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黃心雅研究北美與太平洋原住民族生命書寫，涵蓋的範圍相當寬廣。美國政府承認粗估約 326 個聯邦印地安人保留區（federal Indian reservations），共574部族（tribes），其中最大的是納瓦荷民族（Navajo Nation），保留區面積約 1,600 萬英畝，位於美國西南部。

黃心雅的研究計畫範圍從北美到大洋洲，看似離臺灣很遙遠，但宏觀來看，臺灣也在太平洋島鏈上，處於重要的位置。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2021年調查，美國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族有72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2.2%，這並不包括佔美國總人口數0.5%的夏威夷群島及其他美屬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族，以及無數往來墨美邊境未被承認的原住民人口。

更重要的是，美國原住民族的認同過程充滿「血液」迷思，黃心雅提及美國聯邦政府試圖透過「印地安血液成分證明」（CDIB, Certificate of Degree of Indian Blood）為「印地安人」驗明正身，由「血液圖譜」（blood quantum）裁定「純血」原住民族。

結果卻揭露當今純種美國原住民族所剩無幾的事實，黃心雅說：「美國建國五百年來，歷經傳染疾病、戰亂災難與大屠殺，時至二十世紀初，純血印地安人所剩不及千分之二。在聯邦政府政策操作下，原住民血液稀釋對原住民認同造成莫大的威脅，可說是以血液分化的迷思遂行其宰制原住民之實。」

1887年的《土地分配權法案》（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認定擁有二分之一以上印地安血統的印地安人方可領到部落中160英畝的土地（女性除外），以分化／排除（fraction / exclusion）邏輯，將剩下的部落土地劃歸為白人所有，自1887年以迄1934年，《土地分配權法案》實施不到50年間，原住民部落共有的土地便「合法地」從1億3800萬英畝銳減至4800萬英畝。

對此，當代原住民書寫如奇奧瓦族（Kiowa）莫馬代（N. Scott Momaday，1934-）的回憶錄《名字》（The Names: A Memoir，1976）以及奇加索族（Chicasaw）荷根（Linda Hogan，1947-）《觀照世界女子: 原住民回憶錄》（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A Native Memoir，2001）紀錄了原住民族血液與歷史記憶的糾葛。

黃心雅提到，《名字》表達原住民面對自己身世被化約為分數的「印地安血液」之無奈、失落與創傷。詩人走一趟返鄉之旅，用蘊涵部族土地記憶的名字，取代血源分類的名字。莫馬代的族名「鄒愛塔立」（Tsoai-talee），族語意指「岩樹」（rock tree），是部落先祖原居黑山的地名，今日的塔山國家紀念區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美國聯邦政府以印地安血源之多寡（degree of Indian blood）杜撰造冊，規範原住民認同，莫馬代說了部落起源的故事，反寫印地安血液迷思，「名字」與「原居」故土貼和，「濃於血」之土地記憶成為維繫原住民生存的基因。

原住民族生命書寫

對於原住民族文學或文化的印象，大多跟「口述傳統」有關。現在提到「生命書寫」四個字也許會聯想到「自傳」（autobiography），西方正典或文學典律明確劃分這樣的文類。

但黃心雅提出質疑：「原住民族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能夠用西方的文類劃分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原住民族對於生命與土地的想像，呈現全然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世界觀，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陸後，以書寫文化收編原住民族世界，視沒有文字的原住民為等待教化、前現代的野蠻人。

於是，黃心雅研究「原住民族生命書寫」，期望逆寫殖民者對於原住民族的掠奪行為，將重心移回原住民族豐富的生命書寫形式，她堅定的說：「原住民族文學的生命敘述中，充斥面對死亡、離鄉和殺戮的心理掙扎，又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內涵與觀照，其生命故事超越現代性及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大敘述。」

