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距離臺灣幾萬公里外的愛爾蘭島上，也同樣存在著當地人不願面對的過往，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林玉珍的研究重點便是1920年代初期愛爾蘭慘烈的獨立戰爭和內戰，及其後續的記憶創傷。

愛爾蘭內戰比獨立戰爭更慘烈，照片為當時因內戰被猛烈砲火襲擊，幾近全毀的四法院（Four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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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博士論文研究喬伊斯（James Joyce）開始，林玉珍便與愛爾蘭脫不了關係。走在研究的道路彷彿拿著哆啦A夢的放大縮小燈，從微觀的文本研究，到宏觀的歷史脈絡，最後鎖定《暮氣沉沉的國度》（No Country for Young Men）、《在黑暗中閱讀》（Reading in the Dark）、以及《秘密經文》（The Secret Scripture）三部小說。國家彷彿是有血有肉的人類，經歷極大傷痛之後也會跟著鎖住記憶，努力不讓傷口暴露在空氣中。即使到了1990年代的愛爾蘭，人們依舊對於一甲子前的創傷噤聲。只是愈是不說清楚，就愈容易挑起人們的好奇心。

「愛爾蘭在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並未成功，1919年英國發動英愛戰爭（the Anglo-Irish War），兩年後雙方簽訂協議，北愛爾蘭成為愛爾蘭獨立與和平的籌碼，也激起國內主戰派的怨恨，全國陷入非常時期。」林玉珍嘆道：「這與歷史上以恐怖統治震懾人民的極權國家同出一轍，即使枕邊的親密愛人也可能瞬間變成敵人，輕則排斥、重則清算的方式對待異類，導致許多當事人的家屬或後代只能噤聲，身心靈也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

傷痛過去60年後的今天，愛爾蘭似乎更著重於拚經濟，「克爾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經濟大起飛榮光讓愛爾蘭擺脫殖民地的印象，看在建國初年受害家屬的後代眼裡，可能並不是滋味。1990年代後興起的創傷小說，或許也是要提醒愛爾蘭人不能遺忘國族記憶。

跨世代的塵封歷史

林玉珍以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於1922年出版的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的一句話：「歷史……是我試著從中醒轉的夢魘」為引言，點出愛爾蘭歷史中的暴力，不僅存在於當下，其效應甚至影響至現代，成為愛爾蘭人試圖醒來卻依舊沉睡的掙扎。

林玉珍透過三本小說，包括薛摩斯．狄因的（Seamus Deane，1940-2021）《在黑暗中閱讀》、席巴思欽．薄瑞（Sebastian Barry，1955-）的《祕密經文》，以及茱莉亞．歐惠倫（Julia O’Faolain，1932-2020）的《暮氣沈沈的國度》，探討成年或遲暮之際的主人翁，回顧幼年或青年時期經歷愛爾蘭內戰期間的創傷經驗，亦即透過個人生命故事，映照愛爾蘭現代史。

「我採用心理分析與創傷理論，深入分析小說主角的心理狀態與國族傷痛的關聯性。」林玉珍指出，當人們遭遇重大傷痛時，瞬間無語也不敢對他人傾訴，於是祕密被埋在心房密室，經過時間淬鍊打造出「集體墓室、社群墓室、甚或國家墓室」，裡面囚禁著跨時代幽魂（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

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左）《在黑暗中閱讀》1996年初版封面。（右）2017年臺灣中譯本封面。
圖片來源／（左）wiki；（右）一人出版社提供

《在黑暗中閱讀》於1996年出版。敘述愛爾蘭1945至1971年之間的生活風貌，內容雖與作者薛摩斯．狄因經歷重疊不少，但狄因否認這部作品是回憶錄或自傳。另一方面來說，作者將自身經驗放大為國族歷史，迂迴呈現愛爾蘭內戰時期的共有創傷記憶，以揭露先輩無以言傳的祕密，進而梳理個人和集體的「幽魂效應」。

