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來到屏東霧臺神山部落，吃上一碗小米愛玉冰，暑氣全消。果凍般的愛玉滑進喉間，不僅清涼，更讓人聯想到原住民文化的純粹與自然。不過，這碗「原味」十足的愛玉，真的是部落的傳統美食嗎？

深耕霧臺鄉西魯凱族部落，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院長王宏仁，跟其研究團隊（社會系的王梅香副教授、巴清雄副教授），透過田野調查與歷史分析，追溯愛玉從野生植物到部落品牌的文化旅程。

他微笑著說：「其實，愛玉原本並非原住民的傳統作物。它的『原味』，是一個歷史與文化共同建構出來的符號。」對他而言，這不僅是農業生產的轉型，更是一場「道地性」如何被形塑的過程。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院長王宏仁
拍攝／馬藤萍

從漢人女兒到「臺灣風味」

「愛玉，從來不是部落的主要作物。」王宏仁意味深長地說道。在他的研究與田野觀察中，今日被視為原住民風味代表的植物，有著一段很特殊的文化軌跡。

「愛玉」是一種臺灣特有種藤本植物，生長在海拔800到1800公尺之間的潮濕山林間。根據連橫（1878-1936）的《臺灣通史》記載，清朝時期有位福建商人，在嘉義一帶經商，某日因口渴臨溪取水，發現水中竟然自然凝結出透明的凍。他帶回這些種樹子，讓女兒到外頭販售，消費者便以她的名字稱之——「愛玉」。

在王宏仁看來，儘管這段命名傳說成了愛玉文化敘事中的起點，卻也隱含著一種文化斷裂：愛玉的流通軌跡，並非源自原住民族的生活脈絡，而是從山林走入漢人市場。

對於長期與山林共處的原住民族來說，愛玉只是一種野生植物，甚至在不同族群中都有名稱——布農族叫它 tabakai，魯凱語則發音為 tukunui。但即便在語言中留下了痕跡，部落耆老卻不認為愛玉是部落文化中重要的一環。

王宏仁解釋道：「過去，族人只有在狩獵季節偶爾採來充飢止渴，並不會拿愛玉來祭祀或大量種植作為日常糧食。真正讓它成為經濟作物的契機，是後來當平地商人開始收購，族人為了換取收入，才會冒險上山採摘。」

冒險採集以便獲得經濟來源，使愛玉在部落生活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這樣的採集並不容易，往往伴隨高風險。愛玉多攀附於高處，族人往往需徒手攀藤、冒險取果，甚至有人因此失足墜谷、喪命山林。

「真正使它進入國家文化建構視野的，是日治時期的殖民治理。」王宏仁指出，愛玉的文化角色正是在這一歷史階段出現轉折。

作為臺灣特有種植物，它在當時被日本殖民政府納入「林產物」分類，成為「展示臺灣」的名物之一。1910年，嘉義廳農會將愛玉子送往日英博覽會展出，還獲得了銀牌殊榮，從此打開國際知名度。愛玉開始承載臺灣「道地風味」的意象，成為外界認識臺灣的一種符號。

「日治時期，愛玉第一次被國家力量正式命名與定位，它被納入一種展現殖民治理成果的象徵——來自異國、純粹、自然的形象。」王宏仁強調，「這樣的形象，也為後來愛玉如何進一步被包裝為文化符碼，埋下了重要伏筆。」

採收後的愛玉果需經手工整理與曝曬，這些種子在水搓洗後，便可化為清涼透明的愛玉凍。
圖片來源／茂林國家風景區官網

山林裡的果實，政策裡的商品

如果說，愛玉早期只是族人在山林間偶然採來解渴的山產，那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成為部落重要的經濟作物，甚至化身為地方品牌的主角？

王宏仁指出，這場轉變並非單純的市場反應，而是深受政策、法律與技術演進交織影響。1932年《森林法》頒布，大片原住民傳統領域被劃為國有林，使得族人在自家祖傳獵場和採集愛玉的行為，成了「非法進入國有林地」。

直到1985年，農業改良場成功培育出可在低海拔種植的愛玉品種，才讓愛玉得以「下山」，擺脫非法採集的命運。這些新品種果膠含量更高，能攀附人工水泥柱，種植門檻與勞動風險大幅降低。

種植技術突破之際，恰逢政府推動「一鄉一特色」政策，原民會也開始鼓勵「一部落一特色」，希望各個部落都能發展出自己的代表產品。「此時，愛玉既是臺灣特有物種，又具備既有市場與自然意象，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政策的青睞對象。」

王宏仁進一步分析：「媒體與觀光產業的推波助瀾，更強化了這股趨勢，部落的農耕地景也開始改變。」進入1990年代後，愛玉不再只是消暑飲品，而是逐步被塑造成原住民文化的象徵之一。政府時常釋出以「山胞農特產品」為主題的報導，再搭配豐年祭、導覽、手洗愛玉體驗等文化活動。

媒體與政策互相配合，加上產地品牌的主動出擊，共同形塑出「原住民＝愛玉」的文化印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部落中開始有人將愛玉從原本的零星栽種，轉為規模經營。位於屏東縣霧臺鄉的神山部落，便是這場轉變中最鮮明的一筆。