原住民族的書寫與土地和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對於生命的想像往往和環境緊密相連，建立在多元、關係、地域的基礎上。例如著名的阿尼西納貝（Anishinaabe）原住民族作家薇諾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1959-）之《至我所親》（All Our Relations: Finding the Path Forward，1999），認為原住民親屬關係包含土地及居住在土地上的動植物，甚至岩石也都有生命。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萬物或不同物種間是互相依存的。眾生互為緣起（interdependency），也就是在土地、海洋、星球上的生物，都能劃進『親人』的範疇。」黃心雅接續解釋道，當代生態論述談「多元物種」（multi-species），人與萬物連結的範圍稱為「多物種聯繫」的社群，長久以來，這已是原住民文化的核心，包含原住民族對於自我、地域、甚至是殖民歷史的觀照。

作家薇諾娜·拉杜克。
圖片來源／wiki

原住民族生命故事強調社群自我（communal self），自我的意義落實在家庭、族系與部落情境當中，不僅是關係（relational）網絡再現，也是參與社群的實踐。如此再現的原住民族生命書寫，便是在家庭和社群、傳統和文化、區域歷史和地景中，為疏離的身心找到安頓的處所。

黃心雅說：「原住民族書寫中，真正的人（real people）必須從人的社群擴大（scale up），對地域、海域、或周圍環境生態的連結，結合親族傳承與社群的意義，將星球環境以及生活其中之萬物涵蓋進來。」

她隨即舉例，莫馬代《雨山之路》（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1969），提到祖母的故事來自於「血脈的記憶」（blood memory），身體基因呼應土地記憶，將族裔及土地連繫在一起，形成「環環相扣的神聖輪環」（sacred hoop）。

莫馬代的《雨山之路》中有關塔山傳說的畫作。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另一方面，曾多次造訪臺灣的作家荷根以對水、大地、骨血、沉默與文字的沉思來面對失落，以記憶的廣度與深度，連結祖先的苦難與受折磨家族的創傷。她曾提過：「我們和那些與我們流著相同血液、有著一樣命運的族人同眠共枕，因而承襲了他們的歷史。」

原住民生命書寫也常以詩歌的形式出現。美國西南方阿哥瑪部落（Acoma）詩人歐提茲（Simon Ortiz，1941-）的詩歌〈最終解決方案：工作，離去〉（“Final Solution: Jobs, Leaving”），書寫詩人對於父親在鐵路道班勞動的反思，詩中提到，火車從原住民的土地呼嘯而過，如同穿越他們的「心、骨、肌膚、血肉」，藉此比喻有如斷骨、切膚之痛的感受。

詩名「最終解決方案」，意義深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以亞利安民族的優越論，對歐洲猶太人發動種族滅絕計劃，其「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以勞動之名，行種族屠殺之實。黃心雅強調，歐提茲以一封家書翻轉「最終解決方案」的意涵，轉化被屠害的族群為堅韌存活的發聲主體：「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力量。用心、用血、用骨氣、用肌膚、希望和愛，凝聚成最大的力量。」「心、血、骨、膚」貫穿全詩，是勞動的原住民族延續的基因符碼，也是跨越人種與土地親密關係相連。

從跨國（Transnational）到跨原住民族（Trans-Indigenous）研究

學者查德威克‧阿倫（Chadwick Allen）曾質疑當代民族國家的地理疆界，認為人類應該突破有形限制，聚焦於種族間的關係。他以「跨原住民族」（Trans-Indigenous）的概念提供了全球原住民族文學研究的方法論。

黃心雅指出，美國原住民族的歷史早已涵蓋多元的跨國元素，因此她從「跨國」轉向「跨原住民族」，並由陸地移轉至海洋：「人們應該重新認識所居的星球，例如，在中山大學所在的西子灣，我們應該說『太陽下海』，而不是『太陽下山』；地球70%是海洋，所以earth（地球、土地）似乎不是正確的稱呼，而是planet（行星）。」

