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南洋經驗並非現在才展開，早在20世紀初期便已相當活絡，卻因為戰爭、政治和社會種種因素，而在集體記憶中遺落了。

「其實，『臺灣南進』經驗比我們所知的還要更多、更複雜。」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鍾淑敏，藉由專書《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將這段失落的歷史重新帶回到我們眼前。

鍾淑敏於2020年出版的《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
攝影／陳怡瑄

生長於花蓮的鍾淑敏，從小接觸到日本官營的吉野移民村。那是鼓勵日人移居來臺開發，並予以補助的村落。

鍾淑敏自陳說：「由於有親戚住在移民村，所以我對日本還有臺灣移民一直很有興趣。我想，從自己的鄉里出發，連結到外面的世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再加上我1985年進臺灣大學讀歷史研究所時，臺灣史研究是全新的領域，也就更引起我的興趣。」

其後，鍾淑敏到日本東京大學就讀，以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研究為主力，尤其是總督府對南支（中國華南）和南洋的所謂「南進政策」非常感興趣，「日治臺灣總督府大力宣傳南進政策，鼓勵日本人前往南洋，整個社會氛圍充斥著『南洋是可以發展的好地方』這樣的印象，激發了我一頭栽下去的好奇，直至今日。」

臺灣南進史上被遺忘的平等地位時期

鍾淑敏表示，當時屬日本國籍的臺灣人前往荷蘭殖民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在法律地位、通行證和納稅的稅率上，都比華人（中國移民）更佔優勢。她說：「除了國籍優勢外，臺灣人和華人文化習慣較相同，彼此隔閡較小，也就可以居於華人、日本人之間，發揮聯絡與合作的功效。」

以荷屬東印度為例，因為日本人於1899年享有與歐洲僑民同等待遇，被視為日本人的臺灣人和歐美人也可以平起平坐。相較於在臺灣是待遇低於日本人的次等公民，臺灣人到海外身份地位的提高就成為很好的誘因。甚至有華人爭取變成臺灣籍民，以獲取更利於自己發展的身分。

1895年之後，臺灣為日本殖民地，相對來說，反而提供給外出經商的臺灣人一個新的日本籍身分，讓臺灣人在東南亞的地位提升，高於華人。
繪圖／張力予

如跨國大商人郭河東之子郭洪淼，因私藏鴉片被處以一個月禁錮。刑期結束後，郭洪淼到臺灣取得總督府發行的旅劵，返回爪哇島，法律地位晉升，待遇也截然不同，在當地華人社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郭家人後續得以將資產擴大，全盛時期臺灣與爪哇的包種茶生意，有三分之一被郭家壟斷。

1914年歐戰爆發後，歐陸各國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自顧不暇，日本趁勢崛起，如三井物產等大型商社直接在南洋建立據點，日製產品大量傾銷。1930年代，臺灣人最具代表性的包種茶貿易轉趨沒落，高雄人周里觀、澎湖人鄭委等人在當地收購特產、販售日貨，轉為物產商和小雜貨商，盛名一時。

鍾淑敏侃侃而談：「其中最有意思的現象是，因為臺灣總督府對醫藥衛生事業的投入，培養了許多醫療人才，並重視熱帶醫學領域，讓臺灣醫生和產婆在印尼頗有成績，如李呈奇、傅春魁等人。」不僅僅是印尼，英屬馬來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北婆羅洲、泰國、美屬菲律賓等地，都有臺灣醫師活躍其中。

東南亞諸國的臺灣人們

臺灣人在荷屬東印度吃香，但並非南洋地區放諸皆準。鍾淑敏指出，例如當時被美國殖民的菲律賓，因受到限制華工入境的美國移民法案與殖民政府血統主義等影響，將臺灣人比照華人入境規則，且旅劵簽證費用昂貴又取得困難，僅有少數人可以赴菲發展。

