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民主、自由等等，這些日常看似稀鬆平常的字彙，到底怎麼形成？又如何走進我們的文化？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來告訴你。
攝影／林俊孝

清朝末年西力東漸，激發起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愛國意志，然而他們的思想路線與行動策略不盡相同，碰撞出斑斕火花。超過30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生涯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最欣賞，且透徹研究的兩位人物，分別是因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等政治改革行動為人所知的「飲冰室主人」梁啟超（1873-1929），和自幼就讀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而熟習英文，赴英留學返國後任教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嚴復（1854-1921）。

論資排輩，生於清咸豐年間的嚴復，可說是梁啟超的前輩。兩人皆為近代中國重要啟蒙思想家，也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清末民初，中國進入所謂的轉型時期。」黃克武比喻：「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兩股文明與思想的力量，剛好在他們生命的十字路口上發生衝撞。」

在關鍵時代交叉口，嚴、梁如何走出截然不同的處世風格與生命軌跡？兩人怎麼承先啟後，為近代中國打開政治與文化新局？一切要從「翻譯」談起。

梁啟超、嚴復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兩人又是如何開創政治、文化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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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與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創造語言」

民主、自由、權利、科學──這些詞彙，最初根本不存在於中文的語言傳統，如果你是當年的「西學」譯介者，所面對的首要挑戰不是如何推廣眾所未聞的新式觀念，而是：怎麼翻譯「freedom」、「right」或「science」？

「對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赴日留學是較方便且主流的選擇，而日本早已先一步完成了現代語彙的轉換。」黃克武解釋，「許多中國留學生接觸了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的翻譯，繼而轉手使用，梁啟超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梁啟超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創辦《新民叢報》、《時務報》、《清議報》等刊物並大量發表文章，使用半文言、半白話的「新民叢報體」，向廣大中國讀者介紹他熱騰騰才剛讀完的西學日文譯作。他主要的翻譯策略，即是援用日本學界早一步譯為漢字的「和製漢語」。今天我們使用的很多詞彙，除前述「自由」、「權利」、「科學」，還有「社會」、「文化」、「民族」均屬之。

和製漢語又稱「日源漢詞」、「和來語」，是指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新詞。從晚清石印畫報《點石齋畫報》中可見一些從日本流入中國的詞如電報、電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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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新名詞」，看在熟讀國學古籍同時也精通英文的嚴復眼中，卻很不是滋味。他寫道：「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學，而以習其言語文字為畏途，於是爭求速化之術，群起而談譯書。」抨擊取用日文譯詞的西學引介策略，是只求速成而不夠求真的「轉手」學問。甚至在書信中提到「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顯示他對「東語」、「東學」幾乎到了憎惡的程度。

嚴復何許人也，竟能對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思潮、新語體做出嚴厲批評？

從梁啟超到嚴復：另一種「現代化」路線

「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這段文字出自梁啟超《新民說》〈論私德〉，從社會學角度談論私德與公德、個體與社群之間的關係。然而，梁在這裡並沒有使用日譯的「團體」與「個人」，而是「拓都」（total）與「么匿」（unit），這正是嚴復自創的譯詞。

1895年，受到中國甲午戰爭挫敗的刺激，嚴復毅然投入一系列翻譯、書寫工作。「他和梁啟超最大的不同，一方面是直接閱讀英文著作並譯為中文，另一方面，他卻使用桐城派古文，也就是文言文來譯介西學。」黃克武指出，嚴復譯文不只有直譯自英文的準確達意，更兼具古典詩詞的典雅。事實上，傳世至今的「信達雅」便是嚴復在其譯作《天演論》譯例言（譯者前言）所提出。

《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今多譯為《演化與倫理》，原作者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嚴復鬼斧神工的譯筆，用「天擇物競」（natural selection / struggle for existence）、「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八個字，清晰優雅道盡演化法則。此外，嚴復也是最先譯介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On Liberty的譯者，但他不翻成《論自由》，而是將該書其中一章名挪作書名《群己權界論》，強調自由並非無限度擴張，而是在群己之間的拿捏揣度。

