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文學院院長陳秀芬從學生時期就對中醫充滿興趣，儘管沒走向懸壺濟世之路，卻成為中國古代醫療史的重要學者。
拍攝／林俊孝 

任教於政大歷史系，同時也是現任政大文學院院長的陳秀芬，從大學時代就學習中醫，除了研究醫理，還會運用針灸、傳統藥方來解決自己與親友的疑難雜症。但歷史終究是最愛，所以後來沒有走上懸壺濟世之路，而是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醫療史的學者。儘管掌握了正宗而有效的治病術，陳秀芬的研究卻相當「特別」。

「我是一個不耐無聊的人，」陳秀芬笑道：「所以很雜學，甚麼都學，碩論就做了關於明代民間教派的題目。後來博論想研究醫學史，又回去明代，探討當時的醫療現象。」

明朝本就是個很特別的時代，各種奇妙的社會現象、思想、人物和著作精彩紛呈。尤其明代中葉，印刷術大幅進步，五花八門的書籍大量行銷於市，使各種文化迅速發展與傳播。以前的人要學醫，多半拜師隨診，或是家傳之學，在明代卻出現不少看書學會醫術的醫生。

「很多讀書人科舉考不上，就當起作家、書商、塾師、訟師，或由儒轉醫。當時的醫療法不完整，明朝糟糕的皇帝又多，吏治也不好，造成許多醫療糾紛都沒有好好處理。」但陳秀芬認為，混亂的時代固然一片亂象，卻也讓文化得以自由發展。明代出現很多重要的中醫大師和醫學著作，以及各種奇怪的論述，與這種「亂世」的氛圍是有關的。

「亂世是一個turning point，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研究亂世，往往可以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陳秀芬微笑：「我們現在，不也處於亂世之中，不是嗎？」

《本草綱目》記載的「人藥」

在古代，只要是天地間的事物，無不可以入藥，包含人類自己的身體。中國以人體局部為藥的記載，可上溯到漢代以前，歷代也有不少醫書有相關的說法。明末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就是最豐富、也具有獨特觀點的一本。

《本草綱目》中的「人藥」，包含：毛髮、指甲、牙齒、器官等，為陳秀芬重要的研究課題。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Please illustrate Li Shizhen writing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with no visible text on the book. He is surrounded by various medicinal herbs. The image should be in a horizontal, hand-drawn style.

《本草綱目》以豐富的藥草知識體系為後世尊崇，但在陳秀芬眼中，它最精彩處卻是〈人部〉記載的35種「人藥」，她細分為四類：

• 體外的「身外物」，如：毛髮、頭垢、眼淚、汗、指甲、牙齒等等。
• 體內的「流出物」，如：口水、大小便、乳汁、月經等排泄物和分泌物。
• 活人的「身內物」。如：膽、肉、血液、胎盤等等。
• 死者的「身後物」，即人去世後的遺體。

其中「身內物」是李時珍最不贊成的部分，因為使用活人的身體，是有道德疑慮的。但古人相信「同類相補」，所以有部分醫家認為要治療人，最好的藥物莫過於人的身體。比如有醫書記載，人血有「潤燥」的作用，可以醫治皮肉乾枯；或是被狂犬咬了，可以「刺血熱飲之」。一直到民國初年魯迅的名作〈藥〉還敘述，人們瘋狂似地吃人血饅頭，因為他們深信可以治肺癆。

李時珍對這種取自人體的藥非常不贊成，認為可以取代的藥物這麼多，為甚麼一定要用人血？他還批評食用「人胞」（即胎盤）的風俗。人胞連接嬰兒與媽媽，是營養的來源，所以被認為很有補益。在仙學上人胞有「修煉得道」的象徵，於是更有人認為它能醫治虛損，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在明朝，一個人胞價值千錢。

「胎盤相較於其他人藥，其實比較正常，」陳秀芬語出驚人：「過去我媽媽那個年代還在吃。臺灣早年沒健保，窮人沒錢去醫院生產，都去找產婆，以前助產士有很多胎盤出售。小時我媽常幫隔壁阿婆洗胎盤，在水龍頭下洗很久，髒汙很多。胎盤放在大同電鍋裡面燉，聽說吃起來像豬腦，軟軟的。」

為了長生與壯陽，甚麼都敢吃

紅鉛、秋石分別由童女經血、童男尿液提煉成藥，也是過去「人藥」的常見藥材。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Please illustrate tw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substances, red lead and qiushi, in a horizontal, hand-drawn style, with no text included in the image.

