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COVID-19）之後，至今許多人仍然心有餘悸。直至現在COVID-19雖然減弱，但仍未消失，那段期間的防疫措施，讓有些人養成了出外帶口罩的自我防護習慣。不過傳染疾病一直存在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若是每個人都能夠獲取即時地圖資訊──看到哪些地方「較為壅塞」，對於一般民眾選擇移動路徑，是否能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呢？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溫在弘說：「世人對於地理學常有刻板印象的誤解，被認為只是繪製與描述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的學科，較無法應用於解決實務問題。不過，事實可不是如此。」

溫在弘將地理環境資源科學研究結合大數據分析，詳載了病原體活動的地理途徑，冀望進行預測而提前預警。
攝影／陳怡瑄

傳染疾病從哪裡來？又會去哪裡？

「我很早就想組建一種地圖數據分析的系統，來觀察與分析疾病擴散的傳染途徑。」作為臺灣「地理空間流行病學」領域的先驅者之一，溫在弘提到他博士班就讀時期，受到現代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1813-1858）結合地理學和流行病學的霍亂研究啟發，但當時在臺灣還沒有人從地理空間角度看待流行疾病。「醫學地理學的研究在那個時候還很新，地理系較少涉及公共衛生跨域整合的學習資源，我到公衛系去，公衛系又缺乏地理資訊分析的相關理論與應用技術，所以我當時就決定踏上了這個跨學科領域之中。」

1850年代之前，世人覺得霍亂的傳播原因是人們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氣，而約翰‧斯諾應用統計學對應倫敦西敏市的地圖，發現霍亂大多集中於抽水機旁，進一步推敲水質和霍亂個案的聯繫。

此地圖描繪了約翰‧斯諾在1854年繪製的地圖，其中黑點為倫敦霍亂疫情中的霍亂死亡病例。
圖片來源／wiki

除了約翰‧斯諾研究的啟發，有趣的是，讓溫在弘懷抱研究興趣的居然是一款「模擬城市」的電腦遊戲。模擬城市（SimCity）是1989年發行的模擬經營類遊戲，玩家要建立並開發城市，同時維持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讓更多人口移入，並提升市民的幸福度。在這個遊戲裡面，為了讓玩家直觀了解市民的需求，提供了許多數據和圖表，如電力供應程度、空汙指數、交通壅塞程度、人口密集和生活需求等等，讓玩家在辨識圖表之後，做出相對應的遊戲策略。

他打趣地說道：「模擬城市這個遊戲真是太有趣了！遊戲的圖表上會顯示哪裡有什麼問題，例如這個區域空汙研究，或是那個區域有傳染病擴散，然後再想辦法處理。當時我一邊玩，就一邊想，如果這些圖表能夠實際運用在現實上，不就可以更快的應對或避險了嗎？這也是我們團隊希望看到的最終呈現，藉由許多數據的收集，提供一個可以預測整個城市的發展動態的系統。」

模擬城市遊戲中的數據分析功能，讓溫在弘思考，該如何讓這些技術應用於現實中的疾病傳播預測？
圖片來源／wiki。圖為2007年的遊戲畫面。

疫情監測平臺與風險視覺化

溫在弘深受啟發，經過數十載的研究，他建構了「時空演算法」，是一個以大數據為基底處理的模型。意在收集、分析與預測疾病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做為預防流行疾病的有效工具，為公衛和防疫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前景。

時隔多年，到2015年時，高雄、臺南再次爆發登革熱疫情並隨即快速擴散，給數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沈重的負擔。這場疫情不僅僅是醫療系統的巨大考驗，也引發了對公共衛生政策的重新思考。

「當時，大家著重於討論如何分析與預測登革熱疫情，但那可是一大難題。」溫在弘闡述，找到病蚊的棲息地和病毒擴散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就需要涉及各種氣象資訊、環境生態、地理與社會行為科學等不同尺度的變項，會讓數據模型更為複雜化。