另外，在英屬北婆羅洲斗湖（今馬來西亞沙巴）地帶，原先僅有極少數原住民蘇祿人居住，因日本久原鑛業在1917年前往開墾原野、栽種熱帶栽培業，需要大量勞力，幾經協調之後，臺灣總督府委託辜顯榮與南國公司募集臺灣人，以建設臺灣村計畫為宣傳，募集千餘人前往斗湖。但因當地飲用水不足、易染皮膚病、賭博、鴉片等問題猖獗之故，於是1920年合約期滿後，那些當苦力的臺灣人眼看收入不如預期，生活環境差，大多不願意留下，臺灣村計畫也黯然收場。

不過到了1938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認為斗湖值得移居開發，又再次發起大型移民計畫。鍾淑敏強調，兩次北婆羅洲的集團移民，背後都有臺灣總督府的介入、推廣和經費補助。「最開始的原因也是一樣，開墾需要龐大的勞動力，但有鑑於之前臺灣村計畫的教訓，這次臺拓移民計畫，已經不再將臺人視為單純勞役，日本人允諾只要製麻技術成熟後，臺灣勞工可以獨立自主。但沒想到緊接著大戰爆發，日本投降，臺灣人變成戰敗國身分，多數臺人被遣返回臺，唯獨羅太平等少數與當地人關係較密切者，繼續居留，成為移民先驅。」

鍾淑敏研究發現，日本人在馬來半島大力發展橡膠、鐵礦事業時，雇用華人苦力甚多，臺灣人大多擔任中間人，作為溝通協調的要角。伴隨日本企業如三五公司、石原礦業、日本礦業等南進的臺人，多從事苦力監督、醫事人員等職，像是顏上、郭國正、邱春榮等人，都先依隨日本企業，而後取得獨立經營的資源與機會。最特別的是一群在日本人的紀錄中不見蹤影或者沒有好評的演藝人員，例如歌仔戲班，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中普受歡迎，歌仔戲甚至被稱為臺灣戲。

斗湖港。
圖片來源／鍾淑敏提供。臺灣南方協會編，《南方讀本》（東京：三省堂，1941）。

臺灣人在泰國的發展，同樣也和日本有關。早期，泰國的投資幾乎都被英國掌握，日本難以介入，直到1932年泰國由君主制改為憲政制，泰國逐漸向日本靠攏，日泰的經貿關係急速擴展，至1935年後日本便成為泰國最大貿易國。1941年底，日軍進駐泰國，日人在泰國的發展更是暢行無阻。臺灣人以日系商社的經銷商、代理商身份崛起，發展進入全盛時期。

描述完臺灣人在南洋的發展軌跡，鍾淑敏緩了一下，徐徐說道：「總的來說，臺灣人的南洋經驗主要有兩種發展：二戰前自主前往的一些人；以及受惠於日本帝國勢力的緣故，在日軍佔領勢力控制下，屬於日軍供應鏈一環的一些人。真正落地生根的並不多，大戰以後許多人都被迫脫離移居地，喪失一切地回到了臺灣。」

而臺灣人的身分，主要體現於國籍上與血緣文化兩個層面，往往是協調斡旋的中間人位置，在國族與政治上，宛如混血種般的遊走於中日兩大勢力的夾層，那也是臺灣人的特殊性。

集中營裡的臺灣人們

二戰時，部分臺灣人雖受惠於日本在南洋的勢大，但二戰爆發後，臺灣人也成為被拘捕的交戰國國民，而當日本淪為戰敗國時，移居的臺僑也遭遇同樣的對待。

在鍾淑敏的追查下，許多臺人都有被送入集中營的經驗。比如1941年日本要入侵印尼之前，荷屬東印度的臺人已有部分先行撤離，其餘的臺人則被荷蘭殖民政府送往澳洲集中營。戰後，被送往澳洲的臺灣人乘宵月號被遣返臺灣，但大多數人都申請回到印尼。在印尼獨立運動和獨立戰爭中，有242位臺灣人經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回到印尼。然而到1960年，又因為印尼與臺灣、中國的複雜關係，物產商周里觀等人也被迫再次離開了印尼。

