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這個繽紛的世界，隨著四季氣候的運行，自有一套變化流轉的機制。從今日科學的眼光而言，或許可以用大氣科學、化學變化及天文物理學解釋，然而中國思想中向來不存在純粹物質性的世界，人與世界的關係也從來不是客觀的科學便能足以充分說明。儒者尤其相信，人與他者、萬物的關係，始終有「感性」在其中，於是人對世間、自然的關懷，在中國思想的格局之中，便是出於感性的自然而然。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指出，儒學以往被建構成一個強烈的心學傳統，一方面，它是中國思想的特性，卻也成為一種限制。儒學第三系的出現彌補了這個限制。所謂的儒學第三系，是在宋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外，另闢蹊徑的新儒學思想。除立足於「天道─人性」主體的超越性，同時也關注自然世界的道之意義。無論是以「五行」、「陰陽」或「氣」連結超越世界與生活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道不只在心性中，還會在天地萬物顯現出來。」

儒者所見的「道」是一切價值的根源，而他們所見的世界則是一個充滿價值的世界。「道之顯者謂之文」，道透過物顯象於世界。「物」包括構成世界的萬物，但金、木、水、火、土尤為重要，它們構成的五行系統，全都是自然世界的物象，同時也具有價值的內涵。例如從「土」連結到「敦厚」，「火」代表「光明」，而「金」則有「正直」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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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世界的繽紛萬象都有其意義，意義深潛在物象之中，它只需要被呼喚出來，語言是呼喚者。命名事物的語言，不僅是客觀的符號系統，同時也承載著天道的內涵，語言這種顯現事物的功能，顯示出「存在即是價值」的思維方式。 因此，楊儒賓也特別關注儒家思想中的語言與象徵，而文化哲學便由此開展而來。

打破語言限制，重拾可能性

語言是建構文化的基礎，不但人與人溝通需要語言，人類知識的傳承、對於社會的各種經營，都是語言的活動。語言有工具的功能，但語言不僅是工具，它是精神的分身。然而，語言如同一把雙面刃，能夠承載意義，卻也限制了意義：當事物透過語言被認知、理解的同時，這些事物的意義也就在語言的老化中，失去了其他可能性。每當文化發展停滯甚至出現疲態，歸根究柢，便是價值思考陷入單向、死板、大量複製的語言陷阱所致。

楊儒賓所見的儒學第三系，既勇於承擔世間事務，重視物與語言的連結，便無法迴避語言僵化的文化危機。《易傳》作為思想根源之書，它以太極為世界運作的基礎，特別強調「變化」的原則。所有事物都蘊含著與萬物的關連，沒有固定單一的意義，也沒有如同原子一般孤絕的個體。

若說《易傳》是從正面指出文化得以維持活性的理論根據，莊子便從批判的角度，提供語言活化、文化更新的出路。一般來說，莊子總被歸類為道家人物，但楊儒賓指出，莊子思想來自於對原始巫教的轉化，而與莊子同樣出身宋國的孔子，也是對巫教既批判又繼承的開展自身的思想。莊子與孔子有獨特的連結，孔子是莊子的導師，莊子是孔子的教外別傳。

「莊子與《易傳》同樣關注道體，而且莊子對於語言、技藝的關注比任何人都要多，語言和技藝這兩個項目具有很重要的人文精神，所以莊子恰好不是要毀滅世間的文化與秩序，相反的，他透過遊戲活化語言，跟這個世間產生很密切的關係，他是《易經》生生之道的體現者。從這個觀點看，莊子跟儒家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莊子》的〈逍遙遊〉中，莊子便曾藉由「大樹」來討論何謂「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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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言論中，處處夾藏著詭辯與矛盾的語言遊戲，原來並非一種反智姿態，而是對抗陷入僵化、單一的思路。目的是要挖掘道體／語言的活性，試圖再現意義產生的神聖時刻。所以莊子要「齊物」，也要「齊論」，如果事物的區別本身來自於語言的分化，那麼僵化的價值也要從僵化的語言著手，加以解構並活化，從而迎來「逍遙遊」的生命姿態。莊子重「遊」，孔子歸結道德修養的極境，其實也在「遊於藝」。儒家的六藝之學，是文化哲學的重鎮，竟意外的與莊子思想相契合。

儒家的抒情文學論

語言既然進入楊儒賓的研究清單，文學便不能不躍上他學術的舞台。在楊儒賓持續開展的議題中，頗具集成意義的正是儒家的抒情文學論。前文說到，儒者所見的世界，是萬物相互關連的世界，而置身於此世界的人們，則以連結身心的「感性」介入世間的事務。因此，人類的感性運作，一直都是儒者關注的問題，而文學便成為儒家修養工夫的路徑。