海洋是物種起源與消逝的地方，是通道，是前往另一座島的方式。
攝影／張傑凱

在環保或經濟新聞中常提及的太平洋，除了是強國競逐的經濟場域，同時也承受人類的廢油和放射性物質毒害。黃心雅從太平洋原住民族文學中體認到，海洋必須擁有更廣闊的定位，她說：「海洋與島嶼研究已然是當今的顯學。因為陸地中心主義的影響，人們經常把海洋當成阻隔，於是島嶼變得遙遠又孤單。但對於大洋洲的島民而言，海洋是通道，是前往另一座島的方式，又跨越部族與國家，成為人類與多物種互為主體之生命共同體。」因為航海需求，亙古以來，島嶼原居民族傳承精緻的船藝技術，發展出複雜的天文、水文、星象知識體系，這些都是與以陸地為中心的國家相差甚遠的文化。

在臺灣，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1957-）即以海洋視角書寫生命故事。他在近作《大海之眼：Mata nu Wawa》（2018）中提到：自小在教科書裡看到的總是被切割的太平洋，直到四十八歲從拉洛東咖島（Rarotonga）買回一幅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大洋洲世界地圖，才真正有了「太平洋的尊嚴」，這樣的尊嚴也是人類所應共享的人（自然）權尊嚴。夏曼‧藍波安的世界是「一個島接一個島在大洋洲，他們皆有共同的理想，便是漂泊在海上，在自己的海面，在其他小島的海面，去追逐內心裡難以言表的對於海的情感。」（《黑色的翅膀》，1999）

夏曼‧藍波安的拼板舟（tatala）。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夏曼‧藍波安從飛魚的角度書寫生命，人類與飛魚之間互惠的關係正是族裡的傳承，也代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生態連結的依存性。達悟人注重生態平衡，維繫海洋物種多元，飛魚季節黑潮帶來溫暖的海水，也帶來不同的魚群，更是他所強調的「沒有海洋，你就沒有魚，你也沒有智慧。」

從北美到大洋洲，黃心雅以北美原住民研究累積的方法和取徑，反觀自我所處的文化情境，開展「相關詩學」（poetics of relevancy），由原住民文學與美國研究跨國想像的折衝處切入，超越陸地的囿限，結合北美與太平洋（跨）原住民研究，形塑跨洋結盟關係，鬆動跨國研究之國族想像，也為當今人類中心思維所造成的生態浩劫，找尋未來可能的出路。

黃心雅從「原鄉／離散」、「創傷／記憶」、「原住民／人類世」及「跨原住民性／復振」四個面向，反思殖民歷史之衝突與抗拮，形塑原住民主體位置、地域思維與能動，出版《離散‧記憶‧復振：跨太平洋原住民書寫與實踐》（2022）。
圖片來源／書林出版社提供

採訪撰文／顏正裕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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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也道出意第緒語的飄零身世，一如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致力於意第緒語寫作的猶裔美籍作家以撒．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曾說：「意第緒語是個流亡的語言，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邊界，也不為任何政府所支持。這個語言中不含武器、火藥、軍事及戰略等字眼；它不僅是一種語言，也呈現了一個特殊的生活方式。」

流亡亞洲的作家Rose Shoshana Kahan（1895-1968） 以意第緒語寫成的日記《浴火中》（In fajer un flamen, 1949）。
圖片來源／張守慧提供

學習意第緒語的奇幻旅程

現今使用意第緒語的人口全球僅約300萬，而文藻外語大學德國語文系教授張守慧是目前亞洲唯一教授意第緒語的學者。

從小喜愛歷史，起初進入文藻外語大學學習德文，後來在輔仁大學開啟對德語文學中的猶太形象、猶太大屠殺（Holocaust）和柏林圍牆倒塌等議題的研究興趣。研究所時期，張守慧即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獲得獎學金，計劃前往德國特里爾大學（Universität Trier），研究猶太人在德國文學中的形象。

沒想到，她的指導教授，也是歐洲著名的意第緒語學者Erika Timm告訴她，這樣的題目在德國是顯學，太多人研究了，博士論文應該要做獨一無二的研究。「然後她問我，『你願意再學一個語言嗎？』就是意第緒語！」

