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高速成長，人民的財富持續累積，至今不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吳聰敏於2023年完成專書《臺灣經濟四百年》，由數據解析臺灣自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全書的最後一部分即分析1960年以來的高成長。

今年（2023）出版的《臺灣經濟四百年》分析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所得水準的成長。
攝影／汪正翔

臺灣經濟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

吳聰敏將臺灣經濟發展史分為四段時期：一是荷治至清治末期；二是日治時期，三是1945年到1950年，四是1950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後。清治時期，臺灣的經濟長期停滯，人民的所得水準上升是從日治初期開始。

「日治臺灣之前，滿清政府統治臺灣時間雖長，但消極治臺。對北京來說，臺灣不過只是個彈丸邊陲小島，無關緊要。」吳聰敏提到，但日本政府治理臺灣的做法完全不同。

日治初期開始，日本投入許多的資源推動基礎建設。最早是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接著是交通建設、土地調查、戶口普查等。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以及基隆、高雄港築港工程完成，使臺灣有了現代化交通系統。

「這些基礎建設便是臺灣現代經濟成長的起點。」吳聰敏指出，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完成後，臺灣的土地產權制度比日本本土更完備，也可能是全世界土地產權制度最完善的地方。他說：「土地產權明確是市場制度與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也使國家的稅收更加穩固。臺灣今天的土地產權制度之運作，仍然是以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為基礎。」

1928年日本鐵道部於《臺灣日日新報》元旦特別刊之中，刊登臺灣觀光地圖。圖中繪有臺灣鐵道、車站全圖，並標註了臺灣的八景、十二名勝。
局部。圖片來源／wiki

二戰後的經濟黑暗時期

二戰末期，臺灣的經濟體制在1940年前後轉型為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由國民政府所接收。出乎許多人的意料，1945至1950年臺灣的經濟陷入黑暗時期，主要原因是，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並未回復為市場經濟體制。不幸的是，經濟管制所造成的米荒與惡性物價膨脹，都對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般人認為，民眾在市場上買不到米的米荒情況，與惡性物價膨脹都是供給減少所造成。不過吳聰敏說，「供給少只會造成價格上漲，不會買不到米。米荒是國民政府的管制政策造成。」國民政府以強制徵購的方式，低價取得農民生產的稻米，目的是提供給軍公教部門消費。

吳聰敏進一步指出，惡性物價膨脹也不是因為生產不足，而是「經濟管制的結果」。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忙於內戰，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嚴重，因此，在接收臺灣之後，即從臺灣汲取資源。最有名的例子是糖業。日治時期的糖業都是民營企業，國民政府接收後，把四家糖業公司合併，變成公營的臺糖公司。

臺糖公司變成公營事業後，營運與訂價都受到政府管制，因而出現嚴重虧損，不得不向臺灣銀行借錢。因為臺糖公司是公營事業，臺灣銀行無法拒絕其借款的要求，導致貨幣發行量越攀越高。

除了放款給公營事業外，臺灣銀行也大量放款給政府機構。戰後初期，公營事業與政府機構是臺銀放款的兩大對象，臺銀被迫放款是臺灣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根本原因。

1949年底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臺灣銀行被迫印鈔票放款的情況在1950年代初期並無改變。主要原因是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有增無減，1950年軍費支出占中央政府預算的90%。吳聰敏感慨地說道：「在20世紀的一百年裡，我認為，那五年堪稱臺灣經濟最黑暗、社會最緊張的時期。1947年發生查緝私菸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箇中原因也可以追溯是國民政府的經濟管制所致。」

出口擴張：比便宜更便宜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給臺灣，才解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經濟困境。

「美援的影響不僅是提供金錢，更重要的是改變臺灣的經濟管制政策。」吳聰敏說：「當時美國認為，援助其他國家最好的方法，是促進其經濟成長；也唯有讓受援國家的經濟成長，才能讓局勢穩定下來。所以採取各種行動影響臺灣。」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原本採取經濟管制政策，後來為何會改弦易張，改採市場經濟體制呢？吳聰敏笑說：「美國人各種威脅利誘啊！」

