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樣的絕世小說，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暨英語系合聘教授梁孫傑，花了12年的時間日以繼夜來翻譯？
攝影／林俊孝

「喬伊斯是個天才，而且他對此深信不疑。」臺師大歐文所梁孫傑說起《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的作者──愛爾蘭小說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不禁微笑。喬伊斯個性狂妄，20幾歲見到大文豪葉慈時，竟對他說：「可惜你年事已高，不然早點遇到我，還可以教你一點甚麼。」妙的是葉慈不以為忤，還以自己文壇大佬的身份，不斷推崇這個當時尚未成名的年輕作家。

喬伊斯的小說作品計有《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都柏林人（Dubliners）》、《尤利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守靈》。美國大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第一次讀了《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就是這一部了。」而當時還只是二十世紀初。《都柏林人》曾啟發白先勇寫《台北人》，對台灣文學影響深遠。《尤利西斯》更是名列「史上最偉大小說」的第一名。喬伊斯一生只寫了四部小說，其中三部就名列百大，堪稱震古鑠今。

愛爾蘭小說家詹姆士．喬伊斯究竟具備何種天賦，生只寫四部小說，卻有三部可以名列世界百大小說？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至於《芬尼根守靈》，則被一些文學家視為「廢作」。因為它太難懂了，許多人讀不到幾頁就放棄，覺得作者在胡搞瞎搞。就算讀完了，也沒有幾個人能真正了解，因為喬伊斯用了60幾種語言來寫這部小說，又善用「意識流」的手法，還屢屢創造獨特用語，讀者一進去就如墜五里雲霧，渾然不知所云。

這樣的作品，花了梁孫傑足足12年的時間、夜以繼日來翻譯，他感慨地說：「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越來越發覺自己幾近無知，」轉而滿足地嘆道：「但又好快樂。」

近乎盲人的瘦弱酒鬼

喬伊斯自青少年時期就想逃離愛爾蘭，23歲遠赴義大利，之後周轉於歐洲各國，在瑞士蘇黎世病逝，鮮少回鄉，卻一輩子書寫愛爾蘭。他雖然深愛夫人諾菈，作品裡卻常以自傳的筆法，描繪大膽偷腥的情節和誇張的性幻想。喬伊斯就是個非常矛盾的人。

小時候家境富有，父親酗酒成性，又不善理財，以致家道中落，讓他吃盡苦頭。但他後來也成為酒鬼，年輕時在巴黎跟海明威等人結為好友，經常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倒臥溝渠過夜並非新鮮事。他很瘦，有一次壯碩的海明威把他扛回家，諾菈開門一看，說：「喔，又是這兩個文明世界的酒鬼。」砰的一聲就把門甩上，鎖了。

喬伊斯對自己駕馭文字的功力充滿自信。由於他堅持不准出版社改動任何一個字，致使《都柏林人》延宕近十年才得以出版。至於人稱「內容淫穢」的《尤利西斯》也是幾經波折，該書面世之後，這個世界總算看見了這位世紀天才的絕世風華。

不過，長年的酗酒和熬夜寫作，讓喬伊斯至少賠上了一隻右眼。梁孫傑回憶：「我曾在水牛城大學的檔案庫中看過他的晚期手稿，用不同顏色的蠟筆寫作，而且字體很大。晚年只能靠別人幫忙打稿子，眼疾帶來的痛苦可想而知。」

完成《尤利西斯》這部偉大小說後，如果是一般作家，就不可能再超越自己了。但他畢竟是喬伊斯，無視眼疾和其他病痛，他又花了17年的時間，寫成了更驚人的《芬尼根守靈》。

看懂一句話需要讀很多書

「《芬尼根守靈》的故事很簡單。就是有個50幾歲的中年人，叫伊爾維克，晚上睡覺做了一堆夢，早上醒過來，故事結束。」梁孫傑笑道。

那為甚麼這本書會那麼難讀呢？除了因為意識流的寫法跳躍、故事曲折，喬伊斯為了表達繁複的意義和晦澀的哲思，往往創造詭奇怪異的文字，和拼法超長的詞語，還運用生僻奧秘的典故，必須仔細咀嚼，才會明白他在說甚麼。這讓梁孫傑翻得嘔心瀝血。何況他是用漢文翻譯，比起現有的拼音文字譯本，更是加倍困難。

