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傅士珍教授歷經一系列的研究和訪調，從菲律賓裔美國文學和美國殖民過渡期的菲律賓英語文學，探勘菲律賓國族文學的建構與文學內涵。

傅士珍歷經一系列的研究、訪調，深入菲律賓國族文學的建構與文學內涵。
攝影／陳怡瑄

15世紀漢人政權進入臺灣的同個時期，在菲律賓，則是被西班牙人長期殖民；接著臺灣被日本殖民，菲律賓則被美國託管。

不過比起西班牙殖民菲律賓，美國在當地有更多的治理，推動了普及的英語教育，語言影響比起西班牙要更廣泛。1935年時美國曾規劃十年後讓菲律賓獨立，但之間又發生太平洋戰爭，菲律賓被日本統治了四年後，再被美國託管，後於1946年正式獨立。

易言之，菲律賓如同臺灣，自大航海時代便遭逢外來強權的殖民佔領，以致整體社會、文化發生種種難以回返的變遷。

1930年代至50年代菲律賓國族文學的建構

傅士珍對菲律賓英語文學的關注，始於菲律賓裔美國文學。

由於對美國霸權問題感興趣，她開始研究菲律賓裔美國文學，之後研究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這段美國殖民過渡期的菲律賓英語文學。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注意到滋養諸多南島民族的菲律賓，本身語言和文化相當多元，一方面也聚焦、發掘出菲律賓英語文學與美國、菲律賓兩國的複雜牽連，傅士珍說：「菲裔美國作家和菲律賓本國的關係很密切，同時也是菲律賓英語文學的重要成分。」

傅士珍提及，菲律賓長期的被託管／殖民歷史，讓許多來到美國的菲律賓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放逐意識。例如在美國、菲律賓兩地都有長期居住經驗的岡薩雷斯（N. V. M. González，1915-1999）便曾以「漂流者」（straggler）一詞自況，點出他在歷史變動中，長期在太平洋兩岸以及不同的語言之間擺盪，所痛切感受的飄零失據。

菲律賓2015年發行的紀念郵票以岡薩雷斯作為紀念人物。
圖片來源／wiki

傅士珍進一步說道：「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這段期間，菲律賓作家面對時代的變動、政局的更迭，對菲律賓自我文化與未來發展展開熱烈的探討。當時重要的論戰包括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究竟該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社會而文學？另一方面，他們思索著何謂『菲律賓性』，也對於該用什麼語言來寫作，展開綿長的思考與論辯。」

在日本佔領時期，先前在獨立願景下開展的菲律賓性探求，更進一步得到來自政府的推力。日本政府為了「去美國化」，大力提倡使用菲律賓語言、設置菲律賓語文學獎，讓原本主要以基層民眾為目標讀者的菲律賓語文學有了新的發展契機，進一步助長菲律賓作家以菲律賓語寫作的熱誠。

菲律賓有非常多種語言，依據不同分類方法，計有120到175種。而日本所扶植，進而成為現代「菲律賓國語」的，是他加路语（Tagalog）。傅士珍解釋道：「當時的菲律賓作家選擇文學語言時，其實面臨著重層掙扎的情境。例如曾大力主張以菲律賓語言寫作的岡薩雷斯，自己努力以他加路語寫了數篇短篇小說與散文，但他加路語其實也不是他的母語；他最為熟悉的菲律賓語言是第二大本土語言希利蓋農語（Hiligaynon）。而他的文學地位主要還是建立在他的英語書寫上。」

「菲律賓性」的爭辯

經歷數百年各種外來殖民的菲律賓，有著多重異質文化的交錯並存。在邁向獨立的路上，菲律賓作家對於「菲律賓性」也展開熱烈的爭辯。岡薩雷斯強調回歸菲律賓本土文化的根源，投射出一個原初、純粹、部落時期的菲律賓文化想像。傅士珍說：「岡薩雷斯會在作品中加入鄉野傳說與神話故事的元素，彰顯他所追求的原初菲律賓性。但是在歷史的洪流裡，菲律賓已然經歷多重文化的沖刷，所謂的原初菲律賓性已經難以完整返還。原鄉文化的尋索也總是在殘留的文化遺跡上的重新建構。」

相對於岡薩雷斯從西班牙殖民前的歷史文化尋求「菲律賓性」，在美國文壇頗具知名度、但沒那麼多美國經驗的尼克‧華金（Nick Joaquin，1917-2004）則認為菲律賓之所以成為菲律賓，是從西班牙把這些島嶼統合為一、並命名為「菲律賓」開始。在此之前，菲律賓的七千多個島嶼原屬眾多獨立的部落，這些部落並沒有視彼此為一整體的概念。

