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又稱回教，信仰真主「阿拉（ الله‎）」，以穆罕默德為先知，約可分為「遜尼（أهل السنة‎）」及「什葉（شيعة‎）」兩大教派。教規除了一般人熟知的「不吃豬肉」、「每天必須禮拜五次」、「每年都有齋戒月」、「一生要朝拜一次麥加」之外，還有「禮拜時要唸清真言」、「周濟窮人」等。整體而言，穆斯林就是持守戒律、潔身自好的修行者。

然而在現代，由於中東連年的戰亂，世人眼中的穆斯林似乎與前述的面貌不太相符。政大宗教所蔡源林認為，會形成這樣的印象，除了非常複雜的歷史因緣、宗教因素和國際形勢，也跟西方學者在啟蒙運動後，以繁榮／落後、文明／野蠻、進步／反動、民主／封建、自由／專制、理性／迷信等二分法來研究、定義東方有關。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因有層層利害關係而衝突不斷，在媒體推波助瀾下，遂呈現這種單一而極端的面貌。

「至少在古代中國的教徒，就非常低調平和，」蔡源林說：「伊斯蘭教從唐朝就開始傳入，到清朝都擁有大量信眾，大多時候都與他人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不過相對來說，他們在中國有甚麼事跡？在文化方面有怎樣的成就？我們也不是很熟悉。」

特別是中東赫赫有名的「經學院」（其規模具備現代大學教育之雛形），在明代時就已有回儒開了「中土分校」──經堂。誰是「回儒」？經堂又是怎樣的學院？讓我們一探究竟。

你知道嗎？在中東初具現代大學雛形的「經學院」，竟在明朝時期，於中華大地開了「中土分校」──經堂。圖為創建於859年，位於北非摩洛哥的卡魯因大學（Jāmi`at al-Qarawīī （改為”al-Qarawīyīn”）），為穆斯林世界領先的教育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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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引進伊斯蘭教

唐宋時期，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往來，大批大食國的穆斯林商人經由海上絲路東來。宋代許多大城市，特別是長安、開封及東南沿海國際港市如泉州、廣州等，早有大批穆斯林居住，且建造清真寺供信徒禮拜。然而當時的大食人以蕃商、蕃客等身分居住中國，大部分無久居之意，因此還沒興辦教育的條件。

元朝時蒙古人西征，造成伊斯蘭政治中心崩解，社會失序、宗教文化模式亦劇烈轉型。許多波斯、阿拉伯及中亞各族人，為了躲避戰亂或蒙古軍隊的俘虜，紛紛來奔中國。因蒙古西征打通陸上絲路，各地穆斯林商賈來中國經商者比起唐宋時期更為普遍。各族穆斯林開始在此長期置產、定居，於是伊斯蘭教全面傳播開來。

蔡源林說：「元朝穆斯林很多，當時人們都稱呼他們回回，其實是『維吾爾』的轉音。明朝政府覺得兩個回是贅字，就叫他們『回民』。」

明朝在土木堡之變（1449年）後，國防政策上逐漸採取防禦性，以防蒙古人再度侵犯。明朝中葉後，又因日本及西洋海盜侵犯東南沿海地區，朝廷禁止境內百姓私自越界或出海與外人經商或旅行，並對外人入境者施以嚴格的檢查和監視。結果，原先活躍於路上及海上絲路的穆斯林，逐漸不再將中國南方各港口視為旅程的終點，轉而湧向東南亞。這使得中國境內的回民失去與祖國聯繫的機會，成為少數民族。國外穆斯林的文化輸入，從明朝中葉後完全喪失。

經過明朝的同化政策，回民逐漸採行漢人的習俗、服飾、建築及生活方式，使用漢名、漢語，學習儒家經典，還參加科舉當官。雖然他們對清真寺的產權、寺務，仍有自主管理權，宗教、社區領導的功能還在，卻漸漸失去使用母語（阿拉伯語與波斯語）的能力，信仰與實踐內涵也在消退中。對回民的有識之士而言，伊斯蘭的復振有其迫切性，於是逐漸發展出屬於中土的經堂教育。

伊斯蘭教經歷唐宋元的發展，但明朝從洪武到隆慶年間，實行了近200年的海禁政策，且愈往後愈嚴厲，導致回民對於語言理解、教義解讀遇上了挑戰，於是促使經堂教育發展。圖為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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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堂教育的興起

源自中世紀前期伊斯蘭世界的經學院，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許多現代大學與研究所教育的制度和精神內涵，可溯源於伊斯蘭經學院。譬如：

• 教育目的在培養維繫該社會之根本文化價值體系的知識菁英。
• 教育內容在基礎階段是通才式的，而非專業式的。將人類知識全面性地分門、分科、分階段傳授。
• 教學方法為課堂講授、學生記誦、問答討論、研習測驗、通過資格考獲得文憑。

年輕信徒想要深入研究伊斯蘭的兩大聖典《古蘭經（اَلْقُرآن‎）》和《聖訓（الحديث‎）》，律法及教義，立志成為講經說法的宗教學者，就必須進入學院接受教育。這套教育系統，是伊斯蘭正統信仰之護衛、傳播，以及學術傳承、發揚之命脈所繫。

