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能抒發自我，是人們溝通的載體，甚至可以心靈交流。蔡英俊認為，培養良好的語言能力是人之必要，所以學詩也很重要。
攝影／林俊孝

詩，是最貼近心靈的語言。古代中國詩歌理論著作〈毛詩序〉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作者的情感意念、憧憬與懷抱、甚至夢想與失落，都是「志」，當他把這些情意用精粹的語言表達出來，就可以稱為詩。詩寫的是我們最私密、幽微的內在感受。為甚麼古人要寫詩？因為詩是一種帶有美感的雅言。它不但能抒發自我，更是與人溝通的載體，可與好友心靈交流。

對一般人來說，語言可以溝通、傳達意思就好，但蔡英俊指出：「語言代表教養，是一個人的分身。它不只是工具，更是成就個體的重要部分。」因此古人很注重「詩教」，更認為是人格養成的重要環節。

然而，傳統知識階層是「士」，他們是要做官的，感觸與民主時代的我們不同；而禮教、道統，也限制了詩的樣貌和內容。反觀現代人種種屬於這個時代的情感，以及怪奇、極端的心理，並非古詩所能表達，那為甚麼還要讀詩，尤其是古詩？新的讀者又該怎樣領受這種精粹的語言？

過去士大夫的創作多為禮教、道統所束縛，他們的創作對身處現代社會的你我有何幫助？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朝仇英《長夏江村圖》。局部。

賦、比、興的多層次表達

蔡英俊認為，古詩擁有古今都可學習的表達語言，他以《詩經》的「賦」、「比」、「興」為例，說明這種語言的藝術。

甚麼是「賦」？直接把你心中的想法說出來，就是賦，比如「我想你」、「你很好」、「他是個壞人」等。

「比」就是打比方，把兩個事物作比對，比如《詩經》的〈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用巨大而偷吃糧食的老鼠，來比喻橫徵暴斂的當政者，表達自己怨恨和反抗的心情，以及意欲逃到理想國度的心願。這就是比，藉由外在的事物來傳達意念，使這個事物跳脫既有的定義，給予它全新的內容。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朝錢選《蓮實三鼠》。局部。

蔡英俊認為：「當我們不滿足於直接的感受與需求，用一種創意的方式來表達，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這種非功用性的行為，進入藝術的層次，才是人應有的高度。因此無論中西方文學，都非常注重「比」。詩歌作品之所以能成為語言的藝術，就在詩歌所塑造的「metaphorical（隱喻的）」。

「興」呢？就是「興起」。詩人要先找到一個跟他的情感相呼應的「景」，來召喚試圖傳達的意念。興就是為情感意念找尋特定而客觀的對應物、相對物，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用楊柳來呈現心中的依依，用雨雪來對應心中的百感交集，使情感變得具體，且有暗示性。

如清代詞人陳廷焯言：「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所有的情緒，都可透過自然、具體的物象直接呈現出來，不是講成故事，而是把情感寄放在自然景物中，藉以暗示。因此，人的語言表達，不僅可以直敘（賦），還可以是譬喻的（比），更可以是情景交融的（興）。讀詩便能豐富我們的表達方式，達到不同層次的效果。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詩有「含蓄」的精神

古詩不僅止於表達情感而已，還有一種餘韻不絕的境界。南朝寫《詩品》的鍾嶸認為：「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話說完了，但情感意念還沒有完結，用最少、最精鍊的文字，去傳達含量最豐富的意義，才是「興」。不要把許多的情感內容道破，要有言外之意、有寄託。這種簡單、平淡而又充滿暗示性的精神，就是「含蓄」。

在漢代儒學家鄭玄的注解中，「賦比興」又有了不同的解釋：「賦」是直接說政治社會的好壞、當下政治措施做的好不好；「比」是看到了政治上有失德之處，可是說出來又怕得罪，所以就含蓄地藉另外的事物來比；「興」是看到了社會的好，但又不願意直接說，以免別人認為你在諂媚，只好用另外的事物來委婉替代。「賦比興」由「詩學」（poetics）轉變為「政治」（politics），成為一種含蓄的修辭策略、政治倫理。