比如書中這兩個字：「lots wives」，乍看之下應該是「很多老婆」，但喬伊斯藉由錯誤的文法暗藏《聖經》的典故：索多瑪城跟蛾摩拉城道德淪喪，上帝要毀滅它們，但特別赦免義人Lot全家，要他們趕緊出逃，而且不准回頭看望。Lot就帶著家人逃出城，途中他老婆忍不住回頭看，登時變成了一根鹽柱。Lot帶兩個女兒就躲進山洞內避難。後來，兩個女兒擔心Lot斷了後裔，便每晚將父親醉，輪流跟他上床，以達到傳宗接代的目的。

才兩個字就有一大串故事，叫梁孫傑怎麼翻呢？他翻成「羅特众多的駐顏婆娘」。

羅特就是Lot的音譯；簡體字「众」是由三「人」所組成，即Lot的原配（上面的「人」）和（後來成為「妻子」的）兩個女兒（下面的兩個「人」）；女兒年輕，所以是「駐顏」，倒過來唸就是「鹽柱」，即包含了羅特之妻變成鹽柱的典故；「婆娘」在山東話是「老婆」，「娘」是漢語的「母親」，但日語卻是指「女兒」，完全呼應此處所有指涉的典故。

喬伊斯的原文有多層意義，梁孫傑就必須以多層意義的漢語來翻譯。當然，「lots wife」也可直譯為「羅特的老婆」，卻不足以表示喬伊斯文字的豐富層次。

書中兩字「lots wives」，可能暗藏著聖經密碼。
圖表整理／梁孫傑 圖表設計／李季衡

「這還只是文字，」梁孫傑說：「喬伊斯在字音方面也有很多巧思。」

比如有一則故事，說到兩軍對戰，喊著戰嚎「kóax kóax kóax！」古希臘戲劇《蛙》（Frog），說酒神要過冥河時，河邊有一群青蛙kóax kóax亂叫一通，所以這個字跟死亡、戰爭和蛙鳴有關，還隱含「3k黨」的意思。

一般的翻譯，用「呱呱呱」就搞定了，梁孫傑覺得太單薄，於是翻成：

為貼近「kóax kóax kóax！」原意，梁孫傑嘗試自創文字來翻譯。
圖表整理／梁孫傑 圖表設計／李季衡

梁孫傑自創的這個字，看起來是漢字其實是以漢字之形拼英文之字。K旁邊的OA像個「兵」，跟詩人陳黎的〈戰爭交響曲〉有關。該詩第一段是300多個「兵」，第二段這些「兵」逐漸減少，且有些變成了「乒」、有些變成「乓」，代表許多士兵戰死或殘廢；第三段則是三百多個「丘」，意思是戰爭死很多人，都埋在土丘裡。梁孫傑用了陳黎的創意，既表達kóax「戰爭」的意思，也用「兵兵乓丘」來表達kóax的聲音。至於「X」，則代表未知的死亡。

梁孫傑解釋：「喬伊斯原本想要當音樂家，後來放棄，但他的作品充滿音樂性，沒把這個特點翻出來，就不忠於原著了。」

創造全新的語言宇宙

因此，讀喬伊斯是個世界性的難題。梁孫傑說：「美國加州有一個《芬尼根守靈》讀書會，最近隆重宣布，他們花了20年的時間，終於把這本書讀完了。」

為甚麼需要各界知識豐富的學者、花費那麼多時間來讀這本書？因為各國的重要語言，只要適用於表達聲音或意義，喬伊斯無不採用。他過目不忘，而且學問包山包海，《芬尼根守靈》中有很多大段的拉丁文，有時會有點小錯誤，學者們發現不是喬伊斯抄錯了，竟是記錯了。這一大堆知識在他腦中融會貫通，就形成了他獨特的語言世界。