因此，溫在弘團對研發的「時空演算法」，透過政府開放資料平臺取得歷年登革熱病例的發病時間與地點資訊，利用機器學習方式，辨識疫情群聚演化的動態進程，包括成長、縮小、分裂、合併、出現與消失等型態，發展了具有時空特性的疫情擴散演算法。這一演算法不僅能預測疫情爆發的潛在熱區，並且能夠幫助政府掌握和控制疫情。

登革熱地理擴散模式（2015年高雄疫情）展示。
影片來源／溫在弘提供

溫在弘說：「我們將感染者群聚的範圍稱之為熱區。它會類似細胞一樣，隨著時間改變，可能變得越來越大，甚至有可能進行分裂。我們可以找到哪個地方正在爆發、擴散，或者已被控制，從而提前進行示警或介入策略。」這就是時空演算法納入空間與時間的變化，而提供當局和使用者疾病擴散的狀況。

利用歷年登革熱疫情流行的數據，從而開發演算法程式與分析模組的建立。目前這個演算法，已經整合到臺灣疾管署疫情中心的內部資訊分析平臺，也曾被國衛院應用於分析2023年臺南市登革熱爆發的擴散分析。在國際上，亦被瑞士日內瓦大學醫院的研究團隊採用，並應用於2020年COVID-19爆發時的疫情分析。

2015年登革熱疫情在高雄、臺南擴散，也是溫在弘首度將「時空演算法」進行實際運用。系統運作方式可參考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nZnbLKSTw
攝影／陳怡瑄

「時空演算法系統」的運用和國際化

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疾病傳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各國之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變得很重要。然而，由於臺灣未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無法參與WHO的決策和信息分享，這讓臺灣在應對全球疫情時遭遇很多麻煩。

「由於無法參與WHO的即時數據分享，臺灣在應對全球疫情時常常無法及時獲取最新的疾病資訊，這對於我們的疫情預測和防控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挑戰。」然而，臺灣的學者不懼艱難，積極尋找替代方案和方法來彌補這一不足。

溫在弘和他的團隊彙整不同來源的資料集，涵蓋疫情擴散的各種面向。包括：ProMED系統的疾病資料和COVID-19全球病例、衛星遙測影像（氣象環境與植被特徵）、社群媒體上一般民眾的討論資料、交通運輸資料（航空網絡資料、陸上移動運輸相關資料）以及人口移動資料等等。

「ProMED是一個公開的新興疾病和爆發報告系統，每天發布大約13條疾病資訊，覆蓋超過185個國家。我們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衛星影像分析，從各種資料中提取有用的資訊。」從ProMED的報告文章、衛星影像和社交媒體文章中，溫在弘團隊可以找到病例的時間和地點、環境因素和輿論聲量等信息。衛星影像還能幫助他們觀察環境的變化，比如地表溫度和植被覆蓋程度。

舉個例子，2019年底傳染性很強的COVID-19在全球快速傳播，儘管初期有很多症狀不明顯的感染者。為了應對這一威脅，許多國家停止國際航班，全球航空業受到嚴重影響。2020年3月，全球航班量下降了89%。雖然邊境設置了溫度感應器，但由於無法檢測到潛伏期患者，疫情仍然快速蔓延。

溫在弘團隊彙整機場與航班資料之後，開發了全球機場疫情風險評估分析平臺，以及個人化的即時機場風險手機App，這些系統工具能幫助政府和民眾了解當前疫情和機場風險的情況。針對跨國商務旅客和返國民眾，他們還開發了一個可以離線使用的機場風險評估App，幫助旅客評估目的地風險，規劃低風險的航段。

全球機場疫情即時風險評估分析平臺實際介面操作展示。
影片來源／溫在弘提供

由於人口高度聚集的大都會是疫情爆發流行的高風險地區，因此在評估都市防疫韌性方面，溫在弘團隊透過深入分析都市交通往來流動數據，更好地評估風險並優化醫療資源分配，並發展出防疫分區演算法。有別於傳統的防疫分區通常以行政區劃為基礎，溫在弘指出，生活圈規模的大小是較佳的防疫分區單位，不僅可以讓防疫的人力物力等資源挹注在較明確的範圍內，又可以減少大規模城市封鎖造成的社會恐慌和經濟損失，同時也是具有最好的遏止疫情擴散能力。