還有你絕對不會想吃的，就是「秋石」和「紅鉛」。

「秋石」就是將童男的小便提煉成藥。歷代醫書對於人尿的功效記載甚多，如小便能治肺病、血病，有些方家甚至稱人尿為「輪回酒」、「還元湯」，顯然認為它對於身體和修行大有補益。

明代嘉靖、隆慶與萬曆年間，正是帝王與權貴和道教方士熱衷於以人體煉丹的時代。由於上有所好，群臣自然競相進藥獻方。當時有個叫顧可學 （1482年—1560年）的人，竟然因此一路當到禮部尚書的大官。而他的工作，就是專煉秋石給皇帝服用，其他甚麼政務都不用做。

宮廷權貴之外，地方官紳也以此養生、壯陽。譬如：江蘇無錫有個告老還鄉的官員，高齡90卻飲食如常，身體狀態跟壯年一樣，甚至「御女無虛夕」，最後以96歲善終。人們問他長壽之道，他卻不答，據說他的秘方就是服用秋石。

由於人尿可自然排出，直接飲用，無須特別製作，也鮮少傳出「慘忍邪穢」之事，因此不在李時珍批評的範圍內。但「紅鉛」就不同了。

紅鉛就是由女性月經所調製的藥物。由於月經讓人聯想到生命泉源與生殖能力，因此成為補藥。明朝初年即有權貴服用以延年益壽，到晚明，紅鉛甚至成為高價商品，在市面上買賣。

明世宗嘉靖皇帝自幼體弱多病，既怕自己沒有後代，又想成為神仙，於是找來許多方士道士進宮，用秘術修煉紅鉛、秋石，每次招攬的童女竟多達數百人。明穆宗隆慶皇帝，據說亦曾服用紅鉛，以致損害健康，無法上朝。

陳秀芬說：「李時珍認為紅鉛很容易上火，損害陽氣，這些人卻誤信可以壯陽。用火過度，人就會虛，身體承受不了，所以他們不但沒有長命，身體反而更差了。」

「人」與「藥」的界線在哪？

說到底，我們還是要面對一個很嚴重的道德問題：服用人藥，豈非等同於「吃人」？這還是「人」的行為嗎？

李時珍的觀點是，人藥應該少用，其一原因就是不潔（邪穢），如：胎盤、經血等等，也許有療效，卻未必適合所有體質，甚至可能附帶有害身體的不良雜質，是否適合服用？或非用之不可？是值得質疑的。尤其有些人基於「採補」目的，常以威逼、脅迫等方式獲得，或是以不人道的方法擷取活體、毀傷人命，更是不可原諒。

陳秀芬說明：「比如『紅鉛』，有些童女還沒有經血，方士就強迫她們服用藥物來催經，又用一些不好的方法來『採補』，她們後來往往得到嚴重的虛損病。這簡直就是為了療人而殺人。」

李時珍基於「人不吃同類」原則，堅決反對人藥。但遇上急狀況無法謹守時，還是退而求其次，主張「少用」、「熟食看情況」等。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至於「身內物」的人藥，李時珍基於「人不吃同類」的原則，堅決反對。他認為有些方士把人骨、人肉、人膽、人血等都稱之為藥，可謂麻木不仁。因此，凡是可為人用、不妨害道德的人藥，李時珍就一一詳載，違反原則的就儘量省略，並加以批判、評斷。要救人，就不能殺人，否則失去人性，醫療就沒有意義了。

儘管「同類不食」是晚明醫家的底線，但在有些緊急狀況下無法謹守時，還是退而求其次，主張「少用」、「生用不食」、「熟食看情況」等。無論如何，就是不能損害活人的性命，這是醫者不可踰越的原則。

了解醫療史，有助於理解人性

雖然這些歷史現象都非常奇特，但陳秀芬說：「我並不是為了獵奇才研究它們的，而是為了瞭解人性，對一些莫名的人類現象有更好的理解。」研究古代醫療史，讓陳秀芬了解到，古人對生命的渴求，急病亂吃藥，或用不道德的方式來治療，跟現代人是一樣的。這些「獵奇」的現象，和醫家的道德論述，值得借古鑑今。

