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將近30年，完成《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以紮實論據拆解中國崛起的經濟神話。
攝影／林俊孝

從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到美國總統大選，如何因應中國的崛起與挑戰，已成為美國乃至世界各國熱議焦點。美中關係步步牽動全球政經局勢，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這個臺灣人最熟悉卻也最陌生的鄰近強權──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投入中國研究近30年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將研究成果錘鍊成《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描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路徑，並藉此剖析「中國模式」的特色與侷限。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是理所當然、一蹴可幾的過程。臺灣社會長年盛行「中國崛起」的神話，卻忽略神壇底下，經濟發展終究是關於人的故事，交織著困境、努力、利益糾葛、意氣風發與無奈的生動情節。《尋租中國》跳脫過於美化或刻意醜化的片面敘事，以獨到角度重新述說中國崛起的故事：一個關於跨國企業、中共政府官員、臺資臺商，以及中國農民工，在全球產業鏈與中國政經體制下逐利、博弈、投機、求生存的故事。

揭開「尋租中國」的三大密語：尋租、臺商、廣東模式

書名四字道破「中國模式」的特徵——「大量尋租與高速經濟發展並行」。何謂尋租（rent-seeking）？就是運用政治權力進行管制或壟斷（而非透過直接生產活動）取得經濟獲利。除了書中的理論概念「經濟租金」，具體手法包括政商交易、買賣特許經營權、賄賂、疏通、放水、回扣、走後門等等五花八門的手法。

「尋租」指未從事直接生產的情況下，透過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而獲利，具體手法包含：賄賂、放水、走後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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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說，一個經濟體如果出現大量尋租行為，便會阻礙經濟發展，但吳介民觀察到中國卻是個弔詭的反例：在政商集團心照不宣而且習以為常，實行大量尋租的同時，中國經濟竟也飛快成長，他稱之為「尋租發展型國家」。

追溯歷史起點，吳介民發現這個模式的原型，出現在廣東；而當時在廣東殷勤奔走，協力打造「世界工廠」雛型的關鍵行動者，正是「臺商」。他比喻，中國經濟崛起猶如一場大氣旋，始於一隻小蝴蝶振翅──「臺商」與「廣東模式」便是這隻蝴蝶的翅膀。

臺商的作用為何？廣東模式是什麼？必須從中國特殊的歷史制度脈絡與政治經濟體質談起。

中國崛起第一步：改革開放的包袱與貴人

回顧歷史，不小心會陷入事後諸葛的後見之明，以為中國經濟崛起不過是人為預先規劃好的意料中事，但其實不論在哪個時空，「拚經濟」都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1978年，鄧小平拍板宣布改革開放的歷史時刻，共產黨內仍潛伏「姓社姓資」的路線矛盾，廣東地方官員、黨幹部因受到社會主義教條牽制，而有所顧忌。長期反商的行為習性，使得中共官方缺乏招商引資的動機，不利於產業發展。

1978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但共產黨內仍潛伏「姓社姓資」的路線矛盾。圖為1975年，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傑拉德·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 1913-2006)夫婦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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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總是最難的一步，珠江三角洲過往產業型態以農業為主，缺乏加工出口業所需的經驗、資金、技術、人才和基礎建設。種種限制下，中國怎麼打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牌局？廣東等地如何達到經濟示範的任務？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未知數。

就像骨骼精奇的練武奇才，仍須碰上貴人提供武功祕笈，才能練就神功；中國坐擁豐沛的勞動力資源，並不代表就能一步登天，順暢無阻加入國際生產鏈。吳介民點出，對於八○年代的中國來說，港商、臺商就是這位貴人。

「臺商幫中國賺了第一桶金。」吳介民說道，「然而，如今臺灣、中國基於各自的政治考量，都低估了當初臺資、臺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他點出，臺資臺商透過港商引介，西進中國沿海，藉著大量低廉的勞動供給發了大財，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第一階段，正是及時現身的臺商幫忙解決當地產業經驗、技術及人才匱乏的問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吳介民認為，臺商幫中國賺進了第一桶金，但臺灣、中國基於各自政治考量，卻低估當初臺資、臺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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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面有了著落，但是地方政策與官僚未必願意配合，該怎麼辦？政商雙方看了看彼此的口袋，經過一段磨合、摸索，很快得到了答案。

