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之症，其來其去，均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患了神經衰弱。他在六百萬字的日記、一千九百多封的書信中，反覆寫到自己深受神經衰弱之苦。

顧頡剛自我分析患病的原因，是就讀北京大學時，用功過度，經常熬夜，又常在戲院聽戲，讓樂器刺激感官情緒。隨後妻子與祖母相繼過世，學業壓力與悲傷引發失眠舊疾，生活接連失序，精神無法安定，身體飽受煎熬，從此擺盪在中西醫與各種方濟、秘方之間。

其實顧頡剛的身心病症，現代人也頗為熟悉。焦慮、失眠、煩躁、心悸、消化不良等症狀，現在也許會被診斷為焦慮症、抑鬱症、自律神經失調等，但在上個世紀，往往被稱作「神經衰弱」（neurasthenia）。

1950至60年代臺灣報刊的醫藥問答，仍常見關於神經衰弱的提問。
圖片來源／《臺灣民聲日報》，1954年10月4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提到，「神經衰弱」在一百多年前的許多社會都是相當流行的精神疾病，包括魯迅、宋教仁、郁達夫、蔣宋美齡等人都曾受其苦。

相較於西方精神醫學界自1930年代後，已鮮少以神經衰弱作為診斷，中國對神經衰弱的關注仍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各類專家在報刊上發表神經衰弱的論述，宣稱治療神經衰弱的成藥與診所廣告充斥媒體。大眾對神經衰弱的注目，讓它不僅是影響個人健康的疾病，更牽涉到國族興衰的問題。

知行未必合一：神經衰弱的花式療法

神經衰弱的概念約於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短短一、二十年間，就成為廣為盛行的疾病名稱。

王文基提到，在精神科學尚未專業化之時，症狀龐雜模糊的神經衰弱主要是由大眾醫療文化的論述所定義。而學者也指出，「衰弱」也與中醫的「虛」嫁接匯合，讓從西方飄洋過海的神經衰弱，從此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新舊思潮交融的歷史情境中，顧頡剛的擇醫試藥可做為一個認識神經衰弱的案例。

為了治療神經衰弱，顧頡剛同時進行中西醫療法。他既服用失眠散、天王補心丹等中藥方劑，也使用西式安眠藥、葡萄糖針、補血針，並嘗試各種食療、攝生之道，例如睡前用力擦足心兩千下，足暖後好入睡，注重衛生，起居有序，不耽溺聽戲等。

顧頡剛頻繁更換醫師與療法，如神農嚐百草般嘗試各種治療，王文基稱之為「治療的折衷主義」（therapeutic eclecticism）。

表面上好像盲從追求療效，但顧頡剛並非沒有反思他的作法。治學上強調證據的他，卻認為治療神經衰弱，「知行不必合一」。

他在信中寫道：「診病與服藥是兩件事。診病是看出他病的來源，病的程度，病的將來，是屬於『知』的。服藥是制止病狀，屬於『行』的。『知』只有一條路，『行』卻有無數條路。」在紛雜的醫療理論中不斷實驗，只要身體會變好，都是好方法。這對我們理解當時不同醫療體系在民眾端如何被實際瞭解與操作，或者說「身體力行」，有頗大的啟發。

各式中西醫廣告以治療神經衰弱為宣傳。
圖片來源／《臺灣民聲日報》，1949年2月1日

同時間，不同系統的醫學觀，對神經衰弱也各有詮釋。

日德系統的神經精神醫學認為，神經衰弱是一種與遺傳和作息有關的現代病，加上強國保種的觀念，先有健康的個人才有強健的國族。以美國為主的動力精神醫學則強調，神經衰弱是心因性疾病，應該視為一種焦慮反應（anxiety reaction），例如傳統的家庭觀，讓中國青年無法面對現代化社會，導致適應不良的心理衝突。這些醫學觀雖然可以幫助民眾理解相關病症，但觀點及處置方式的不同，也加深了焦慮。

無論如何，在當時中西醫主導的論述下，精神科學仍處於邊緣，但這樣的情況在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變化。

快速綜合療法：精神科學的「躍進」

王文基提到，神經衰弱在1950至60年代的中國仍十分常見。各內科門診中，神經衰弱與風濕症的病人，僅次於慢性胃腸病；尤其是知識份子、高校生、幹部和「為鋼奮戰」的鋼鐵廠工人都是容易罹病的族群。

在群眾動員與追求生產力科學化的政治氛圍下，精神疾病的防治逐漸成為政策重點。1950年代末期，隨著整風運動、大躍進，精神科學與政治動員的關係愈加緊密。在「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追求生產力的「建設總路線」下，精神科學的輪子，隨著政治動員的步伐快速轉動了起來。

當時許多疾病預防（尤其肺結核、瘧疾等傳染病）的宣傳都以增加生產、完成建設為號召。
圖片來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Digital Collections, NLM Image ID:E00032

尤其1958年，在南京舉行的「全國精神病防治會議」上，將精神衰弱的防治與研究訂為工作重點，並設立首座「神經病防治站」，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群起投入。

