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陳浩然提到，就算是英語能力不錯的臺灣人，卻可能因為性格內向或平日較少練習，深怕說出口的英語不標準或文法錯誤。反而陷入緊張焦慮的循環之中，更加不敢適時勇敢的表達。

自從 2022 年底 ChatGPT 問世以來，大眾對人工智慧為教育賦能有了更高的期待。陳浩然AI 團隊結合 AI 的應用程式與互動平臺，讓學習者不僅可以獲得個人化的學習體驗，還能即時獲得學習回饋，從而提升語言學習的主動性與學習成效──「敢說」、「敢用」、「敢表達」！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陳浩然。
攝影／古佳立

結合聲音和網路的學習即時回饋

2004年陳浩然就在做行動學習於教育現場的實證研究：「起初我去國外讀書的博論，是有關電腦即時回饋（corrective feedback）輔助學習中文量詞的研究。對外國人來說，學習中文時，量詞使他們很常產生困惑。例如為什麼是一『支』筆，不是一『條』筆、或一『根』筆？當時的即時回饋系統以類似投影片的方法，在你面前呈現選項，選了答案之後它會立即直接告訴你對錯，能夠輔助學習。」

後來陳浩然回臺，電腦還是 Windows95的時代，上網速度很慢，也沒有影片。陳浩然把英語教學相關的課程音檔放到網路上，讓學生可以在課餘自主學習。「學生超級興奮，跟我說『老師，我都不用再找光碟片，想聽什麼，上網就能直接聽到！』網路顯然對於語言學習是很有潛力。」

現在聽起來，把音檔放在網路上這件事很簡單，但二十多年前不像現在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需要從零開始，打造一個平臺，光是能隨選播放語音檔案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更遑論，還要去洽談授權等等複雜的流程。但這個跨領域的嘗試，開啟了陳浩然結合語言學習和科技領域深耕的大門，他邀請資工系同學的幫忙，結合自己的語言學知識，開始建立線上的語料庫、開發語言學習應用程式。

這個跨領域的緣分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成為超過 210 萬人註冊的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酷英網集合陳浩然的研究成果，串接了現在最熱門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搭配語音辨識及語音合成技術，除了豐富的線上影音資源之外，還能給予學生即時回饋。

酷英網 （www.coolenglish.edu.tw）集合陳浩然的研究成果，串接大型語言模型、語音辨識及語音合成技術，除了豐富的線上影音資源之外，還能給予學生即時回饋。
圖片來源／陳浩然提供

裝備行動裝置的「未來教室」

想像一下，在課餘時間走進教室，你看到孩子們開心地盯著手機或電腦。你可能會擔心他們是不是太沉迷於遊戲了？但如果他們是在享受學習的樂趣呢？他們手中的裝置，有可能正引導他們走向一條全新的學習之路。

但是藉由行動裝置如平板電腦或AI音箱，孩童真的可以提升語言能力嗎？會不會都在玩？

「許多人對於將行動科技融入語言教學寄予厚望，也憂心忡忡。」陳浩然指出，他進行了兩次調查，邀請教師和學生實地施作，並進行問卷調查，檢測他們對於即時回饋系統的感受和接受度。

學生對運用即時回饋系統多抱持正面看法，並認為這種學習方式有效提升他們的英語聽說能力。教師則認為確實能輔助學生的學習，並且提供豐富的語言輸入和高互動性。然而教師也指出課堂管理、教學素材、活動的編製、技術性問題等，都是行動載具和即時回饋系統應用在教學現場的難點。

不過這些挑戰隨著科技的發展，部分得以解決。例如臺灣在 2021 年底推出了「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現在在教學現場，學生運用行動裝置已經比以往容易，以及無線網路覆蓋率的提升，都有助於緩解城鄉之間的硬體差距，讓「未來教室」成為可能。

人工智慧走入教室

人工智慧的發展迅速，陳浩然在行動裝置的研究基礎上，將目光轉向智慧個人助理（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s），探討如何提升英語學習者的聽力和口語能力。

他說：「智慧型助理有能力透過語音識別和處理我們的語言，和我們進行更流利的互動。簡單來說，它們能懂你說什麼，還能回答你的問題或幫助你完成任務。因為這項技術，它們可以成為學習語言的好幫手。」。 2023年初酷英網開發結合 ChatGPT 語音辨識、語音合成的各式英語聊天機器人 CoolE Bots，其中包含卡通人物，世界名人，故事，遊戲等等語言庫，全年無休服務全國學生。

酷英網CoolE Bot英語聊天機器人 結合 ChatGPT GAI，語音辨識、語音合成。
圖片來源／陳浩然提供

陳浩然為了釐清智慧個人助理實際上能有多大幫助，進行了實證研究。他把受測者學生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開始和結束時，兩組都要完成一次模擬的多益聽力和口說測試。實驗組除了正常上英語課之外，他們還額外花了350 分鐘的時間，和智慧助理練習英語對話。除此之外，實驗組學生需要在實驗結束後填寫一份問卷，調查受測者對使用智能語音助理的看法。而對照組則如往常僅上英語課。

實驗結果發現藉由智慧助理學習的人，口說有顯著差異，表示學習者可以透過與智能語音助理互動，提高他們的口說能力。陳浩然表示：「會有如此正面的影響，是因為智能語音助理能提供更多口說機會讓學生練習目標語言，同時也能降低學習者的焦慮和膽怯，更願意嘗試自己的口說表現。」

這些發現非常鼓舞人心！在臺灣，我們有很多機會取得語言學習的資源，卻鮮少有機會可以進行口說應用。陳浩然深表贊同，同時也鼓勵研究者和語言教師，應該考慮將這種技術更多地融入到日常教學中，探索它在語言教育上的進一步潛力，也能替教學帶來很多變化。

