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有冷氣、票價親民、還能順便學點知識的博物館，常是父母帶孩子避暑的好去處。

走進展場，我們習慣這邊看看、那邊拍拍，認真一點會讀展示解說面板、或停下來看解說影片，接收館方規劃的教育訊息。

但是，博物館只是「展示品的櫥窗」嗎？從1990年代起，歐美各地的博物館就開始嘗試在展場中回應氣候變遷等重大議題，讓觀眾不只是看標本，而是參與公共議題討論。

而今，身處數位科技時代的博物館，是否有其他對應素養教育的展覽設計？博物館能否超越展示品，成為公共議題的討論場域呢？

博物館能否超越展示品，成為公共議題的討論場域呢？此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芸芸眾生」展示區。
攝影／楊秉騏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葉蓉樺博士直言：「自然史博物館面臨的困境，在於科普資訊平台和各種展示日益增加，相較之下自然史博物館的展示內容常被認為顯得和日常生活、科技發展的關聯性低。從科博館主展示館的參觀人數自2005年起就呈現下滑趨勢，可以看出觀眾觀覽意願逐年下降。現行的自然史博物館教學模式，大多仍停留在傳統的知識講授，缺乏能讓觀眾主動投入、思考的環節。如何讓展覽與社會議題、科技發展建立新的連結，是自然史場館重新活化的關鍵之一。透過新的詮釋架構，嘗試同時提升科學教育功能，並吸引觀眾重新走進展廳。」

葉蓉樺表示，「缺乏讓觀眾心智主動投入」是造成觀覽效益弱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她致力於嘗試各種方式，希望找到能真正提升群眾觀覽意願的最佳解方。

看到、想到、討論起來

科博館「芸芸眾生」展示區於1991年開放，重現當時地球上多樣的生態環境，共設有七座自然場景，包括加拿大凍原、中國東北溫帶林等。每一個場景都搭配標本、植被與壁畫，原本的設計重點在於物種清點、場景內的生物間互動，以及跨場景比較不同物種如何適應環境。

2016年，在「芸芸眾生」展場中，葉蓉樺設計議題導入式展場探索，以「衍生解說面板」提供自然能源轉換的原理、發電廠外觀圖以及開發前的地貌等資訊。她選擇「替代能源」作為核心議題，是因為這與全球氣候變遷緊密相關，能吸引學生投入思考。

在此基礎上，葉蓉樺將參訪的青年學員分組，分批觀覽指定場景。參觀後請學員討論，並在小組討論期間，她一一觀察並記錄，最後再進行團體座談，蒐集學員對活動方式、主題設計與科學探究價值的回饋。

活動學員配合閱讀解說面板，反覆觀察場景細節，並討論環境特徵，樹木、岩石、植被等具體元素不再只是靜態的擺設，而能幫助學員更真實地感受氣候樣貌、建立理解環境特徵的線索，進而連結到判斷替代能源設施設置的可能性。圖為婆羅洲紅樹林及其衍生文本面板。
攝影／林俊孝

「我把能源議題和場景結合起來，讓學員多一些思考空間。」葉蓉樺解釋。以「加拿大凍原」場景為例，學員不僅能看到低溫環境下的動植物標本，還能思考這樣的氣候是否適合設置太陽能光電或風力發電設施。

她指出，過去展場導覽傳達的主要資訊是「物種清點」──也就是記錄並辨識特定環境中有哪些動植物，進一步理解它們在生態系中的角色。這種方式雖能建立生態知識，但較難和公共議題連結。於是她嘗試加入更多層次，引導學員不只「看見物種」，並且應用生活經驗觀察場景中植被狀況、土壤狀態、氣候條件等，並結合解說面板上的數據與文字，去推測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什麼替代能源設施適合開發。