「我不是醫生，我想做的不是純粹醫學，而是將醫療與社會文化史結合起來。我認為現代社會需要對疾病有傳統文化的理解。當我們理解它，就知道要怎樣跟它相處。尤其那些不會好的病，無法治癒怎麼辦？古人有很多這方面的說法，值得參考。」

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面對西方醫學的衝擊、以及傳統中醫的混亂現象，不斷有人提出中醫迷信，應該廢除。但中醫學依然存在至今，而且盛行不衰，代表當中必有真實的學理和療效，而得到現代人的信任。若能去蕪存菁，中醫學仍然有非常寶貴的醫學知識。

比如現代人罹患的各種一般疾病，甚至許多絕症、癌症、疫病，古人都有豐富的治療經驗，而其藥草、針灸、養生之術等「治血氣」之法，與現代醫學正可以相互補充。

陳秀芬近年來專注於明清的癲狂史，發現現代許多精神疾病，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證，只是名詞和理解不同。現代醫學的治療，往往大量依賴藥物，古人則不僅從個人問題入手，還會顧及文化、社會、家族等等外在因素。當代的精神醫學如果能夠跟歷史取經，就會慢慢理解藥物不是萬能，而更重視造成患者罹病的外在成因，找到更合理對待患者的方式。

陳秀芬認為，古人對生命的渴求，導致急病亂吃藥，或以不道德的方式來治療，跟現代是一樣的。而這些「獵奇」現象，和醫家的道德論述，正值得借古鑑今。
拍攝／林俊孝 

「很多人，包含高級知識份子，在西醫院治不好病時，就會去找秘醫和偏方，」陳秀芬說：「但你如果好好了解中醫學，就會多一種理解疾病的智能，說不定還可以自己研究出更好的治療方式呢。」她認為，我們當醫生的機率很低，卻一定有機會當病人；了解古人的病史、醫理、和醫學倫理，對於現代人肯定有很大的啟發。這是她做研究和人生的真實經驗。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秀芬（2013）。明清的巫醫關係與儀式醫療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
陳秀芬（2006）。晚明的養生文化與文人生活──關於身體史的考察。國科會研究計畫。
陳秀芬（2005）。養生與養身──晚明日常生活的起居、攝生與衛生。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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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生病曾尋求『密醫』，被『密醫』照顧過的我，在對方身上獲得了療癒和安全感。長大後進入學校知識體系裡，卻被告知『密醫』是落後、不夠現代的醫療行為。」

林建廷感到矛盾和困惑：「我與『密醫』的接觸經驗真實可靠，但那些科學、專業的醫療知識也沒有錯。其中是否存在了某種生命政治與現代性焦慮，而影響了我們對『密醫』的歷史認識？」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林建廷副教授
攝影／古佳立

殖民治理下的「密醫」身影

儘管要到戰後，「密醫」一詞才大量進入公眾視野，但林建廷認為回溯至日本殖民下的生命治理方式，能更理解「密醫」的生存壓力。

殖民者開啟了我們對西方現代醫學知識的認識與實踐，並為臺灣現代醫學的法制化奠下重要的基礎：考慮到當時臺灣人普遍的醫療選擇仍屬漢醫（現稱「中醫」），臺灣總督府在1901年頒布的《臺灣醫生免許規則》，便針對包括「漢醫」等在內進行行醫資格的認定考試。可以說是對於醫學知識與行為的審查與控管，但同時也在納入管理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階序。

同期間，臺灣的傳統助產士「先生媽」面臨的處境是一種可類比於「漢醫」治理的殖民現代性邏輯。1923年的《臺灣產婆規則》，規定了助產婦科畢業生或產婆考試合格者才能行醫，自此經培訓和認證的「新式產婆」逐漸取代仰賴經驗的「先生媽」。但在少數人力短缺地區，政府提出「限地產婆」制度，經「限地產婆講習會」短期進修完畢後，「先生媽」便可在指定區域內從事三年接生工作。