1946年3月6日，澳大利亞雪梨新南威爾士州軍警將一名臺灣被拘留者推上日本遣返驅逐艦宵月號。被拘留者大喊：「我是中國人，我不是日本人」。
圖片來源／Australian War Memorial

「這段期間臺灣人的遷移過程，幾乎都和該地政府對臺灣人身分認定有關。」鍾淑敏再舉例，北婆羅洲、馬來亞的臺灣人命運也是一樣的坎坷，但後者有個特殊的現象很有意思。她說：「二戰爆發後，同屬日本籍的臺灣人被一視同仁地送到印度集中營，在異鄉拘留了許多年。在以日本人為主體的生活模式裡，反倒經歷了原本與日式教育無緣的日本化過程，例如清晨的皇居遙拜、日本式飲食、日語學習等等。」

其他地方如泰國的臺灣人，戰後被英軍拘禁於武通、大城、坤西等集中營，和日本人處同等待遇。各方救援後，多數臺人選擇回到臺灣，但商人們如陳大欉、紀澤來、葉金鍊等人都選擇留在泰國，還組織了臺灣同鄉會，成為延續戰前與戰後的唯一臺灣人團體。

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的臺人際遇也相差無幾，大多是戰後回鄉，僅黃麻栽培指導員黃燦銖及吳連義、林廷發等人留在越南，但隨後卻經歷越南從分裂到統一的恐怖戰亂。

菲律賓臺僑是最幸運的，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未被美方押送集中營，太平洋戰爭前後還能持續活動，不過戰後大部分人都還是離開了。

為何要拾集南洋的臺灣人故事？

從臺灣到日本、南洋諸國，最後回到臺灣，鍾淑敏挖掘屬於臺灣的整體。
攝影／陳怡瑄

「在我們的社會裡，大家很清楚華僑的歷史，可是臺僑的歷史在哪裡呢？當我們的國家在講南向、新南向政策，卻有漫長五十年、移居南洋的經驗被逐漸遺忘，沒有留下紀錄。」鍾淑敏懇切地講。

在戰爭之中，沒有人是局外人。臺僑也是戰爭受害者，有些人因為日本人、中國人或臺灣人等身分，在當地遭遇不平之冤。有些人在日軍佔領南洋時期，被迫擔任通譯、監督勞役等工作，戰後被舉發為戰犯，甚至在當地遭受報復。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以什麼名義發動的戰爭，最後受苦的都是一般百姓，這就是戰爭的可怕、可恨之處。普通人長年花費、累積的心力與家業，從此煙消雲解。鍾淑敏從臺灣的日本移民、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臺灣人移民的遭遇，深切體會到這一點。

鍾淑敏堅定地說：「我相信，唯有重建這些臺灣先人群像的足跡，收集他們的異鄉故事，才能夠補齊失落的臺灣整體經驗。而如此有意義的回溯，也得以看清楚臺灣人是如何發展自己的社會與族群樣貌，也才有可能持續建構臺灣人更好的未來。」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鍾淑敏（2020）。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國科會110年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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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教授多年來深研於國際情勢，尤其是美國歷任總統對臺灣的政策與態度演變。
攝影／陳怡瑄

林正義指出，美國從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46-）、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1946-）、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1961-）到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政府，各有其時代背景以及政策方針，政治並不只是國家內部的事，更攸關於國際局勢，在全球化環境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猶如千絲萬縷，任何一方面的變動，都可能造成蝴蝶效應。

1958年金門823砲戰時，臺灣與美國的關係，無疑仍非常密切。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些外交與政治上的挫折，使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外交突破。

「80年代末開始，中華民國的國際角色因內部民主化而有所變化，之前是被忽略的，連要角都稱不上，但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後，中華民國轉為主動角色，積極爭取走進國際參與的可能，包括1995年李登輝訪美演講，引發了後續效應，如臺海飛彈危機以及同年12月、次年3月美國派軍艦和航空母艦協巡臺海周邊。」