那個年代，曾有人提出要統一世界的語言，創造出Esperanto（世界語）。喬伊斯的做法，卻是將最重要的語言放在一起，融合東西文化於一體。因此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他其實是想要重寫《聖經》。

梁孫傑分析：「《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的原文就是古希臘文的logos，意思是『字』。所以我把《芬尼根守靈》稱為『語宙』（語言的宇宙），因為喬伊斯創造新的語言系統，等於創造新的宇宙。」

像上帝一樣創造新宇宙，確實也是一個小說家「膽大妄為」的極致了。

翻譯是對生命的態度

梁孫傑表示，翻譯時必須對自己誠實。在面對喬伊斯時，也面對自己的種種不足，進而學會謙卑。
攝影／林俊孝

「為甚麼我會喜歡喬伊斯？」談到這個問題，梁孫傑有點難以解釋：「這就好像喜歡一個女生，她乍看之下，不見得是最漂亮、或最受歡迎的，但你跟她在一起，就是很舒服，沒壓力，可以做自己。讀喬伊斯讓我擁有這種美好的體驗。」

梁孫傑認為，閱讀，就是在尋找一個不知道的自己，翻譯更是如此。由於《芬尼根守靈》極其繁複，有時翻譯一兩個字都要耗神多日，刺激梁孫傑不斷用自己的漢語背景去回應。就好像奇幻故事裡的百寶箱，丟甚麼進去，就有奇妙的東西跳出來，翻譯讓他必須搜索漢語世界的文化資產，找到可以對應的東西。於是在回應的過程中，梁孫傑不但發現自身文化更多的可能性，更因為不斷進步，找到一個從沒想像過的自己。

「我認為『翻譯』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梁孫傑說：「我少翻三四個字，或漏掉一些東西，讀者不太可能知道，但我知道；即使眾人都感到滿意，但我心裡知道哪裡不足。唯有誠實面對喬伊斯，才能去面對自己的種種不足，而學會謙卑。」

謙卑的結果，是成就了現今唯一的全本漢譯《芬尼根守靈》。而這樣的收穫，對梁孫傑來說，就是兩個字：「舒坦。」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梁孫傑。（2024-2026）。輪迴轉是／逝：轉醒的喬伊斯和守靈的貝克特 。國科會研究計畫。
梁孫傑。（2021-2024）。喬伊斯《芬尼根守靈》中的東方想像。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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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科學理性、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為什麼仍有驅魔儀式存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黃涵榆教授為此撰寫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書，從基督教神學觀點、「異端」與「附魔者」當中的生命政治，以及現代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脈絡，重新反思「附魔」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通過對個體差異生命狀態的理解，黃涵榆對「治癒／疾病」、「正常／異常」、「理性／迷信」所預設的二元對立框架提出質疑；思考其中長期通過各種文化被建構，以及合理化的權力關係，賦予「附魔」事件作為發現畸零生命主體象徵的意義。

黃涵榆通過探討《舊約》和《新約》聖經的時代背景，直到中古世紀、早期現代，至十九世紀，以歷時性的歷史脈絡，拉開關照視野，重新理解人們如何詮釋「疾病」與「附魔」之間的關係。
攝影／陳怡瑄

研究問題的偶然時刻：一則驅魔實錄影像的衝擊

基於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黃涵榆之前做過一系列探討「妖魔」、「變態」、「偏執」、「邪惡」、「不死」等議題的研究。但這本書的完成，卻不是有意識的安排。