臺灣的紡織業發展可往前推到日治時期，規模龐大，1950年代成長增加了十倍以上。圖為創立於大正八年（1919年）的臺灣織布株式會社，是臺灣首間以機械動力織布機進行生產的紡織廠。
圖片來源／wiki

吳聰敏舉例說明：臺灣紡織業從1950年開始全面發展。到了1952年，紡織業的產出已經足夠供應全臺人口穿用，如果繼續發展，產品可以外銷出口。但問題來了，因為政府管制匯率的結果，紡織品無法出口。

「假設美元匯率管制為1比20。也就是說在臺灣賣新臺幣80元的衣服，到了美國市場上，就要賣4美元。但是，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衣服只賣3美元，結果根本沒有人願意買臺灣製的。相對的，如果匯率是1比40，則這一件衣服的價格變成2美元，自然更有價格的競爭力！」

1950年底，在美方負責臺灣經濟援助的機構──美國合作分署的推波助瀾下，臺灣啟動一些政策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把匯率調整為1比40。結果就是出口擴張的大爆發，臺灣經濟高成長的時代，來了。

臺灣經濟高飛的時代，來了

吳聰敏說：「經濟成長就是所得成長，用數字來看會更清楚。我以1967年和2019年的高職畢業生起薪相互比較對照，前者在當時的起薪是新臺幣480元。從1967年到2019年，臺灣的物價上漲為6.6倍，因此，以2019年的幣值計算，1967年的起薪等於3,168元。但相對的，2019年高職畢業生的起薪平均是25,260元，很清楚可以看到，在以上期間，薪資水準上漲為8倍。」

以上是高職畢業生為例。而如果看GDP（PPP）成長率，在1960到2000年期間，臺灣的GDP成長率高達6.5%，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吳聰敏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像臺灣從60年代到20世紀末長達40年的時間裡，始終能夠高速成長的經濟現象，是極為罕見的，冠上經濟奇蹟之名，並不為過。」

1960年代的高經濟成長，除了紡織業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產業是電子業。美國的電視機製造產業，在1960年代已經全面發展。在激烈的競爭下，降低成本日益重要，因此，美國工廠相繼外移到其他國家，比如鄰近的拉美、南美，以及臺灣。

而且，當時許多國家因為歷史的因素，對於外資移入境內持保留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歡迎的。而臺灣的各種政策和整體氛圍，因為美援的關係，相對友善許多，這也造就美國廠商更願意來臺設廠。

吳聰敏分析道：「當時美國的勞力成本，高達臺灣人的15倍，工廠來臺無疑可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即便是加上運輸成本，都很划算。而且，臺灣人勤奮、組裝技術、品質優良和高效率，同時政府竭誠歡迎外資的政策，使得美國廠商爭相來臺設廠，這都厚實了臺灣的電子產業基礎。從這時開始，臺灣也逐漸從原有紡織業的勞動密集產業，轉向了資本、技術密集產業。」

市場經濟制度

經濟學家吳聰敏。
攝影／汪正翔

吳聰敏審視臺灣經濟四百年以來──尤其1960年代以後──的經濟政策，提出一個總結：「臺灣戰後以來經濟成長經驗，驗證了經濟學研究的結論。1945到1950年的惡性物價膨脹，就是管制政策所造成的。而幸運的是，美國對臺灣的經濟援助，促使臺灣轉向為市場經濟制度，也啟動了臺灣的高經濟成長。」

良好的經濟制度是經濟成長最關鍵的因素。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的結論是：市場經濟制度比起管制經濟更有利於經濟成長。