霧臺鄉，是一座深藏於中央山脈南段的高山原鄉，也是魯凱族的主要聚落之一。境內的神山部落，座落於海拔約 1,000 公尺的山坡地帶，地勢崎嶇、氣候溫涼，使當地的農耕型態充滿彈性。早年以種植傳統作物為主，近年在政策推動與技術發展下，愛玉、咖啡等經濟作物也逐漸在田畝間生根。

幾年前，王宏仁研究團隊在神山部落田調時，便見得愛玉從過去在山上、野生的樹生，轉變為在人工水泥柱上生長攀爬，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人種植愛玉、將其當成經濟作物的現象。

王宏仁注意到，部落年輕一代對愛玉的認知已與長輩大不相同。當問起現在的青年，他們常直覺地說：「愛玉當然是我們的東西啊。」這樣的文化認同，不僅來自日常經驗，更反映出政策、媒體與市場共同形塑文化的實際效應。

除了愛玉，色彩鮮豔的紅藜（左）與金黃飽滿的小米（右）也是富有「原味」的部落農產，織就了霧臺田野間別緻的風景。
圖片來源／茂林國家風景區官網

在想像與真實之間建構「原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山部落，愛玉已不只是山產或作物，更是一種文化包裝的素材。在地緣、政策與個體努力交織下，逐步成為一種文化敘事的素材。

王宏仁分享，早年「神山愛玉」品牌的創辦人陳老師，嫻熟社群媒體，努力運用媒體力量，將一杯杯沿街兜售的小米愛玉冰，包裝成「原鄉純味」的象徵，打開了部落品牌與愛玉文化的連結。

在他看來，具備媒體素養與敘事能力的在地品牌，有效創造了愛玉與部落文化之間的連結感。也正是在這一系列由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動下，愛玉逐步確立了其作為原住民部落文化象徵的「純正性」（authenticity）。

因此，當一碗清涼可口的愛玉冰從林間野果的清涼轉化為觀光旅客手中的「原鄉風味」，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原味」究竟是什麼？

走進霧臺神山部落，愛玉不再只是涼水攤上一杯止渴的飲品，而是一種文化入口。它成為導覽體驗的橋梁，甚至成為旅人手機裡的「原住民特色」標籤。

但王宏仁提醒，「這樣的『道地』印象，不是從山裡長出來的，而是殖民力量、故事、標籤、報導與地方品牌行銷，逐步建構出來的。」

王宏仁並不認為原住民只是被動接受某種外部想像。他觀察到，像神山愛玉的一些在地品牌，便透過敘事策略與文化活動，重新詮釋愛玉與部落的關係。他們設計手洗體驗、講述在地故事，讓旅人感受到「這是我們的愛玉」——不只是被商品化的「原味」，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流動與再生產。

「這些文化商品的製造並非全然虛構。」王宏仁強調，「它是部落因應現代經濟、政策扶持與在地轉型策略下，重新形塑的一種文化消費。原本毫無象徵意涵的愛玉，如今已被包裝為純粹、自然、原始的代表。」

當「原味」被消費，它便開始轉變。有時候，我們所品嚐與欣賞的，並非部落文化的本貌，而是一段在全球化、地方化與現代性之間，經過不斷調整、融合與重構的文化歷程。
影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王宏仁說，霧臺神山部落的愛玉故事提醒我們：「文化從來不是凝固不變的。」

從無名攀藤植物，到殖民政府眼中的道地象徵，再到部落文化的重要符碼，愛玉的身分，在國家政策、市場力量、媒體敘事，乃至部落自身重新詮釋的過程中，一點一滴被建構出來。

「此外，神山部落的『原味』，也不只有一碗愛玉冰。」他補充道：「走進這片海拔近千公尺的土地，還能看見小米、紅藜、芋頭、咖啡交錯生長——是一代代族人累積起的生活智慧與土地情感。」

下回造訪霧臺，王宏仁希望我們放慢腳步，聽聽族人親口講述田地與作物的故事，親手觸摸攀藤生長的愛玉，感受屬於這片土地的豐富與流動。

最後，點一碗沁涼的小米愛玉冰。讓味蕾記住，那冰涼滑順的口感，不只是天然的好味道，更是一段活生生、仍在延續的文化生命。

王宏仁與王梅香老師，以及中山大學霧台研究團隊（ 王宏仁、王梅香、巴清雄老師）多年深入霧臺部落，關注農業變遷與文化轉型。透過他們的田野工作與書寫，我們得以看見「原味」如何在政策、經濟與敘事中被形塑與重構。
拍攝／馬藤萍

採訪撰稿／李佳芳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王梅香，王宏仁，巴清雄  (2023)。「原味」」的建構： 國家治理，資本主義與臺灣愛玉的文化消費。 中國飲食文化，19(1)：125-171。
王宏仁（2022）。鑲嵌在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原民農業：霧台地區經濟作物的生產、流通與消費–農民，還是收割機？霧台經濟作物流通與社會組織（一般導向專案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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