源自他在一個夜裡看到了1976年德國少女安納莉絲的「驅魔實錄」，這個短暫的偶發經驗，為他帶來了情緒與思考的雙重衝擊。

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少女、因驅魔儀式而被控過失殺人罪名的雙親與神父、以及拒開死亡證明的法醫；整起事件形成的權力張力反映在社會輿論圍繞著教會、學界和醫界之間複雜的紛爭。

黃涵榆表示：「在整個過程裡，安納莉絲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所有權和決斷不再屬於她，她的身心靈成了自然與超自然、神靈和惡靈，以及宗教和醫學、司法鬥爭的戰場。」這個案例構成黃涵榆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然而，當黃涵榆試圖用學術研究的形式來探討附魔這個現象時，其中所牽涉到的面向複雜度，已然溢出了精神分析的框架。但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附魔」的徵狀也一度與精神症狀相關，尤其是歇斯底里和瘋癲；因此和精神醫學脫不了關係。

他進一步從神話、宗教等方面去組織一個較嚴謹的學術架構。

「疾病」的接受史：附魔與惡魔學的形成

在西方文化，宗教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長一段歷史，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往往多與天譴或惡靈等宗教化因素聯想在一起。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們需要有一個態度，就是生病這件事情，包括附魔，基本上是一個經過社會政治、文化、宗教各種力量建構出來的事實。」黃涵榆強調，若我們以現在的眼光理解疾病，似乎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時代、文化、社會脈絡裡，對於「病」會產生不同的想像。甚至非西方基督教脈絡的社會，對於附魔的處理方式與詮釋也全然不同。

從自然科學或以醫學角度來看疾病，已經是很現代的事；早期人們可能透過一套「惡魔學」或「魔法學」的敘述來解釋，建構整個知識系統。

黃涵榆提到：「從比較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認爲每個時代有當時人們想象惡魔的方式，會與那個時代的集體恐懼和焦慮彼此糾結。」尤其人們無法完全理解疾病的時候，在基督教的思想下，疾病和惡魔被視為上帝的敵人；在不同階段裡，惡魔也會扮演著誘惑者的角色，而「魔」和人性的負面特質，諸如嫉妒、仇恨、野心、貪婪等心理狀態糾纏在一起，有時則被視為「惡靈」。因此，如何去對治這種異常狀態的「病」，則相應出現一套驅魔或靈療的儀式；而「附魔者」、「惡靈」和「驅魔術」就以三位元的結構，構成「惡魔學」。

驅魔與神聖治癒：「生命政治」與介入他者身體的權力機制

早期《新約》裡談到基督或門徒，碰到重病患者，多數只有癲癇、抽搐之類的詞語描述，較少直接以「魔鬼附身」來形容這些病徵，實際上也很少進行「驅魔」儀式；這些反而都是後期教會體制化之後才形成的詞語。

「『驅魔』基本上就是一個十足的『生命政治』。」黃涵榆進一步解釋說：「『生命政治』是指用一套權力機制、技術，介入他人身體、生命，從而去管理、宰制他人。因此，被判定為魔鬼附身的人便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各種宗教驅魔儀式，包括十字架、聖水等器具，以及神父的話語及經文等，都將施加在他身上。過程中，雖然有宗教的神聖性，但同時也是某種形式的暴力展現。這讓整個神聖與暴力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驅魔儀式的景觀化現象，現代人大概可從恐怖電影的畫面中趨近那種極具張力的戲劇性畫面：驅魔師不斷逼問被驅魔者身上的惡靈各種問題，透過不斷辨別真僞，去建構正與邪兩個世界。把謊言重新整頓，恢復所謂的「真理」；並把人從一個墮落、受到惡魔侵襲詛咒的世界，帶回到一個純潔的，可被接受的基督教社群當中。然而，歷經驅魔儀式後的人，並未重獲自由，教會體制還會隨時監看他的動靜，有時候也由醫生輔助；這些細節當中都體現著權力運作的痕跡。

行使神蹟即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
圖為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的畫作《Miracles of St. Francis Xavier》（1617-1618）。圖片來源／wiki