學習路徑的設計師

運用行動裝置和人工智慧輔助學習，已經是未來教育的大勢所趨。首先，它讓學習變得無遠弗屆，學生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到豐富的學習資源；其次，多媒體的互動有助於提升學習體驗的活潑趣味性，更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投入學習。不過陳浩然提醒：「如果簡單地向學校提供行動設備，教師對於如何在課堂上運用行動裝置和即時反應系統缺乏知識和技能，僅靠硬體肯定不足以在教育中實施新技術。要經過培訓，才能讓教師對運用這些新科技的信心大增。」

在新教育環境下，教師的角色正在發生轉變。他們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更要擔任學習路徑的設計師，熟稔各種教學科技工具，並靈活整合運用於課程之中。這無疑對教師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他們不斷自我學習與創新，以維持學生的參與熱情。

陳浩然緊追科技發展，融入教學現場。
攝影／古佳立

最近陳浩然正嘗試結合人工智慧助理與虛擬角色，希望讓學生能在模擬的真實場景中練習英語對話，例如去商店購物、在餐廳點餐或是面試等情境。此外，大型語言模型還具備翻譯、糾正文法錯誤、提供寫作建議等強項，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聽起來就像是未來教室的模樣，充滿無限可能！不過當問及陳浩然面臨的最大挑戰時，答案竟是「科技發展太快了！」陳浩然微笑說：「當我們研發出某一套有效的教學方式之後，沒想到新的科技又出來了。」

例如剛接入GPT-3.5到教學系統，GPT-4就已經問世了。迅速發展的科技可以帶來許多好處，但開發團隊也得跟上腳步，不斷更新升級相關程式，無疑是一大考驗。

隨著科技的持續演進，未來的語言學習環境將更加互動、個人化。例如人工智慧能透過分析大數據，為每位學生量身訂製最適合的學習計畫。可見將行動科技與人工智慧導入語言教學有著無限可能，儘管困難重重，還是可以探詢解決的方案。

採訪撰文／洪立穎
攝影／古佳立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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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胡潔芳教授，長年研究追蹤母語語言處理能力和外語學習之間的關係，她以「聲韻覺識」為重點進行考察，提出：「孩童的聲韻覺識能力，與外語學習的許多層面相關，例如記憶性的聯結、詞彙學習、詞語與句子的規則建構等等。」

聲韻覺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

幼童從學習第一語言開始，就開啟一連串的語音分辨、分類、產出過程，生成聲韻解碼系統，這個系統是否有效，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測驗來推知。例如能否聽出一個字的內在成分音？能否分辨聲學上不同的聲音，其實在所學的語言系統中歸屬於同類音？這種語音的敏感度攸關孩童內在的語言學習機制。如果孩童聽到像是「train」這個音時，沒辦法聽出其中的成分音，如中間含有/t/, /r/, /en/等聲音成分，表示孩童的「聲韻覺識」可能有問題。

聲韻覺識是掌控語音的能力，除了感知韻母和頭韻，也能夠增添、刪減及混合音素。
圖片來源／unsplash

聲韻覺識是「後設語言覺識」的其中一種，另外兩種為構詞形式的構詞覺識（morphological awareness），和文字結構的構字覺識（orthographical awareness）。對於孩童來說，聲韻和構詞兩種語言覺識，在早期口說語言之時，便會發展出來。構字覺識則比較晚，需要等到孩童先學會讀寫，才會逐漸發展。

胡潔芳說：「許多人誤以為聲韻覺識是語音的區辨。然而，聲韻覺識不是單純的語音區辨，而是聽出一個字詞的內在成分音的敏感度，也就是聽出不同的聲音實際上屬於同一音類的能力。」她從孩童的「第一語言」出發，研究孩童英語學習，孩童的主要溝通語言或「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與外語學習之間的關係。

每個人學語言時，自身都有一套語言學習機制，如果聲韻處理能力絕佳，學語言也比較順利。「在國外主要使用拼音文字，所以聲韻覺識很重要。但聲韻覺識不是聲韻的區辨能力，一個孩子可以聽得出兩個字詞聲音的差異，但不表示其具有良好的聲韻覺識。」胡潔芳以音樂比喻說：「我們或許可以區辨出兩段樂曲不一樣，或有大致的輪廓，能唱出同一段樂曲，但未必知道這兩段樂曲的音符系統。」

­「色彩的概念也很相似。」胡潔芳提及：「我們或許可以區辨兩個不一樣的顏色，但未必有足夠的覺知，可以看出這兩個顏色是由哪些色料混合而成？或共同擁有哪些色料？因此區辨和覺識內在結構是不同的兩種能力，前者是比較基本的能力，後者是對系統的覺察能力。回到語言學習，如果孩童不但能夠區辨字詞，還具有聲韻覺識，並建立有系統的聲韻表徵，語言學習就能觸類旁通，變得更加有效率。」

審視聲韻覺識和華語學習的關係

由於在英語世界發現聲韻覺識的重要性及個案彼此的偌大差異，到華語的世界，胡潔芳進一步思索聲韻覺識和臺灣孩童語言學習的關係：「這個跟學中文有關係嗎？學中文的孩子如果聲韻表徵有差異，會不會影響到中文的學習呢？」

過去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學華語學的是解讀圖像文字，圖像文字表意不表音，因此認為聲韻覺識對華語學習者而言並不重要。就此胡潔芳反駁，除了手語之外，無論學習什麼語言或什麼文字系統，人類大腦主要的語言處理機制，從牙牙學語開始，還是透過聲韻表徵。即便是手語，也有手語所謂的「聲韻」系統。

無論什麼語言，大腦主要的語言處理機制還是透過聲韻表徵。
圖片來源／unsplash

語言的學習和建立穩定的聲韻表徵有關，於是胡潔芳便針對國小學童，進行聲韻表徵和第二語言學習的一系列測驗。偵測聲韻表徵的穩定性，有很多方式，可以用孩童的第一語言（如華語）去偵測，也可以用孩童的第二語言（如英語）去偵測。然而，因為英語不是臺灣人日常生活所接觸的語言，所以用英語去偵測，偵測到的結果，可能大多是孩童英語學習資源的差異，而非孩童聲韻表徵建構能力的差異。