舉例來說，學員可能發現凍原氣溫偏低，不利於太陽能熱電系統；但由於地勢開闊、日照不易受阻，太陽能光電或風力發電反而成為合理選項。透過這種思考歷程，學員逐步理解科學探究並非單純接受知識，而是要在各種環境細節與科學原理之間反覆推敲，推導出合理的判斷。

圖為加拿大凍原及其衍生文本面板。
攝影／林俊孝

探究是科學教育的根本

在進行觀察與討論的過程中，葉蓉樺還注意到另一種思維路徑：「有些學員看到展場中出現『保育物種』時，立刻表達不贊成開發能源設施。」所謂保育物種，指的是因數量稀少或面臨威脅而被列入保護清單的動植物。雖然學員的反應略顯直觀，缺乏深入的成本概念與保育技術分析，但卻展現出學員能把眼前的展場細節延伸到更大的公共議題之潛力，例如「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

葉蓉樺指出，即使學員的知識背景有限，討論結果也未必精確，但這正好反映了「科學探究」的本質。「科學探究」和「科學素養」不是給出唯一正解，而是嘗試提出論點、檢驗假設並形成判斷。

「大部分學員的答案集中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聽到的技術，如太陽能光電與風力發電；但也有人提出其他可能的能源構想，顯示年輕人願意挑戰現有的商業模式，嘗試跳脫既定框架思考。」

更有意思的是，葉蓉樺還發現有些學員會談到「取得社會認同」的重要性。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意識到，能源或環境決策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涉及不同群體的價值觀、利益分配與共識建立。這樣的自覺，有助於讓討論更聚焦，並產生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當公共議題被引入博物館展場後，參觀行為就不再只是走馬看花，轉而成為引導人們進入「主動探究」的狀態。這種轉變能有效提升思考深度，讓參觀者理解科學不是一套死板的知識庫，而是一種需要不斷提出問題、檢驗答案、並在過程中建構理解的精神。「我認為，探究才是科學教育的根本。科學探究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模擬科學家的解題過程，在不斷嘗試與修正中，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知識與理解。」葉蓉樺目光有神地說。

帶領學員進行有憑有據的理性討論

同時，葉蓉樺也嘗試把「鷹架學習」的概念帶進博物館展場。

「鷹架學習」（Scaffolding）源於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的理論。他認為，知識的建構並不是單向灌輸，而是透過與他人互動、並在內心逐步消化而形成。就像工地搭鷹架一樣，教師或學習環境先提供結構性的支撐，讓學習者有機會「爬上去」看見更廣的視野，等到學習者熟練後，鷹架就能拆除，留下獨立的能力。

過去有研究指出，鷹架學習可分為教學鷹架、對話鷹架與同儕鷹架三種，「教學鷹架」，指的是由教師或專家事先設計任務、問題或教材，提供明確的支撐，避免學生因無從下手而停滯不前；「對話鷹架」則透過提問、討論或辯論，把學習者的思考逐步推向更深的層次，例如從單純的「這裡適合裝太陽能板嗎？」進一步延伸到「如果社區有人反對，你會如何說服？」；至於「同儕鷹架」，則是同學或組員之間的互動，一個人的觀察或想法往往能啟發另一個人，最終共同完成更完整的知識建構。

教學鷹架、對話鷹架和同儕鷹架各有其教學優點和不足之處，相互進行能夠同時訓練學生的學習和思考能力。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flat-style educational illustration showing scaffolding in learning: a teacher guiding students with a solar panel diagram (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two students discussing where to place solar panels (dialogic scaffolding), and peers collaborating with a lightbulb symbolizing shared insight (peer scaffolding). No text, only visual elements, arrows linking the three stages.