黃涵榆指出，亙古至今，基督教在面對癲癇患者的時候，實則都會展現權力。比如行使神蹟，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更後來，當基督教建制後，驅魔儀式的過程中，驅魔師就是教會體制的權力代理人。

「當基督教逐漸發展出《聖事禮典》（Rituale Romanum）這一套完整的系統，對於各種器具、程序，所有教會體制各種大大小小的儀式都有非常縝密的規範之時。驅魔儀式也被體制化了。如聖器象徵著上帝權力。從學術研究的批判視角來看，驅魔儀式，甚至是『療癒』，都是一種體制權力的展現；而後者到了現代則被醫學所取代。」

黃涵榆提醒，我們不應該把被附魔者當成一個極端或是超自然的事件。從事件本身實際上可以看出整體生命政治的運作。如果把生命政治的視角拉開來看的話，會發現，我們只要活著，在某些體制裡面生活，就會面臨一套、或者多套機制施加在我們身上。

或許我們更可從附魔的極端例子，思考普遍人們的生命政治經驗，發現有多少政治力量和權力是施加在人的身體、心理或行動等方面。

「治療」的合理性：精神醫學裡的模糊地帶

如果被附魔者，或者是說一個被視為異常的病人，他的身體具有反抗意識，並且也應重新賦予自主權力的話，那麼「治療」和「治癒」是不證自明的合理存在嗎？

黃涵榆隱然拋出這個問題：「我們對於疾病，好像停留在一個狹隘的、體制化的醫學想象。生病就投藥，比較屬於控制模式的。我想慢慢帶出這種想法，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他認為，如果將醫學視為理性，而將民俗學相關的靈療處置視為非理性的二元區分，事實上是窄化了我們對於生命的理解。薩蠻、巫師和通靈者的存在，某方面來說，滿足了某些人蠻長一段時間在身心上的安頓需求；嘗試去瞭解應該比用異樣眼光去排斥，來的更真實、更重要。

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
圖片來源／pixabay

「如果我們從病痛（illness），而不是從疾病（disease）的角度來看人受苦的經驗的話，我們會強調人的感受，如現在有一種比較現象學式、醫療人類學式的作法，就是順著對方的邏輯，進入到他的幻想世界；然後找到一些可介入的地方，給他一些勸告或協助。」黃涵榆對「治好」的邏輯提出質疑：從附魔者到瘋癲者，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途徑去理解他，讓他以一種自己能活下去的方式去生活？不一定非要打破那些被他人認爲異常的想象。

跳脫「不死生命」的狀態，接納「見證的不可能」

就某層面來說，附魔者與病人都凸顯了生命在語言邏輯或者其他框架所無法展示的面向；他們像是進入了一個不死（undead）的狀態，雖然活著，但屬於人的某些特質已經不見了。

黃涵榆以阿岡本（Giorgio Agamben，1942-）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類比這些介於雖生猶死、像人又像動物，被排除在正常人世界之外的人；被視為卑賤污穢的生命，但並沒有因此得到自由。像是附魔者、植物人，甚至是難民，他們皆是脫離於正常社會，卻沒有逃脫權力宰制的各種不同形式的不死生命。

這些被排除的生命，本身已經揹負著沉重的恐懼和焦慮；某種奇特的力量不斷催促著他，讓他無法安身立命。黃涵榆重新將超自然的附魔與自然的身心疾病現象並置，最終希望提出一個終極關懷：生命能不能用一種他自己覺得比較舒服愉悅的速度活下去？這樣是不是有可能跳脫生命這種不死的狀態？

黃涵榆最後從醫學人類學視角，希望開展「病痛敘述」（illness narratives）作為生命證言的倫理意義。「我想『見證的不可能』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面對病痛或者身體生命的本質，基本上不是任何話語、技術所能夠完全宰制的。」這背後牽涉著某些倫理思考：生命是否被某些東西所宰制？醫療診斷是否全然代表事實？