因此研究團隊選擇用孩童的第一語言去偵測，如果孩童連日常生活接觸的語言的聲韻表徵都不甚穩定、不甚精確，表示孩童可能在聲韻表徵以及系統的建構上能力不夠，進而影響其他語言的學習上，對於聲韻的處理方面可能會有同樣的問題。

「如果孩子基本的語言學習機制有問題，連帶就會影響後續的口語、讀寫和外語學習等發展能力。」胡潔芳分析說：「孩童的成長是漸進、連續的，因此前面若有一個發展環節出現問題了，就算伴隨著成長或學習發展，讓問題變得不顯著，可是當遇到學習外語時，語言學習機制的問題可能以另一種面貌浮現，轉變成外語學習困難。這裡講的是連串性的、發展性的語言障礙。也就是聲韻表徵、語言處理能力比較弱，在第一語言學習遭遇困難，學第二語言如英語時，都可能遭遇問題。」

不過這樣的結論，有些人可能會詮釋成：母語學得好，第二個語言才學得好。胡潔芳強調不是這樣，那是語言學習機制建構完整與否的問題，語言學習需要有一個運轉機制，也需要有語料。運轉機制有問題，無論處理什麼語料大概都會有問題，但不表示用這個運轉機制處理一種語料後，才能處理另一種語料。她說：「基本上語料越多，對語言學習確實越有利，而孩童對聲音處理速度越快，學習語言也就會更快。」

跨語言轉換

我們進一步追問：如果孩童的母語不同，比如他第一個接觸的語言是印歐語系或華語語系，是否會影響到英語學習的速度與效果？就此胡潔芳先是自謙，自己較少做這種跨語言之間的比較，的確有學者認為語系的遠近會影響第二語言的學習，但如何影響會因為所探討的語言層面，如聲韻、構詞、句法、文字系統，而有所不同，也會跟受試者的第二語言發展的程度有關。

「以前人們認為英語難不難，端看你第一個語言和英語的距離，但那種說法的角度，比較像是人腦中有許多個語言區塊，運作和激發某個區域便成為大家關注的課題。但現在雙語、或是多語的概念不是這樣，語言不是分區運作，而是整個大腦一起運作，形成一個網絡，變成個體所有語言資源的一部分。」

過去有些研究者，以學習多個語言彼此間會不會產生干擾的角度，看待語言學習，但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本來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資訊及語言，這並不是「干擾」，而是每個人的語言使用方式，本來就會因為生活、工作環境與說話對象不同而不同。

語言學習的機智大同小異，豐富的系統，像是一座水庫，最後都可以融會貫通。
圖片來源／unsplash

新加坡有一種口語被稱為「星式英語」（Singlish），當地人會在口說英語之中，夾雜方言，例如閩南語、馬來語或華語。而那是地方發展出來具有豐富特色、能有效溝通的語言，新加坡人彼此間用星式英語溝通，但面對外國人時，他們就會轉換成標準新加坡英語，淡化地方方言特色。胡潔芳由這個案例，指出一個重要觀念：「對於多語者而言，跨語言就是他所擁有的語言資源，除非因場合需要，需要刻意使用某一種語言，語言的流動使用是很自然的事。少一些些嘲諷，少一些些價值判斷，多一些些尊重，或許是我們雙語教育上需要努力的地方。」

語言學習都是運用一樣的機制，一個人的語言資源就像是一座水庫，水庫中的水可能來自甲、乙、丙等不同的河川，水進到水庫，就不會再分是哪條河川的水。胡潔芳強調：「水庫集水區越廣，水庫可運用的資源就越豐富，無論你學的是中文、閩南語、客家語或英語，最後都成就你的語言資源。」

教學現場中的聲韻覺識

如果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與外語學習有關，那麼是不是增強孩童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就能同時增強外語的學習能力呢？是不是該等孩童的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發展成熟後，再去學習另外一個語言呢？

胡潔芳先強調，基礎研究的結果要詮釋到教學現場，必須非常小心。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與外語學習有關，是因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用的是同樣的學習機制，雖然處理的是不同的語料。孩童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薄弱，表示他的語言學習機制可能有問題，但不表示訓練他第一語言的聲韻覺識，就可以增加他的外語學習能力。

孩童一般可以透過日常的語言接觸，自然而然地內化所接觸語言的聲韻系統，發展出後設認知能力。有些孩童可能需要多一些的聲韻覺識活動，引導他們覺察、掌握、支配自己語言的聲韻系統。

而國外孩童之所以可以單單透過增加聲韻覺識的訓練提升英語能力，是因為平日生活中有足夠的英語接觸，有了足夠的語料，聲韻覺識訓練能協助語言學習機制運轉的更順利，但如果沒有足夠的語料，聲韻覺識的訓練就好像讓一個學習機制空轉而已。

臺灣的教育環境是：教師在現場盡力教學，然而孩童仍屬於華語環境之中。
繪圖／張力予

「單獨訓練聲韻覺識提升英語學習在國外可能有效，但在缺乏適合環境的臺灣，訓練可能只增加孩童對聲韻覺識測驗的熟悉度，未必能轉換成外語學習能力，對於學習能力的提升有限。」胡潔芳認為，日常生活缺乏英語環境刺激，與其單單訓練孩童的聲韻能力，不如提供孩童故事書、帶孩子唸謠、念韻文、玩玩聲音等活動，都能讓孩子在以華語為主的環境中，多多接觸到英語，增加對英語聲韻的敏感度。

採訪撰文／施靜沂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胡潔芳（2000-2002）。外語字彙學習之語言要素：由母語音韻覺識談起。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03-2004）。音韻覺識與新詞學習：音韻規律學習能力之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05）。外語詞素覺識習得的音韻基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10-2012）。探討外語詞彙形義快速配對學習之語料與學習者變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12-2014）。由英語為共通語探討語音差異與詞彙表徵建立之關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16-2019）。由早期語境制約敏感度預測學童外語閱讀能力之發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胡潔芳（2019-2021）。外語學習者跨情境詞彙解義研究：統計學習或猜測學習。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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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則「老外學華語」的網路笑話，強調外語人士學習華語的困難。以華語為母語的我們，在會心一笑之餘，應該也能體會有時這樣的敘述確實很棘手。