《在黑暗中閱讀》裡，敘事者長大後挖掘上一代的過往，卻是一場七零八落的拼圖遊戲，他始終無法得知艾迪伯伯的行蹤，長輩彷彿水蒸發似完全消失於這個世界。當父親好不容易提到「失蹤者之地」的傳說時，主角便問：「艾迪的靈魂，是否就在這裡為失落的出生地哭泣，我納悶？」於是一切又成為不可言說的秘密，探索歷史就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閱讀。

敘事者轉向母親，她絮絮叨叨的情話裡，指涉的對象並非自己的另一半，而是另有其人，於是「背叛」的主軸從父母親傳到孩子身上。如雜草蔓生的過往降臨在敘事者身上，延伸出對警察的仇恨。敘事者抽絲剝繭，極力找出艾迪失蹤的真象，直到父親說出：「他是個告密者，被自己人殺掉的。」才終於揭開了真相：艾迪當年被誣陷為告密者而遭到殺害，而真正通風報信的人始終存在於這個家裡，幽靈既是逝者，也是活人。

林玉珍慎重道：「直到主角父親過世後，煩擾母親的幽靈終於消失。全書試圖拼湊的家族歷史也終於瓦解，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卻是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一同進入墓室的重疊生命史

如果《在黑暗中閱讀》將個人生命經驗映照於歷史，那麼《秘密經文》將主角限縮在愛爾蘭新教徒，揭露新教徒悲慘的命運。

《祕密經文》2008年初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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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2008年出版的小說，故事在主角翁若珊的父親約瑟夫遇害之後展開。約瑟夫某次被帶往高塔，遭到國族主義成員施暴與吊死；若珊卻只記得她與父親一起進行的榔頭和羽毛重力實驗，卻沒意識到榔頭也是暴力的工具。

父親過世後，若珊與戀人湯姆的哥哥陷入熱戀，陰錯陽差之下被誤以為跟其他男子出軌，從此若珊的命運急速下降，甚至與湯姆的哥哥發生關係，在生下一名男孩之後，若珊被送進精神療養院，她的過往也等同於被封存在密室。

待若珊居住精神療養院65年之後，決定記錄自己的過往，與國家歷史譜成詩篇。另一方面，精神療養院院長格林最後驚覺若珊是自己的生母，並且發現自己與若珊相似的命運。然而他卻選擇隱藏真相，鎖住不光彩的歷史。

林玉珍提及，這樣矯正國族主義的動作與作者席巴思欽．薄瑞的生平不謀而合。他多以家族前輩的生命經驗為故事題材，開啟愛爾蘭封存記憶的密室，雖然人物的性格稍嫌單薄，反倒強化歷史墓室的牆壁。

以歇斯底里的語氣揭露國族創傷

相較於前兩部針對個人生命經驗的小說，《暮氣沉沉的國度》在1980年出版，為三本書中出版時序最早的一本，而它的創傷經驗則提高到國家層級。

《暮氣沉沉的國度》故事背景設定在1979年，彼岸美國的愛爾蘭社群關注當年發生的北愛爾蘭危機事件，希望製作愛爾蘭共和軍的紀錄片。社群成員抵達都柏林後，經過一陣探聽找到茱蒂絲‧柯藍西——這位曾經在1921年愛爾蘭獨立運動活躍一時的年邁修女。

但經過查探，當年的英雄茱蒂絲、如今卻歸隱修道院也是有隱情的。她曾失手殺死同為主戰派的同志兼妹妹情人史帕基，政府為了掩人耳目將茱蒂絲送往修道院，而她的姊夫擔心茱蒂絲會說出真相，更用電療等非人道方式意圖破壞她的記憶。

58年後舊事重演，原本社群成員要拼湊當年史帕基命案的真相，卻因為茱蒂絲的姪孫女葛瑞妮雅與採訪者詹姆士發生親密關係，葛瑞妮亞的表哥害怕茱蒂絲說出真相影響自己的前途，將詹姆士驅逐出境；愛爾蘭共和軍派系也不滿葛瑞妮亞與丈夫邁可的婚姻，趁機將邁克連人帶車推入河裡。唯一目睹這樁謀殺的就是茱蒂絲，然而因為她過於歇斯底里說出史帕基事件，因此沒人相信她的證詞。就這樣，相隔近60年、關乎愛爾蘭國族主義的事件也無法逃過灰飛煙滅的命運。