該系統的成功應用，使得溫在弘團隊在媒體上受到了廣泛關注和報導。同時，溫在弘也不忘初衷，他強調將繼續深化研究，進一步優化系統，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興傳染病挑戰。「我們的目標是持續發展地理資訊分析方法，為全球公共衛生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援，讓每個人都能夠更好地應對未來新興疫情的挑戰。」他充滿信心地展望未來。

採訪撰文／吳景濱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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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科學理性、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為什麼仍有驅魔儀式存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黃涵榆教授為此撰寫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書，從基督教神學觀點、「異端」與「附魔者」當中的生命政治，以及現代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脈絡，重新反思「附魔」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通過對個體差異生命狀態的理解，黃涵榆對「治癒／疾病」、「正常／異常」、「理性／迷信」所預設的二元對立框架提出質疑；思考其中長期通過各種文化被建構，以及合理化的權力關係，賦予「附魔」事件作為發現畸零生命主體象徵的意義。

黃涵榆通過探討《舊約》和《新約》聖經的時代背景，直到中古世紀、早期現代，至十九世紀，以歷時性的歷史脈絡，拉開關照視野，重新理解人們如何詮釋「疾病」與「附魔」之間的關係。
攝影／陳怡瑄

研究問題的偶然時刻：一則驅魔實錄影像的衝擊

基於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黃涵榆之前做過一系列探討「妖魔」、「變態」、「偏執」、「邪惡」、「不死」等議題的研究。但這本書的完成，卻不是有意識的安排。

源自他在一個夜裡看到了1976年德國少女安納莉絲的「驅魔實錄」，這個短暫的偶發經驗，為他帶來了情緒與思考的雙重衝擊。

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少女、因驅魔儀式而被控過失殺人罪名的雙親與神父、以及拒開死亡證明的法醫；整起事件形成的權力張力反映在社會輿論圍繞著教會、學界和醫界之間複雜的紛爭。

黃涵榆表示：「在整個過程裡，安納莉絲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所有權和決斷不再屬於她，她的身心靈成了自然與超自然、神靈和惡靈，以及宗教和醫學、司法鬥爭的戰場。」這個案例構成黃涵榆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然而，當黃涵榆試圖用學術研究的形式來探討附魔這個現象時，其中所牽涉到的面向複雜度，已然溢出了精神分析的框架。但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附魔」的徵狀也一度與精神症狀相關，尤其是歇斯底里和瘋癲；因此和精神醫學脫不了關係。

他進一步從神話、宗教等方面去組織一個較嚴謹的學術架構。

「疾病」的接受史：附魔與惡魔學的形成

在西方文化，宗教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長一段歷史，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往往多與天譴或惡靈等宗教化因素聯想在一起。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們需要有一個態度，就是生病這件事情，包括附魔，基本上是一個經過社會政治、文化、宗教各種力量建構出來的事實。」黃涵榆強調，若我們以現在的眼光理解疾病，似乎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時代、文化、社會脈絡裡，對於「病」會產生不同的想像。甚至非西方基督教脈絡的社會，對於附魔的處理方式與詮釋也全然不同。

從自然科學或以醫學角度來看疾病，已經是很現代的事；早期人們可能透過一套「惡魔學」或「魔法學」的敘述來解釋，建構整個知識系統。

黃涵榆提到：「從比較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認爲每個時代有當時人們想象惡魔的方式，會與那個時代的集體恐懼和焦慮彼此糾結。」尤其人們無法完全理解疾病的時候，在基督教的思想下，疾病和惡魔被視為上帝的敵人；在不同階段裡，惡魔也會扮演著誘惑者的角色，而「魔」和人性的負面特質，諸如嫉妒、仇恨、野心、貪婪等心理狀態糾纏在一起，有時則被視為「惡靈」。因此，如何去對治這種異常狀態的「病」，則相應出現一套驅魔或靈療的儀式；而「附魔者」、「惡靈」和「驅魔術」就以三位元的結構，構成「惡魔學」。