為了讓學生不只停留在「知識理解」，葉蓉樺在活動中先以對話鷹架引導學生從場景觀察進入價值辯論，再以教學鷹架設定小組任務，要求在有限時間內形成結論。過程中，學生必須交換觀察、相互說服，最終在同儕鷹架的支持下達成共識。這樣的設計不僅訓練了論述能力，也讓學生逐漸意識小組的結論不是某一個人的想法，而是大家共同思考後所承擔的立場。

把學生拉進議題的討論現場

透過一系列在科博館舉辦的學習活動中，有將近兩百位國小五年級學生參與體驗。結果有122位小朋友說，展場面板上的照片，讓他們更容易判斷哪種能源設施適合哪種環境；67位覺得，面板上介紹的發電原理，幫助他們搞懂怎麼從自然環境取得能源；還有84位坦言，這些圖像真的影響了他們決定「要先在哪裡開發能源」。

這些回饋顯示，面板並不是單純的補充資料，而是推動討論的關鍵「小幫手」。

照片、示意圖把抽象的能源概念變得更具體，孩子們因此能把眼前的環境和現實的能源議題連在一起，討論得更有勁。正因為這些設計保留了開放討論的空間，學生才能一邊學科學、一邊檢視自己的價值觀，最後練習做出集體的決定。葉蓉樺說：「這就是我把『社會性科學議題』搬進展場的初衷。讓孩子在看展的同時，也能試著當一回思考公共議題的小公民。」

不論是能源設施的外觀照片、地貌對照圖，或發電原理的簡圖，學生都能透過這些輔助材料找到切入點，快速連結展場場景與真實議題。
攝影／楊秉騏

將社會性科學議題直接放進參觀情境，讓學習活動不僅停留在「看」或「聽」，孩子直接面對真實的矛盾與抉擇，使孩子不只是理解知識點，能夠練習如何運用知識來辯護、比較、甚至協商，形成屬於自己的結論。

誠如葉蓉樺一再強調：「透過創新的教學設計與鷹架策略，博物館自然能成為培養公民科學素養與思辨能力的重要場域。」這正是社會性科學議題的教育力量所在。

採訪撰文／葉士庭、沈眠
攝影／楊秉騏、林俊孝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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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立足於民主時代，回顧過往的儒學，是否也可能開發出民主的內涵？
攝影／W. Xiang

在今日談論政治，「民主」已是近乎直覺的答案。民主政治從西方世界移植臺灣，再從理論成為實踐，已歷經了數十載的光陰，諸如平等、自由的公民成員，以及公開、對等的對話協商，這些詞彙如同空氣一般存在於日常生活。

但有趣的是，臺灣是一個深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國家，而以往被視為封建、帝制思想的儒學又是華人文化的核心，這不免讓人好奇：當臺灣學習西方的民主經驗時，儒學是否只是阻擋民主意識發展的歷史遺跡？

有沒有可能，當我們立足於民主的時代回顧儒學，也可能開發出民主的內涵？這是中研院歐美研究所所長鄧育仁在《公民儒學》這本書中，要回答的就是這樣的問題，他甚至提議積極地想像，通過儒學而思，為現代社會提出一種更有效力的民主論述。

牽起儒學與民主政治的紅線

鄧育仁畢業於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他的學術生命裡，流著西方學術傳統的血液，重視邏輯、論證的英美分析哲學更是他研究的基底。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轉向儒學與民主的研究？

「我從英美哲學學到的是『批判性』，但我同時也深深體會到『批判容易建設難』，分析哲學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但對於『什麼是對的』很少積極給予回應。」鄧育仁回到臺灣以後，發現學術界習慣從分析哲學的角度，批判儒學缺乏邏輯與論證，傳統儒學陣營的抗拒其來有自，但一味採取對立的姿態，似乎也無助於學術開展。

「傳統有好有壞，有菁華也有糟粕，如果我們不去面對傳統，就會讓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民主意識」，於是鄧育仁動念要牽起哲學與儒學的紅線，不再過問儒學是否不具嚴格意義的邏輯與論證，而是與儒學傳統正面對決，把它的優點找出來，把儒學放到當代公民社會的論壇上，試圖迸出新滋味。

