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閉幕不到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捲。為了振興經濟，中國宣布「四兆人民幣」計畫，巨資湧入房市。被炒熱的房價築起一道買房高牆，殘酷地將一群高學歷白領青年們的夢想、愛情和婚姻捲入其中。

蟻族、蝸居，他們的北漂夢

隨著這場房市野火蔓延，一個個「房價綁架了我的愛情」的故事浮現在中國網路論壇。打開電視，「裸婚時代」、「買房夫妻」等影劇作品，寫實描繪了沒車、沒房、沒積蓄的「三無」男女如何「被細節打敗愛情」。

受到這些故事吸引，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其中一位是1980後出生於中國西北的陳玲（匿名）。

沈秀華博士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
攝影／汪正翔

陳玲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幼兒園老師。她在東北讀完大學，考上北京一間新聞媒體研究所，畢業後考取中央級媒體企業，薪水約1萬多人民幣（時約5萬元臺幣），對新鮮人而言已是不錯的起薪。

到北京後，陳玲和當時的男友住在學校附近一處地下二樓的「閣居」，月租380元人民幣。「那裡只有一張雙人床、一臺電視，衣櫃還是吊起來的。空間小到房門都無法全部打開，夏天時牆壁潮濕，還會滲水長毛」。

陳玲曾在博客寫下這段龍蛇雜處的蝸居經驗。上層住戶不讓住在下層的他們搭電梯，他們只能穿過「停的都是好車」的停車場下樓，穿過小門，再下一層，「才是我的地方」。這段經歷也讓「是否擁有房子」成為她後來選擇對象的關鍵條件。

情境示意圖。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Sketch art, OL descending dark basement stairs, looking up at luxury lobby & cars, dramatic contrast, golden vs gritty tones, pencil & charcoal style.

當浪漫愛遇上限購令

面貌姣好、處事幹練的陳玲，很快就在公司內遇到新的追求者，也是她後來的先生。這位同事是江浙一帶的人，經商的父母在他念大學時就在北京南邊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約40多坪）的房子收租。

過去是被收租的房客，現在男友就是房東，陳玲心裡的反差不言而喻，「一下子就覺得，我好像自己可以在北京活下去了」。當時的她，希望在30歲前結婚、有房、生完小孩，有房子確實是她決定交往的因素之一。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

2008年前，中國一些城市實施「購屋落戶」政策。有能力買房，就有機會落地安居，金錢是主要的門檻。金融海嘯爆發後，「四兆人民幣」、利息鬆綁等救市政策帶動房價狂飆。沈秀華說：「時隔半年回到田野，發現北京房價又漲了一倍，這也帶動後來的打房政策，也就是限購令。」

2010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十條」（正式名稱為《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試圖抑制失控的房價，並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頭期款）提高至不可低於50％。

北京地方政府隨即發布更嚴格的限購令，一戶限購一組新房，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必須提供連續5年的納稅或社會保險證明才有購屋資格。這時候，除了金錢，更重要的擁有「戶口」這張入場券。

親密關係的經濟動員

陳玲和男友交往不滿一年，雙方父母初次見面談婚事。沒想到，兩邊的母親就為了禮金、房子產權等問題吵了起來。

分歧點包括陳玲進入有「入京指標」的企業，通過試用期後就能以落戶配額獲得北京戶口，而男友沒有，未來小孩教育以及其他受戶口限制的需求，會依賴陳玲的北京戶口身份；陳玲的母親也因此更介意對方在北京的房產沒有加入女兒的名字等等。男方母親因此氣到住院，種種折騰也讓兩人幾乎分手。

當浪漫愛走到論及婚嫁，雙方家庭的資源條件不得不攤在檯面上。沈秀華提到，「結婚就應該有房，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共識」，買房和婚姻形成極致的剛性需求和在以母親是家務負責人的特殊「丈母娘經濟」下，「所以這些青年要動員兩邊的家族盤點資源」。

沈秀華指出，住房是中國城市裡外來男女的生存基礎，而對成年女性，婚姻是他們翻轉與保障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結婚因此要有房。圖為北京街景，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尤其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後，「往上爬」的慾望成為中國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一致目標與共同壓力。這也解釋了一場父母見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張力，因為這是一場牽涉婚姻、戶口、買房、購車、社會福利、子女受教權的經濟協商。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你可以透過選擇婚姻對象獲得再次生命機會。」沈秀華指出，尤其在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公布後，婚後房產不再由夫妻共有，房子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房子就屬於誰的。這也讓許多家長紛紛要求房產加上女兒的名字做為資產避險，否則離婚後，女方往往只能取回所投入的貸款資金與其升值金額，而不是婚後房子作為共同財產的對分。在中國勞動市場對女性充斥歧視，以及之前城市房價高漲下，結婚有房是中國性別政治白熱化的場域。

買了第一套房後，繼續「捲」

2014年，陳玲選擇和男友步入家庭，搬進先生在北京南邊的房子，生下女兒。兩年後，兩人決定賣房，在北京東五環買了一間約90平方米（約27坪）的二手公寓。人民幣110萬元的首付，陳玲夫妻拿出30萬元存款，公婆拿出70萬元，陳玲的先生向朋友借了20萬元湊齊，房子登記在夫妻兩人名下。