林玉珍說：「這本書的書名影射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There’s no country for old man”），暗示國族政治左右人民的生活與記憶，當兩者利益衝突時，國家機器不得不訴諸暴力，以精神醫學的名義，將人民監禁於暗房。」

愛爾蘭內戰期間政府軍和共和軍多次運用處決的恐怖手段以震懾對方，許多遇難者以前是盟友，甚至是親密的家人或朋友。圖為雕塑家雅恩·古萊（Yann Goulet，1914-1999）設計位於愛爾蘭凱里郡的「被軍隊處決的士兵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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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敘事的自喻與治癒

三本創傷小說敘述人物的「後記憶」（Post-memory）過程，即使經過6、70年，不堪回首的過往仍舊適合放在黑暗當中，試圖釐清事實的下一代人遭遇當事人不可靠的記憶或阻撓，甚至不小心複製上一代的悲劇。

林玉珍提到，這三部愛爾蘭作品，主角都陷入「後記憶」的漩渦之中，他們必須在「真正發生的」、「我所想像的」、「我聽過的」、以及「我一直聽到的」之間取捨，她說：「這也反應了許多愛爾蘭人的歷史記憶，家族或國族秘辛的揭露與否都讓敘事者背負倫理難題，修補家族和國族的歷史傷痛也是一場『再造歷史意識』（refigu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過程，經由重新檢視與不斷修正，釋放跨世代的幽魂。」

然而，愛爾蘭文學只能透過跨世代的幽魂呈現嗎？林玉珍認為不然，她提到在劇場或戲劇呈現這段歷史的作品也不少，受到通俗文化的影響，除了嘲諷的寫實風格以外，也有趣味詼諧的場面。例如《槍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1923）故事：有位作家被其他人認為是槍手，他也理所當然自認為是，直到革命起義軍到他面前，遞給他一把真槍，作家卻嚇得半死，還被另一位女性拯救。此類戲劇有趣的一面似乎也沖淡嚴肅的國族主義與傷痛。

林玉珍強調：「雖然時間不斷前進，但歷史會透過回顧與參照，逐漸照亮過去那段黑暗的歲月。」創傷敘事關懷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在這之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個當代的人們，面對、安撫身處其中的過往，藉此獲得安定的勇氣。

採訪撰文／顏正裕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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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迎面而來穿著褲裝的女子已經見怪不怪；若是打扮特別帥氣，說不定還會多看上兩眼。然而事實上，女著褲裝是到近代才出現的普遍現象。在這之前，女性以裙裝為主，社會上甚至會以服裝配件作為性別劃分的依據。

因此當 16、17 世紀的英格蘭女性開始流行穿上男性服飾時，著實把當時某些男性知識份子給嚇壞了，他們把這樣的女人稱為「陽剛女」（hic mulier）；而且寫了不少文章來批評這群陰陽倒錯的「男裝女子」。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林美香長期研究「歐洲服飾史」，對 16 世紀英國的「陽剛女之亂」相當感興趣。

伊莉莎白一世。
圖片來源／The Darnley Portrait of Queen Elizabeth I, by unknown continental artist, c. 1575. Oil on panel, 113.0X78.7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2082), London.

林美香的研究起點是從「女性與政治」開始。在她的第一本著作《女人可以治國嗎？》中，便將目光鎖定在英格蘭女王瑪麗女王（Mary I）、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兩位女王身上，藉此探討性別與權力的關係。其中，熱愛穿各種華服美飾、天天換裝（還一直問人家哪套衣服最適合我呀）的伊莉莎白一世，成功地吸引林美香的注意力，讓她開始好奇伊莉莎白的服裝語言是什麼。

「我對她的這些衣服想表達什麼意義很感興趣。過去人們研究服飾多從藝術史的角度切入，但服裝有其語言、思想、論述脈絡在，既是一種符號，也是穿衣服的人的象徵。」林美香說。