儒學是老牌子，但通過歷史考驗的學術傳承，不是新時代來臨後說分手就分手那麼簡單，一定會有藕斷絲連、無法畫清新舊的部分。「我們在臺灣做哲學、科學、民主思想的研究，看起來好像很西化，其實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他們看到的依然是媽祖遶境、宮廟文化以及四書基礎深厚的民間宗教，這些傳統文化的元素。」鄧育仁試圖從臺灣文化語境中找出一個參與國際學術對話的窗口，結合民主政治與儒學的《公民儒學》就是他的答案。

鄧育仁動念牽起西方哲學與儒學的紅線，把儒學傳統放到當代公民社會的論壇上，來場正面對決，試圖迸出新滋味。
攝影／林俊孝

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其實，鄧育仁之所以催產「公民儒學」，還因為他發現當代民主政治思想內在的「自毀性」。

在當代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民主政治中，一方面，我們認同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為自己信奉的價值做抉擇的理性，且每一個人的抉擇都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又覺得需通過價值立場不同的人們，進行互惠、合作的共同協商一起完成政治決策。

在此，我們勢必迎來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價值多元是好事，對於他人的生命情趣，多數人也能給予尊重，但當社會要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時，總得定下一個確定可行的方向，所以各種多元價值間，勢必要得進行角力。

在民主社會裡，對立的價值之間常常產生激烈的衝突，彼此各是其是，互不相讓。鄧育仁提醒：「捫心自問，對立價值的背後其實也有很嚴密的論述邏輯，在文明世界裡，很少人是完全不講理的，我們不能總是覺得對方很愚蠢。」這種無法透過溝通協商來消弭的衝突，被鄧育仁稱為「深度歧見」，而深度歧見帶來的僵局就是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更須留意的是，「深度歧見」可能危及民主理念本身的存在。鄧育仁指出：「自由主義的自主觀，不能否定有人也會持非自由主義的公民意識，若以箝制的手段要求每一個人都信奉自由主義，將是一種自毀的論述方式，最後否定了民主自身。」換個角度說，如果我們真的要貫徹自由主義的精神，那麼就連「自由主義」自身都應從預設退回，重新放到溝通協商的論壇上，成為被討論的對象。

多元觀點的民主社會，難免會遇上無法透過溝通來化解的衝突的時候，鄧育仁稱為「深度歧見」，而後面臨的僵局，便可能帶來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圖片來源／Unsplash

於是，鄧育仁由儒學對自由主義提出挑戰，他試著提問：民主政治有沒有另一種談論的方式？

用「重設框架」解開歧見的僵局

鄧育仁認為，要退回到一切的起點，既然人類心智多樣性是不可迴避的事實，那麼談論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是試圖為協調歧見與爭端提出解套的辦法。他找尋到儒學的「論辯策略」中，有一種「重設框架」（reframing）的實踐智慧很值得參考。

什麼是「重設框架」？這是一種不停留在表面的爭端，進而挖掘、溝通爭端背後預設價值的討論方式。像孟子與告子辯論人性內涵時，告子以「水流無分東西」為喻，認為就像水流沒有固定方向，會隨地勢流動，人性也隨著外在環境變動，沒有固定的善惡傾向。

支持「性善」的孟子雖然不同意，但他沒有直接否定告子的說法，而是先承接了「水喻」，再重新設定譬喻的框架，指出「水往低處流」的面向，引導告子重新體驗水流仍有固定的特性，由此省思他的預設，並從不同角度觀察人性。

「重設框架」即面對同一個現實，卻因為觀看角度的不同，而展現不同面相，進而做出不同的判斷。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除了改寫情境譬喻以外，也可以透過調整詞彙的定義、使用，來創造不同體驗。如齊宣王問孟子，商湯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紂等事件，都是人臣以下犯上，是否符合原則？這對重視倫常的孟子來說並不容易回答，但他沒有迴避問題，而是運用不同的詞彙重新界定問題，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意思是說，桀、紂是破壞仁義的人，不能稱為「君」，而是「獨夫」；湯、武不是「弒君」，而是「誅獨夫」。