嚴復是位挑書眼光精準的翻譯家，選出西方世界最經典的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學名著來做翻譯，從梁啟超、魯迅、胡適到毛澤東，都是他譯作的忠實讀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拓都」（total）與「么匿」（unit）這組譯詞，則出自嚴復另部譯作《群學肄言》，即我們今日所知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國，拓都也；民，么匿也。」如同許多他精心鑄造而充滿創造性的譯詞，兼顧「音」與「意」且帶有古文氣息。

不採日譯「社會學」而改譯「群學」，嚴復也有自己一番道理。「中國傳統的『社』多指『社稷』，具有宗教祭祀的意涵，指涉一個較小的人口單位。」黃克武解釋，「至於『群』既可以指稱廣大人群，又呼應荀子講的『群學』。透過這些細膩琢磨的翻譯案例，我們多少能看出嚴復的人格特質。」

新名詞之戰：嚴復譯語 vs 和製漢語

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如果沒有「科學」這兩個字，怎麼理解science？嚴復轉化朱熹的格物致知，以「格致」來翻譯「科學」；他又認為「權利」一詞蘊含權謀、利益等負面暗示，做為right這一正面詞彙的翻譯，是「以霸譯王」，於是他尋尋覓覓，在詩經先秦古文中找到「爰得我直」，表示「得到所應該得到的事物」，因此用「天直」、「民直」來翻譯「權利」。

對嚴復而言，翻譯不只是語言文字的對應，更涉及文化思想的交織對話，這樣的思考境界十分吸引黃克武的注意。「他的思想深邃，值得玩味。」

在思想體系相差甚鉅的兩種語言之間，如何做出準確到位，乃至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翻譯？嚴復當時的選擇，也許不同於今日通俗常見的翻譯語彙，卻蘊藏著豐富的詮釋可能，值得推敲玩味。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在中西文化交匯、新舊時代轉型之際，嚴復異於當時求新求變的浪潮，在「西化」與「傳統」之間採取會通中西、深入思想肌理進行跨文化對話的獨特路線，深刻影響中國思想界，被譽為近代中國引介西學第一人。

然而，如今嚴復的翻譯語彙除了「邏輯（logic）」、「烏托邦（utopia）」等少數幾個詞，絕大部分都消失無蹤。追查中國近代語彙的變遷，黃克武認為我們現在使用的現代語彙約在1908年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初現雛型，其中日本的和製漢語比例，已遠比嚴譯高出許多。

黃克武說明，自1898年《天演論》出版起十多年間，嚴復譯詞與日本譯詞之間，曾發生一場沉默的「新名詞之戰」。與嚴復相似立場者，指摘日譯「與中國文字不宜」、「迂曲難曉」甚至是「欠雅馴」，然而到最後，還是由和製漢語取得幾近全勝。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嚴復的翻譯與寫作，從數量到普及程度都趕不上大量譯自日本的書刊，在出版市場與傳播媒體上的影響力不足，難以「約定成俗」。

黃克武指出，嚴復的翻譯不只是語言、文字的相互對應，更涉及文化思想的交織對話。但可惜趕不上大量譯自日本的書刊，最終幾乎由和製漢語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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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譯立言的思想家，如何破譯「宇宙」的問題

儘管如此，嚴復的翻譯與思想遺產直至今日，仍有其現實意義。「他不但引介西方學問思想，更從中國傳統角度提出批判反省。」黃克武笑著說，嚴復是名熱衷附註案語的譯者，對於西學並非粗糙的全面接受，「除譯文之外，他也寫下自己的思考，同步與西方學者展開對話。」

翻譯《天演論》時，嚴復面臨一個思想難題：演化論開創出一種自然宇宙觀的新視野，與中國傳統「三才者，天地人」、「天生德於予」，認為「天」是個人道德基礎的宇宙觀，明顯產生矛盾。「如果天是純粹自然的過程，沒有任何道德意義，人類的道德秩序從哪來？」身為首次引介天演論觀點的譯者，嚴復自認肩負解決這道難題的責任。

