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臺日間的旅遊往來早在百年前就已十分熱絡。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紛紛來到殖民地臺灣旅遊，從北到南，甚至深入東部，並留下散文、報導、小說等作品記錄所聞。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黃翠娥教授，便從這些作品爬梳他們如何遊臺灣、寫臺灣。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黃翠娥教授。
攝影／黃詩茹

 從日本文學啟蒙，走進日治時期的臺灣史

回顧走上日本文學研究的機緣，黃翠娥的思緒彷彿飄回日本東北大學。

就讀輔仁大學日文系期間，山崎陽子修女鼓勵她赴日從事川端康成的研究，「這是我學術生涯痛苦的開始」，黃翠娥笑說，「川端康成的文學是非常抒情性的，主題與故事情節並不明顯，我真的讀得很辛苦」。

從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中島敦，乃至更早的夏目漱石，黃翠娥在東北大學奠定了近現代日本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方向。「但是回臺灣後，我感覺當時有一股氛圍，大家會問：『你的研究對這塊土地有什麼貢獻？』」。

因此，除了譯介日本文學，黃翠娥也另闢研究途徑，「我想知道近現代的日本作家如何詮釋中國典籍？如何描寫中國歷史人物？我也想知道他們實際去了中國覺得如何？」

回顧當時的亞洲局勢，臺灣自是不可錯過的參照點，於是黃翠娥探究日本作家中國遊歷的同時，也想了解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臺灣？從日本作家的中國印象，轉向他們的臺灣經驗，她也因此重新學習臺灣史，「我之前對臺灣歷史是一無所知，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後，才有機會重新認識這段過去」。

從賣臺到遊臺，日本人的臺灣初體驗

許多人都聽過日本曾想以一億日圓把臺灣賣給法國的故事。「因為臺灣太難治理了！氣候炎熱，地震颱風不斷，瘧疾、天狗熱頻傳，還三不五時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拿這塊殖民地得不償失」。

然而，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賣臺」的想法終究沒有實現，「因爲對日本來說，臺灣是它的第一個殖民地，象徵他們擠入列強，是何等驕傲的事情」。從幕末被迫結束鎖國，到今日擁有殖民地，臺灣再難治理，終究是難以割捨。

往來神戶與基隆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蓬萊丸，是日治時期日人來臺的重要交通工具。
圖片來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原件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隨著歷任總督的治理，除了移居屯墾的日本人，也陸續有政治人物、企業家和日本作家來臺旅遊，「對日本人來說，因為是殖民地，所以等於是『國內旅遊』」。

需要掌聲的總督府，透過日人的遊臺初體驗，將治理臺灣的成果展現給國內，而這些日本作家的旅遊報導亦成為現在研究日治時期的重要文獻。其中，黃翠娥便以佐藤春夫、德富蘇峰、佐多稻子與野上彌生子等四位日本作家為例，回溯他們筆下的臺灣風土。

殖民地的療癒之旅：佐藤春夫、德富蘇峰與佐多稻子

四位作家中，最早來到臺灣的是佐藤春夫（1892-1964）。1920年的夏天，28歲的佐藤春夫踏上基隆港，走過臺北、高雄、臺南、嘉義、臺中等地，共停留約三個月。

這一趟旅行，或許是佐藤春夫的療傷之旅。因為與谷崎潤一郎的換妻事件而失戀的他，受到在打狗開設牙科診所的同學邀請，展開這趟散心旅行。

期間，在總督府官員和蕃地警手的協助下，佐藤春夫到訪日月潭、霧社等原住民部落，並將其遊歷寫成〈日月潭遊記〉、〈霧社〉、〈女誡扇綺譚〉、〈殖民地之旅〉等十多篇作品。不僅對日本的治理政策傳達隱晦批判，也豐富了日人對殖民地旅遊的想像。

佐藤春夫在總督府官員，也是人類學家的森丑之助建議下走訪霧社。
攝影／黃詩茹

不同於佐藤春夫，1929年來臺的德富蘇峰（1863-1957），是由總督府邀請來臺。德富蘇峰是當時著名的媒體人，也是《國民新聞》的發行人，「當時他離開一手創立，工作將近40年的《國民新聞》，抱著挫折失落的心情來到臺灣」。

擁有高知名度的德富蘇峰來臺「視察」，自是總督府宣傳的大好機會。因此，他的旅行路線多由總督府規劃，沿路受到日本官員、地方知事與仕紳，如板橋林家、鹿港辜家的禮遇招待，相關行程也被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他來臺不過短短一個月，前前後後有80多篇報導，你看有多風光！」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2月9日）

德富蘇峰來臺前就寫過〈大日本膨脹論〉、〈台灣占領意見書〉，支持統治臺灣以「殖產興業」的戰略意義。而這趟旅行，他由北到南貫穿臺灣西半部，除了草山、日月潭、鵝鑾鼻等名勝，也行遍嘉南大圳、臺北帝國大學、臺北醫院、臺糖製糖會社等建設成果。

德富蘇峰回國後，將其見聞寫成《台灣遊記》出版。既然是視察之旅，他的筆下自然著重殖民地的治理政績，黃翠娥提到，「他筆下都是稱讚總督府的建設，甚至一一記載各項建設的經費，肯定臺灣是宜居樂土，不是瘴癘之島」。

同時，德富蘇峰也對治臺政策，例如臺北帝國大學的科系設立提出建言，「他認為臺灣是日本的『南進』基地，臺北帝國大學的科系設立應該符合南進策略，不應該疊床架屋，複製日本國內的傳統」。黃翠娥認為，這些觀點顯示出德富蘇峰的帝國主義思維，然而也提供今日著眼南向政策的臺灣借鑑。