張守慧當時沒想太多就答應了，上課才發現不妙，「意第緒語的文法和德文很像，發音又像德國方言，還有斯拉夫語與和古希伯來文的元素，希伯來文字母我一個都看不懂，每天回家都在思考：我多學了這個語言，以後的出路會在哪？」

文藻外語大學德國語文系張守慧教授。
圖片來源／張守慧提供

就這樣，一邊苦學意第緒語，一邊研究德國文學，也在過程中確認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17至19世紀意第緒語與德語文學中的敘事比較，修業期間也獲頒「德國萊茵聯邦優秀青年博士候選人獎」。說到這裡，張守慧談起意第緒語多舛的歷史。

一本書，一種語言，一個城鎮的閱讀史

西元70年，羅馬人首度攻破耶路撒冷，聖殿倒塌，猶太人再次流亡，來到萊茵河畔駐足。

隨著猶太民族由中東往歐洲離散，意第緒語在13世紀誕生，發源於日耳曼語系，卻以希伯來字母所寫。除了古希伯來文之外，也融合了東歐的斯拉夫語素，成為流亡於中歐及東歐的猶太族裔近七個世紀以來所使用的語言。

二次大戰後，以意第緒語為母語的猶太人流亡各地，據統計，在猶太大屠殺喪生的600萬人中，有500萬人是以意第緒語為母語。隨著猶太人離散，意第緒語得以倖存，並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回溯意第緒語的發展，彷彿也回顧了中世紀以降的歐洲歷史，張守慧說：「透過意第緒語和猶太人的離散，我更宏觀的認識了歐洲，特別是東歐的歷史背景與風俗民情。」看似冷門的語言，卻意外開啟她的新世界。

回想苦學意第緒語的時光，張守慧也有難忘的回憶。有一回聽說緬因茲（Mainz）近郊一所猶太會堂即將重建，建築師發現藏在閣樓中的一批書籍手稿，她的指導教授接到通知，趕緊帶著學生前往。「我還記得那是個下雪的午後，老師帶著我們，抱著空箱子，坐火車把手稿運回來」。

一邊清除灰塵，一邊拼湊手稿，「大家還開玩笑說，中世紀黑死病的病毒不知道會不會留下來？」。他們跟著老師辨認字跡，再用顯微鏡一一比對書上的浮水印，追溯這些書來自哪些印刷廠，慢慢還原18世紀末一座城鎮的閱讀遺產與印刷文化，這件事還上了當地的報紙。

張守慧（右二）與指導教授Erika Timm（右三）整理18世紀末的書籍手稿，刊登於當地報紙。
圖片來源／Trierer Stadt-Zeitung（1997年11月11日），張守慧提供

返臺後，張守慧開始關注意第緒語在亞洲的流亡文學，以及猶太文化遺產中的記憶與遺跡。「特別是近十年，『記憶場域』的文化論述興起，我也把這樣的思考方式帶入研究，從『地景』探討猶太人的城市記憶與空間書寫」。

踏遍歐洲的張守慧說，歐洲幾乎每座城市都有個猶太區，都有一條猶太巷、一處猶太墓園，「這是我在歐洲印象最深刻的」。尤其走在德國街道，不時會看到腳下的記憶石，寫著某位猶太人曾居於此，在哪一年被送往集中營，又在哪一年於集中營去世，「小小一塊記憶石，會提醒德國人，這裡曾有一位不同族群的同胞」。

而閱讀文本的同時，張守慧發現幾乎每位歐洲猶裔作家都有著游移在東歐與西歐之間的過往，因此，她開始關注這些作品中的「過境場域」與「邊緣城市」，其中一個重要的過境之地，就是柏林。