模稜兩可的歧義句，令人又愛又苦惱！

上面這則讓老外打退堂鼓的題目，便是所謂的「歧義句」（ambiguous sentences）。也就是一個句子會因為詮釋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意思。

模稜兩可的歧義句，常讓學習華語的外國人士吃盡苦頭。
圖片來源／Unsplash

不只在中文，許多語言都有歧義句，而廣告創意也常運用歧義打造金句，吸引消費者目光。例如因為「語音」形成的「紙有春風最溫柔」（也可指面紙品質佳）；因「詞義」形成的「用大金，省大金」（也可指冷氣省錢），或變化「句法」的「好險！有南山」（也可指保險產品品質好）。

不過，歧義有時也會造成溝通上的困擾，像新聞標題寫著「全臺大停電」，讓人忍不住想，究竟是全臺灣停電，還是臺灣大學停電？身為母語者的我們，想理解這些句子也要轉一下腦袋，更不用說正在學習華語的外國人有多頭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純音教授說：「造成歧義的可能有兩種，一種是因為『語詞』本身，例如：『很花』，可以是視力變差，也可以形容人很風流。另一種是因為句法結構的關係，例如『省略』或『語詞和語詞排序或組合』所造成。」

這兩種歧義類型，可以從華語中最常見的三種歧義句：刪略句（ellipsis sentences）、量化句（quantificational sentences）與花園幽徑句（garden path sentences）看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純音教授。
攝影／黃詩茹

沒有對錯，只是偏好不同

刪略句的歧義，陳純音舉了一個例子，小美喜歡她的朋友，小莉也是∅。小莉喜歡的人是誰呢？這句話中，「喜歡」的賓語被省略了，小莉喜歡的到底是小美的朋友，還是小莉自己的朋友？其實兩者都有可能。

刪略句之所以產生歧義，正是因為句子中某個部分被省略了。例如「她是六月生的」，這句話一樣可以有兩種解讀，當省略的是「生」的主語，指她在六月生產，如果省略的是「生」的賓語，則是指她的生日在六月。「這樣的歧義不是某個語詞造成的，而是句法結構中的主語或賓語被省略了」，說到這裡，陳純音笑說，「這些問題是不是讓人很暈？」

尤其華語的表達比較婉轉，講者和聽者常「心照不宣」，只要知道彼此的含意，常會省略某些語詞，有時是主語（例如：∅來了嗎？），有時是賓語（例如：你找到了∅嗎？），有時甚至主賓語同時省略（例如：∅抓到了∅嗎？）。

至於語詞和語詞先後排列順序所造成的歧義，量化句是一大代表。這類歧義句最常見的大概是句中有「每」和「一」的組合了。例如下圖，每隻貓咪要喝一碗牛奶加餅乾。究竟是三隻貓咪一起喝一碗，還是三隻貓咪一隻喝一碗？

圖片繪製／鄭喬尹

陳純音說，如果有母語人士解讀成三隻貓咪應該有三碗點心，代表他是採用「個別詮釋」（distributive reading）；認為三隻貓咪一起喝一碗的，則是採用「集體詮釋」（collective reading）。根據文獻記載，中文母語者的語感較多是個別詮釋，但也有少數人有集體詮釋的語感。

英文也有類似的歧義，例如A teacher likes every student，是某位老師喜歡每位學生，還是不同的老師喜歡不同的學生呢？這都是因為全稱量化詞（每）與存在量化詞（一）在句子中的先後順序，讓讀者產生不同的解讀。

至於花園幽徑句的歧義，也是另一個因為句法結構造成的歧義，這樣的句型因為像花園的曲折小徑而得名。乍看會覺得是某個意思，仔細思索後，發現另一個意思才是。

例如前面提到「咬傷農夫的狗很壞」，如果將「咬傷」視為主動詞，「農夫的狗」視為賓語，「咬傷農夫的狗，∅很壞」，受傷的是狗。如果將「咬傷」視為關係子句的動詞，「咬傷農夫的狗很壞」，受傷的就是農夫了。

陳純音進一步說明，三種歧義句產生的原因不同，牽涉的理解層次也不一樣，刪略句是因為「句法層」的省略，量化句是因為兩個量化詞的順序在「邏輯層」移位所造成的，而花園幽徑句則是句法層的「句構重組」。

光是歧義句就有這麼多學問，難道華語語法真的是外籍人士的夢魘嗎？陳純音笑說，「人有DNA，句子也有DNA」。每個句子的DNA排列組合不同，相互碰撞後，看起來就是不一樣，有些人看到這一面，有些人則是被另一面吸引。所以她強調，「歧義句就是有點模稜兩可，沒有真正的對錯，只是每個人的『偏好』不同」。

從精熟母語到學習外語，其實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研究之初，陳純音很好奇不同母語背景的外籍人士對華語歧義句的詮釋是否會受到母語影響？臺灣學童又會如何詮釋這些歧義句？研究觸角從英語教學延伸至華語文教學，她也好奇，兩者是否有共通之處？「我一直覺得小朋友的語言學習歷程和外籍人士其實很像」，陳純音說。

仰賴臺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得天獨厚的資源，讓她有更深入的觀察視角，「英語是我們的外語或第二語言，華語對很多外籍學生而言也是。既然是第二語言，用教臺灣學童學習母語的教學法，未必能提升外籍學生的學習成效，運用英語教學法可能更能幫助他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編撰出版的華語文教材。
攝影／黃詩茹

不過，研究有時也像花園中的幽徑，她笑說：「本來以為是研究的問題是yes or no，探討歧義句後變成yes and no，沒有絕對，只有相對。」

原本預期歐美學生和日韓學生因為母語不同，對於華語歧義句的詮釋應該會有明顯差異，且東亞語系學生的詮釋應該更接近華語人士，「沒想到研究發現其實他們滿相似的，而且日韓學生的詮釋有些地方並沒有顯著優於歐美學生！」