從白領藍領看地位象徵

何謂服裝是一種符號？最簡單的例子是廁所門上的「男女廁標示」，男廁跟女廁最常用的區隔符號，「就是一個穿裙子、一個穿褲子」，對吧？

那象徵呢？林美香舉例，我們常用「藍領、白領、粉領」來象徵不同勞動性質與社會地位的族群，分別對應到「勞工階層、坐辦公室的男性、服務業女性」，但為何是用「領子」來區分，又為什麼是藍色、白色跟粉色呢？最早是因為十九、二十世紀工廠興起時，工人的制服通常是粗厚藍色布料製成，耐髒耐磨。相對而言，白色衣服需要時常清潔和維護，多了一筆開銷，這就將「藍領、白領」的社會地位象徵明顯區分開來。至於粉色的象徵也很直接：柔和的、沒有攻擊性的顏色，多象徵著照顧他人的女性角色。

從這兩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發現，服裝傳遞的資訊跟認知，遠遠比眼前看到的布料還要來得多更多。

16、17 世紀領子與衣服為分開的配件，使用領子的人需負擔較多花費，其大小與繁複程度也能代表社會地位高低。圖為 17 世紀流行的立領（Rebato collar）。
圖片來源／The Met

身分定義 VS. 個人風格

事實上，在 16 世紀的歐洲人眼裡，衣服可不只是穿在身上蔽體的布料而已，衣服是身體的延伸，也就是「Body’s Body」（身體的身體）。特別是在性別識別上，宗教與社會風氣都規範人們「男生就應該穿男生的衣服、女生就應該穿女生的衣服」。

林美香進一步解釋：不過 14 世紀前，男女的服飾差異並沒有這麼大，都是穿著「垂掛式」的長袍，就像我們在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像上看到的服裝。

14 世紀（大約是文藝復興開始的時期）之後，歐洲人發展出「縫合式」的服裝工藝，讓布料可以緊貼身形、展現身體曲線後，男女服裝的區別才慢慢大了起來，衣服的樣式、可以玩的變化也才多了起來。

這個轉變，不僅讓衣服成為「定義性別的重要物品」，同時也讓衣服成為「個人特色風格的展示品」。

正是衣服的這兩個功能，在 16、17 世紀的英格蘭社會引發衝突。

林美香表示，18 世紀之前時尚的發展趨勢方向大體上是「從貴族往平民、從男性往女性」（雖然也有例外），也就是時尚先驅往往是貴族和男性先風行，然後再傳往平民跟女性，當時女性的時尚總是跟在男性後面模仿。

所以，當英格蘭貴族女性 把當時男士流行的服裝配件，例如「大布列夾衣」（doublet，男用緊身上衣）、「皺褶領」（ruffs）和插著羽翎的「有邊立帽」（hat）等男性服飾「偷用」到自己身上，穿在裙子上面跟女性服飾混搭，或是裝扮得像個帥氣的男子—— 甚至是女王陛下開始帶頭追上、引領時尚風潮時，這個「男尊女卑」的趨勢將受到挑戰。

大不列夾衣。
圖片來源／Robert Dudley, 1st Earl of Leicester, by Unknown Anglo-Netherlandish artist, c. 1575. Oil on panel, 108.0X82.6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447), London.

這引來當時較為保守傳統的男性文人，寫了好幾篇用字遣詞嚴厲的批判文章，在英格蘭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陽剛女」及「陰柔男」兩個詞便在當時出現。當代文人以拉丁文陽性指示代名詞 hic， 配上陰性詞「女人」（mulier），構成了「陽剛女」（hic mulier）一詞；以拉丁文陰性指示代名詞 haec，放在陽性詞「男人」（vir）之前，而有了「陰柔男」（haec vir）。如此使用語言，顯示該現象已擾亂原本「陽／陰」、「男／女」的秩序。

另外像一個叫加斯科因（George Gascoigne）的人，也寫了一首嘲諷詩諷刺這些「混搭男裝的女子」：

她們是什麼？女人嗎？怎麼穿著男人的衣裳？
穿著荷蘭的大布列夾衣，配上有切口的背心？
戴著西班牙的飾扣、法國來的皺褶領，
還有插上羽翎的立帽，招搖著她們的浮誇。
她們甚至真的可以去召喚男人！