陳玲的例子顯示中國高學歷白領青年們如何透過親密關係，在雙方親友，甚至是師長、同事間進行高度的經濟動員（Mobilizing Econom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他們必須湊到足夠的錢買房，才能拼出一個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高教育與專業工作，就自然能成為中產階級。」沈秀華說：「年輕一代想要買房，就不得不『啃老』。我在北京作田調時，常遇到來自農村的計程車司機，提到不敢生第二個，如果第二個又是兒子，將來又要幫忙出錢買房。」雖然傳統上認為男方應該備房，但在她的訪談對象中，有時女方更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額，而對一些女方家長而言，他們也希望透過負擔部分購房金額，取得將來他們能到女兒家拜訪居住的底氣，尤其是1980後一胎化生有女兒的家庭。

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的二胎政策和公婆的期望下，陳玲也在「趕快生生，完成差事」的心情下生了兒子。她和先生也陸續離開政府機構，進入私人企業。2018年時，兩人的月薪總計約有6萬元人民幣，隨著薪資增長，生活品質和養育孩子的選擇也隨之增加。

為了降低和公婆間的生活矛盾，這次她選擇用「金錢」處理問題：透過市場外包照顧工作。雇用月嫂、保姆，也幫女兒找到必須有北京戶口才能就讀的私立雙語幼稚園。

這時，夫妻倆開始思考再換房計畫，目標是買個空間大、學區好的房子。這次的困難在於限購令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是總房價的50至70%。就算賣掉第一間房，要籌出這麼大筆資金仍不容易，於是再次動員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掏空了六個錢包。

「第一套房的空間通常很小，只能買在通勤一、兩個小時的區域，又要考量小孩未來的學區，所以婚後六、七年準備買第二套，又要開始面對首付和房貸，所以他們會說『很捲』，一直在捲動」。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照片為北京都會的天際線。
圖片來源／unsplash

誰才是中產階級？

沈秀華認為，1980年後出生在中國的都會青年中，陳玲的案例是既典型又特殊的。

典型之處在於她在大學畢業後北漂入京，掙扎於愛情與麵包之間的同時，也試圖在制度和政策的縫隙間突破戶口限制，並動員人際網絡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最大利益。

特殊之處則在於她的生命經驗高密度的經歷了物質和親密關係間的相互支援與競爭。短短數年，從遷移到北京地下二層的閣居、北京南邊的房子，到購買第二套房，相對於其他受訪者，陳玲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在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裡的階級向上移動。

陳玲的原生家庭是受國家體制所保障的中產家庭，但在區域發展差異與國家政策下，中國西北區域中產家庭所擁有的在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資本，並不能直接轉為能在北京安定就業與生活的基礎。陳玲透過對各種體制與親密關係的計算，以及個人專業的努力，相當「成功」地跨越區域、戶口與性別限制，成為北京中產階級的一份子。

陳玲這樣的身分，在社會學中通常被歸類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大學教育，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涯發展、親密關係、社會地位，也養成中產階級的品味。繼而選擇留在城市，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文憑的文化資本獲得就業機會與生活資源。

但放在中國極速變動的社會脈絡，這個群體的命運並非都這麼順遂。「中產階級不見得隨國家經濟發展自然出現，現實生活中，他們面臨著有限的職業發展與嚴厲的政策限制，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管控的公共生活，處境是受困、尷尬的，甚至是階級的『滑落』。」沈秀華沉重指出：「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身分』，但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資源與特性，那種相對舒適安穩、享受品味的生活是比較難的。他們覺得自己總是在追趕，而且永遠趕不上、害怕被拋下」。

沈秀華的受訪者中，即使有不錯的工作，也買了不小的房子，卻很少有人自認是中產階級。「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是勞動階層，這是很嚴重的落差。他們認為那些開名車的人、媒體上看到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當代青年如何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困境，是全球經濟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照片為示意。
圖片來源／pixabay

向下滑落的中產階級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浪漫愛、自由戀愛逐漸取代由父母決定的婚姻，看似家庭主義沒落、個人主義興起。但隨著戶口制度的限制，經濟生活的高度競爭，父母即使完成養育責任也無法真正退場，沈秀華發現，許多父母必須拿出大部分退休金幫孩子買房，孩子也因此對父母的養老產生責任感，雙方因此緊緊綁在一起。

從中國當前的高失業率催生出的蟻族、蝸居現象，到日本的下流社會、臺灣的高房價與高工時，乃至全球性的窮忙族，都可見中產階級滑落、青年發展困難的趨勢。當代青年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向上奮鬥未必能安置向下的青春，不少人選擇躺平、不婚、不生，或許正是這種高度競逐的社會結構所延伸出的結果。

對中國青年來說，離開高房價的大城市，轉往省城發展是一個出口。疫情後，沈秀華也注意到選擇不婚或「躺平」的青年似乎增加了。「有些人透過不婚來減壓這種惡性競爭，表現出他們對於婚姻、買房背後，親密關係、家庭、性別、社會流動、政治控制這些集體主義的反抗。」

不過，若將這些現象放回東亞脈絡來看，中國的情況仍有其關鍵差異。在臺灣、日本或韓國，買房壓力多半來自市場價格與社會期待；但在中國，房子同時牽動戶口資格與政策限制，使其不只是資產，更是一種進入城市生活的門票。限購令等政策反覆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確定感。

因此，中國青年動員的不只是「六個錢包」，還必須在政策與市場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婚姻也成為其中一種高度被動用的途徑。當親密關係承載了這樣的現實壓力，愛情很難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制度與市場共同拉扯的結果。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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