臺灣的IC產業和技術，得以從60年代以來，電視機的映像管加上電晶體、零組件等零件構成技術中發跡，與後來積體電路發展概念相結合。例如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臺積公司）於1987年成立，技術起先落後英代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但30年之後，臺積公司後來居上，一躍為晶圓製造的領先者。除了遇到高階晶片成為現代科技不可缺少的零件之外，市場經濟制度也有益於產業發揮。臺灣在IC製造上的能力，讓臺灣的戰略優勢攀升，更是始料未及。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吳聰敏（1996）。1945──1949年的臺灣經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3）。日治初期臺灣土地產權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5）。臺灣1905──1950年 GDP 之估算與長期物價統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8）。台灣經濟四百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吳聰敏（2023）。台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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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生病曾尋求『密醫』，被『密醫』照顧過的我，在對方身上獲得了療癒和安全感。長大後進入學校知識體系裡，卻被告知『密醫』是落後、不夠現代的醫療行為。」

林建廷感到矛盾和困惑：「我與『密醫』的接觸經驗真實可靠，但那些科學、專業的醫療知識也沒有錯。其中是否存在了某種生命政治與現代性焦慮，而影響了我們對『密醫』的歷史認識？」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林建廷副教授
攝影／古佳立

殖民治理下的「密醫」身影

儘管要到戰後，「密醫」一詞才大量進入公眾視野，但林建廷認為回溯至日本殖民下的生命治理方式，能更理解「密醫」的生存壓力。

殖民者開啟了我們對西方現代醫學知識的認識與實踐，並為臺灣現代醫學的法制化奠下重要的基礎：考慮到當時臺灣人普遍的醫療選擇仍屬漢醫（現稱「中醫」），臺灣總督府在1901年頒布的《臺灣醫生免許規則》，便針對包括「漢醫」等在內進行行醫資格的認定考試。可以說是對於醫學知識與行為的審查與控管，但同時也在納入管理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階序。

同期間，臺灣的傳統助產士「先生媽」面臨的處境是一種可類比於「漢醫」治理的殖民現代性邏輯。1923年的《臺灣產婆規則》，規定了助產婦科畢業生或產婆考試合格者才能行醫，自此經培訓和認證的「新式產婆」逐漸取代仰賴經驗的「先生媽」。但在少數人力短缺地區，政府提出「限地產婆」制度，經「限地產婆講習會」短期進修完畢後，「先生媽」便可在指定區域內從事三年接生工作。

1938年（昭和13年）「嘉義產婆講習所」第7屆畢業生紀念照。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在殖民治理的考量下，針對「漢醫」與「產婆」資格條件的規範，既是以「法」區辨不合格的「密醫」，也是殖民政府擴大對於殖民地醫療的管理。且換個角度想，重點似乎不在於誰才是真正的合格者，而是製造合法的例外。因此林建廷指認了其中的矛盾：「當時在西式醫學體制未建置完全、臺灣醫療人員尚不足的情況下，選擇將他們納入的作法，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分類』，在合法與非法之間製造醫療與勞動的不對等空間與身分位階。」

他接著說：「我們明顯看到了殖民歷史下『生命權力』（biopower）的運作痕跡，即是將公共衛生、疾病、出生率和死亡率納入管理範疇，而醫療現代化發展的進行，正是仰賴國家對生命政治的治理性。」

此脈絡下，林建廷關切那些「不夠現代、進步」的群體，如何被迫進入生命政治的管理範疇。他進一步分享了賴和的短篇小說〈蛇先生〉：「故事中，主角『蛇先生』的本業是抓青蛙，只因過程中會有被蛇攻擊的生命危險，他開始懂得治療蛇咬傷，甚至比『合法醫師』都厲害，但也因此遭到逮捕。蛇先生替人治療蛇咬傷本是善意之舉，但作為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他的行為反倒變成了『犯罪』。」