驅魔與神聖治癒：「生命政治」與介入他者身體的權力機制

早期《新約》裡談到基督或門徒，碰到重病患者，多數只有癲癇、抽搐之類的詞語描述，較少直接以「魔鬼附身」來形容這些病徵，實際上也很少進行「驅魔」儀式；這些反而都是後期教會體制化之後才形成的詞語。

「『驅魔』基本上就是一個十足的『生命政治』。」黃涵榆進一步解釋說：「『生命政治』是指用一套權力機制、技術，介入他人身體、生命，從而去管理、宰制他人。因此，被判定為魔鬼附身的人便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各種宗教驅魔儀式，包括十字架、聖水等器具，以及神父的話語及經文等，都將施加在他身上。過程中，雖然有宗教的神聖性，但同時也是某種形式的暴力展現。這讓整個神聖與暴力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驅魔儀式的景觀化現象，現代人大概可從恐怖電影的畫面中趨近那種極具張力的戲劇性畫面：驅魔師不斷逼問被驅魔者身上的惡靈各種問題，透過不斷辨別真僞，去建構正與邪兩個世界。把謊言重新整頓，恢復所謂的「真理」；並把人從一個墮落、受到惡魔侵襲詛咒的世界，帶回到一個純潔的，可被接受的基督教社群當中。然而，歷經驅魔儀式後的人，並未重獲自由，教會體制還會隨時監看他的動靜，有時候也由醫生輔助；這些細節當中都體現著權力運作的痕跡。

行使神蹟即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
圖為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的畫作《Miracles of St. Francis Xavier》（1617-1618）。圖片來源／wiki

黃涵榆指出，亙古至今，基督教在面對癲癇患者的時候，實則都會展現權力。比如行使神蹟，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更後來，當基督教建制後，驅魔儀式的過程中，驅魔師就是教會體制的權力代理人。

「當基督教逐漸發展出《聖事禮典》（Rituale Romanum）這一套完整的系統，對於各種器具、程序，所有教會體制各種大大小小的儀式都有非常縝密的規範之時。驅魔儀式也被體制化了。如聖器象徵著上帝權力。從學術研究的批判視角來看，驅魔儀式，甚至是『療癒』，都是一種體制權力的展現；而後者到了現代則被醫學所取代。」

黃涵榆提醒，我們不應該把被附魔者當成一個極端或是超自然的事件。從事件本身實際上可以看出整體生命政治的運作。如果把生命政治的視角拉開來看的話，會發現，我們只要活著，在某些體制裡面生活，就會面臨一套、或者多套機制施加在我們身上。

或許我們更可從附魔的極端例子，思考普遍人們的生命政治經驗，發現有多少政治力量和權力是施加在人的身體、心理或行動等方面。

「治療」的合理性：精神醫學裡的模糊地帶

如果被附魔者，或者是說一個被視為異常的病人，他的身體具有反抗意識，並且也應重新賦予自主權力的話，那麼「治療」和「治癒」是不證自明的合理存在嗎？

黃涵榆隱然拋出這個問題：「我們對於疾病，好像停留在一個狹隘的、體制化的醫學想象。生病就投藥，比較屬於控制模式的。我想慢慢帶出這種想法，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他認為，如果將醫學視為理性，而將民俗學相關的靈療處置視為非理性的二元區分，事實上是窄化了我們對於生命的理解。薩蠻、巫師和通靈者的存在，某方面來說，滿足了某些人蠻長一段時間在身心上的安頓需求；嘗試去瞭解應該比用異樣眼光去排斥，來的更真實、更重要。

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
圖片來源／pixabay

「如果我們從病痛（illness），而不是從疾病（disease）的角度來看人受苦的經驗的話，我們會強調人的感受，如現在有一種比較現象學式、醫療人類學式的作法，就是順著對方的邏輯，進入到他的幻想世界；然後找到一些可介入的地方，給他一些勸告或協助。」黃涵榆對「治好」的邏輯提出質疑：從附魔者到瘋癲者，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途徑去理解他，讓他以一種自己能活下去的方式去生活？不一定非要打破那些被他人認爲異常的想象。