研究也發現，學習母語的臺灣學童和學習華語的外國人士，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這兩群人的錯誤類型很相似，也就是說他們會在類似的地方跌倒，例如量詞」。陳純音說，小小孩常把「個」用到底，他們會說一個人、一個球、一個碗，初學華語的外籍人士也有類似的偏誤，「而且兩者在語言發展的過程都有階段性，無法在短時間內速成」。

所以她笑說，不同母語背景的外籍人士之間，或者外籍人士和母語學童之間的確有不一樣，「但也沒有那麼不一樣！」

陳純音的研究發現，不同母語背景的外籍人士對於華語歧義句的詮釋「沒有那麼不一樣！」
圖片來源／Unsplash

語感也會越來越有彈性？

這個現象的背後，牽涉到語言學家很關心的議題：母語會不會影響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

要探討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美國語言學家杭士基（Chomsky）。陳純音說：「杭士基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擁有『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當父母開始對幼兒說話，就是不斷輸入語料，普遍語法啟動後，會輔助幼兒在短時間內形成「母語語法」，「這條路徑形成後，通常兩三年，不超過六年，就能精熟母語」。

杭士基認為人生而俱來的「普遍語法」，會輔助幼兒在短時間內習得母語。
圖片來源／Unsplash

於是很多人好奇，母語習得的路徑形成後，是否會直接延續到第二語言習得？根據研究上的佐證，陳純音的答案是肯定的，「像剛接觸英語的臺灣學生，他們的英語表達常常會有母語的影子，而且從母語到第二語言的這條路走起來確實有點辛苦，可能九年、十年都不見得能學好第二語言。但母語的影響會隨著第二語言的接觸頻率、學習動機或學習態度等因素慢慢弱化」。

如果用電腦做比喻，普遍語法就像電腦中的操作系統（operation system），當系統中的參數接受語料輸入後，就形成設定值。等母語語法的設定值設定完成，要學習第二語言時，必須更新母語設定值為第二語言，才能暢通無阻，過程中難免會出錯當機的現象，很可能就是受到母語的影響。

「例如我們會說，『臺灣小吃我喜歡吃臭豆腐』。在句子前面放一個主題『臺灣小吃』，但是歐美人士的母語因為沒有主題，所以剛開始會刻意避開主題，他們會說『我喜歡吃臺灣小吃，我喜歡吃臭豆腐』」。

之後他們才會開始嘗試說有主題的句子，例如「關於臺灣小吃，我喜歡吃臭豆腐」，到最後階段才會拿掉「關於」，說出道道地地以名詞當主題的句子。陳純音說：「這一路走來，他們一直在修正自己原來的假設，也就是原來的參數設定值。」

不過隨著地球村的語言接觸，單一語言的使用者越來越少，再加上文化薰陶、個人閱歷、外語涉獵，這些因素都會讓人的語感越來越有「彈性」。所以陳純音認為，母語對第二語言學習確實有影響，但同時也會受到許多環境因素介入，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同母語背景的外籍人士之間雖然有不同，但也沒有那麼不同的原因。

「語言本來就是會改變的，所以遇到歧義句，很多因素都會影響你怎麼去詮釋，已經不是標準答案的問題，而是偏好的問題」。

歧義怎麼教？讓「語境」來幫忙！

當一個句子的詮釋有多種可能，對語言教學有什麼樣的啟示？

陳純音說，學生對語義的詮釋不同，教師不妨多讓「語境」（context）來幫忙。「多元的活動設計是必要的，讓學生知道在這樣的語境下，個別詮釋沒有問題，在那樣的語境下集體詮釋也沒錯，讓兩群人互相理解」。

這一點也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的素養導向和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所以現在的語言教學，已經不再是一句一句獨立學習，而是放在情境中，幫助學生理解」。

陳純音分享，教授語義時，教師的「提問技巧」也很重要，不妨讓學生多想一下，有疑問就會有省思。
攝影／黃詩茹

除了引起學習動機的主題、活潑生動的教材與教法、合適的評量方式，陳純音也提醒，關鍵還是了解學習者的需求是什麼？學習華語的外國人士大多是想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未來要在臺灣求學、工作，教學的內容和方式要依此設計，「教師教學有溫度，充分理解學生的需求，端出來的料理才會可口」。

對於學習者，陳純音也建議廣泛閱讀，「語料輸入越多，語感和詮釋會更有彈性，也更能理解語言的美」。她感性地說，「語言的世界就像人的世界」，每個詞就是一個個體，當詞組合成句子，詞和詞產生互動、相互碰撞，句子的詮釋就變多了，語言的大千世界，就是這麼美。

採訪撰稿／許逸如、黃詩茹
攝影、編輯／黃詩茹

研究來源
陳純音（2013）。台灣學童與外籍學生的三個華語量化詞習得之比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NSC100-2410-H-003-102-MY2。
陳純音（2015）。台灣學童與外籍學生之句法與語意介面三連拍：華語歧義句的實證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NSC102-2410-H-003-021-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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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研究學科發展至今，在本土累積起卓然有成的研究成果，又是如何走到今天？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智明博士嘗試用一本書的篇幅回答這些問題，探索「外文研究史」發展歷程與意義？

「外文系」是怎麼來的？

「對外文系，我曾一直有一些困惑：爲什麼這麼讀？爲什麼這麼念？」王智明大學時期，對外文系裡的教學傳統與學派傳承懷有好奇。當時大多的前行研究僅以單篇篇幅，採斷代或文類為區分，試圖說明外文系的發展，這些文章各觸及一小部分，但始終缺乏一部能整體呈現學科史發展樣貌的專書。