經學院有完備的教育法規，有熱忱的王公大臣、地方富豪捐獻贊助，和一套完整的教學體系。課程把整體知識分為兩種：「宗教知識」和「理性知識」。宗教知識的分科如：古蘭經註學、古蘭誦經學、聖訓學、法理學、文法學、詞彙學、語形學、聲韻學、詩體學、阿拉伯部落史、阿拉伯族譜等。理性知識則包含哲學、數學、醫學、物理學、天文學等。堪稱聖俗的知識教育都相當完備。

儘管伊斯蘭傳入中國的歷史悠久，但一直到明朝才有大量關於經堂教育的文獻。明清時期的經堂，雖然基本學術架構與學科分類跟上述的經學院大同小異，但主要教學材料大多為中東、中亞穆斯林學者的著述，且經堂最初四代的門人，都遭遇缺乏適當入門教材、教師等問題。

蔡源林解釋他們的難處：「有些老師因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造詣不足，對原典意義都只能一知半解。靠著經堂學者苦讀，或聽到有來自西域的穆斯林學者，立即前往請益，以及後來中東的穆斯林不斷引進新的教材，水準才日漸提高。」

傳至第五代，出現了兩位天才學者常蘊華（1610年—1670年)、李延齡，遍歷大江南北尋訪名師學經，集各系名師大成。常蘊華波斯文造詣甚高，編寫了《波斯文法》。蔡源林笑道：「當時的人傳說，常蘊華閉門讀書的時候，經常有天使下凡指導，大家都認為他的學問是『仙學』。」經堂的教科書也編出來了，統稱《十三本經》（大部分是在中東或中亞經學院教育流傳甚廣的讀本，內容大致繼承中世紀後期伊斯蘭經學院教育的傳統），教學條件日漸完善。

回儒的思想成就

回儒的思想特色，在於融合伊斯蘭神學和宋明理學，對一神信仰、經典解讀都有其獨特觀點。圖為懷聖寺，始建於唐代，為中國現存最早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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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代的培養，到了明末清初，出現了一群兼通中國三教經典及阿拉伯文和伊斯蘭經典的經堂學者，如：伍遵契（1598年—1698年）、舍蘊善（1634年—1710年）、王岱輿（1584年—1670年）、馬注（1640年—1711年）、劉智（1669年—1764年）等，寫出最具分量的中文譯作與著述。其中劉智是集大成者。將前輩的研究、翻譯、與儒釋道的對話，寫成《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性理》、《天方至聖實錄年譜》。《天方性理》為伊斯蘭神學總論，用圖文互解方法呈現伊斯蘭形上學、宇宙論與人性論的體系，堪稱當中最深奧的曠世之作。

回儒的思想特色，主要是融合伊斯蘭神學與中國思想。比如當時中土不存在「絕對一神」的觀念，各家經常以「無」來指稱宇宙最高形上原理。劉智認為「無」固然符合真主「無可稱名」的特質，但也容易導致崇尚「虛無」。他認為，既然有真主之本體，那就是「實有」。真主體用不分，既真且幻，雖然無形，卻是無所不有，是更值得崇尚的形上實體。

王岱輿則根據《古蘭經》的說法，來理解《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他說真主創造人類時，就賦予人類「靈性」，並以一道「命令（amr）」注入人類始祖亞當，所以《中庸》所說的「天」就是「上帝」，「命」就是「命令」，「天命之謂性」，就是真主賜予人類的先天靈性。「命」使人有信仰與德性，「性」則等同於受造物的「生命原質」，使人有情感與慾望──用伊斯蘭的說法，來理解儒家的「性命」論。

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以「真主」取代「無」或「天」，來解釋中國思想。這種作法，既是融合，更是當時罕見的創新。然而，他們並沒有得到相應的迴響。因為穆斯林的海權時代早已結束，無法提供強勢的政治經濟力量給予中國穆斯林外援，使回儒孤掌難鳴，很難激盪出中、伊文明對話的思潮。

蔡源林感嘆：「伊斯蘭教義是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寫成的，劉智寫作時，很多重要術語都用音譯來翻譯，形成獨特的『經堂語』。但這也產生了阻隔，使教外人士難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在當時保守的思想界幾乎沒有任何回應。」

清朝中葉後，漢回關係惡化，爆發了乾隆年間的西北回變，擴大為漢回之間的武裝衝突。清廷武力鎮壓之下，劉智的著作宣揚「回教國王穆罕默德」，被官員指為「僭越」、「狂悖荒唐」，差點釀成對回民的文字獄。雖然因為乾隆（1736年－1796年）寬容而得以避免，但一波又一波的回民起義，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鎮壓，幾乎讓回民的學術傳統無以為繼。回民流離失所，清真寺與經堂頓成荒蕪，直到清朝滅亡都未能再恢復榮景。

蔡源林認為，回儒的經驗，帶給現代「文明衝突」重要的啟示：「真正的宗教對話，必須建立在相互真正理解的基礎之上。」這一點，還有待多元宗教教育往下一代紮根，創造對話所需要的多元價值和內在條件，才有解決衝突的可能。因為關鍵還是在於，人心的開放，以及能否自我轉化，進而達到互相接納與溝通。

蔡源林提醒，真正的宗教對話，必須建立在相互真正理解的基礎之上，才有機會解決當前不斷加劇的宗教、國際衝突。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蔡源林（2012）。中國穆斯林經學傳統的源流與轉化－以明清回儒文獻為中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源林（2007）。劉智的比較宗教哲學體系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源林（2005）。王岱輿「三一」論的宗教哲學分析──一個蘇非主義與宋明理學的創造性對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源林（2000）。明清之際回族伊斯蘭學術思想發展的文化史考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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