承接上述的殖民治理邏輯，無照行醫的蛇先生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密醫」，其「三折肱成良醫」的經驗無法被科學所分析和定義，殖民政府便認定他一定藏有「秘方」，但直到蛇先生過世，他們仍查不出秘方為何。小說可視為民族寓言和對生命政治的反思：「蛇先生作為『密醫』，揭示了法律與現代知識的專斷，且『非』科學行為造成的醫療身分質疑，也反映了臺灣傳統知識面對殖民現代性時的矛盾與焦慮。」

當「密醫」成為「缺席的存在」

戰後，當臺灣已累積一批擁有現代醫學知識的專業人士後，他們同樣追求一個更健全的醫療制度，並首先考慮到早先於中國大陸公布的《醫師法》（1943）已不適用當前的醫療發展，「臺灣省醫學會」（現名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便在1950年提交了修改《醫師法》的請願書；後在1953年的第二份請願書中，也進一步訴諸「生命安全」而盼能有一個更嚴格的從醫人員管理制度，但直到1967年新的《醫師法》才正式確立。

與此同時，戰後緊接而來的「美援」計畫，再加速了臺灣現代化的步伐，從「中等科學教育計畫」、「家庭計畫」，乃至以美國為依準的醫護培訓制度、對非正規醫療行為的剷除等。可以說，隨著日本殖民的結束，臺灣社會緊接著進入了另一個以「冷戰」為名的現代性結構裡，而更大尺度地透過區辨非法行醫的「密醫」，來進行對醫療人員的規訓與管制。

因此在1950至1970年代期間，「密醫」身分開始被廣泛討論，並以負面形象出現在當時的大眾文化、政府公文、公共衛生與醫學相關刊物裡。林建廷指出：「當『正規』醫療人員的認定變得明確，那些在西方現代醫療體系裡明顯不合格的群體，便可能在法制化的過程中，轉瞬成為『非法』。那段期間出現許多恐怖論述，對各種未經正規醫學體制出身的醫療人員賦予『密醫』形象，如他們以玄學秘術蠱惑病人、罔顧人命等說法。」

「反密醫運動」期間，報章雜誌上可見許多聳人聽聞、誇大的「密醫」恐怖論述。
〈密醫如閻王，見了就送命〉，1956年10月02日《中國日報》。
圖片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積極推動《醫師法》改革的吳基福醫師，曾試圖將這些人分為「兼職密醫」與「專業密醫」：前者包含了在藥店、診所和臨床實驗室的工作者；後者即指無證、或在街頭行醫的人。但林建廷認為：「民間的照護關係很複雜，無法以現代西方科學一一解釋和精確分類，即便區分了也不完整；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都有各自的變化。」

於是，在生命政治的權力運作下，林建廷所指認的「密醫」，更像是一群難以被定義的「非正規醫療勞動者」，如同陳映真筆下的女性人物「葉春美」（出自中篇小說〈趙南棟〉）：小學畢業，葉春美即到私人診所「邊學邊做」地從事醫護工作，當時臺灣有不少後來在地方上行醫的「密醫」，就是循著小說所描述的這類發展路徑而來的。1950年，葉春美因參與政治運動而被抓入監獄，卻意外充當了獄中重要的醫療支柱，別人視葉春美為「護士」，並在懷有身孕的獄友宋大姐因酷刑導致傷口感染而瀕臨死亡時，她的醫療知識拯救了這對母子。

後來，葉春美轉監被調派去負責一間更現代化的調劑室，她還感嘆這幾年醫療發展的進步；但二十年刑期結束，當葉春美有機會見識到現代西式醫院裡的先進設備、身著整潔制服的護士穿梭病房時，此刻的她卻顯得手足無措，已然跟不上現代醫療體系的進步。

〈趙南棟〉載於1987年6月《人間雜誌》第20期，並集結成《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一書出版。
攝影／古佳立