跳脫「不死生命」的狀態，接納「見證的不可能」

就某層面來說，附魔者與病人都凸顯了生命在語言邏輯或者其他框架所無法展示的面向；他們像是進入了一個不死（undead）的狀態，雖然活著，但屬於人的某些特質已經不見了。

黃涵榆以阿岡本（Giorgio Agamben，1942-）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類比這些介於雖生猶死、像人又像動物，被排除在正常人世界之外的人；被視為卑賤污穢的生命，但並沒有因此得到自由。像是附魔者、植物人，甚至是難民，他們皆是脫離於正常社會，卻沒有逃脫權力宰制的各種不同形式的不死生命。

這些被排除的生命，本身已經揹負著沉重的恐懼和焦慮；某種奇特的力量不斷催促著他，讓他無法安身立命。黃涵榆重新將超自然的附魔與自然的身心疾病現象並置，最終希望提出一個終極關懷：生命能不能用一種他自己覺得比較舒服愉悅的速度活下去？這樣是不是有可能跳脫生命這種不死的狀態？

黃涵榆最後從醫學人類學視角，希望開展「病痛敘述」（illness narratives）作為生命證言的倫理意義。「我想『見證的不可能』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面對病痛或者身體生命的本質，基本上不是任何話語、技術所能夠完全宰制的。」這背後牽涉著某些倫理思考：生命是否被某些東西所宰制？醫療診斷是否全然代表事實？

然而，即便來自痛苦主體的自我陳述，同樣也不盡然能表現完整的事實，卻能發掘體制壓迫和苦難的社會政治成因，照見籠罩在「療癒」大敘述下，存有異音的獨特生命。

採訪撰文／李筱涵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黃涵榆（2011）。「不死、經驗極限與救贖政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2）。「附魔、療癒與邊界生命：跨領域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7）。《附魔、疾病、不死生命》。臺北：書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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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記得書本裡的麻風病(又稱痲瘋、漢生病，本文均以「麻風」稱之)嗎？麻風病過去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留下許多慘痛的故事與教訓，患者如果沒有接受治療，可能會在神經系統、呼吸道、皮膚與眼部出現肉芽腫，可能失去痛覺感知的能力，甚至面臨截肢、視力衰退的命運。因此，雖然麻風病的感染性很低，但由於人們深怕麻風病的副作用，做出許多令人遺憾的事。

2019年6月底，日本熊本地方法院裁定麻風病病患家屬的被害情形同樣是國家責任，日本政府應賠償總額3億7,675萬日圓（總額約新台幣1億元），這是日本第一次對麻風病家屬的國賠案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展開歷史上首度窮國家之力的巨型麻風防疫工作。在專業人力短缺、經濟停滯、技術限制和麻風歧視等不利情況之下，於1980年底，30年間將麻風盛行率降到萬分之一以下，達成聯合國的防疫標準。

中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又能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紹華為此耗費了十多年光陰，跑遍中國，從個人生命、麻風病防疫、國家政治這三層歷史面向，重建1949年後中國官方展開麻風病防疫的動機、做法與結果，尤其針對最早投入麻風防疫的醫師及其後繼者進行探訪、研究和分析，保留這些即將逝去、被遺忘的故事。

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

「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尤其是研究近在呎尺、事件相關之人依然健在的歷史。」

麻風研究歷程很緩慢，劉紹華說：「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尤其是研究近在呎尺、事件相關之人依然健在的歷史。」如果不放緩步伐，看到什麼資料或突然有個想法，急於發表，很容易錯誤百出。