有誰是自願來到柏林的呢？

沒有一位東歐猶太人是自願前往柏林的，這世上有誰自願來到柏林呢？柏林是一個過度站，人們基於各種原因被迫滯留在那裡。在柏林也沒有所謂的猶太小鎮，不過倒是有一個猶太區，那些要經由漢堡和阿姆斯特丹前往美國的移民們會來到這裡，他們會在這裡停留很久，不是因為沒有錢、就是因為證件出了問題，猶太人為了這些毫無意義的證件耗費大半的人生。

張守慧念了一段約瑟夫．羅德（Joseph Roth，1894-1939）的《流浪的猶太人》（Juden auf der Wanderschaft, 1927），這段文字道破了柏林的坎坷命運。二次大戰期間，柏林作為東西歐鐵路網的中心點，移民遷徙的過境驛站，異質性混雜，也成為創作的寶庫。

柏林猶太博物館於2012年以柏林轉運站（Berlin Transit）為主題策展。
圖片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策展手冊，張守慧提供

張守慧近年以三部歐洲猶裔作家的作品，探尋二戰前的柏林地景與城市記憶。分別是約瑟夫．羅德的報導文集《柏林紀實》（Berliner Saisonbericht：Reportagen und journalistische Arbeiten 1920-1939, 1984）、阿爾費德．都柏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的城市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 1929）、馬丁．白拉德（Martin Beradt，1881-1949）的地景小說《短暫永恆之街》（Die Straße der kleinen Ewigkeit, 1965）。

約瑟夫．羅德是奧地利猶裔作家，生長於以意第緒文化為主的東歐猶太小鎮，在一戰後來到當時作為威瑪共和國總部的柏林，並將所見所聞寫成《柏林紀實》，描繪出當時威瑪共和的政治生態與社會景觀。張守慧說：「約瑟夫．羅德的筆觸很靈活，也會加入記者的犀利評論。他以猶太人的視角觀察東西歐猶太人的差異，呈現出猶太民族如何挑戰命運、活出生命的韌性。」

同樣出生於東歐猶太家庭的阿爾費德．都柏林，是位心理學家，也是德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擅長以抽象文字反映具象現實。他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中以蒙太奇的地景拼湊，描寫東歐的搬運工人來到罪惡淵藪之城，遭遇謀殺案而進出監獄，以墮落人物的心理層面呈現柏林的頹廢與希望。

現在遊客必訪的柏林電視塔就位於書中的亞歷山大廣場附近，「它一直是柏林最大的商業廣場，從20世紀至今都是轉運站」。在歐洲文化中，廣場即是城市之眼，在那之外又是另一個世界，一如律師出身的猶裔作家馬丁．白拉德也在《短暫永恆之街》中呈現出柏林黑暗的一面。

張守慧說，《短暫永恆之街》原名為《一街兩面》（Beide Seiten einer Straße, 1940），寫於二戰之前，直到作者死後才出版。「書中的短暫永恆之街，其實就在亞歷山大廣場後方的穀倉區（Scheunenviertel），那裡就是猶太區，是19世紀中葉至1930年代東歐猶太人來到西歐落腳的地方，這些東歐猶太人大多操著一口意第緒語鄉音」。

當年貨物堆砌，偷渡客、窮人、犯罪者聚集的穀倉區，是張守慧留學德國時常踏查的地方，「當時就覺得這樣的地方背後一定蘊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都是斷垣殘壁，很像社會寫實片裡會出現的建築」，如今穀倉區又搖身一變，成為觀光客川流的文創區。

1920年代柏林穀倉區的小型圖書館一景。
圖片來源／Das Scheunenviertel : Spuren eines verlorenen Berlins，張守慧提供

三位不同背景的作家，三種視角的地景書寫，張守慧說：「從猶太文學的角度談柏林，它會給你很多靈感，有很多元素可以發揮。柏林是歐洲多元文化的載體，就像一個馬賽克拼出來的城市。」

攤開地圖，柏林不是德國中心，卻是東西歐的中心。人們來到這裡，不為久居，只為過境，「柏林既邊緣又中心，這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這一點也隱約映照猶太人的離散處境。張守慧說，很多人認為猶太人是推動歐洲文化的主流之一，例如許多諾貝爾獎得主都有著猶太背景，「他們站在一個既邊緣又核心的特殊位置」。