「我試圖在葉春美身上，讀出某個被抹滅的歷史群像。臺灣醫學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醫療勞動者之所以沒有被立即剷除，是因為政府仍對這些人有需求，在關鍵時成為即時的勞動力補充，如葉春美在獄中是個能『救人』的護士，還具備管理藥房的基礎知識。換言之，這些人讓國家得以過渡到另一個更現代的位置；但成功後，被『密化』的醫療勞動者隨即走入歷史，而無法在醫學發展進程上留有貢獻之名。」

「密醫」背後——對西方現代醫學的追逐

林建廷將「密醫」形容為「閾界人物」（threshold figure）——在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現代與傳統之間擺盪：猶如一道「門檻」，跨過即是克服了原本不夠現代的醫療社會，但他們不可忽視的勞務付出，卻又提醒了某個我們無法割捨的傳統知識體系。

那麼，「密醫」作為殖民暴力、冷戰帝國主義的多重生命治理模式下的產物，同時也是臺灣追逐現代性的國族焦慮徵候。

林建廷藉電影《太平天國》試圖勾勒這樣的現代性焦慮：主角阿盛是村裡唯一識字的人，且崇拜著美國的進步文明；他有一個「斷指」的弟弟阿憲，因早先在日本工廠工作時意外所致，後聽坊間傳聞可以將手指放進薑罐保存。所以當阿盛獲知美國軍隊即將駐紮臺灣時，他開始盼望他們的醫學技術能治好弟弟。但當兄弟倆帶著「斷指」兩次向美軍提出醫療需求時，後者無不對罐子裡的斷指感到驚恐，甚至將它當成乞丐討錢的把戲。

《太平天國》上映於1996年，導演吳念真以喜劇方式，呈現美軍駐臺對臺灣人的生活衝擊。
影片來源／Youtube

「斷指」並非「密醫」所為，但兩者處在同一個生命政治結構裡，都指認了殖民與冷戰現代性帶來的進步、矛盾與受傷。林建廷思索著：「『斷指』具象化了臺灣對西方進步文明的想像與仰賴。若將『斷指』作為受傷主體的隱喻，當我們透過現代醫療，試圖把它接回去（重建主體）時，卻模糊化了臺灣是如何以邊緣化非正典的『密醫』知識與勞動為代價，換取這樣的現代性。」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個進步指標，並產生新的知識準則，但在這些規範制度化的過程中，那些不夠現代、不符合規則的「例外」也會同步被製造出來——即是一個「納入／排除」的過程。

因此，林建廷總結道：「所以『密醫』不可能消失，每個時代都會產生不同的『密醫』。」

攝影／古佳立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古佳立

研究來源
林建廷（2021）。逃逸中的「密醫」主體：跨太平洋台灣醫療現代性下的勞動階序與生命政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林建廷（2018）。〈等待醫治的斷指：冷戰自由人文主義的國／種族殘缺敘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9，頁5-35。
Lin Chien-Ting (2020) Taiwan’s Transpacific Medical Modernity: Race and Medical Humanitarianism in Buddha Bless America. Verge: Studies in Global Asias 6(1), 198-224.
Lin Chien-Ting (2015) Governing “secrecy” in medical 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mi-yi outlaw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2, 227-243.
Chien-Ting Lin (2014) Fugitive Subjects of the “Mi-Yi”: Politics of Life and Labor in Taiwan’s Medical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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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經濟史，談經濟，也談歷史。經濟專長出身的洪紹洋，梳理戰後臺日經濟關係，他讀數據，也翻史料，挖掘那些往來臺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商人，如何在動盪時代中開創商機。

洪紹洋從史料檔案中，拼湊出臺日商人如何在戰後開拓貿易版圖。
攝影／汪正翔

漂洋過海尋商機的臺灣商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從那一天起，東亞政經版圖重新洗牌。

日治時期，臺灣依附在日本和中國兩大經濟體之下。日本戰敗後，臺灣就此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正式成為獨立經濟體，臺日和臺美的經濟關係由此揭開新的一頁。