然而，即便來自痛苦主體的自我陳述，同樣也不盡然能表現完整的事實，卻能發掘體制壓迫和苦難的社會政治成因，照見籠罩在「療癒」大敘述下，存有異音的獨特生命。

採訪撰文／李筱涵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黃涵榆（2011）。「不死、經驗極限與救贖政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2）。「附魔、療癒與邊界生命：跨領域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7）。《附魔、疾病、不死生命》。臺北：書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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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這樣想，那可就錯了。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花亦芬研究宗教圖像，從歐洲對於聖經之中「馬大故事」的畫像或藝術表現之中，發現歐洲某些地區的女性能跳脫傳統婚姻的局限，發展由女性自主管理的宗教組織；甚至成為傳教者、講道者、神學家。這些發現讓花亦芬意識到，馬大圖像研究牽涉的，其實是中古世紀婦女的「宗教運動」。

然而，那群女性的奮鬥成果，隨時間流逝，隱沒在主流書寫主導的宗教歷史之下。

對花亦芬來說，作為藝術史研究者，應該要透過畫作圖像，以及分析被主流歷史書寫掩蓋的史料，讓那段被埋沒的歷史記憶重新獲得它們本該受到的重視。

傾聽圖像的秘密

花亦芬先幫藝術史研究的內容「澄清」。不瞭解的人會以為藝術史只研究藝術風格、審美討論而已，卻忽視畫作隱藏的歷史訊息：「其實藝術史研究更像是在解密，需要仰賴『跨領域』與『多元』分析解讀的能力。」

她提出，歐洲的宗教圖像相較於白紙黑字的史料文獻，擁有更高的自主性，不會完全受到政教主流勢力的牽制，反而能表現出社會主流觀點以外的各種多元意見。這些「眾聲喧嘩」，讓細心解讀的後世研究者得以去探問更貼近真實的歷史狀況。

藝術史研究更像是在解密，需要仰賴「跨領域」與「多元」的能力。
照片提供／花亦芬

花亦芬認為，細膩解析並善用圖像透露出來的訊息，能讓我們看到更多貼近歷史真實狀況的線索。她希望藉由馬大的藝術史研究，重現中古時期婦女在宗教領域曾經活躍參與、並留下許多傑出成就的歷史。

馬大的故事可追溯到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故事：

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

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聖經》〈路加福音〉新標點和合本）

在十二世紀法國南部地區盛傳，在隆河（Rhône）流域講道傳教的馬大曾用聖水與十字架降伏了一條常常侵擾當地人的惡龍，因此得到「降龍的馬大」稱號。馬大也因此成為當地人景仰的「女聖徒」。

此後，降龍馬大與聖徒馬大常出現在歐洲各地教堂許多圖像中。像是法國史特拉斯堡主教座堂的凱瑟琳小堂、德國紐倫堡的聖馬大教堂等，能看到馬大相關的彩繪玻璃圖像。

身為女人的馬大，在法國南部以迄萊茵河流域擁有極高的「聖名」，這是中古世紀歐洲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花亦芬指出：「我們可以看出，中古時代的歐洲女性對會傳教、講道的女性是有興趣的，但是這讓當時的羅馬教會不安，因為傳統上他們認為女性不可以講道。」這股女性傳教的風潮最早是亞爾比教派（Albigenses）所帶起，受西哥德基督教影響，他們不承認三位一體，但支持女性傳道，信徒之間的關係也講求平等，與羅馬階層化的宗教組織相當不同。

羅馬公教視不承認三位一體的亞爾比教派為「異端」，卻礙於當時勢力不夠壯大，無法強行制止女性加入亞爾比教派，遂決定用「柔性」方式來與其競爭。因此透過道明會（Dominican Order）的介入，讓當時在萊茵和流域發展相當蓬勃的悲謹會（Benguines）在道明會的監管下來發展，藉此讓女性擁有女性自主管理的宗教團體與宗教生活，以此來對抗亞爾比教派對女性的吸力。