以文學映照時代：戰爭、難民與國際關係

今昔對比，過往的地景多已不復留存，張守慧時常走訪德語國家各地文獻館，並收集散落在歐洲、美國、以色列等地的史料。「研究猶太文學，讓我游移在東西歐之間，並延伸到美國、中東和亞洲，甚至於連結全世界」。

地景留存記憶，文學映照時代，過去談到猶太文學，多以離散文學、流亡文學視之，但從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後有了改變，「大家開始認為歐洲的猶太文學是『移民文學』」。此外，蘇聯解體後，俄裔、東歐裔猶太人陸續來到中、西歐，順著這股浪潮，張守慧也觀察到21世紀的德語文學生態起了變化。

「德國及奧地利出現了新一代的德語文學作家，他們是東歐猶太人，三代之前可能是大屠殺倖存者。父母輩流亡到俄羅斯，隨著俄羅斯和東歐局勢的變化，近年他們又遷移到德國、奧地利或瑞士，以德語創作」。

張守慧說，這群新世代猶裔作家面對歐洲時局，積極以文學表達參與，相較於民族的邊緣境遇，他們更關注歐洲與歐盟的現代與未來，「他們已經成為歐洲的一份子，不只關心自身處境，也不只關心德國或奧地利，他們關心的是整個歐洲」。隨著歐洲局勢變化，猶太文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有新議題浮現。

以地景還原歷史，從作品遊歷世界

返臺後，張守慧持續教授意第緒語，也陸續翻譯多本意第緒語小說與劇作，並積極串聯從事德語猶太文學和意第緒文學研究的歐洲與亞洲學者，她還希望未來能編撰意第緒語的華語教材。

張守慧於2018年獲德國在臺協會處長歐博哲（Ｍartin Eberts）頒發「德臺友誼獎章」。
圖片來源／張守慧提供

對臺灣學者而言，意第緒語和猶太文學看似遙遠，張守慧則分享，「你可以從一處地景還原一段歷史，珍惜你所處的文化，透過保存或記憶失去之物的角度，深挖前人創造的文化，將它公諸於世」。

她說研究是出於好奇，把自己當成偵探般尋找探究，細心閱讀文本的文類要素、敘事特色、語言風格或主題獨特性，作品中的國度、地域和文化現象都會建構研究者的世界觀。張守慧笑說：「如果北極或南極有猶太人，我應該也會想去了解。」

演繹和歸納都是研究的途徑，歸納是學習如何綜合觀察的結果找出定則，而張守慧說自己更享受演繹的過程，「每個階段都努力發掘一個新的題目，就像鑿一口井，也像織一片網、拼一幅拼圖，題目和題目之間是有連結性的」。就像她當年本來想讀歷史，卻投入德國文學，接觸到意第緒語之後，怎料因此抵達更廣袤的遠方呢？

採訪撰稿／許越如
編輯／黃詩茹

研究來源
張守慧（2018）。遷徙與認同：當代猶太作家書寫中的「歐洲」紀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7）。邊緣書寫與認同游移：以二十一世紀歐洲猶太裔作品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6）。邊境行旅與人文記憶：歐洲猶裔作品中「維也納」之城市書寫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5）。文化疆界與游移邊境：歐洲猶裔書寫中「柏林」城市記憶再現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4）。城市記憶、家園想像與身份認同：歐洲猶太裔書寫中「耶路撒冷」再現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3）。歷史記憶與文化再現：現代德語猶太族裔作品中「家園」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守慧（2012）。書寫家園與文化認同：以歐洲猶太族裔「記憶場域」之變遷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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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瞭解金、馬邊界民眾的糾結與矛盾，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

你是否曾感到好奇？金門、馬祖（後稱金、馬）作為中華民國（臺灣）的最前緣，時刻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視，邊界的人民如何在國境、異地的夾縫中過活？又是怎麼面對國際局勢巨變而做出改變？想瞭解這些秘密，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頭。