「含蓄」還指向一種超脫的境界。宋代文學批評家嚴羽說，詩的表達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優遊不迫」，情感是超脫的；二為「沉著痛快」，情感是濃烈的。中國學者繆鉞在《詩詞散論》中也提到中國詩歌有兩種表現情感的典型，一位是莊子，情感方式是超脫的「蜻蜓點水，旋點旋飛」；另一位，則是屈原，用情就像春蠶作繭一樣，是濃烈的。然而情緒的一個端點浮現出來了，就團團繞在裡面，雖然纏綿悱惻，卻不免作繭自縛。莊子則不介入，成就一種神韻的生命態度，好像這世界沒有一種事情是他關心的、會干擾他的，看似無情，卻是超脫。

在詩的世界裡，雖然話說完了，情感意念卻未完結。這種簡單、平淡而又充滿暗示性的精神，就是「含蓄」。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朝郭忠恕《摹顧愷之蘭亭讌集圖》。局部。

蔡英俊笑道：「中國的古典詩是不講窮盡的，『不到千般恨不消』的那種情緒，在古詩中很少出現。『及至到來無一事』，結果總是留不下痕跡，似乎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才是詩的最高境界。」詩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如何學習詩的語言？

蔡英俊認為，學習古詩，能使我們的語言變得豐富。以前的讀書人大量閱讀古文、古詩，豐富了文字的來源，從字裡行間連結古時的天地風情、古人的情志與智慧、以及有趣的掌故，於是他們所寫的情與景非常有層次；而他們也可以藉著這些來源，生發更多的想像，創作更好的詩文。

「士大夫的人生成就、造詣會決定他的文學表現，」蔡英俊解釋：「比如唐朝士大夫柳宗元寫《永州八記》就寫得很豐富。反觀現代，當中央、地方官員退休了，我們會想讀他們的詩嗎？但北宋曾擔任宰相的王安石，他退休後的創作人們都想看。」

語言文化的教育是很多層面的。蔡英俊覺得，就算寫求職履歷、或者在公司做報告，表達想法、觀念時，如果有這些豐富的語言背景，還是能讓自己與眾不同。文字就是存在的意義，一個人文字的背景愈豐厚，其存在就愈豐盛。

那我們要如何開展「詩教」呢？蔡英俊以中學國文為例，主張讓學生多讀詩。避免兩節課教一首絕句、抄解釋翻譯，反正注釋課本上都有。學一首詩的時間可以讀10首，10首詩就有10種內涵，10種語言的變化，以及不同的情感意境。他反對一味教傷春悲秋的作品，認為年輕的生命就是要多體驗，要豐富多元，讓他們感受各種情境的詩意。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人的生活經驗有限，但文學有助於經驗的拓展，閱讀各種作品，可以知道不同的人跟生命型態。因此要多讀幾首詩，讓學生在短短時間內，感受「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的思念，體會「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曖昧，想像「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雄壯與失落，經歷「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瀟灑與速度。

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停下來思考。蔡英俊解釋：「比如教『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你要讓他們去想甚麼是新雨，甚麼是晚來秋？整個山都沒人，自己在那裡賞雨是怎樣的感覺？作者在這個情境都在想甚麼？問他們自己，有沒靜下來好好賞過雨？讓他們跟詩人同步，相同的感受就可以被召喚出來，而充分理解這首詩。」

既然詩就是在表達情感，蔡英俊建議，讀詩就要讓學生發言，表達自己。讓他們講講同樣的情境會寫甚麼來呈現？讓他們表現自己，學習創作詩的語言。甚至可以鼓勵他們把古詩改成rap，好好「古學今用」一番。

語言的高度，就是生命的高度

蔡英俊堅定地說：「如何讓學生達到『自得』的境界與高度，是我們中文老師的責任。」
攝影／林俊孝

時代在改變，臺灣目前的中文學習環境，已不如過去幾十年的蓬勃。種種原因，造成人們對學好自己的語言愈來愈興趣缺缺。蔡英俊感嘆，現代社會普遍追求純物質式的生活，較少重視生命境界，因此語言大都注重實用性，生命也跟著貧乏。但其實生命境界提高了，生活才能過得更好。擁有語言的豐富性，讓我們對自己的生活、人生經驗的解釋更深刻、多樣，才能真正的「自得」。詩就是在追求這種「自得」。