因此，王智明心想，是否有可能，把外文研究在臺灣的歷史發展寫出來？「首先，第一個困難是時間軸要如何劃定？這是一個『歷史走多遠和多深』的問題。其次，要如何呈現歷史圖景？這必須去凸顯一些特定人物；這些人物必須具有時代文化特徵，另一方面，還要有足夠的著作份量可以形成建置史的檔案。」

由於早期外文系並沒有什麼保留系所檔案的慣例，直到1980年代後才有較多被留存下來的資料。於是他與助理只能在塵封的倉庫深處，找尋零碎的資料一一翻印，諸如早年外文系開設的部分課程大綱。「這些零星的課程概述主要反映個別課程的具體內容，必須整合在一起，才能看出學門發展的軌跡。」這使他體悟到，要探究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促使王智明寫作這本專書產生強烈急迫感的原因之一，是當他想採訪顏元叔老師的時候，顏老師已不復在了。王智明說：「重要的人將會在歷史敘述還沒浮現之前漸漸消失，因此2017年我決定儘快把這個歷史化的問題意識落實下來，也才有《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這本專書的誕生。」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為科技部106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補助成果。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王智明指出，我們不要把現今外文研究的發展當成必然是如此，或從來就是如此：「外文研究這門學科並不是單純的進口。好比我們讀英國的莎士比亞，重點在於我們怎麼讀莎士比亞？以及我們怎麼解釋爲什麼我們需要讀莎士比亞？在這兩個問題下面，所謂的『進口』，就具有『在地』的面向。」這個內外交界的地方，就是引發王智明論述的切口，也是他所強調的「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這個邊界狀態很接近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葛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 1947－）對於「關鍵接合點」（critical conjuncture）的說法，葛羅斯堡認為這個接合點本身不穩定，是通過它與總體社會之間的交織和互動產生意義。

「我覺得外文系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每一個片刻都很像是一個個接合的結果。」王智明肅然說道：「這個『進口』和『在地』的結合，我重新解釋爲『落地轉譯』。也就是在特定脈絡裡，每一個問題，每一個事件的發生，它其實都是特定歷史條件與意識的結合。」

「落地」突出了學術思想的跨地流轉，「轉譯」則包含了在地社群對外來思想的接受、理解和再詮釋。王智明強調，他想去追尋的是：外文系誕生、並成為一個學科體系的時候，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因緣中？他接續道：「因此，書的重心就放在突出與理解每個特定時空裡的結構條件，包含殖民現代性，冷戰、解嚴、全球化等，各種因素造成的相互影響。」

重返歷史時刻：在臺灣迎向西洋文學的學者們與相應的學術姿態

為了拼湊消失的外文學研究史，必須先透過重構歷史，觀看每個文化輸入的接合時刻。王智明緊抓了幾個特殊的時空節點：首先從晚清民初到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來看「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然後是在冷戰架構下以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為代表，看戰後臺灣（新）人文主義的流轉，如何透過學院體制和美援，形成既共構又分岔的在地實踐。最後梳理解嚴以來，臺灣外文學界進入「理論年代」之後，「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幾個蓬勃發展的重點領域，如何從引介、轉譯到試圖融入在地關懷的研究發展，綜觀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走向，與邁向後冷戰論述的形構狀況。

王智明提及：「外文系──這個學術領域本身就是幾個不同力量的聚合。」學院必須面對西方，進入西方的文明體制中，把西方的文化傳統作爲自己學養的一部分，同時又積極努力保留中國文化的部分，這個特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的學者身上是相當明顯的。

對文學研究訓練出身的王智明來說，一頭鑽進高密度歷史化的檔案，搜集材料與建置資料庫，是一項十足的挑戰。
圖片來源／王智明提供

他以吳宓（1894－1978）為例。吳宓不僅教授西洋文學，同時編輯守舊派刊物《學衡》，也使用舊體詩翻譯英詩。王智明便解釋道：「吳宓這一代人認爲自己更大的作用是在中國文化上面，他並沒有要成爲一個西洋的文化人。」

類似現象也可以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看到。蘇維熊（1908－1968）作為第一代臺灣本土的外文系教授，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求學的背景，讓他本身的經歷具有殖民地與比較文學的視角，他對「自然文學」的主張和概念，來自日本轉介的西洋文學。

王智明透過詮釋蘇維熊「自然文學」論述形成的背景，說明外國文學的學術影響如何從倫敦到東京，再抵達臺北。進而影響臺北帝大英文科的師生，試圖以西方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的土地和文學。蘇維熊的「自然文學」顯現著一個殖民地外文研究者對「外地」（臺灣）主體的探索。從後見之明來看，「外地」的探索也成為了臺灣主體的召喚。

時序來到戰後，臺灣不再是日本帝國的「外地」，外文研究沿著冷戰的裂縫逐漸發展。

相對於前代學者透過他者眼光建立自我主體的狀況，十多年之後的文化人，在冷戰的政治氛圍與相應的資源裡，對於改造新文化的想像，已經進入到渴望融入西方文化的狀態。學者夏濟安（1916－1965）最具代表性，和前者形成對照。王智明一直想理解這些人：「他們到底在乎什麼？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又是什麼？他們為什麼會從事這樣的研究？」釐清這些問題，正是這個研究的大挑戰。

當時的外文學者向美國取經，期以「新批評」和現代主義美學，改造外文教育和研究方向；同時，新批評的典範轉移中保留了民初外文學者主張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他們以「比較文學」為自我定位，確保學術研究在威權的政治環境下保有相對獨立發展的空間，讓文學能反映人生，發揮改造社會的淑世功能。

時代相隔數百年、空間更隔著數千里，東方的學者究竟是如何識讀西方的文學呢？圖左為卞之琳（圖片來源／wiki）、右為歐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圖片來源／pixabay）。

其中，夏濟安從研究西洋文學，轉向研究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這一變化折射了冷戰反共的意識形態結構，如何影響臺灣學人在太平洋兩岸的知識社群中找尋自我定位，也反映了外文研究與中國研究或許因為冷戰，而有了更密切的共構和互動。