日治時期，製糖、樟腦等大型工業由日人經營，商業活動也多由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財閥控制。「臺灣是島嶼經濟，資源不足，市場有限，必須尋求對外連結才能發展。在戰後初期，臺日之間短暫斷絕的時期，給了臺灣商人很多機會」。

戰事甫歇，小資本的臺灣商人就以靈活身段前往中國探尋商機。洪紹洋說：「一般人容易誤解臺灣和中國之間的商貿交流是以戰後為起點。實際上兩方的人流和物流，應該放在近代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延長線上討論」。

洪紹洋考察回憶錄和傳記，將這群臺灣商人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在戰前就隨日本侵略過程前往中國、滿州國，戰後便留在當地經營兩岸貿易，他稱為「殖民地網絡延續型」。

以黃烈火創辦的和泰商行為例。黃烈火戰前在神戶從事棉布、雜貨買賣，並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滿州國，在長春設立木材加工廠，也從上海進口油品、輪胎等物資回臺銷售。戰後因應臺灣發展交通業，他選擇進口橫濱輪胎、豐田汽車產品，之後更爭取到兩家公司的在臺代理權，累積足夠資本後便在1953年創辦味全食品公司，由貿易商轉向食品加工業。

臺灣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後，臺灣商人以靈活身段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商貿交流。
繪圖／鄭喬尹

第二種類型則是在戰前經營日本進口生意，戰後初期將進口源頭轉向中國，例如臺南幫。其中包括創辦統一企業的吳修齊、吳尊賢兄弟，早期由日本進口棉布來臺銷售，戰後則將布匹來源轉向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事業有成後便成立臺南紡織公司，並跨足食品業。

第三種類型是擁有船舶，不受定期航班的限制，能自由往來兩岸的「創業者」，例如新光吳家。戰後創辦新光紡織的吳火獅，曾打造一艘150噸的木船自用，每個月載著麵粉、土布和海產往返基隆與中國港口，雖然戰後未繼續發展海運事業，1950年代後便以多角化經營成立紡織、百貨、保險等事業。

經濟先行！日資和臺企聯手

臺日間的貿易，直到1950年國民政府和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GHQ）簽署「中日貿易協定」後，才恢復正式往來。這段時間「經濟先行」的臺日關係如何重新啟動？曾在臺興建眾多事業的日資為何再度投資臺灣？臺灣企業又是如何在其中獲取利益？

1950年代初期，臺日間的經濟關係先行於外交關係。日企以提供技術、與臺企合資等方式重返臺灣經濟市場。
攝影／汪正翔

洪紹洋提到，「1950年代，政府對外資是偏於保守的。尤其當時規定，外資賺的錢如果要匯出投資母國，必須經過政府審核，實際上非常嚴格。而且臺灣被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所以外國人來臺投資並不多」。

當時臺灣各種新興事業處於草創階段，設備、原料、技術等方面都仰賴日資支援。在這個基礎上，日本企業一方面提供技術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以這兩種模式重返臺灣市場。

尤其在臺日經濟重開初期，不少日本企業尋求舊殖民地的商業網絡合作。例如永豐商行在戰前是三井物產的合作廠商，1950年後，三井選擇繼續和永豐合作發展在臺事業，類似的案例都能窺見戰前後臺日互動的連續性痕跡。

洪紹洋說：「以前都說臺灣的中小企業家是拿著一個皮箱到國外賣東西。實際上，在1960年代，很多產品都是透過日本商業網絡賣出去，日本商社在國際銷售的網絡優勢是過去比較少討論的」。

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作為全球性的貿易公司，除了經營臺日貿易，也將臺灣商品銷往國外，或把國外商品賣到臺灣。同時，和臺灣中小企業合作，從日本進口原物料，在臺設廠加工生產紡織品、收音機、橡膠鞋等產品，再透過日本商社的國際貿易網絡銷售至第三國，形成所謂的「三角貿易」模式。