「嚴復在按語中援引宋明理學的理氣二元論：天為天理，氣為人欲。中國傳統思想普遍認為人欲需要天理制約，所以天是道德的源頭。」但是回到《天演論》原作觀點，嚴復點出赫胥黎將世界運作分為「宇宙」與「倫理」兩種過程，前者涉及自然萬物的演變，無論天象變化或暴風雨吹毀農作，本身都不具任何道德意涵；相反的，道德源自於人類內在，是社群成員共處發展而成，也就是來自倫理的過程。當一個集體遵循道德，共榮共存，更可能在自然演化的過程中存活下來。

黃克武說：「所以，嚴復認為赫胥黎的想法正是一個大反轉：『天』或『自然』才屬於變化無常的『氣』，反而是在『人』的心中，才有『理』的存在。」透過傳統學說的重新詮釋，嚴復縫合了新舊宇宙觀的斷裂，更讓中國思想得以更新延續。

嚴復不但引介西方學問思想，更從中國傳統角度提出批判反省，透過重新詮釋來連結東西文化，幫助中華思想得以延續、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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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這個人，這個時代

除了專注於嚴復的著述譯作，黃克武也透過書信、辭典、乃至實地探查等方式，嘗試踏入這位思想家的生命情境。從感情生活、政治立場到宗教信仰，皆能看見時代在這位人物身上留下的繁複痕跡。黃克武其中一本研究專著，書名便取自嚴復晚年在夫妻合葬墳前親題的「惟適之安」，這四個字，既是從動盪與轉變的時代境況中提煉出的人生箴言，也巧合般預見胡適（字適之）將為近代中國帶來一番嶄新氣象。

清末新政與新學日益蓬勃，嚴復所欲拯救的，也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更是其淵遠深厚的思想、語言與文化傳統。他是一名翻譯者，更是一名思想家，然而他精心鑄造的譯詞如今多已被世人遺忘，思想與生平蒙受誤解。

他批評清末知識份子沿用日本譯詞的習慣，以桐城派古文創新翻譯西學思潮與新式觀念；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卻極力駁斥胡適的「全盤西化」、吐槽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引進科學觀念、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演化論等西方現代思想，同時卻迷信神靈扶乩，實踐傳統多妻制；幾度撰文呼籲禁絕鴉片，自己卻染上煙癮而難以自拔。矛盾複雜的人生，幾乎正是一個時代的寫照。

嚴復矛盾複雜的人生，恰為清末民初的時代寫照。圖為1900年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教職員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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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黃克武（2008）。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典和製漢語的競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1-42。
黃克武（2009）。近代中國新概念的形成與傳播：嚴復與梁啟超的比較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黃克武（2010）。《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聯經出版。
黃克武（2018）。清末民初中國宗教界人士對《天演論》的肆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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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曾出現三項「英式狩獵活動」（the chase）：賽馬（horse racing）、獵紙（paper hunting）、賽狗（greyhound racing）。受英國傳統文化中階級分明的特性影響，這些源自狩獵的活動，帶有濃厚上層階級色彩，屬於貴族鄉紳才能從事的活動。賽馬在今日英國仍是隆重的皇家活動，在亞洲如日本、香港等地也都還在進行。獵紙則是貴族獵狐的海外變形：以人假扮獵物，以碎紙為獸跡，參與者騎在馬上，跳浜越澗，先抵終點者獲勝。三者中賽狗出現的時間最晚，脫胎自英國傳統的「獵犬逐兔賽」（coursing），以電動假兔為餌，眾犬追逐競快，娛樂性十足，並開放觀眾下注。