至於日本普羅文學作家佐多稻子（1904-1998），則是在1942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受《日本新聞社》之邀，以文藝講習會的名義來臺，回國後書寫了〈台灣之旅〉一作，作品中透露出與臺灣作家楊逵為舊識關係。

佐多稻子曾發表〈牛奶工廠的女童工〉、〈幹部女工之淚〉、〈台灣之旅〉等作品。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黃翠娥提到，在〈台灣之旅〉中，佐多稻子不僅關注臺灣民眾的生活，也關懷在臺工作的日本女性，有明顯的人道關懷精神。而她也透過這趟旅行，回顧過往的人生點滴，並反思殖民政策對臺灣人的影響，「她認為本島人被訓練成內地人是文化的失落，也是一種悲哀」。

「她在〈台灣之旅〉寫道，在臺東的電影院裡，高砂族青年團看到天皇的影像，起立高呼『天皇萬歲！』。她覺得這些人被訓練得很有紀律，但想到他們不久就要到南洋戰場，看到原住民孩子被捲入戰爭，她覺得很難過，這就是文人的悲天憫人」。

野上彌生子的母子環島之旅

在來臺旅遊的日本作家中，野上彌生子特別吸引黃翠娥的目光。「她帶著兒子從臺北搭火車抵達宜蘭蘇澳，再換乘汽車跑了40餘里的臨海道路（今日的蘇花公路），進入花蓮。又步行3里多的山路到達蕃界，更在臺東坐著『蟹駕籠』的人力轎子在懸崖峭壁的山路間行進」。

野上彌生子（1885-1985）是夏目漱石門生野上豐一郎的妻子，在這樣的契機下投入寫作，可以說是家庭主婦兼作家。1935年，她受邀來臺參加「始政四十週年記念」的慶祝活動，並以特立獨行的方式展開20日的環島之旅。從基隆、臺北、宜蘭、花蓮、臺東，再從鵝鑾鼻沿西海岸北上，途中行經霧社，當時距離霧社事件也不過五年。

「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名信片，圖中的建築物為臺灣博覽會南方館外觀。
圖片來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原件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野上彌生子在花東的「蕃地見學」，深入觀察到原住民經濟生活改善的「後遺症」。黃翠娥說：「她看到蕃女使用日本的『飯盒』（はんごう）深感擔憂。她認為原住民在山林間採食生活，為了得到這個飯盒，要付出什麼代價？她擔心原住民文化會因此流失。」

隨著旅行的見聞，野上彌生子逐漸面對眼前的現實，也對理蕃政策產生疑問。她對原住民文化的敏銳觀察與尊重，讓黃翠娥印象深刻。文中隨處都能看到野上彌生子讚嘆原住民的外貌與體魄，她也敏銳地觀察出原住民迫於現實向統治者妥協時的無奈。

野上彌生子返日後，發表〈蕃童〉一文。
圖片來源／《讀賣新聞》（昭和10年11月7日）

此外，野上彌生子對「內臺融合」的問題也有所觀察。特別是有一次，她到臺南參加女校友人的餐會，出席的都是內地人，住在附近的臺灣同學卻沒有受邀，「雖然已經始政四十年，日臺間依然存在嚴重隔閡，她對於內地人與本島人的生活並未融合感到很驚訝，我覺得野上彌生子非常有文人求真的精神」。

殖民地臺灣的懷舊與新生

從佐藤春夫、德富蘇峰、佐多稻子到野上彌生子，他們不僅在臺灣感受異文化的刺激，也回首人生、療癒挫折。對這些日本作家而言，殖民地臺灣有著與家鄉相似的影子，例如野上彌生子搭乘蓬萊丸接近基隆時，看著波浪上的島嶼身影，不知為何升起一股看見家屋門柱的安心與懷舊。

初次踏上的土地，何以懷舊？黃翠娥說：「所謂的懷舊之情可能有兩種情感。一種是臺灣質樸的風景讓她彷彿回到童年的故鄉；另一種情懷是她也『回家』了，臺灣也是她的土地，回到『另一個家』的感覺」。也因此，這個勾起懷舊情懷的土地，成為作家療癒和找尋生命意義的重要象徵。

透過短暫的旅途停留，作家記錄下最直覺的觀感，同時也透過對殖民地的感受和批判，反映自身文化與文人良知。回到研究初衷，黃翠娥認為從這些作品，得以看見他人眼中的自己，還有當時臺人尋求被理解、被認同，同時捍衛自尊的處境。

攝影／黃詩茹

百年前日人遊臺的經歷，對當代的臺灣讀者有什麼樣的啟發？黃翠娥認為，閱讀這些作品有助於理解日治時期的治臺實況，從字裡行間一窺當時的庶民生活，另一方面也透過日人與臺人的相互觀看，理解自己的歷史與土地優勢。

翻開這些作品，彷彿隨著日本作家的腳步遊歷百年前的臺灣。黃翠娥笑說，現代人旅遊時常走馬看花，這些日本作家卻更接近知性之旅，「他們大多數的篇幅都在描寫當地人如何生活，他們會在旅途中做很多調查，甚至文化比較，我覺得這是日本人的知性」。

第一個殖民地，第一趟殖民地之旅，黃翠娥也從作家筆下讀出他們的感性，「他們對臺灣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是很溫暖地看待臺灣，所以會對總督府提出批評。這一份溫柔，是我在研究時很享受的一點」。

採訪撰稿／阮芳郁
攝影、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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