是劉苑如所強調的：「材料沒有放在當時文本的脈絡裡，解釋會有偏差。」

誰在講故事？

脈絡也包含了敘述故事者的脈絡。六朝有許多「人」與「神」之間的感應故事，其中有一部道教名著《周氏冥通記》，內容講一名叫周子良的年輕道士，記敘他與神靈交流的經驗，最後服藥成仙的事跡。特別的是，周子良雖然做了記錄，並加以註解，卻焚毀了其中一部分。直到他過世後，由師父陶弘景（456年—536年）把稿子救回，重新編輯、註解，並上表獻書，才得以流傳。

周子良道士的成仙故事，其實是由其師父陶弘景重新編輯、註解，並上表獻書，才得以流傳。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馬麟繪，《宋馬麟靜聽松風圖》（局部）。

學者們研究本書，多半視之為上清派道士得到神靈啟示的實證，探討「仙真降誥，周子良接遇仙真」的際遇；或視為「記夢」，討論書中各種母題的文學表現，或分析其「神啟」敘述模式，或從中發現相關的文化結構。但劉苑如眼中看到的，卻是周子良周圍的人，以及社會對其成仙故事的影響。

比如周子良之所以會成為道士，是因為家族本是奉道之家。他自幼即由姨母單獨撫養長大，10歲時父親去世，姨母改嫁。他身體贏弱，個性懶散，姨母卻對他學道的事管教嚴格，造成關係緊繃。就在這時候，陶弘景東遊，海潮突然改變了方向（陶氏的說法是「如神靈所召」），迫使他經東陽上岸，在永嘉與周子良相遇，當時12歲的子良就拜他為師，並終其一生跟隨。

周子良侍奉師父態度恭勤，學道用心，陶弘景也對他很是喜愛，鼓勵指導，還帶著他遠走南霍、木溜，尋找煉丹之地。在這一段隨時遭遇劫殺、斷糧的患難之旅中，兩人培養了深厚的情感。

劉苑如指出，由於兒時陰影，周子良很可能在潛意識中對陶弘景投射了父親原型的角色認同。而這段啟蒙過程，也使周子良從體弱馬虎的稚子，蛻變成勇敢強正的成人，完成自我生命的認同。於是回到茅山後不久，機緣成熟，在神靈的引導之下，周子良服下玉瀝丹成仙。

因此，周子良的成仙，並非只是純粹的際遇非凡、或根基深厚。家族遺傳、與姨母和師父的緣分，甚至南館、東山諸道士與他的互動，當時多災多難的社會氛圍，親友入住的堂屋發生大火等等，都影響了周子良的求仙之路。

而陶弘景從為師的角度側面觀察，追憶徒弟成仙過程中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重新詮釋子良生前留下的隻言片語，經過剪裁、拼貼種種的蛛絲馬跡，才建構出一個少年學道、求仙者的生活世界，成為本書的「第二重文本」。更由於師徒感情深厚，陶弘景才在珍惜、懷念的情感下，重編、註解，並上表獻書給皇帝。這些都是故事成書的重要脈絡。

為甚麼要講故事？

為何南朝文學出現大量觀世音菩薩救劫的感應故事？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人白描大士像》（局部）。

往往講故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形成故事的重要因素。比如記載遇到觀世音菩薩救劫的感應故事：《光世音應驗記》，最初是由杭州隱士謝敷所收集、記敘。當時發生戰亂，有些幸運的僧人、軍士與百姓好不容易逃到南方，特別是會稽，參加法會說經時，與大家分享遇到觀世音救苦救難的經驗，謝敷就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其著書目的，單純只是想記錄、收集觀世音的神奇故事。

後來此書流落到傅亮（374年—426年）手中，他是晉末幫宋武帝劉裕（363年—422年）取得天下的高官，由他來編輯本書、採集故事，閱聽者就換成政治領袖、德行名流、或隱士高人，且增加很多政治意圖和社交意味了。因此，劉苑如認為，講故事者的動機與目的，也會影響故事本身。

「南朝的文學講很多痛苦的情感，痛苦的事實卻講很少。像《光世音應驗記》這種書就講很多痛苦事實，被綁被拖，流離逃難等，雖然簡短卻很寫實，非常珍貴。」然而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這種故事大多簡單重複，無非遭遇災難的當下，呼求神佛菩薩救命，感受到祂們降臨救苦，以神奇的方式脫離劫難。有些學者笑稱「只要換一個名字就是另一個故事了」。一直講這種重複的感應故事，到底有甚麼意思呢？

劉苑如一言以蔽之：「為了功德啊。佛教有很多經典，都在告訴你『善男子善女子，若能受持、讀誦此經，就會有無邊無量功德』，就是要大家一直傳頌，讓更多人領受佛法。」

就好像在法會上講遇到菩薩的經驗，會誘惑大家分享，於是你也要講你遇到的觀世音，我也要講我遇到的，大家互相見證，就會形成莊嚴虔誠的信仰氣氛。感應故事的成書也是如此，雖然故事幾乎類似，但因為講了就會凝聚信仰，而有無量功德，於是一個又一個故事，一本又一本輔教書籍，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該如何聽故事？

聽故事的態度，也往往比故事本身重要。「我個人的研究，一開始就關心「存有（Being）」的問題──人活著，到底是怎麼活著？怎麼生活？跟別人的關係又是甚麼？」劉苑如承認，研究「感應故事」，就是在回應存有的問題。宗教注重體驗，感應是很體驗性的經驗，從原始宗教到當代，不斷在發生各種各樣的感應，只要有人，就會有感應經驗，這是很普世性的主題。她在閱讀這些故事時，就會得到一種共感，彷彿自己也跟故事的主角一樣，體驗了神性，體驗救贖。

劉苑如認為，當你我在聆聽故事時，得先放下自己，回歸「零」的狀態，如此很多力量將會向你顯現。
攝影／W. Xiang

「為甚麼同樣的故事，別人讀了覺得無聊、千篇一律，而我讀了會感動？因為我跟這些古人的經驗達成共感。無論是誰，只要開放心靈，一剎那間跟不同時空的人或物相識了，就可以體會到對方的體驗。這對我來說，是很美好的經驗。」因此，劉苑如認為，我們在聆聽這些故事時，要先放下自己，回到「零」的狀態，很多力量就可以向你顯現，向你開啟。當你進入一個「入神」的狀態時，故事本身的情節也就不那麼最重要了。因為，你已安頓了你的存有。

「不過也許投入太深了，現在叫我講單一故事，要我怎麼講呢？沒辦法，覺得太複雜，怎樣都無法完全呈現我體認的故事。」對於歪樓一去不復返，劉苑如感嘆如是。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