機構化尋租與地方成長聯盟：政治是一門生意，生意是一種政治

中國，是個未曾「經濟歸經濟」的國度，從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到改革開放，國家一向高度管控人民或企業的經濟活動。但也因為幅員遼闊，中央法規往往鞭長莫及，地方政府常被賦予很大程度的自主裁量權，導致在明文規範外存在一片灰色地帶，可供資本家與地方官員進行檯面下的溝通協商，無須實質競爭即可聯手獲利，這就是尋租的空間。

中國從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到改革開放，一向高度控管經濟活動，但也因為幅員遼闊，中央法規鞭長莫及，地方政府會被賦予很大程度的自主裁量權，產生可供尋租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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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談到尋租，指的是官員私下索賄的個別行為，但吳介民在中國當地觀察到的，卻是由中央政府默許，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集體化、組織化、制度化、日常化的「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

吳介民發現，一間外資企業若想在中國沿海當地投資設廠，為了符合法規或避免被找麻煩，一定得花些銀兩，向地方政府或國營企業繳交如工繳費、管理費、特別費、掛靠費等各式名目的費用，以尋求其保護、服務、減免稅額或相關管制放水的優待，有時甚至要付錢給當地部隊，以換取軍人保護。此外，批租土地也是機構化尋租的一個主要手法；而企業與勞工繳納的社保費和住房公積金多年來也是機構化尋租的標的物。

理論上不利於經濟成長的尋租行為，在中國反而成為一種「擬似生產要素」，而中共地方官僚成為經濟活動中坐收「保護費」或「服務費」的「圍事集團」或「掮客」。這筆租金一方面讓地方官員能透過單位分紅獲利，一方面又因發展加工出口幫助國家累積外匯存底，更能博得黨國中央賞識，有效提振了他們招商引資的意願。

利用低廉的工資標準與機構化尋租，政商雙方皆能攫取大量利益，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尋租中國》以「地方成長聯盟」描述這個由中共地方官員、外資製造商（以臺資臺商為代表）、以及背後的中共中央政府與跨國企業所組成，人人有錢賺的跨層級政商集團。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八○年代中後期，亞洲四小龍的勞動薪資上升，正當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迫切需要更低廉的勞動力，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解放；熟稔加工出口模式的臺商此時西進，順勢將全球價值鏈牽引至此，並且透過機構化尋租與中共地方官員攜手合作，將各省匯聚而來的農民工推上生產線，成就世界工廠。經濟起飛的要素這才一一到位，構成「廣東模式」。

吳介民指出，中國其實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進而累積大量外匯儲備，最終迂迴促成撼動全球的「中國崛起」，也成為日後建構「紅色供應鏈」的資本基礎。

問題是，商人賺一手，國家也撈一筆，真正創造經濟剩餘的勞工還有多少可以分？

百姓工作，國家賺錢：中國政經體制對民工階級的「雙重剝削」

每年中國春運浩瀚的返鄉人海，其中一道主要支流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他們離鄉背井，隻身或攜家帶眷前往新興工業區打拼，是企業眼中「大量、有效率、廉價而溫馴」的勞動力；但若從利益分配與權力結構的角度分析，中國民工實則承受雙重剝削的集體困境──他們被「國家」與「資本」所需要，卻不被承認和保障。

吳介民發現，中國農民工在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遺緒下，處於亦工亦農、非工非農的身分狀態。雖然改革開放允許「農民」移居至城鎮就業，他們卻難以在當地落戶，取得本地戶籍與「城鎮職工」的身分及公民權利，如同永遠的異鄉客。

