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陳昭如已是臺大法律系的教授，多年來研究、參與性別平等議題運動。她目光堅定地指出：「我不否認臺灣越來越進步，逐漸把一些男性優位、差別待遇的法律廢除了；我也不否認社會有進展，女性的權益越來越受到保障──但我認為法律上的平等並沒有達成。某些方面來說，過去是『被強迫』不平等，現在卻變成了『自願』。」

陳昭如認為，臺灣法律上的平等並沒有完全達成，某些方面來說，過去是「被強迫」不平等，現在卻變成了「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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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錯誤前提的法律

陳昭如舉例：2007年，臺灣修改了民法1059條有關子女姓氏的規定，小孩子的姓氏從「應從父姓」改為「父母自由約定」。但檢驗從當時到現在的數據，我們卻可以發現：新生兒約有95%還是跟從父姓；如果不計入單親，則有約98%的新生兒是由父母約定從父姓。法律有所修改了，但現實上的差別又在哪呢？

雖然法律規定父母可以協商，但要達到效用，前提必須是：父母願意協商，且能夠平等協商。但這個社會的權力關係仍是男性較佔優勢，從父姓為社會常規，在現實劣勢的女人，經常是按照常規，讓子女跟隨父姓。於是就造成了絕大多數人還是跟從父姓的結果。

法律建立在漠視現實的前提之上，就不可能達到平等，只能讓少數有能力協商的人獲利。陳昭如指出：「平等的法律，如果只對少數人有利，那就是無效的。反而『正當化』了不平等。」

陳昭如認為，過去臺灣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樣態，是用你的身分來「強制規定」你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比如角色是妻子或母親，便被期待要跟從丈夫一起住，孩子要跟從父姓等；現在的不平等，不知不覺變成「自願」不平等。母親雖然有了協商的權利，卻還是「自願」同意讓孩子跟隨父姓。

要如何改變這種現象呢？很多人認為要改變社會文化，比如進行社會倡議：小孩子跟母親姓沒有不好，以及推動「驕傲從母姓運動」等。儘管陳昭如支持這類社會運動，但她認為，要改變法律所參與創造的不平等，就不能迴避改革法律。

例如可以從開放選擇父母姓氏以外的「第三姓」開始，讓人們可以可跟隨自己媽媽母親的姓氏，藉此創造「母姓傳承」。或是，強化母親延續姓氏給小孩的權利，讓她們處在更有利的位置來決定孩子的姓氏。

該從父姓還是從母姓？陳昭如建議，可以開放孩子和父母選擇父母姓氏之外的「第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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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還是存在，只是轉型了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女性的財產繼承權上。

在法律上，兒子、女兒的繼承權是形式上平等。女兒的繼承順位、份額、跟兒子一樣，還有「特留分」的保障（即便沒有從遺囑中分配到財產，或者只被分配到很少，還是可以繼承一定比例遺產）。但現實上，女兒卻經常沒有得到完整繼承。比如父親在生前用其他方式來分財產給兒子；又或者認為女兒有嫁妝，就不能分遺產；甚至，有些女人會因為某些原因，「自願」或「被迫」拋棄繼承。

陳昭如指出，遺產稅統計顯示女性拋棄繼承的比例較高，而贈與稅的統計，則顯示男性受贈的比例較高。從法院案件中，則可以看到拋棄繼承的女兒和兄弟協商，透過一些利益來交換她蓋章拋棄繼承的現象，不少案件還是因為協商不成而進入法院程序。「我稱之為『蓋章的性別政治』。」陳昭如說。「蓋章的性別政治」一方面顯示女性的繼承困境，另一方面也彰顯女性以「利益交換」來主張繼承權的行動。

在女性相較劣勢的社會權力結構下，雖然形式上男女的拋棄繼承權等規定是平等的，卻因為被策略地行使，造成了女人在財產繼承的不公平。更有甚者，有些母親在分配丈夫的遺產時，會跟循父權社會底下的權力秩序，而分給兒子多一些，或者母親、姊妹間對於是否拋棄繼承的態度不同，造成了「女人戰爭」。

還有一種情形，陳昭如稱為「已婚女人的雙輸困境」：在分配遺產時，「出嫁」的女兒會被兄弟認為「你又沒照顧父母」而主張她們沒資格繼承；而她們照顧公婆，卻因為是媳婦，而對公婆的財產沒有法定繼承權，在法律上只能主張「酌給遺產」。這些都是形式上看起來平等的法律沒能顧及的地方。

該如何解決呢？陳昭如認為，「遺產稅」可以重整社會財富分配，對處於弱勢的女人有間接的幫助，應受到更多重視，也就是透過遺產稅來弱化家庭財產傳承，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並強化經由國家的資源重分配來促進經濟平等。

而法律改革也應該重新反省財產在家庭傳遞的原則。有些人主張，應該以「特定親屬關係」，將財產傳承給實際上的「照顧者」──有時雖然表面上是「兒子照顧」，其實是兒子的太太在照顧。如此才不會造成「已婚女人的雙輸困境」。