1935 年 12 月逸園跑狗場頒獎典禮合照。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殖民與貿易的推波助瀾下，英式狩獵活動在中國現身。狩獵活動的階級屬性，加上租界的獨特性質，突顯了「帝國」（empire）龐大而複雜的議題，這也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寧一直以來的核心關懷。作為帝國的延伸，租界中的來華英人在英國多為中產階級下層甚或勞工階級，在殖民母國絕無可能參加狩獵活動。來華之後，社會階級重新定序，他們變成租界裡的上層階級，進而開始「模仿」英國上層的生活方式。

這些新興權貴，運用中國的條件和資源，以各種折衷的方式將狩獵運動移植到殖民地。除了階級流動的因素，租界領導人也鼓勵在華洋人參與，透過運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早期以男性為主的殖民社會，有排解寂寞、消耗精力的正當管道，藉以維持秩序。

靠通商口岸崛起、致富的華人，在華洋之分的前提下，或許無法直接參與洋人的相關組織，但也有樣學樣的自辦類似的組織和活動。這些華人多半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底層，在取得經濟上的優勢後，積極地想要打入上流世界，取得更高的位階。

1936 年賽馬勝出後杜月笙拉馬走大看台。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西方的價值觀中，有文武兩個層面。「武」即各項運動，「文」則是出於公民社會價值下，為了公眾利益無私的自願付出。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是上海公共租界內的一隻準軍事組織，成員都是西方的年輕男子，知名商人虞洽卿即曾組織萬國商團中華隊加入，一同維持秩序。杜月笙等人經營賽馬會多少出自類似的政商策略。久而久之，也有不少華人衷心愛上這些從英國傳來的貴族休閒，如另一商業鉅子葉子衡便被公認為殖民社會裡的「華籍運動家」（the Chinese sportsman）。

女性生存之道

除了階級外，性別的流動也在這些運動中展現。在張寧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少女性故事跨越三代，如同小說《鴻》一般，反映出殖民社會裡，不同世代的女性運用不同的策略去適應環境，找出各自的生存之道，取得更好的地位和尊重。張寧表示，女性「增權」（empowerment）有兩種類型，一是採取激進、極端的手段，放棄所有的一切去爭取權力，如英國女權主義者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1872-1913）為了爭取投票權，選擇衝入賽馬場，遭馬匹重踏身亡。

但對 19、20 世紀居於租界上層女性來說，附著在婚姻和家族之下，是最安全也幾乎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即使想要工作，嚴明的身份階層也不允許她們有實際勞動的機會。因此她們選擇了另一條路線，以較溫和的方式漸進爭取。

1936 年 6 月杜月笙夫人頒發中國賽馬會「淑女銀袋獎」。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隨著三項賽事不同的性質，女性爭取到空間和應用的策略也有所差異。在賽馬場上女性原本只是在觀眾席上，因打扮和服飾而被「觀看」的場邊花絮，逐漸轉為贊助人的身份。「淑女銀袋賽」最早獎金募集自女性，並安排「淑女致詞」、由女性頒獎和以眷屬身份牽馬繞場等活動，最後進而打破賽馬會會籍的諸多限制，從男性權勢的陪襯，變成獨立、具影響力的馬房馬主。而到了較晚出現的賽狗賽事，因其娛樂導向，限制較為寬鬆，不同於賽馬是「國王們的運動」，賽狗幾乎是由女性主導「王后們的運動」。

獵紙則是少數女性可以親身參與，成為選手的活動。女性騎馬最初的門檻在於跨坐的姿勢，並非「淑女」應有的姿態，隨著側鞍第二犄角的發明，女性可以用側坐的方式加入獵紙賽事，成為無法擔任賽馬選手的替代方案。獵紙淑女賽一開始當然受到男性獵紙會會員的排斥，但後來逐漸變成每季一到兩次的固定賽事，也成立專供女性會員的「上海淑女獵紙會」。