鄧育仁特別指出，孟子回應中以「謂之」引領的句式，目的在於引導對方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事情，因為在價值選擇中，人們會因為抱持不同觀察角度，而對事實有不同理解。

當溝通遇上僵局、死結，不妨重新框設問題，或許有化解可能。
圖片來源／Unsplash

因此，退回起點，進入對方做出價值判斷的框架，適度地重新選擇界定事實的詞彙，許多歧見與衝突，是得以溝通、化解的。「分析哲學的立場會覺得儒學根本沒有在解決問題，但是在實踐層次上，重新框設問題，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問問題，可以解開溝通的死結。」

儒學眼中的公民新定義

說到底，「重設框架」就是戴上另一副眼鏡，去看見另一種世界。鄧育仁認為，我們也運用「重設框架」去發現一種新的民主論述。

當代主流的民主政治，預設「公民」是能夠講理的人，且當他們討論公共議題時，能夠以社會最大福祉為優先，進行互惠合作的協商。在這個版本的民主圖像中，「理性」是一切社會機制運作的前提，也是當我們從個人生活進入社群生活成為「公民」時，必須達到的「底線」。

這樣的說法乍看之下很合理，但這種說法把「人」視為「講理的個體」，把論辯、互惠視為公民的門檻，其實也可能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忽視了現實情境中人的多樣性。例如：有些人不善於溝通講理，但不表示他們沒有他們各自的長處與洞見。

如果我們採取儒學的觀點，把「關懷他人」視為人的本質，接著再以「不忍他人受苦」重新界定「公民」的內涵，就可以得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民主圖像。對儒學而言，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政治運作最原初的出發點不是協商的能力，而是不忍他人受苦的關懷之心，所以願意透過制度的手段，讓每一個人活出自我。

藉由「重設框架」讓我們從古典翻出新意，看見新的民主論述。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換言之，儒學並沒有否定性溝通的價值，但在運用理性溝通的背後，是不捨人間苦難、不願他人受苦的側隱之心，可見儒學並非與當代民主論述對立，反而是從包含惻隱之心的「性善論」補充、轉化了當代民主的困局。

事實上，前面說到的「重設框架」雖可用來解決價值衝突的僵局，但也可能被當成權謀、詐術的手段。因此鄧育仁強調：「『重設框架』需要一個良善的價值作為實踐定向，避免把儒學導向另一種負面發展。」而「性善」就是「重設框架」的指南針，確保我們論辯的目的總是為了他人更美好的生活。

鄧育仁強調，「性善」為「重設框架」的指南針，確保論辯的目的總是為了他人更美好的生活。
圖片來源／Unsplash

儒學公民進行式

我們從前相信人的理性終究會克服私欲，為公共社會尋求最大福祉，但終究不免讓政治協商等同多數決，把政治治理化約為選舉；另一方面，對弱勢者在政策上提出援助，但社會氛圍仍存在許多無形的歧視與排除（exclusion）。在《公民儒學》一書中，儒學意外地華麗轉身，傳統老牌子長出貼近新時代的氣質。

話雖如此，鄧育仁做的是學術研究，而不是政治運動，公民儒學的貢獻在提出論述，為公民文化帶來一些影響，埋下轉變的種子，慢慢去看見：心智是多樣的，價值觀點是多元的，多元有他美好的一面，但也會帶來深度歧見的衝突，但衝突不一定是壞事，並透過儒學的實踐智慧跟價值論述的搭配，為社會提供一個實踐方案。

採訪撰稿／莊勝涵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鄧育仁（2014）。 儒學與公民哲學。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鄧育仁（2015）。公議與公德-儒學作為一種公民哲學立下的觀點。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鄧育仁（2015）。《公民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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