陳昭如強調，「已婚女人的雙輸困境」不可被忽略，即出嫁的女兒被認為「沒來照顧父母」而失去繼承權；而她們照顧公婆，但因為是媳婦，沒有法定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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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法案通過了，同志從此幸福快樂？

2019年5月17日，臺灣正式在法律上承認同志婚姻，人們就此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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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性別運動多年來追求婚姻關係中的平等與離婚自由、對抗婚姻體制的壓迫；相對而言，對於過去不被允許結婚的同志來說，婚姻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意義。

近年來的同志運動，強調進入婚姻的自由與權利、反對僅限異性的婚姻制度排除同志。但陳昭如表示，「同婚」成為同志運動的優先議題，是相對晚近的現象。早期同志運動關心校園霸凌、職場歧視，以及男同志能否捐血、同志汙名等議題，同志結婚權是同志運動的議題之一，但沒有一致共識，也不是被唯一優先推動的對象。

「同婚」會成為社會熱烈爭論的大事，是因為近年來「多元成家」與「同婚運動」、以及因而興起的「護家運動」，彼此之間的對抗所形成。其中，2017年，大法官做成「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讓同婚運動大為振奮，而2018年底的公投，則造就護家運動的高峰。

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中，大法官肯定同志跟異性戀一樣有結婚的能力，同志婚姻可以跟異性婚姻一樣作為社會的磐石。經歷了公投紛爭，最後，在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正式在法律上允許同性伴侶辦理婚姻登記。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amber.c0

但陳昭如並不認同大法官在這號解釋的說理。她理解大法官要傳達「同志並非次等人類」的善意，但她認為大法官的說法卻造成了兩個問題：

問題一：大法官把同志的平等公民身分，等同於具有「跟異性戀一樣」對結婚的渴望、意願、需求與能力，這意味著「要跟異性戀一樣才是正常的」。這和「女人要跟男人一樣才能是平等的」的爭議，有相似之處。

問題二：大法官把婚姻說成是「穩定社會的磐石」，藉此肯定願意結婚的同志。這對於單身者、不想進入婚姻的人來說，不正是一種否定？

陳昭如笑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要求全美各州承認同性婚姻的判決中，長篇大論盛讚婚姻的神聖性，甚至引用孔子的話，來表示婚姻是世界各國的普世文明，還說沒結婚就等於在孤獨中生活，結果這判決被學者評為『寫給婚姻的情書』。」她認為臺灣大法官的論述，也像是封寫給婚姻的情書。

同志想進入婚姻、受到大家認同的渴望；以及擁有結婚資格等於平等公民資格、並能保障伴侶之間的權利義務，這些事情都很重要。這些陳昭如都瞭解，但也擔憂，大法官這般說法，固然是同志權益往前一步，卻也在鞏固「婚姻至上主義」上往前了一步。

超越「婚姻至上」的迷思

這個社會非常看重婚姻。我們的身分，有「未婚」、「已婚」的區分，顯示每個人都是被期待要結婚。年節之後，許多單身者經常抱怨的，就是又被親友追問「交女友/男友了沒？」、「何時要結婚？」彷彿沒進入婚姻，是人生的一大缺憾。

春節返鄉的單身男女，總對親友的各種交往、婚姻問題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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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們忽略的是，婚姻家庭經常是性別壓迫的場域，女性主義的婚姻法律改革，重點常放在婚姻中「配偶關係」與「子女關係」的平等，以及離婚的條件、子女歸屬、扶養費等婚姻「出口」的問題。

所以，對陳昭如來說，婚姻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結婚比離婚更需要「思考期」，因為人們在進入婚姻的時候，不一定瞭解自己進入的是怎樣的「法律關係」，往往婚姻出了狀況，弱勢一方才發現原來竟然有那麼多的不公平。

由於法律鼓勵婚姻，給予婚姻許多優惠（如：配偶間享有贈予、繼承的免稅額）和權利（如：代理配偶為醫療決定、對配偶遺產的繼承權等），使得現實上的伴侶關係必須成為法律上的婚姻關係，才能享有眾多鼓勵婚姻的優惠和權利。人們為了獲得優惠、保障而必須結婚，就會使婚姻變得至高無上，甚且具有「強迫性」──這正是關鍵所在。

目前婚姻制度的改革，多半針對制度內部的不平等、以及擴大婚姻的「入口」與「出口」而做出修正。但對於「單身者」，以及不想再進入婚姻的人呢？是否也應該和進入婚姻的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利？

「在我來看，除了改革婚姻之外，也要有『照顧體制改革』──建立包括小孩與老人的『公共化照顧制度』，讓照顧責任性別平等化、去家庭化，並且進一步消除階級不平等──就可以降低對婚姻和家庭的依賴。這些對於在與不在婚姻關係裡面的人，都有很大的好處。」陳昭如強調，超越婚姻、打破「婚姻至上」迷思而建立公共化的照顧制度，才能更加促進性別平等、以及全面的社會平等，正是臺灣還有待努力的方向。

陳昭如指出，不只要改革婚姻，也要「照顧體制改革」。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文／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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