傅士珍指出，「對華金而言，菲律賓這個國族的形成與西班牙的殖民歷史是無法分割的，而西班牙文化遺緒更是菲律賓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比起將菲律賓性建構在一個缺乏歷史記錄而在時間洪流中消逝的渺遠過去，華金更重視西班牙殖民歷史，提倡重新思考菲律賓遭逢的西班牙文化碰撞，這是在美治時期政府所強力淡化的菲律賓性重要元素。」

菲律賓馬尼拉黎剎公園之中的黎剎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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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國族文學的開啟可以再往前追溯至黎剎（José Rizal，1861-1896）。黎剎的兩部社會意識強烈的小說──《社會毒瘤》（Noli Me Tángere，1887）和《顛覆者》（El filibusterismo，1891）──深入描繪西班牙殖民政府與教會的腐敗．對西班牙治理下的社會問題做出尖銳的批判。

「這兩部小說雖因批判西班牙殖民政府而遭禁，但仍在地下廣泛流傳，並有多種菲律賓本土語言譯本，不僅成為菲律賓寫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經典之作，更在當時造成極大的政治影響，埋下後來菲律賓革命的種子；而黎剎自己也因主張政治改革而殉難，被視為菲律賓國家英雄。」傅士珍輕輕一點，又讓我們深入淺出地看見菲律賓文學與當地政治的重大交會。

「批判性世界主義」與「弱勢世界公民」

15到17世紀時期大航海時代讓歐洲強權崛起以降，歐洲中心的世界主義逐漸成形，無論西方的冒險家或傳教士，都想像著把世界納入之中，並自認為善舉。然而，從傳布上帝的恩典到引進文明的火種，伴隨著殖民擴張的世界主義方案總難以揮去帝國侵略的陰影。

所謂的批判性世界主義，意指從邊緣出發的世界主義論述去解構和添補從西方中心出發的世界性想像。傅士珍試圖申論，菲美文學如何從世界體系的邊緣視角出發，敘述這個全球連動的世界中，全球政治經濟底層的漂流者所面臨的困境。

傅士珍以出身底層的工人作家卜婁杉（Carlos Sampayan Bulosan，1913-1956）著作《美國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1946）為例：「表面上，卜婁杉書寫美國的民主自由，內容卻呈現許多美國內部的問題。身為在美國謀生眾多菲律賓流動移工中的一員，卜婁杉書寫美國移工的困境，也跟世界工運、工人連結，以組織活動、雜誌文章聲援西班牙內戰、工運潮流，以及遙遠的祖國。而他的短篇小說集《老爸的笑聲》（The Laughter of My Father）則對於菲律賓在西班牙、美國先後殖民下產生的政治、社會問題，包括政府官員與教會的掠奪、貪污和腐敗，廣大農民的貧窮無助等，做出尖銳的諷刺刻劃。」

1898年菲律賓第一共和國於巴拉索因教堂成立，隨即於1899年因美國入侵而瓦解。圖為現今布拉干省馬洛洛斯的巴拉索因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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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短篇小說集《老爸的笑聲》、半自傳小說《美國在心中》成為暢銷作家的卜婁杉，桑多思（Bienvenido Santos，1911-1996）也是菲律賓同一世代重要作家。他和岡薩雷斯一樣，都有豐富的美國經驗，並接受美國學院訓練，包括臺灣許多重要作家也曾參與的愛荷華寫作班。相較於卜婁杉書寫移工世代的處境與狀態，桑多思寫的是1940、50年代在美菲律賓人，怎麼思索自己和原鄉的關係，包括跟原鄉的隔閡、身在異鄉心情的矛盾和痛苦。

傅士珍以岡薩雷斯「漂流者」的自我定位來觀察菲美文學：「在菲美文學作品中不斷出現形形色色飄零世界，處於游移狀態的『世界公民』，此中包括：在美國託管時期赴美，希望藉以逃離貧困的皮諾依農工（Manong）；馬可仕執政時期（1965-1986）的政治流亡者；菲、美兩棲成功的專業階層；以及在已成形的歐洲語言文化語境的都會區中，感到與自身存在根源疏離的菲律賓都會知識份子。」

由此更可以解釋，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1930年代至50年代菲律賓英語作家們使用英語，卻又擔憂英語無法展現菲律賓性的焦慮。傅士珍表示：「岡薩雷斯在作品之中喜用民俗（folklore）元素，這也許可說是他以漂流者自居，用以區別歐美中心世界主義的一種形式。」

傅士珍跟我們分析菲律賓作家處境的同時，也折射出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與作家們漂流海外時面臨的繁複挑戰與焦慮。西班牙與美國殖民菲律賓的歷史，以及菲律賓英語文學1930年代至50年代的發展，存在著比想像中更為多元、豐富的對話與交流空間。藉此不免也想到同屬於世界邊緣的臺灣，體察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時，如果更深入檢視反思西方知識體系的影響，應可讓自己的視角更為開闊。

採訪撰文／施靜沂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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