資料蒐集得越多，各種活動看得越多，相關人士交談得越多，「我對於描繪『真相』的信心卻越受挑戰。」劉紹華坦言，在田野調查中，很多次看到的景象都讓她震撼不已！拜訪過的山區麻風村普遍都很貧困，直到現在還可以看到老弱的病人在地形崎嶇的土地上爬行，甚至截肢處還長出一顆花椰菜般的碩大潰瘍，氣味濃烈嗆鼻。如今的麻風村狀況已是如此惡劣，可想半世紀前，年輕剛投入醫療事業的麻風醫師曾經歷過的心理衝擊。

麻風村至今還可以看到老弱的病人在地形崎嶇的土地上爬行。
照片提供／劉紹華

研究麻風中國就是我的田野

劉紹華從2003年以來，努力蒐集各種形式的歷史證據，也致力於獲得超越白紙黑字的資料，積極尋找曾經參與麻風防疫的醫療衛生人員、拜訪麻風村落與防疫機構、蒐集檔案文獻，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就是尋找老麻風醫生。

劉紹華歷經過歡迎、猶豫、拒訪，訪問軌跡遍及中國諸多地區－成都、南京、北京、雲南、廣東、上海、浙江、陝西等地，另外還有一些匆匆探訪或未訪問成功的地方，她直言：「中國就是我的田野。」

劉紹華走遍大江南北探索被掩蓋的那些年，圖為中國西南的麻風村。
照片提供／劉紹華

「他們的敘述中展現個人與集體情緒，以及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有助我們去理解無數難以言說的個人生命。」最後，劉紹華成功訪問34位男醫師、11位女醫師，年紀最長者有96歲，最年輕的超過了60歲，這幾位開創中國達成消滅麻風成果的早期醫師，透過口述呈現過去文獻沒辦法紀錄的那些年。

強制的人道主義

當時面臨麻風病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盛行，人們因無知而感到懼怕，在世界各國都留下慘痛的歷史，直到現今社會，遇上重大傳染病，如SARS、麻疹等仍是如此。

中國方面在1958年，根據官方22省的不完全統計，約有45萬名麻風患者，而1950年代歐美社會因發展較成熟，開始倡導消除隔離政策對麻風的污名和歧視，但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剛成立，政策、社會都未穩定，又面臨這麼恐怖的疾病，社會上充滿著恐懼，那他們如何來處理這樣問題呢？

儘管當時的官方文獻強調，強制隔離政策只針對有傳染性的病人，並非所有患者，尊重患者的自願與否。但劉紹華根據實地走訪研究，認為地方上很可能出現便宜行事的強制做法，使得官方政策執行變了調，她說：「在我的田野訪問中，多數病人都表示，入村是沒得選擇的事，因為家鄉的村民都希望他們離開。」

1921年，天主教傳教士在大襟島上建立麻風病院，圖為劉紹華2009年踏上島上的紀實。
照片提供／劉紹華

不過麻風村內的患者症狀輕重有別，就算知道自己得病，心理上仍抗拒接受這樣的事實。尤其輕微患者見到傷殘顯著的病人，還會感到懼怕，甚至憂心自己的未來，怕遭到同樣下場。甚至出現過患者因為恐懼逃回家中，反而被家人打死的案例，這部分案例僅是冰山一角，劉紹華指出：「麻風聚落及隔離政策本來是為了消除疾病負擔和歧視，然而實際執行上，卻離初衷越來越遠。」

1950-60年代中國全國大力建設麻風聚落，強制隔離的病患及從事醫療的衛生人員形成另一類受到歧視的群體，圖為麻風病療養院的戲台。
照片提供／劉紹華

汙名下的情緒勞動－麻風醫生

1950-60年代中國全國大力建設麻風聚落，在大量收容患者之際，醫療人力突然短缺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但大多醫科專業人員不願投入被汙名化的麻風病及其防疫工作，因應不斷增建的麻風村，陸續增加的醫師從何而來？

「麻風醫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顧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根據劉紹華研究指出，當時醫療衛生人員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民國時期有過麻風防治經驗的機構人員、醫療衛生人員、醫學院教授等。第二種，因在中共批評私有制的氛圍下，原本自行開業的醫師也可能被徵召。第三種從醫學院畢業生或病患中挑選培訓。