「大海怎麼會有界線？」這是1950年代生活在金門、馬祖民眾心中的疑問。伴隨冷戰爆發，在美國與蘇聯對抗下，兩大集團展開一連串外交對峙，而遠在亞洲的小島，成為捍衛中華民國體制最前線，原本暢行無阻的港灣、航線瞬間關閉；一道從中央送來的政令，打破福建、廈門與金、馬各島嶼，已維繫數百年的關係，拉起一層層封鎖線，兩國邊界就此形成。

邊界所引發的「矛盾大對決」

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於金門大戰方酣，而臺灣才剛結束日本統治，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歡欣鼓舞地期盼著新政權的到來。但隨著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退，金門、馬祖等各嶼卻徬徨地進入「軍管時期」。

金門距離中國管轄的角嶼僅1.8公里離臺灣有210公里；馬祖距中國最近點約9.25公里，離臺灣則有211公里。有人說國共兩軍作戰下，只有子彈和鳥才飛得過去，從那時起，對於退守金馬的外省老兵來說，大海變成了兩半。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20世紀中葉，全球各地戰事如火如荼，其中，最著名莫過於南、北韓，居民可能早晨踏出門外，才發現政治上已風雲變色，原本富足的黃土大地，被灰色鐵網一分為二，對面原先蔥鬱的林子，不再是家園，而成為危機四伏的敵營。

「不過，金、馬與冷戰下其他國家所產生的邊界，卻有本質上不同，除了是與統治中心在『地理距離』上相當疏離外，更大一部分來自於『文化』的隔閡。」徐進鈺分析說。

由於臺灣島在經歷50年日本統治後，在語言、生活甚至是對歷史的解讀，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但對金、馬人民而言，原先相鄰對望的親友，卻轉眼成為敵人，反而遠在數千海哩之外，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臺灣島人，卻要成為戰友，那種矛盾可想而知。

金門歷經明朝、清朝乃至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而臺灣自清朝後，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後到中華民國統治，兩地於歷史、文化上存在歧異。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隨後戰事陷入膠著，金、馬兩地於1956年被中央劃定為「戰地政務區」，實施嚴格軍事監管，當地居民被納入軍法審判名單外，還要實施宵禁，從錢幣、船隻、電話筒，到一顆電燈泡的使用，都有嚴格管制。

「以前我們，不能去金門、馬祖，」徐進鈺回憶說，除非當兵，臺灣島內人民是不被允許到金馬，這是一種「雙重邊界」，對外敵對的邊界，同時又跟臺灣島劃開，形成「前線」與「後方」的概念。

邊界的魔力！利用「他者化」打造一個國家

過去許多研究以文化、傳播媒體甚至是政治體制，來描繪國家的形成。徐進鈺點出：「很少學者從地理上『邊界』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的關係。」其實邊界化（bordering）的概念，是阻礙、加速和篩選，區隔出對他國的想像，也造就了「我群主體（我是誰？）」的認識，然後凝聚「民族」的誕生。

金、馬邊界上各式標語、政治宣傳皆強迫人民分別，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些都加速推進著「他者化 （othering）」。
攝影／李瑪莉

人們或許沒注意到，金、馬邊界上，無數低矮白牆、灰褐色的海堤上，被烙印上各種鮮紅「標語」，如：還我河山；共匪不滅，軍人之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反攻大陸等標語、政治宣傳，就像是種召喚，不斷提醒人們「我們是誰」。邊界不只地圖上的一條線，實際上對居民間產生一種秩序，被迫分辨，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便是一種他者化 （othering）現象。

既然邊界可以凝聚民族，那當然也會破壞地域中的人際關係。徐進鈺指出，當中央劃定好邊界，原本地域的親戚、朋友甚至婚姻，便跟著瞬間抹滅。以阿富汗為例，原先邊界上人們來來往往，但在國與國關係緊張後，便被迫分辨「你是哪裡人」，國家、民族意識隨後跟著誕生。