中國戶口體制沿襲過往政策習性，嚴格區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將個人的居住空間、戶籍身分、生產活動綁定以利控管，在經濟自由化的城鎮，反倒變成一種社會隔離的工具。中國許多制度設計皆涉及戶口身分的篩選，吳介民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的概念，捕捉這些內建身分歧視、排除、不平等的制度形構。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人在城鎮打拼，戶籍卻在農村老家，從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險到子女受教權，中國民工各方面的社會經濟權皆受到差別待遇。城鎮的落戶制度則設有積分制、年度總量管制等重重阻礙，讓人看得到、吃不到，甚至又出現尋租現象：民工需要付錢給地方政府，才可能「買到」居住身分（從暫住證到居住證）或城市戶口，取得他們理應擁有卻橫遭剝奪的權益。身分有價，這便是中國特色的「身分市場」。

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外來民工的2-3倍，低廉的薪資變相迫使民工需要多加班掙錢，否則無法養家糊口。這麼一來，是誰獲益？

對於設廠中國的外資企業來說，打通關係的「租金」已屬於必要支出，如果能有一批「志願加班」的勞動者，當然樂觀其成。換個角度，中共官僚向外資企業大肆尋租，錢從哪來？其實就是瓜分了農民工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經濟剩餘。一言以蔽之：「機構化尋租是對農民工勞動力剝削的掩飾」。長期以來，中國農民工同時承受資本家對勞工的階級剝削，以及國家體制的身分剝削，釀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

綜言之，「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長，並非僅憑一己之力，仍需由全球價值鏈與臺商等外資適時協力完成；「崛起」背後，則暗藏機構化尋租與剝削農民工的黑暗面。

「中國模式」還能走多遠？

近年中共提出「紅色供應鏈」的經濟野望，動機一樣是想要更全面地介入毛利率更高的產業環節，以攫取更多利益。為此，中國需要將產業發展帶進下一個階段，扶植高技術特性的產業，但這也伴隨勞動成本提高的壓力，以及產業轉型本身的變革陣痛。

吳介民指出，這套尋租模式必須在「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才能成立。一旦進入「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產業，這套模式完全行不通，近來中國正面臨這項挑戰。
攝影／林俊孝

吳介民指出，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崛起以機構化尋租為基礎，這套尋租模式必須鑲嵌在「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才能成立。一旦產業發展進入下個階段，譬如在「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產業，這套模式便完全行不通。而在美中對抗局勢下，川普政府試圖迫使一些全球產業鏈和中國企業脫鉤（decoupling），例如：華為遭美國「斷鏈」，無法獲得最高階晶片，台積電也不能為其代工晶片；華為並被美日澳與歐盟一些國家限制其5G供應商角色。中國經濟正面臨新的瓶頸，而且不論貴人或隊友，似乎都愈來愈難尋得。而美國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是否會放鬆對中國的科技戰，是否會對華為、中芯等中國龍頭企業手下留情？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美國未來對中的科技戰略也攸關台灣的產業佈局與走向。

後記：談臺灣的經濟出路

由於量體龐大，這些年中國經濟成長的聲勢或許特別懾人，但我們毋庸因此陷入迷思，只看粗淺的數字比較，錯估臺灣的經濟實力。「衡諸歷史，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其實既非空前、亦非絕後。」吳介民說，「戰後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甦，或者當初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就是那麼快。」

吳介民進一步指出，臺灣和中國的經濟體質根本不同，不可能走中國的路。事實上，經濟不只是數字問題，更關乎位置與關係：評估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需要考量其國際關係，以及個別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位居何處。而目前臺灣中小企業有許多掌握獨門技術的隱形冠軍，在全球產業鏈扮演要角，甚至也有臺積電這種位居全球產業鏈頂端的大企業。

臺灣固有的地緣宿命，使我們不得不為共同體的政治或經濟出路感到憂慮，但這份憂慮不應該建立在誤解或迷思上。《尋租中國》結合長期的田野調查、厚實的個案描寫以及廣博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視野，論據詳實地解析中國政經發展，提供了思考臺灣未來一塊重要的拼圖。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吳介民（2013）。「台資與中國珠三角發展模式變遷：1980年代迄今」專書寫作計畫。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
吳介民（2015-2016）。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爭：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本書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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