劉紹華說：「早期麻風醫生由於愛國情操與階級政治，投入汙名化的疾病防疫。在隔離的麻風聚落裡，又因見到患者而產生相當的衝擊、同情。多重心理糾纏，構成了麻風醫生的集體情緒勞動。」而這種類型的勞動，「是不會被寫入防疫歷史的。」

1950年代被指派為麻風醫生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著「不光彩」的政治背景，就像是麻風病患為社會底層一樣，這些醫師也集體淪為醫療界的底層。從事麻風防治最艱難的地方，不是身體上的疲憊，而是精神上的挫敗與多方投來的歧視，麻風醫生的專業被汙名化，以及社會上的污名同時發生，使得這些資深的醫事人員成為心靈受傷的醫者。

劉紹華回憶說：「訪問資深麻風醫生以來，經常面臨這樣的情況，他們講起麻風防疫的過往，有時與笑聲穿插並行的是酸苦的記憶，甚至偶爾不經意落下淚來。」她補充，一位麻風醫生甚至曾自嘲說：「麻風醫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顧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老麻風醫生：「你做這個研究辛苦了！」

「這本書本來不會出現的。」訪談時劉紹華先這麼說，她說她原本想寫的是英文書，並且研究課題也不是如今這些，然而「一位高齡90歲的麻風醫生突然辭世，改變了我的決定。」

2013年資深麻風醫生、在研究路上幫助劉紹華良多的葉幹運教授逝世，帶給她很大的衝擊，劉紹華驚覺她所訪問的麻生醫生年紀已大，而她企圖從歷史做到當前的漫長研究，卻不知何時才有結果？「我希望在還來得及之前，讓他們（資深醫生）指正我的可能錯誤，讀到我的書。」因此劉紹華決定重新斷代研究範圍、改變書寫語言，都是很艱難的挑戰。且為了重新整理近期人物、在世者的歷史，劉紹華又經歷四年困難的摸索過程。

「但讓我得以堅持下去的最大支持，是來自於麻風醫生的鼓勵與他們的自由主義精神。」劉紹華說她長年來訪問的知識份子型麻風醫生，除了對不同立場的知識觀點、政治經驗、成長環境與世代背景，都能抱持著尊重與包容外，多位醫生對研究者的容忍和協助、善意與體會，都是劉紹華得以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她寫道：「至於諸多讓我銘記在心的麻風患者、救助者以及基督宗教的善心人士與患者，他們的善意與協助都為我的動力加柴添火。」

訪談間談到如何打動這些資深醫生願意開誠佈公，劉紹華笑說：「需要懷著被拒絕的勇氣。」她提到，深刻的人類學研究就是要跟報導人具備感情，長年不斷的回訪，不斷的跟他們聯繫，並強調在這本書之前，不會因為取得什麼材料，就胡亂發表，「我覺得理解必須很深刻，否則傷了人、也傷了歷史書寫，所以我下筆非常謹慎。」

「我只是想要嘗試說明，有各式各樣的原因讓他們看到我的努力和誠意，」劉紹華回憶說：「有一位醫生從來不給別人去他家，以前也不接受訪問，有一次我去，託人把我的訪談大綱以及我的想法寫了長信給他，委託人叫我有心理準備，可能永遠無法訪問到他。結果那位醫生不但接受了，還邀請我去他家，訪問完還請我吃飯，吃飯時還夾菜給我，並跟我說：『妳做這個研究，辛苦了，不容易。』對我來說當下真的感動不已。」

攝影／林俊孝

劉紹華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助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在漫長的研究與書寫過程中，她也發展出了一種堅持，劉紹華說：「我把自己當成一座橋梁，練習彎腰、承擔與跨越，因緣際會扮演起連結過去與現在、隱微與清晰、底層與公眾之間的研究書寫者角色。我有幸被人接納、聽其述說、見證歷史、體驗生活。既然幸運如我，無論有再多困難，我都得負重盡責地把這本書寫出來。」

採訪撰稿／張傑凱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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