蔡英俊指出：「很多人在科學園區工作，40歲之後突然要去讀詩寫作，因為在既定軌道走久了，突然靜下來想『我所為何來？』、『我現在的生活滿不滿足？』就會發現自己不甘於感官的最底層，而想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我們在這個途徑給他開一個窗戶，讀個五、六首詩，看一篇小說，他的生命便有機會改變。」

多元開放的社會應容許更多的價值，但我們的社會除了物質式的生活，似乎沒有更多選擇，難有「自得」的境界。因此，「如何讓學生達到這個高度，是我們中文老師的責任。」蔡英俊堅定地說。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蔡英俊：〈古典詩歌意義的構成方式〉（《清華中文學報》，2009年12月），頁25-47。
蔡英俊（2012）。中國古典詩學的理論架構──抒情與敘述模式的對比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英俊（2016）。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歷史、敘述與認同的論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英俊（2021）。中國文學的「詩性」探究──民國「新」詩學與「反諷」概念的形塑1/3。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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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從古到今不斷被人們討論，既是文學，還成為戲劇、繪畫的題材，你心中的屈原又有著怎樣面貌？圖為明代畫家陳洪綬（1598年－1652年）筆下的屈原，寬大的袖袍突顯屈原身姿消瘦、面容枯槁憔悴，又以空蕩的下坡地形作為背景，呈現屈原走向人生絕境之路。
攝影／林俊孝

現今人們對屈原（約西元前343年－約前278年）的印象，不外乎是一心為國卻不得君王歡心，最後絕望投江「死諫」的「愛國詩人」。近年來，更有許多人在「愛國」基礎上，關心起屈原是哪一國人，以及他愛的又是哪一國？但是古人眼中的屈原，其實與現代很不一樣。

「學術史總有個生命藏在裏頭。」政大中文系廖棟樑教授笑說。不同於做文學作品、作者的研究，廖棟樑關注的卻是「讀者」。學生時期，廖棟樑就對「讀者」相關的文學理論、批評特別感興趣，從字句間感受背後的時代氛圍、生命故事。爬梳相關史料時，他注意到漢代有著一場對屈原及《楚辭》的爭論，由此展開《楚辭》學研究之路，也從中揭開屈原從古至今的百變面紗。

廖棟樑長時間埋首古今文獻，觀察《楚辭》在中國成為經典的建構歷程，以及讀者們如何藉由詮釋屈原，展現他們各自關心的議題。
攝影／林俊孝

當不當怨VS忠君愛國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幾乎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廖棟樑進一步說明：「當時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規定了研究者、評論者的立場與價值觀念。」

屈原在漢代掀起的論諍，有別於現代聚焦愛國、國籍，而主要落於「怨君」。廖棟樑認為，這場爭議來自於屈原情感表現，以及和儒家思想間的衝突。

儒家對情感表達的理想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庸之道，不贊同情緒上過度宣洩、露骨。但屈原在〈離騷〉、〈九章〉有著歌淚式的表達，甚至激烈而悲壯的付出生命，這些都與儒家的中庸之道產生了劇烈拉鋸。

漢代對屈原歷史定位的論諍，採正面看法的有漢代淮南王劉安（西元前179年－西元前122年）、臣子王逸（約西元89年-158年）等人，他們試圖建立屈原和《楚辭》的經典地位，以注解儒家經書的方式注《楚辭》、認為屈原和《詩經》一樣的「怨悱而不亂」，甚至可以與日月爭光。

反對看法的有班固（32年－92年），他認為屈原既不懂得明哲保身，讓自己身陷奸臣群小的讒謗、多次責怨楚王，甚至自裁，「露才揚己」，這些行爲均不符合儒家對知識分子的期待。

「楚辭」一詞有著三種含義，可作為詩體、作品或書名。楚辭詩體來源於楚地，以使用「兮」字為明顯特色。楚辭作品經過先秦至漢，逐漸流傳增補，西漢時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並命名為《楚辭》，而為後世熟知的詩歌總集名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喜愛屈原、同時又服膺儒家價值的廣大讀者，該如何處理這些爭議呢？