王文基說：「這在民國時期很難想像。民國時期雖然罹患神經衰弱的人很多，但多數醫生更重視防治傳染病。如今神經衰弱被視為防治重點，可以看到精神科學的專家如何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中，以其專長回應大局變化。」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北京醫學院精神醫學教研組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單位合作發明的「快速綜合療法」，宣稱能在23天的療程治癒神經衰弱。

這套集結中西醫與民俗治療的綜合療法，在工廠、學校等地將罹患神經衰弱的工人、學生集中管理，實施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奴弗卡因及胰島素注射）、物理治療（梅花針，電刺激及電睡眠）、勞動與體育鍛鍊（太極拳、站樁等），並搭配規律的團體生活。經過數週治療，宣稱超過80%的病人皆病癒或顯著好轉。

實行快速綜合療法，宣講神經治療防治知識，並施以中醫的梅花針。
圖片來源／《光明日報》，1958年9月29日

尤其快速綜合療法不只試圖緩解症狀，還要徹底根除。透過組織小組座談、醫療講座、健康躍進會，提供病人「能動性」，並藉由政治動員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提升病人對神經衰弱的正確認識。

在高舉科學教育與政治信念的年代，這群快速綜合療法的推動者認為唯有「認識」疾病才能戰勝疾病。王文基說：「透過學習、透過改變對神經衰弱的認識，強調改變『意識』就能戰勝神經衰弱，將心理學的課題和當時政治環境強調的『主觀能動性』連結起來。」

圖片來源／《光明日報》，1958年9月23日

快速綜合療法很快受到中共支持，許多醫院開始用它治療神經衰弱，並推行到高血壓、痢疾、潰瘍等慢性病治療。當時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研究員王景和就認為，「只有經過了這種政治動員，心理治療才可能發揮作用」，彷彿注定了此時中國精神科學發展的政治性格。政治社會賦予精神科學發展的舞臺，而精神科學挹注政治動員的能量。

現在看來，快速綜合療法更像是一場瘋狂的運動，但它的影響力絕不只如此。王文基提到，改革開放後，當中國開始發展本土精神治療的初期，幾位重要推手都和當年的快速綜合療法有關。直到1990年代中國的「心理熱」，甚至有人認為快速綜合療法是中國精神治療的起源，是東方心理治療的重要範例。

政治與科學之間，中國精神科學的生存之道

群眾、精神科學、政治，讓精神科學家在1950年代走到交會的路口。神經衰弱防治，成為他們奮力一搏的機會。

例如創建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學家丁瓚（1910-1968），在抗戰期間即著手關於中國精神科學的建設工作，致力促成中國精神學科專業化。在戰後社會總動員的風潮下，丁瓚召集中科院的心理學家加入全民大躍進的行列，投入研發快速綜合療法，或可視為邊陲學科力圖表現的嘗試。

這段時間，中國精神科學界對於神經衰弱的病因、機轉與治療重點未必有共識。但這些專家，尤其是一群年輕的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學家，都試圖將神經衰弱放在當時精神疾病的整體醫學研究下審視，「大家都用自己的專業發展出一套生存策略」。

丁瓚於報紙發表神經衰弱的科普論述。
圖片來源／《重慶大公報》，1943年5月31日

從政治史的視野，也許精神科學只是社會總體動員的一環；王文基則從精神科學史的角度指出，大躍進時期的精神科學家並非只是政治傀儡，他們同時也是精神科學場域中的行動者。

呼應用科學管理群眾的需求，精神科學家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鑽研快速綜合療法，不只是為了迎合官方，他們其實有專業化的企圖，期待打造新的學術環境，創造屬於中國自己的精神科學」。

研究精神科學，為了拆解精神科學

從顧頡剛的個案，到中共建政後防治神經衰弱的熱潮，王文基說：「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就是這些科學是好的，精神疾病的治療一定要以科學為基準」。但這套東西如何在中國發展，必須考量中國特色，要能解決中國精神疾病的問題。

從東亞精神科學史的角度，一路追溯神經衰弱的移動軌跡，王文基說：「西方的疾病觀念或醫學理論都不是從甲地直接移植到乙地，從中可以看到『東亞轉化』的痕跡。例如民國時期，很多關於神經衰弱的討論都有五四運動的影子；大躍進時期，精神科學家則是希望運用心理學建設新中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
圖片來源／王文基提供，勞維俊攝

從事1950至60年代的歷史研究，由於特殊的政治與社會因素，蒐集和判讀史料不易，也增加研究難度。王文基除了參考上海市檔案館等單位的官方資料，也蒐集知識青年的回憶錄、書信傳記、公開病歷，並訪談曾參與過快速綜合療法的當事人。

他提到，拼湊出精神科學發展的過程，不是為了還原一個無暇的歷史，而是試圖認識精神科學在過去百年的華人社會走出多少曲折與複雜的路徑，並且成為今日的面貌。

「精神醫學是一種解釋精神疾病的資源，但對精神科學史研究者來說，是必須去拆解的對象」。

採訪撰稿／蘇郁欣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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