由女性自主管理的宗教組織

悲謹會源於十二、三世紀的比利時列日主教區。她們的成員與修女不同，不需要發終身誓願，隨時可離開或者再次加入。比較特別的是，悲謹會成員靠製作蕾絲、蠟燭、啤酒等手工藝品來賺取生活費，追求經濟自主，不仰賴他人的奉獻。

花亦芬提到：「道明會鼓勵悲謹會尊崇聖徒馬大，以馬大為效法對象。所以會發現悲謹會對領導者的稱呼，以及管理者對自己的稱呼，都叫作馬大。某些勞動工作也會冠上馬大名稱，像是『管地窖的馬大』、『負責燒飯的馬大』等。」花亦芬認為無論是從馬大圖像的發展，或是從悲謹會的歷程來看，十二、十三世紀許多女性透過參與悲謹會，成為女性積極參與宗教發展的蓬勃時期。

悲謹會源於十二、三世紀的比利時列日主教區，圖為現今聖依撒伯爾大貝居安會院（Groot Begijnhof Sint-Elisabeth）是一座位於比利時根特，曾為悲謹會所使用的會院。
圖片來源／wiki

「但大概在十三世紀末期，女性的宗教活動開始受到打壓，馬大圖像不再像以前四處可見。這時研究者就應該問：發生什麼事情？」花亦芬微笑並解釋這與女性神學家的崛起有關。

當時在悲謹會裡，有學問的女性可以擔任教師，教導想學習讀寫的女性，因此讓悲謹會成為很好的女子教育場所。而學識程度高、有思考內涵的女性也透過禱告冥想與上帝連結，並且把在禱告冥想中感知到的啟示與感悟寫下來，不僅因此產生了一些相當重要的密契主義女性神學，而且也讓女性神學家開始崛起。

「這群女性神學家帶起的密契主義發展越來越蓬勃，然而因為她們有意識地與男性神學家的著作做出區隔，因此開始讓羅馬公教主流開始感到威脅。」花亦芬表示這也預示悲謹會女性神學家後來遭遇到的一樁悲劇——瑪格麗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的火刑。

第一位犧牲的女性神學家

為了鞏固領導中心，羅馬公教在十三世紀晚期開始積極建立階層化的組織系統。花亦芬指出，1274年，羅馬公教確立「煉獄教義」，提醒信徒需要好好遵守教會教導，以免死後在煉獄受到嚴厲的懲罰。接著在1302年，教宗頒布「獨一至聖」詔書，奉教宗為唯一最高領導人。

羅馬公教逐漸壯大權力的作為，使瑪格麗特‧波雷特的悲劇成定局。事件的起因是她的著作《全心渴慕之鏡（Le mirouer des simples ames）》，除了以女性的身分提出對於教義的解釋之外，她以密契神學積極與男性神學家的著作做出區隔，引發一些保守派的男性神職人員抵制。

《全心渴慕之鏡》部分手稿。現藏於法國孔德博物館（Condé Museum）。
圖片來源／wiki

「她的確是很有意挑起性別意識問題，」花亦芬笑指《全心渴慕之鏡》的序言，「她很清楚主流教會開始想壓抑女性聲音，所以在序言裡寫道：『馬利亞一心一意只在乎一件事情，這樣的一心一意帶給她平安；馬大卻為好幾件事心煩，所以她比較沒好日子過。』」句子乍看像是調侃，其實是在表達瑪格麗特‧波雷特自身的處境跟憂心。

《全心渴慕之鏡》出版沒多久，就被當地主教公然燒毀。但瑪格麗特不甘於做靜默的馬利亞，積極尋求願意支持她的男性神學家協助。然而，最終她還是被巴黎主教判為異端，並在1310年被處以火刑。此後，教廷將悲謹會斥為異端，其下的女性神學家一個個噤聲、消失，男性宗教人士重新奪回所有的發言權。