廖棟樑指出，在宋朝，有一條新的詮釋策略被提出來，即「忠君『愛國』」。當時代屢遭北方外族侵門踏戶，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的情感從中被激發，文人士子關心的不再只是君臣關係，還有國家、民族興亡的憂慮。

這時期的《楚辭》讀者不同於漢代文人，只將屈原的情感擺放在忠君脈絡裡，宋代知識分子洪興祖（1090年－1155年）、朱熹（1130年-1200年）另闢戰場。轉而強調屈原憂國憂世、忠君愛國之心，將屈原的情感放進「當怨與否」的倫理內涵中，並且，也進一步提高到國家民族興亡的精神大義，由此確立屈原情感的正當性。

一個屈原，各自表述

光從屈原的怨情合理性切入，我們即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讀者，對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作品，有著非常不同的眼光及評價。事實上，這些討論屈原身為一個「忠臣」、其情感表述的「倫理」爭議，還不是中國「《楚辭》學」的全部。

廖棟樑總結《楚辭》學的三大面向有「倫理、歷史與藝術」。除忠君愛國外，部分評注者把作品當成線索，考定其年代、社會背景，替屈原整理年譜、外傳，從「歷史」面向，還原屈原在字裡行間的真實想法、情感。

宋代以後還有些讀者，放了更多注意力在《楚辭》「作品」本身，從想像力、虛構性、寓言手法等角度，去賞析作品的藝術特點，因此，更為深化屈原的詩人形象。

楚辭學仰賴歷代讀者們重新閱讀、詮釋，擴及倫理、歷史與藝術三大面向。
企劃腳本／徐平、林俊孝  美術設計／黃嬿羽

其實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作品本身帶來吸引力之外，還仰賴歷代讀者們的閱讀、詮釋。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不斷挖掘作品的意味、賦予經典意義，逐漸建立起一座龐大的知識系統，甚至成為文化傳統。

「屈原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和象徵。」廖棟樑說道。屈原至今已成為在華人圈中被知識分子、普羅大眾廣為熟知，且深入學術、生活、政治與文學等各個領域的文化符號。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屈原問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屈原問題。」廖棟樑神采奕奕地說道。屈原的「愛國」形象在宋代以後會被提舉出來，與南宋面對北方外族威脅，士大夫普遍關心國家興亡大事有一定關聯性。

屈原形象在20世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社會文化語境有密切相關，面對抗戰，屈原愛國的面向也一樣在戰爭背景下被重新加強，尤其隨著端午節被確立為詩人節，屈原便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學者聞一多、郭沫若、梁宗岱、李長之等人莫不對「詩人何為」的話題，展開演繹，在這裡我們看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從同個屈原的不同表述中，可以看到在當代大環境的影響，人們藉由屈原關心著，同樣或不同的時勢議題。

民國以後面對對日抗戰，屈原的愛國形象也從中獲得加強。圖為日軍攻佔當時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屈原的作品具有很強烈的生命性，所以很多研究屈原都無法純粹的、冷靜的從學術考量思考。」廖棟樑認為，正由於《楚辭》體現了知識份子現實生活中的困境，因此，讀者們的評論、解讀，也帶有個人的感情、印記在裡頭。

《楚辭》學並不追求找到一位真正的屈原，或者屈原到底多愛國、多忠貞的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探索屈原如何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們眼中的屈原都是什麼樣子？又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廖棟樑舉例，班固曾奉命撰集具有法典性質的《白虎通德論》，內容之一就是在討論君臣綱紀，書中認為臣子應「諫而不露」，即諷諫不可過於激烈直白。