從《夏濟安日記》裡，王智明讀到夏及其友人，像卞之琳（1910－2000），原本都嘗試經營英文書寫，希望在英文創作的領域中闖出一片天地，但國共內戰與冷戰分斷的相繼到來，使得原來的設想有所改變。

「研究左翼文學運動並不是他原來想要發揮的領域，可是考慮留在美國和自己反共的心情，他就投入進去。夏濟安不是爲冷戰服務，但他也希望在文學研究的潛移默化中發揮反共的功效。」王智明指出在那樣的歷史情境，文學理想與民族命運，當然還是重要的時代命題：「這些人離開了中國，依然活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因此王智明認為我們不能將冷戰時期的種種文化表現，僅作為親美反共的現象而已，而是要去追問，在地的脈絡到底在這個「親美反共」的結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1950到1970年代的臺灣學者，不論立場，大抵都仍在中國的語境下思考，當時也沒有其他政治條件讓他們改變思考的方式。

「他們這一批人將反共信念內化在個別的文學信念裡，所以我們不能將政治與文學分開，也不能夠把歷史脈絡跟這幾位學者的書寫、學術實踐分開。」王智明強調這些學者在這兩層意義上，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矛盾，展現在個人身上。

叩問歷史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

臺灣的外文研究大約在1960年代末逐漸成型，顏元叔（1933－2012）透過引介新批評，在人文主義的思想路徑上開展以民族意識為根柢的路線；不僅深化現代主義的批判意識，更形成一條文化上根植西方，卻在意識形態批判西方的進路，成為臺灣外文研究的開拓者。

王智明說：「到顏元叔、侯健（1926－1990）時，他用比較文學的方法重新探討中國文學，這是很大的貢獻。儘管他的研究可能不再是今天臺灣外文系所關懷的課題，卻呈現當時來自五四後的一代學者，他們試圖以西方研究方法，重新發掘中國傳統小說，尋找重建中國通俗文學的傳統。」

對當時的學者而言，外文研究不是冷戰脈絡下的區域研究，而是長期的民族人文工程。王智明提到，檢視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等戰後外文前輩的學術實踐，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凸顯外文研究的本土脈絡，如何受到冷戰意識制約，而本土學人如何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發起挑戰。王智明指出，「冷戰人文主義」背後涉及到自由人文主義跨越時空和兩岸政治之間的辯證，都是此輩學人留給外文研究的遺產和承擔。

而這份遺產隨著臺灣本土意識與後結構主義論述的崛起，使外文研究必須重新界定「人」與「文學」的意義，面對新的挑戰。1980年代，「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三個領域興起，在共構、交錯間，為當前外文研究開出多重絢麗花火。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前身為創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攝影／林俊孝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可說是敲開外文學門在臺灣身世之謎的試金石。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外做西洋研究的學者，最後都做回中國研究，現在則可能替換成臺灣、東亞或華語語系研究，王智明認為現今國內與國際局勢的時移勢轉，大抵也包含著外文學科歷史變化的軌跡。

最後，王智明補充道：「外文研究的發展，除了不同省籍學者的參與，還有很多外國學人的貢獻。」例如1980年代，談德義（Pierre Demers, 1921－2002）等外籍傳教士在臺灣的外文系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文學造詣很高，啟發了許多的學生，但由於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傳教，所以並沒有太多外文相關的學術論文或檔案資料留下，但是他們都在臺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儘管這段史事在書中沒有太多呈現，但這大體反映了撰寫這樣一本書必然遭遇到的挑戰，王智明坦言：「材料太多、了解太少，如何從故紙堆去理解歷史的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還需要很多嘗試，而這本書只是我勉力邁出了一小步。」

採訪撰文／李筱涵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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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6族有16種語言之外，更早之前，臺灣其實還有更多種語言，只是都滅絕了。以臺灣南島語系研究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院士，早在50年前便展開獨門研究，至今深耕不綴，累積大量的學術作品，包含《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巴宰語傳說歌謠集》、《新港文書研究》等等重要著作。

其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整合了李壬癸2001年至2009年發表的論文，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李壬癸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攝影／張傑凱

不想讓「妳」知道，男人發展新詞彙

1970年李壬癸開始研究魯凱族語，1975年進入新竹、苗栗一帶研究賽夏語，而後邵語、巴宰語、雅美語、噶瑪蘭語、卡那卡那富語等在內，皆有他深入其中的研究蹤跡。

說起早期到部落裡田調的經驗，李壬癸不覺地露出苦笑：「當時沒有人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不像現在有不少學者投入了，所以單單要取得資訊或語料就滿辛苦。很多原住民朋友完全不懂學術研究，難免會猜疑我的意圖。我就必須花費一番工夫讓他們明白、接受，臺灣南島語言十分有價值，現在如果不採集和記錄，將來就沒有了。」

李壬癸每到當地，首要先找到「發音人」，即是懂得說母語、並且準確掌握語音的人，這樣的人通常是當地的耆老。找到發音人後，便開始跟他們聊天。

「閒聊啊，隨便他們說什麼都行。」李壬癸笑說，請他們分享自身的故事，譬如家庭與日常，抑或族裡的神話和傳說，「學語言不是只用單字就可以，同樣的，語言研究也是這樣子的，得讓發音人留下長篇、有足夠數量的話語，而不只是一個詞一個詞去記錄。自然成句、成篇，對語言研究非常重要，之後在比對和分析時，才能夠具體掌握到該語言的整體文法、結構與邏輯，而不偏失。」

對李壬癸而言，語言並無分高低，都是群體心靈的展現與存在證據。他柔情似水地訴說：「每一種語言都無比重要，不是只有漢語、英語值得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會帶有獨特的語言現象，讓人忘情探究，不可自拔。」

他以詞綴舉例，所謂詞綴意指實詞──單字另外附加的成分，分有前綴、中綴和後綴等。

以英語為例，agree（同意）前頭加dis是disagree（不同意），dis便為前綴；又如cake（蛋糕）加上s組成複數的cakes，s便是後綴，還有漢語也有「我們」的「們」、「我的」的「的」等，也都是後綴用法。