也許看在 21 世紀的現代人眼裡會有些荒謬，「不過就是女生穿了男生的夾克，下面還是穿裙子啊，為什麼就分不出性別了呢？現在女生穿褲子也不會被誤認為男生啊！」

「這就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才能理解為什麼寫文章的人會這樣想。」林美香說，且不提女生開始穿褲裝其實是 20 世紀才出現的情況，16 世紀的人們的「宗教世界觀」跟「性別觀」和當代的我們相當不同。

「先生是太太的頭」：男性的領導價值觀

在基督教的價值脈絡中，耶穌是教會的頭、先生是太太的頭、君主是人民的頭，因此你可以想像「頭部」是代表權威、引領身軀的；而《舊約聖經》則告誡人們：「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為都是耶和華——你上帝所憎惡的！」

因此當女性在上半身甚至頭飾上穿戴男性的服飾時，不僅挑戰了男性的權力地位，還違反了上帝的規範。

另一方面，16 世紀的性別觀是這樣的：一個人的「體液」溫度能量狀態，會決定他的性別；溫度高、能量強就會把器官往外推而成為男性（陰莖是外推的器官），溫度低、能量弱的人則相反，器官會內隱而成為女性（陰道是內縮的器官）。

換句話說，當時的人認為，一個人的想法、對自己的認知，是有可能改變他的性別的！一個穿著男裝久了的女生，會因為想像自己是個男性，而擁有陽性的、高溫的能量，讓他長出陰莖，從女性成為男性！

（看吧，這就是為何衣服之所以是「身體的身體」的原因。）

天啊，這還得了嗎？照這個觀點來看，穿男裝的女生就好比全身插滿了陰莖走在路上一樣可怕！

怪不得在當時為文抨擊男裝女性的人眼中，這些「陽剛女」是「半男半女」的「怪物」；女生穿男裝是件嚴重的大事，因為會破壞社會秩序、挑戰國家安全、顛覆上帝的旨意。

衝突來自對失序的恐懼

不過，這些女生為何穿男裝的真正原因，並沒有白紙黑字的文獻記載；林美香從男性文人的文章中推測，她們穿男裝的動機可能相當簡單：「我們沒有要改變自己的性別，我們還是願意守規矩好好當個女生，只是單純覺得混搭男裝的自己好看、漂亮、很有魅力而已。」

對她們來說，混搭男裝很可能就像我們在 IG 上 PO 自己的穿搭照一樣：展現個人的個性、風格與魅力。

然而「展現自己的魅力」卻嚇壞了男性。

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認為「女性／陰性特質」應該是「保守、含蓄、羞怯、端莊、柔弱」的，像這樣大咧咧、勇敢地展示自己的女性魅力，已經是一種「男性／陽性特質」了，當時保守派的男性覺得這些陽性特質不應該出現在女性身上。

攝影／陳怡君

當然，歷史是複雜的。林美香說，抨擊「陽剛女」的現象背後，可能還有許多間接的因素跟動機，例如文人可能是藉批判男裝女性，行政治批鬥之實，抨擊帶起男裝風潮的王后安（Queen Anne of Denmark, 1574-1619），以及宮廷中性別秩序的混亂，暗示當時的政權「斯圖亞特王朝」是個失職、該被淘汰的政權。

另外，由於男性長期與權力劃上等號，因此女性也很有可能透過穿男裝來滿足自己對於「男性擁有較自己高的身份地位與權力」的妒羨感。

再加上，16 世紀是一個人們危機感很強、對秩序相當要求的時代，因此不難想像當這些「女性自我表達」「不小心」挑戰了「社會根本秩序」的時候，會引起多大的反對。

回到 21 世紀，即使我們拜現代醫學進步所賜，已經很清楚知道男女性別的生理差異，但面對不同族群與現象仍有程度不一的擔心、恐懼與怪異感，這點或許能和16世紀的人們有些共鳴：
人們害怕的，始終是現有的安穩秩序跟認知被挑戰、破壞。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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