我們大抵都能指出，孔子的中心思想圍繞「仁」而展開，孟子進一步說「仁」為惻隱，其實意義無非是指「人」此一種屬具有同理與同感的生命結構。在各種抒情文學，特別是詩歌之中，人們最容易體會到這種共感的存在：如果我們會因為詩歌而感動不正說明了人存在於世間，本就不是孤伶伶的被封閉在自我的理性之中嗎？

攝影／陳怡君

楊儒賓從這種感動，進而要談到的是人類肉身／感性的「公共性」：「從抒情來談人格的轉化，以及社會活共同體的形成，我認為這是儒家思想必然的發展，儒家的詩教傳統正是如此。」很少有人會質疑中國詩歌文學的燦爛，但作為中國思想的一環，中國文學背後蘊含的文化傳統，有一套在感性、感通基礎上的人格轉化論述，仍有待釐清與建立。

從關注「身體」開始，進而發現儒學第三系的存在，楊儒賓數十年的研究，在對中國抒情文學傳統的思考中，可說順當的理出了頭緒。那麼，這一路的思索，對今日的台灣而言，有什麼現實意義？特別是十九世紀以後，學術語言受到西方知識的壟斷，文化傳統與意識型態的西化，重談儒家思想，有可能開創新局嗎？楊儒賓回答：

「這個問題的答案，原則上只能是肯定的，不太可能有其他答案，所以幾乎是廢話。雖然是廢話，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理事很難圓融，我也只能努力去做。」

採訪後記

楊儒賓是學者，也是個業餘古董收藏家。任教後他開始收藏文人字畫，寧願囊空如洗，下手鮮少遲疑。直到婚後，妻子願意包容，他便持續收藏至今。楊儒賓的收藏起初沒有脈絡，等到累積一定的量，便看出了些時代的線索，「這個社會是由不同的人組成的，你把不同的人、事湊在一起，就像我們看萬花筒，轉一轉，就會看見不同的圖像。」

他帶來一通信封，裡頭是蔣經國寫給黃少谷的信。私人信函中的蔣經國流露出個人強烈的喜怒哀樂，是我們在公眾人物的蔣經國身上所看不到的。接著他又捻起一帖信札，出自他生平最敬佩的明代思想家劉宗周，後來輾轉成為民國人物張學良的藏品。劉宗周在三百多年前留下的筆墨。其中有時代與人，人與時代，文化的生命在一張紙上具體而微的展開。薄薄的信紙邊角有些許斑駁，楊儒賓小心的捧在手裡讀，專注的唸出信裡的文字，語氣輕輕揚起。

楊儒賓的書信收藏。
攝影／陳怡君

清華大學計畫在不久後設立文物館，將楊儒賓捐贈的文物陳列出來，供大眾瀏覽。對楊儒賓來說，收藏並非為了滿足一己之欲，這些書信字畫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其實相當深遠，更是人們應當重視。而今年 11 月至 12 月，楊儒賓便在台北市中山堂展出「1949 國府渡海來台」相關文物，裡頭可以看到戰事前後的歷史背景與人物思想，也提及政治、經濟與宗教等面向：例如黃少谷為了農業問題，寫信給作家兼任立法委員的陳紀瀅討論，定下後來「耕者有其田」的法案名稱；或是在 1955 年玄奘舍利子來臺，其靈骨塔寺籌備委員會的聘書，顯見當時政府對宗教層面的重視。後輩可以透過這些文物回望當時的時空與人物，進而對過去有更深刻的理解。

「玄奘大師靈骨塔寺籌建委員會」兼任總幹事聘書。
攝影／陳怡君

「我三十年前就寫好遺囑了，置之死地而後生」，楊儒賓說他這輩子活得很簡單，也很清楚，人活在世上，總是欠債者。欠債要還，時候一到，總要點清債務，輕鬆上路。「人從自然來，就要還給自然。人從文化來，就要還給文化。資產債務結清，不要賒欠。小人物要安分守己，不要妄想。」人的一輩子不長，但可以走得很遠，楊儒賓遇見了儒家文化，數十年的人生，彷彿也走了超過兩千五百年。

【回到一九四九：中華民國渡海七十週年紀念文物展】
時間：2019/11/06-2019/12/29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

採訪撰文／莊勝涵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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