李壬癸指出，英語、漢語都不見中綴，但從南島語言卻發現獨特的中綴用法。如阿美語的kaen（吃）加入um變kumaen（吃過了），加在語根中間的um就是中綴。他的臉上浮現學者的熱切神色：「幾乎百分百的臺灣南島語言都會使用中綴，研究起來也就特別有興味。」

此外，李壬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1980年代，他在苗栗泰安汶水村所調查到的泰雅語，「他們的方言存載著性別差異的有趣現象，男人與女人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但某些特定的詞，男人會加入詞綴，比如batu（石頭），女人就講batu，但男人偏偏要多加一個後綴變成batunux，其實都是指石頭，但就是分為男性詞形與女性詞形。」意指男女所說的詞語互有不同。

20世紀初，日本人鳥居龍藏來台所攝之東勢角泰雅族女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李壬癸深入研究後發現，這很可能是男人們想要有自己的秘密語言，故而對詞語進行改裝，讓女人無從獲知。李壬癸更由此推論，汶水方言裡女性所使用的詞語相較來說是更古老的，更接近泰雅古語。另外，不止是性別，語詞也會依據年齡產生變異。

獨特的臺灣南島語岌岌可危

全台跑透透、到處記錄、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李壬癸，除卻實際田調外，也不忘回到文獻、資料上下工夫，包含研究早已消失的西拉雅語、巴賽語、法佛朗語等等原住民語。

他提及臺灣南島語言最早有文字記錄在17世紀中葉（1624-1662），係荷蘭傳教士教導兩地原住民以羅馬拼音書寫其語言，一為臺南的西拉雅，另一則是雲林的法佛朗，其中西拉雅文字史料較多，有《馬太福音》、《基督教信仰要旨》，以及最為重要的「新港文書」──後來泛指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所寫的契約。

「新港文書」是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
圖片提供／李壬癸

李壬癸話說從頭，「荷蘭人對臺灣語言、民族的研究貢獻良大。相比之下，後來明鄭、清兩代在臺的佔據、統治兩百年時光裡罕有對臺灣的南島民族起到任何作用，任憑許多當時都還存活的珍貴語言消滅。」他惋惜地說：「這是由於中國文人的特殊習性，就是以書籍紀錄為主，並不講究田調。為什麼西方科學後來居上呢？就我的看法是，西方人喜歡走向外界，觀察並思維，科學精神自然由此而生。」

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我們能夠釐清西拉雅語何時消失，以及當時西拉雅族的姓名制、母系社會和家庭經濟等狀況，甚至各社契約文字的差異，也能夠整理出各地方言的特色。

至於為什麼要鑽研西拉雅語的源頭、語法和演變乃至死亡呢？李壬癸眼神堅定、語氣沉著：「放在資本主義、功利社會來看，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我相信，這些已死或將逝的臺灣南島語言，是人類很珍貴的文化財產，必須好好珍惜。」

李壬癸提到，如今部落裡四十歲以下的原民，大多講漢語，不說母語，就算會一些，往往也是失準。「多年前就已經如此，更不用說現在了。族內的發音人愈來愈少，這件事很令人驚心，也表示語言保留與研究越來越難進行。」

「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李壬癸娓娓道來。
攝影／張傑凱

如今平埔族僅存巴宰族、邵族和噶瑪蘭族三族還有人懂其母語。李壬癸說那是過去居住、活動範圍在豐原、大甲溪中游的平埔族，名為巴宰，後來遷徙至埔里盆地，。

他憂心忡忡地說：「原來居住的棲地裡早就沒有人會巴宰語，而埔里裡，因為交通較為閉塞的緣故，尚有一位老太太懂得巴宰語，碩果僅存的一人。2010年她辭世後，巴宰語恐將徹底死去。」邵族情況稍好一些，但也岌岌可危，李壬癸說：「我研究時約莫有10人左右能講，平均年紀也都7、80歲了。」

李壬癸認為，而今臺灣南島語言最大的危機，就是年輕一代沒有傳承母語，在漢語對於求學、工作等方面的強大優勢下，原住民族的傳統和自己的母語都在凋零消亡中。

他沉聲講：「語言若然死去，就意味著族群也會消逝。而要保存語言，沒有別的捷徑，就是要常用。如果日常生活中能夠使用，語言就沒有死去的可能，能長保健康。但考慮眼下的社會情勢，幾乎可以看見臺灣南島語言逐漸逝去的命運。」

唯一懂說巴宰語的潘金玉老太太，已於2010年逝世。圖為當時李壬癸的訪談紀錄照。
圖片提供／李壬癸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縮寫 UNESCO）的報告，平均每兩週就有一種語言消失，速率是哺乳類動物絕種速度的兩倍，是鳥類的四倍。李壬癸滿臉苦澀地強調，現存14種左右的臺灣南島語言處境更艱險，他估計50年內將會完全滅絕。

「就像地球生態裡那些絕種的動、植物，放任牠們絕滅，不做出努力和改變，最後會對人類生存狀態造成危害。」李壬癸甚感痛心，語言之死，不只是先人累積下來的知識與感受將徹底煙消雲散，也代表族群的文明持續萎縮，自己的歷史和民族很有可能隨之遺忘，進而失去「自我」這個個體的定位與自信。

不過臺灣自從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後，原住民語始成為臺灣的國家語言。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及各地方政府，持續推廣原住民族語及母語學習。開展諸如原住民族公文雙語書寫、成立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設置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推動師徒制族語教學等作為，積極搶救原住民族的瀕危語言。

李壬癸語重心長地說：「每一種語言的死去，就意味著一種曾經存在的心智系統與文化型態死去，難以復返。」我們都期望藉由政府的積極推廣，能夠延緩語言滅絕的速度，保存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臺灣南島語言。

今年2月為響應世界母語日，原民會舉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表揚績優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並邀請他們分享推廣母語的心得。
轉引授權／原住民族委員會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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