邊界上各國中央政府為了杜絕人們間來往、捍衛主權，利用各種口號、政策甚至是動用監視，形塑著邊界的內、外差異。但人們的日常是隨性的，無法從根本斷絕人與人的互動，於是衍生出各種「矛盾」現象。

邊界上的矛盾：敵人、親人和生意人，成為推動兩岸小三通的契機

從金門搭船到廈門僅需短短30分鐘，甚至坐在金門海岸線，就可以遠眺五光十色、高樓聳立的廈門。
攝影／李瑪莉

這樣的矛盾可從金、馬居民身上，觀測一二。隨著兩岸局勢和緩，邊界上的氛圍有了轉變，過去居民倚靠「軍隊經濟」所衍生的生活模式為之改變，為「討生活」，只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西一帶展開小額貿易（走私貿易）。

邊界上的居民一方面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為填飽肚子，轉而用「商戰」和對岸交流，起先偷偷摸摸，但隨著兩岸穩定交流，政治人物們的視野逐漸落在對兩岸人民都有利的政策上，開始透過「金、馬」作為彼此的對話窗口，促成後來2001年「小三通」的推行。

參與研究計畫的彰化師大地理系助理教授朱凌毅回憶：「只要打個電話就有人把東西送到指定的岸，再走到旁邊去跟他（走私者）接應，就像叫外送一樣，」但對離島居民而言，這些為了討生活的行為，卻可能涉及走私罪。

「過去所認定的『邊陲』，繼『小三通』成功，加速著國家級政策『大三通』的推進。其實這些突破和改變，都發生於生活。」徐進鈺振奮地說。

誰能想到這些國家級別的政策，皆源於那些「日常偷渡行為」，顛覆過去由中央一個口令、動作，然後改變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的模式。在這裡，「邊界」反而成為那顆，改變全國政策的關鍵齒輪。

邊界不僅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是民眾心中的一把尺

「實際上，邊界從來沒有消失過，它只是不斷被畫了又重畫，且影響著世界的運作，」徐進鈺細細解釋道，政治學者們形容邊界，是在流動的沙上劃定的線，具有不斷改變的特質。或許人們可能以為隨著柏林圍牆倒下，民主、共產所形成的冷戰邊界就會隨之消失，但事實上並不是。

邊界透過各種作用，已經存在民眾心中，它不僅是劃分國與國的界線外，更是一把衡量生活、家庭，以及認同的一把尺。
攝影／李瑪莉

當邊界兩邊的人民，開始因為種種原因，而有了不同生活習慣、語言，甚至形成宗教、文化，邊界便早就已存在於人們心中，「當人民心有所屬（我屬於哪一個民族、國家？），就算高牆再高，也不過是一種物理高度，人們還是會想方設法翻過去，美墨邊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徐進鈺點出核心問題說。

近年政治氛圍改變，金、馬與中國間的關係，經常受到關注。其中有個問題牽動著無數人們，就是「經濟整合」是否會有可能推動「政治整合」？

「經濟、交流不必然導致認同上的混淆，」徐進鈺進一步解釋，臺灣與對岸已開放20多年，但近來各種現象都可看出，彼此心理、認知的距離反而越來越遠。顯示儘管金、馬，乃至臺灣本島與對岸廈門、福建等各城市交流頻繁，但人們穿梭邊界的過程中，反而更認識到彼此的差異，以及瞭解到，哪一種生活模式符合自己理想中的樣子，導致「他者化」現象反而越來越清晰。歷史已遠，未來將屆，人們將如何邁向下一步呢？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李瑪莉

研究來源
徐進鈺（2017）。再邊界化與再領域化下的兩岸關係：金門、馬祖與海西的邊界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Ling-I Chu & Jinn-Yuh Hsu (2021) Accidental Border: Kinma Island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Geopolitics, DOI: 10.1080/14650045.2021.19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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