1938年（昭和13年）「嘉義產婆講習所」第7屆畢業生紀念照。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在殖民治理的考量下，針對「漢醫」與「產婆」資格條件的規範，既是以「法」區辨不合格的「密醫」，也是殖民政府擴大對於殖民地醫療的管理。且換個角度想，重點似乎不在於誰才是真正的合格者，而是製造合法的例外。因此林建廷指認了其中的矛盾：「當時在西式醫學體制未建置完全、臺灣醫療人員尚不足的情況下，選擇將他們納入的作法，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分類』，在合法與非法之間製造醫療與勞動的不對等空間與身分位階。」

他接著說：「我們明顯看到了殖民歷史下『生命權力』（biopower）的運作痕跡，即是將公共衛生、疾病、出生率和死亡率納入管理範疇，而醫療現代化發展的進行，正是仰賴國家對生命政治的治理性。」

此脈絡下，林建廷關切那些「不夠現代、進步」的群體，如何被迫進入生命政治的管理範疇。他進一步分享了賴和的短篇小說〈蛇先生〉：「故事中，主角『蛇先生』的本業是抓青蛙，只因過程中會有被蛇攻擊的生命危險，他開始懂得治療蛇咬傷，甚至比『合法醫師』都厲害，但也因此遭到逮捕。蛇先生替人治療蛇咬傷本是善意之舉，但作為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他的行為反倒變成了『犯罪』。」

承接上述的殖民治理邏輯，無照行醫的蛇先生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密醫」，其「三折肱成良醫」的經驗無法被科學所分析和定義，殖民政府便認定他一定藏有「秘方」，但直到蛇先生過世，他們仍查不出秘方為何。小說可視為民族寓言和對生命政治的反思：「蛇先生作為『密醫』，揭示了法律與現代知識的專斷，且『非』科學行為造成的醫療身分質疑，也反映了臺灣傳統知識面對殖民現代性時的矛盾與焦慮。」

當「密醫」成為「缺席的存在」

戰後，當臺灣已累積一批擁有現代醫學知識的專業人士後，他們同樣追求一個更健全的醫療制度，並首先考慮到早先於中國大陸公布的《醫師法》（1943）已不適用當前的醫療發展，「臺灣省醫學會」（現名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便在1950年提交了修改《醫師法》的請願書；後在1953年的第二份請願書中，也進一步訴諸「生命安全」而盼能有一個更嚴格的從醫人員管理制度，但直到1967年新的《醫師法》才正式確立。

與此同時，戰後緊接而來的「美援」計畫，再加速了臺灣現代化的步伐，從「中等科學教育計畫」、「家庭計畫」，乃至以美國為依準的醫護培訓制度、對非正規醫療行為的剷除等。可以說，隨著日本殖民的結束，臺灣社會緊接著進入了另一個以「冷戰」為名的現代性結構裡，而更大尺度地透過區辨非法行醫的「密醫」，來進行對醫療人員的規訓與管制。

因此在1950至1970年代期間，「密醫」身分開始被廣泛討論，並以負面形象出現在當時的大眾文化、政府公文、公共衛生與醫學相關刊物裡。林建廷指出：「當『正規』醫療人員的認定變得明確，那些在西方現代醫療體系裡明顯不合格的群體，便可能在法制化的過程中，轉瞬成為『非法』。那段期間出現許多恐怖論述，對各種未經正規醫學體制出身的醫療人員賦予『密醫』形象，如他們以玄學秘術蠱惑病人、罔顧人命等說法。」

「反密醫運動」期間，報章雜誌上可見許多聳人聽聞、誇大的「密醫」恐怖論述。
〈密醫如閻王，見了就送命〉，1956年10月02日《中國日報》。
圖片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積極推動《醫師法》改革的吳基福醫師，曾試圖將這些人分為「兼職密醫」與「專業密醫」：前者包含了在藥店、診所和臨床實驗室的工作者；後者即指無證、或在街頭行醫的人。但林建廷認為：「民間的照護關係很複雜，無法以現代西方科學一一解釋和精確分類，即便區分了也不完整；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都有各自的變化。」