1935 年 12 月上海獵紙賽情景。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女性的故事」可說是張寧研究的關鍵。對她來說，「歷史就是故事，是在每天無數故事之中，所選擇出來，有意義的故事」。女性在過去留存的紀錄中，往往只有片段的身影，如果不利用「考據」和「神入」等史家技法，賦與這些「身影」背後的故事厚度，往往只能流於片面的印象。「女性和男性的故事，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處理婦女史議題的張寧說，社會其實也給予男性許多束縛，他們也承受不同的壓力和責任。然而說到底，他們還是擁有比女性更多的選擇。

張寧沿襲中研院近史所一直以來「婦女史」的傳統，而非由性別理論出發，原因在於保留女性故事，在歷史書寫上本身即具有獨特的意義。如同那些選擇溫和改革的女性，「性別史可以直接挑戰父權，和後殖民史一樣，去挑戰殖民的罪惡，但寫女性的歷史不一定非是要抗爭不可，而是讓這些女性的故事被保留。」她不否認這樣的視角選擇，有得有失，因此重點還是要回歸到這些故事是否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既代表時代並能點出時代背後的意義。

可子小姐騎馬時的插畫。
照片來源／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Sketches and Caricatures by Juel Madsen & Edmund Toeg [s.l.: s.n., 1924?], n.p.（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典藏）

在這麼多故事裡，其中後來改稱「小立達爾夫人」的可子小姐，最令張寧著迷。她的家族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速成為社會的體面人家，外婆和母親在喪夫之後以再嫁的方式繼續留在殖民社會，到了可子小姐這一代時，則可以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賽馬便成為她生活的意義與目標，重要性更勝婚姻。她熱愛騎馬，相馬、養馬，到訓練馬匹都難不倒她，在賽馬界裡和男性平起平坐。

長期忽略家庭導致和小立達爾的婚姻破裂，但賽馬界人士對此不以為忤，默許她「不愛婚姻愛駿馬」的行為。最後離世時，在家族成員皆已亡故的情況下，最後由香港賽馬會出面替她籌辦了喪禮。這在當時並不是常見的事。可子小姐能不受世俗目光的干擾，與她所屬的階層息息相關。因為對租界的上層階級而言，她是他們的一員（one of us）。

透過研究探索自我

從事研究將近 30 年的時間，回想一路以來研究的出發點，張寧認為或許和英國留學經驗有關。以外國女性留學生的身份，在男性為主的劍橋大學，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週遭有許多同學來自大英國協前殖民地的國家，明顯感受到舊殖民地的知識菁英，和過去的殖民母國之間，某種「朝聖」情懷的仰望。

即使英國已然沒落，但倫敦還是他們心中的「聖城」，但卻又不時對殖民行為充滿著批判和厭惡。那是種曖昧難明、很難界定的情愫，張寧說，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同學，被教授稱讚「英文寫得比英國人還要好」，這是需要多大的付出才能達成，前殖民地的學生「學英文不像我們只是學習外語，而是一種更高的身份認同」。

張寧的研究範圍看似相當廣泛，從冷凍蛋業到運動皆有涉獵，但實際上都是抱持著相同的研究關懷。
攝影／陳怡君

身處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間，讓她深切體會到，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使她開始關注近代各式的人、事、物在中西文化之間的移動，從在華冷凍蛋品工業到狩獵運動，都不脫這樣的問題意識。即將出版的新書，總結了這段追尋，日後則會將研究焦點繼續延伸到主導這些賽事背後的「俱樂部」（club）組織。

要能不斷找到新的題目，張寧認為必須回歸廣泛閱讀的基本功，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喜歡，而且是具體可行的議題，指出它對當時歷史的重要性。選什麼題目，最終往往還是「和研究者的人生經驗和內在關懷有關」。「內在關懷」不見得一開始就很明顯，而是在過程中慢慢的浮現，閱讀他者的資料，同時不斷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反覆索求，研究其實也是自我探索的歷程。

或許，正是這層體悟和對話，不僅讓張寧從運動中發現過去，並能道出這一則則動人的女性故事，不讓她們於時光的洪流中默然消逝。

採訪撰稿／翁稷安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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