林正義強調，此時柯林頓政府意識到臺灣的戰略位置不可輕忽，開始調整美國各部門的對臺政策，同時強調兩岸的任何協議都必須有臺灣人民的同意，此為1979年中美斷交後的一個重大的轉變。而林正義的臺美研究，專注於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的政治動作，當時臺灣的領導人為首度政黨輪替的陳水扁，以及第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林正義藉此回溯、反思當時臺灣民主化的大跨步，以及美國政府因應臺灣或東亞新局勢所做出的調整。

政黨輪替、公投──臺灣民主化的高歌猛進與美國應對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勝選為新一任臺灣總統，同年美國總統則是小布希勝選，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小布希的態度支持臺灣，如軍售潛艦、紀德級驅逐艦、P3反潛機等大型武器，但911恐怖攻擊後，小布希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

林正義說：「911之後，全球反恐是小布希政府更為重視的要務，因此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成為不得不的外交轉變。與此同時，臺灣正處於民主化的高峰，如通過公投法、首度舉辦全國性公投等政治活動，但美國政府此時既不支持也不鼓勵，保持曖昧模糊的態度。換言之，保留詮釋權的機動、靈活是小布希政府應對臺海情勢的主要姿態。」

2004年3月20日臺灣首度舉行全國性公投，4年後舉行的公投加入有關於聯合國的議題，引起國際注目。圖為2007年始，在臺灣廣為出現的相關宣傳。
圖片來源／wiki

林正義進一步舉例，當時包含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於2003年12月1日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或獨立的公投」。2003年12月9日，小布希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面前，表達：「臺灣領導人陳水扁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採取的一些行動，表示他可能有意片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我們對此表示反對」。不過12月10日，白宮發言人麥克里蘭（Scott McClellan）解釋，小布希談話是對兩岸，而非單方面針對臺灣，傳達美國所堅持的原則，即北京不能使用武力，臺灣不能片面走向獨立。

2004年4月21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在《臺灣關係法》二十五週年的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廣泛的對臺政策報告，指出：「在臺灣深化民主之際，如果我們覺得這些努力可能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有不利影響，或可能傷及臺灣本身的安全，我們不得不明說，關於臺灣考慮修憲問題，美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臺灣目前討論的修憲手段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我們不表明自己的期待或對這些支持限度含糊其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針對短短時間內美國重大的幾次發言，林正義微笑說：「這些發言，顯然都是美國要掌握臺海情勢主動詮釋權的表現。」尤其是臺灣在2003年11月通過公投法，2004年3月20日「強化國防」、「對等談判」公投，以及2008年3月22日同樣綁總統大選的「入聯」、「反聯」公投，儘管公投題目內容相對溫和，在美國政府不支持之下，臺灣的民主化確實又自己前進了一大步。

2003年至2008年間，美國小布希總統、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圖片來源／wiki

「對小布希來說，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才是美國政府的重點所在，所以會造成緊張關係、改變臺海現狀的舉措，意味著將牽動他的全球戰略，這不是美方能夠接受的。」林正義進一步說明：「小布希政府延續對臺灣公投的疑慮，對臺灣2006年的憲政改造及公投新憲，都顯示了不安與不確定感。而柯立金對臺灣修憲的保留立場，是美國官方首度公開、直接提出有限度支持臺灣民主的走向，意味美國推動全球民主的適用性是有侷限的，且是雙重標準的，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考量。甚至可以這麼說，美國必要時可能因顧及亞太或臺海和平，而會壓制臺灣民主的進展。」由於美國對臺灣新憲或制憲的不安，陳水扁也特別改變說法，以重建憲政秩序取代新憲，想要安美方的心。

林正義認為，「入聯公投」被定義為接近美方底線的邊緣，而不是直接踩在線上，尚未跨越美國政府的容忍範圍。儘管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全心衝刺2008年的奧運，北京無意因臺灣「入聯公投」而破壞奧運大局。不過，美國並不認同臺灣企圖加入聯合國的嘗試，但也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臺灣。隨著2008年臺灣總統選舉的二次政黨輪替，臺、美、中關係也就再次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轉移