「我們會看到，本來很活躍的女性宗教史，在這之後慢慢沒落，但這不代表女性從此『乖乖聽話』。」花亦芬提醒，女性宗教活動變成檯面下的暗流，延續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期盼支持新教扭轉壓抑的現狀，但最後仍是期待落空。

十六世紀時發生新舊教之爭，屬於改革派的新教仍因各種原因拒絕讓女性正式成為檯面上的講道者。然而，在羅馬公教陣營，卻因為過往歷史的糾葛，馬大圖像出現了對馬大形象正反面的解讀。花亦芬指出，羅馬公教陣營在圖像上對馬大詮釋的莫衷一是，正可以讓我們看到，反宗教改革時期一方面希望加強鞏固女性對羅馬公教的向心力，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妥善處理中古時代悲謹會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創傷。

反宗教改革時期馬大圖像的眾聲喧嘩

花亦芬以威尼斯畫家丁托列托（Jacopo Tintoretto，1518-1594）的《耶穌在馬大與馬利亞家（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tha and Mary）》舉例。她解析畫中的細節：「可以注意到這幅馬大的手勢，是帶有指責態度指著妹妹馬利亞，向耶穌抱怨說馬利亞不做事。」從這幅畫可以看出，畫作有意將馬大的形象塑造成比較強勢指揮者的意涵。

丁托列托畫作《耶穌在馬大與馬利亞家》
圖片來源／wiki

若看另一幅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1571-1610）的《馬大與抹大拉的馬利亞（Martha and Mary Magdalen）》為例，花亦芬解釋畫作的馬大安排在左下陰影處，神情柔和、手掌向上，用柔性的姿態勸身著華服、酥胸微露的馬利亞放下塵世虛華，專心向上帝。「從這幅畫我們可以看到，這時期的畫家對馬大的看法，也有非常正面表述的，並非都是負面表述。」

卡拉瓦喬畫作《馬大與抹大拉的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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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重新鉤沉馬大從中古時代至反宗教改革時期在圖像上產生的變化，以及其中涵設詮釋上的多元訊息，花亦芬指出，這不只與宗教藝術史有關，這也與人與自由之間的關係有關。

花亦芬徐徐說道：「過去錯誤的歷史知識認知與灌輸，容易讓人誤以為中古時期婦女『本來』就受到男性主宰，無法發聲。」然而透過這個研究脈絡所鉤沉出的女性宗教運動史，我們可以看到，歐洲中古時期，女性曾有過相當精彩的神學著述論說，也擁有她們可以獨立自主經營的宗教空間與事業。然而，曾經有過的這些自由，後來卻在威權體制追求壯大的過程中被消音、被抹滅，以至於現在大家常誤以為中古女性本來就沒有自己的聲音。

花亦芬強調：「有省思的歷史研究與藝術史研究應該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歷史上曾努力開拓出的自由；同時也讓我們警惕，自由是如何容易喪失。」花亦芬也認為，透過對人與自由關係的探討，人文領域的研究，有責任幫助人類更加了解自己存在的處境；進而積極去省思，如何讓人類存在的處境獲得更多有尊嚴的保障，也提醒大家如何小心守護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自由。

現在是從「男女性別」進入「性別平權」的多元化時代，已無需特別去強調男女之間的差異。花亦芬認為，多元就是承認彼此的差異，但這個差異不應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平等。但即便如此，研究者仍應好好留心歷史上留下的各種蛛絲馬跡所暗示出的時代印跡。透過好好梳理這些印跡，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我們認為「本當如此」的歷史，其實有不少是「被消音、被抹去痕跡、或被刻意扭曲」的歷史。她微笑地說：「所以好好研究歷史，好好省思歷史，也是在幫助我們更加懂得捍衛我們當前所享有的自由。」

採訪撰文／班與唐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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