其實班固早年曾被告發而入獄服刑，後來雖重蒙帝王重用，但在面對君臣關係的相關論述時，因之前經歷，選擇更加謙恭謹慎。知道這樣的背景以後，也就可以理解班固為什麼責備屈原不懂得明哲保身，站在偏向官方的立場，且認為臣子不應如此抱怨君王。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32年－92年），以自身經歷與屈原對話，認為臣子應「諫而不露」，即諷諫不得過於激烈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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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人物黃文煥(1595年-1664年），因曾蒙冤下獄，在獄中著作《楚辭聽直》，書名化用《楚辭》中的「命咎繇使聽直」，象徵黃文煥將自己比喻為「咎繇」這位正直司法官，透過文字道出屈原的冤情，更爲屈原的忠義之心辯護。廖棟樑進而分析，《楚辭聽直》的寫作，來自黃文煥對屈原不被理解的痛苦感同身受、希望同樣有人能像他對屈原一樣，替他的冤屈昭雪。

《楚辭》不只呈現屈原的生命，詮釋者也拿自己的疑惑、困境叩問經典。藉由閱讀、詮釋與評價等，既可以是嚴肅的學術議題，同時也是一代代讀者生命故事的展現。

一切上乘的詩都是無限的

一首偉大的詩就是一個永遠洋溢著智慧與歡欣的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既經汲盡了，他們底特殊關係所容許他們分受的它那神聖的流瀉之後，另一個然後又另一個將繼續下去，新的關係永遠發展著，一個不能預見也未經想像的歡欣的底源頭。－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詩辨〉

「偉大的文學作品就是一本大書、聖書，像源泉一樣永遠挖掘不完。」廖棟樑笑著談論文學經典的意義，經典本身具有的豐富性會召喚讀者，然後帶著時代、個人的印記來理解經典、叩問經典。當然，經典也總是會回答他們，否則它也就不會流傳下來。

屈原以生命書寫的作品，在中國後代成為不斷被汲取的泉，不同的讀者拿著不同的杯子盛裝，然後因自己的際遇、感觸，從中飲出不同味道。

廖棟樑認為，屈原以生命書寫的作品，在中國後代成為不斷被汲取的泉，每個人都能在偉大的泉水中挖到自己想要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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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的讀者來說，屈原與《楚辭》的價值，已經不再教導我們如何當一個稱職的愛國忠臣。經典之於我們的意義，自然也與古代的讀者不同。

「屈原的作品可以作為觸媒，帶人們進入更大的、永恆性的命題。」廖棟樑進一步舉例，對於屈原的愛國情結，人們可以將國家、君主，抽換為自身認同的價值。

當理想遭遇挫折，就像屈原不被楚王理解、長才無處發揮，這時候該不該執著？要怎麼執著？可以藉由屈原不願同流合污、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心緒，思考理想與原則和世界的衝突。或者可以從《九歌》篇章中的上古神祇湘君與湘夫人，體驗「等待」一個人的期待與失落。

不只文學家、政治家可從屈原的經歷體驗其中酸甜苦辣，明代畫家陳洪綬也從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以中國人文畫少見的「背影」，呈現湘夫人等待之情。
攝影／林俊孝

廖棟樑形容說：「屈原的書寫就像一封瓶中信。」屈原不被當時的君王與世界理解，他選擇結束生命，將他那些不被理解的情感、理想寫入信中，在時代的漫漫長河、蒼蒼大海中漂流，然後被歷代許許多多讀者撿起，再度將它裝入不同瓶子、或者留下新的訊息與詮釋，重新丟入大海中。屈原的瓶中信，最終成為了所有人的瓶中信，這些瓶子乘載著歷代讀者曾經的存在記號，在洋流中載浮載沉，期待下個沙灘上，有一個願意打開瓶子的人，拿著自己的生命，與信裡的生命相遇。

一封屈原的瓶中信，歷經時代洪流，被不同世代的人們重新開啟。
企劃腳本／徐平、林俊孝  美術設計／黃嬿羽

採訪撰稿／徐平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廖棟樑（2005）。檮杌說：從「詩史」的角度論晚明清初的《楚辭》研究。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廖棟樑（2006）。「文」的譜系：論明清學者對屈辭藝術性的認識。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廖棟樑：《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的建構》，台北：里仁出版，2008年。
廖棟樑：《靈均餘影：古代楚辭學論集》，台北：里仁出版，2010年。
廖棟樑（2010）。從古典到現代：近現代《楚辭》研究。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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