洪紹洋時常在舊書店蒐集研究資料，各種文書、名片都是他的收藏。
圖片提供／洪紹洋

說到這裡，洪紹洋鑽進書堆，翻出一本《三菱商事臺灣史（1952-2011）》，「三菱商事當時就和新光、遠東、奇美合作，從日本引進技術，從事紡織加工、橡膠鞋、家電用品，再賣到國外。這些商事一開始只是做商業買賣，後來也開始在臺灣投資工業」。

他認為，過往強調戰後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突顯中小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外資貢獻較少著墨。透過釐清大型日企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的過程，也可窺見這些外國資本在臺根植、本地化耕耘的軌跡。

冷戰、美援，還有日圓貸款

以臺灣經濟史為中心，洪紹洋不以戰前、戰後的斷裂與延續作為分野，而是從臺日、臺中和臺美的對外經濟關係進行剖析。如此一來，就不可忽略二戰之後，長達半世紀的冷戰背景，以及美國對臺灣為期十五年的美援計畫。

「對臺灣而言，美援是一個渠道，日資也是一個渠道，這兩個脈絡看起來各自獨立，實際上也有關聯」。

四處找尋商機的日本商社，自然也將目標鎖定當時的美援。洪紹洋指出，美援中有許多農產品物資採購計畫，日本原本也想利用自身的國際商業網絡優勢，透過投標計畫獲取商業利益，但當時決標都需要美國同意，最終多是美國企業得標。

洪紹洋說：「當時臺灣和日本都從屬於美國，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一員。在日資來臺的過程中，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對日本商人而言本來是一個賺錢機會，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洪紹洋提到，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臺灣與日本，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互動關係。
攝影／汪正翔

而在1965年6月30日，美援結束的隔日，日本對臺灣實施「日圓貸款」，臺日經濟往來又進入下一個篇章。

爬梳這段歷史，洪紹洋說:「臺灣接受日圓貸款，幾乎都提供給公營事業和公共工程的設備更新。這個契機帶動日本營建業和機電業進入臺灣市場，深耕在臺影響力，一些人也陸續成立貿易公司，專門進口日本重機械，我認為對臺灣而言是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作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在向外拓展經濟的過程中，是否也和日本產生競合關係？洪紹洋認為東南亞就是很好的案例。日本作為戰敗國，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採取戰後賠償的經濟合作模式，以對外援助的政策在當地興建公路、水壩、廠房。

同時間，臺灣也企圖將觸角延伸至東南亞，例如前往越南等地蓋紡織廠、糖廠，「臺灣政府為什麼想去東南亞投資？主要是在冷戰體系下想結合反共盟友」。於是，雖然在臺灣，臺灣經濟依賴於日本，但在東南亞，臺日卻是呈現競爭關係，而這也正是洪紹洋目前的研究課題。

「過去我們會研究南北關係、先進國與後進國的關係，但這個角度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南南關係，以及後進國的資源如何援助後進國？」

藏在檔案和回憶錄中的經濟活動

我們好奇，經濟學的訓練背景，為何選擇經濟史作為研究領域？洪紹洋笑說：「其實我本來要念歷史系，結果填志願進了經濟系」。

洪紹洋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為臺日關係史的研究領域提出新的補充。
攝影／汪正翔

博士班畢業後，洪紹洋前往東京大學擔任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他觀察，研究戰後日臺經濟、日臺關係史的日本學者多由政治史和外交史切入，較少觸及經濟議題，而他的專長與觀點也為學界補充了新的認識。

不同於計量史學，運用統計數字和數理模型說故事，洪紹洋在檔案和史料中抽絲剝繭，親自訪談耆老，也鑽進舊書店揀寶，看似平凡無奇的斑駁舊書，在他眼中都是重現歷史的珍貴材料。洪紹洋說：「我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透過不同學門的多方學習，才能融會貫通」。

採訪撰稿／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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