於是，在生命政治的權力運作下，林建廷所指認的「密醫」，更像是一群難以被定義的「非正規醫療勞動者」，如同陳映真筆下的女性人物「葉春美」（出自中篇小說〈趙南棟〉）：小學畢業，葉春美即到私人診所「邊學邊做」地從事醫護工作，當時臺灣有不少後來在地方上行醫的「密醫」，就是循著小說所描述的這類發展路徑而來的。1950年，葉春美因參與政治運動而被抓入監獄，卻意外充當了獄中重要的醫療支柱，別人視葉春美為「護士」，並在懷有身孕的獄友宋大姐因酷刑導致傷口感染而瀕臨死亡時，她的醫療知識拯救了這對母子。

後來，葉春美轉監被調派去負責一間更現代化的調劑室，她還感嘆這幾年醫療發展的進步；但二十年刑期結束，當葉春美有機會見識到現代西式醫院裡的先進設備、身著整潔制服的護士穿梭病房時，此刻的她卻顯得手足無措，已然跟不上現代醫療體系的進步。

〈趙南棟〉載於1987年6月《人間雜誌》第20期，並集結成《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一書出版。
攝影／古佳立

「我試圖在葉春美身上，讀出某個被抹滅的歷史群像。臺灣醫學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醫療勞動者之所以沒有被立即剷除，是因為政府仍對這些人有需求，在關鍵時成為即時的勞動力補充，如葉春美在獄中是個能『救人』的護士，還具備管理藥房的基礎知識。換言之，這些人讓國家得以過渡到另一個更現代的位置；但成功後，被『密化』的醫療勞動者隨即走入歷史，而無法在醫學發展進程上留有貢獻之名。」

「密醫」背後——對西方現代醫學的追逐

林建廷將「密醫」形容為「閾界人物」（threshold figure）——在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現代與傳統之間擺盪：猶如一道「門檻」，跨過即是克服了原本不夠現代的醫療社會，但他們不可忽視的勞務付出，卻又提醒了某個我們無法割捨的傳統知識體系。

那麼，「密醫」作為殖民暴力、冷戰帝國主義的多重生命治理模式下的產物，同時也是臺灣追逐現代性的國族焦慮徵候。

林建廷藉電影《太平天國》試圖勾勒這樣的現代性焦慮：主角阿盛是村裡唯一識字的人，且崇拜著美國的進步文明；他有一個「斷指」的弟弟阿憲，因早先在日本工廠工作時意外所致，後聽坊間傳聞可以將手指放進薑罐保存。所以當阿盛獲知美國軍隊即將駐紮臺灣時，他開始盼望他們的醫學技術能治好弟弟。但當兄弟倆帶著「斷指」兩次向美軍提出醫療需求時，後者無不對罐子裡的斷指感到驚恐，甚至將它當成乞丐討錢的把戲。

《太平天國》上映於1996年，導演吳念真以喜劇方式，呈現美軍駐臺對臺灣人的生活衝擊。
影片來源／Youtube

「斷指」並非「密醫」所為，但兩者處在同一個生命政治結構裡，都指認了殖民與冷戰現代性帶來的進步、矛盾與受傷。林建廷思索著：「『斷指』具象化了臺灣對西方進步文明的想像與仰賴。若將『斷指』作為受傷主體的隱喻，當我們透過現代醫療，試圖把它接回去（重建主體）時，卻模糊化了臺灣是如何以邊緣化非正典的『密醫』知識與勞動為代價，換取這樣的現代性。」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個進步指標，並產生新的知識準則，但在這些規範制度化的過程中，那些不夠現代、不符合規則的「例外」也會同步被製造出來——即是一個「納入／排除」的過程。

因此，林建廷總結道：「所以『密醫』不可能消失，每個時代都會產生不同的『密醫』。」

攝影／古佳立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古佳立

研究來源
林建廷（2021）。逃逸中的「密醫」主體：跨太平洋台灣醫療現代性下的勞動階序與生命政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林建廷（2018）。〈等待醫治的斷指：冷戰自由人文主義的國／種族殘缺敘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9，頁5-35。
Lin Chien-Ting (2020) Taiwan’s Transpacific Medical Modernity: Race and Medical Humanitarianism in Buddha Bless America. Verge: Studies in Global Asias 6(1), 198-224.
Lin Chien-Ting (2015) Governing “secrecy” in medical 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mi-yi outlaw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2, 227-243.
Chien-Ting Lin (2014) Fugitive Subjects of the “Mi-Yi”: Politics of Life and Labor in Taiwan’s Medical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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