2008年到2016年，馬英九總統連任第12、13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段期間，臺北與北京進入兩岸談判的高峰期，兩岸總共有23項協議，其中有21項已實際生效。

林正義說：「生效的協議僅止於功能性，如航空、郵政、食品、打擊犯罪、經濟合作方面等等，換句話說，此時的協議雖然頻繁，卻沒有涉及政治性與主權，尤其馬英九第一任期間，兩岸合作最為密切，甚至中方可以直接與臺灣地方政府直接協商。」這些協議能夠簽署是因為馬政府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同時，美國政府對馬英九與習近平在2015年11月舉行新加坡高峰會的經過與內容，保持高度的關切。

這段時間的美國歐巴馬政府政策重心是全球氣候變遷，林正義指出，歐巴馬希望有更多全球合作，而不是對立。因此歐巴馬總統8年在位期間，每一年都刪減國防預算，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也是比較和緩的，從任內一百多個對話協商管道，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此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強勢崛起，不但在南海「填海造陸」，建設可供飛機起降的人工島礁，又與日本、菲律賓等國發生領土主權爭端。美國政府也逐漸將關注地區，由中東轉向亞太，即所謂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

林正義表示，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主要著眼於在結束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對外戰略優先部署地區的轉向問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因為南海爭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北京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導致關係逐漸緊張，然而美國卻沒有站在強烈支持菲律賓與日本的立場的同一邊，反而像是鼓勵和平解決的旁觀者。因此，日本安倍政府為防止兩岸在釣魚台共同抗日，2013年4月決定與臺灣簽署漁業協議，擴大臺灣漁民作業的漁區，美國政府也對此公開支持。

東南亞周邊國家對南海的海權聲索圖例。
圖片來源／wiki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前往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訪問次數，超過小布希政府的兩位國務卿，除了意味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之後，將戰略重點置於亞洲外，2011年11月，歐巴馬第三度訪問東亞，在印尼巴厘島東亞高峰會上提出「東南亞海事夥伴關係倡議」，試圖和平解決南海問題。2012年4月中國和菲律賓發生黃岩島海上對峙，2013年美國支持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但對中國擴大建設人工島礁，卻沒有採取遏制的政策。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在南海的角力，除涉及到臺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家之外，同時中美雙方積極爭取東協其他國家的支持。」林正義說：「因此臺灣在中美之間便出現了彈性的外交空間，這段期間北京積極爭取臺灣的支持，務求臺灣不會站在美國那一邊，甚至要臺灣對美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表達不滿，同時形塑出臺海兩岸在南海共同合作的印象，想牽制美國。」

實際上國際政治關係的複雜程度，從來不可能完全符合單一方的期待或需求。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提出《南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立場，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爭端。

但美、中因南海緊張，因此兩岸基本上難以在環太平島的敏感海域進行聯合勘探，同樣的，美方對臺海兩岸在南海的任何合作也有疑慮，亦對南沙太平島興修碼頭持保留意見。美國基於美臺安全的合作、美國與東協關係的強化，不希望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的進一步動作。

2008年至2016年間，美國歐巴馬總統、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年起）。
圖片來源／wiki

「所以，最後臺海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僅有學術研究，即使能源合作也沒有具體的成果。」林正義分析說：「無論是小布希或歐巴馬政府，他們都因為美國的自身利益，調整對臺政策，包含後來的川普、拜登也都是如此，國際情勢是瞬息萬變的。」

政治並不遙遠，也並非只屬於政府或官僚的事，政治就在我們身邊，而且每天都有變化，會具體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比如烏俄戰爭，我們何嘗想過和平的歐洲會發生這麼恐怖毀滅的事？而且因為烏俄戰爭牽動的政治情勢、經濟變化，又是多種原物料的出口國，也就劇烈影響了物價。換句話說，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最後也提到，臺灣歷任領導者及其政府都有所取捨，在大國強權的縫隙下，找出自己的機會，把握主動權，藉此改變臺灣的地位，都是不容易的事。

「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強調。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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