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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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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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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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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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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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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