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家族企業」有著什麼樣的印象？會聯想到八點檔連續劇中的「本土商戰」，還是子孫各房分家產的花邊新聞？義守大學企管系鍾喜梅教授過去喜歡歷史，尤其是歷代王朝的更迭，後來轉而研究臺灣家族企業傳承接班，發現兩者有著無數相似性，家族企業不是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而是從亞洲、歐洲到美洲，全世界相當常見的企業治理模式。

根據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發布的2024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臺灣中小企業數約有160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98%以上。其中，上市公司方面，有超過七成上市櫃企業為家族企業。這些從大至小的家族企業，在臺灣經濟體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特別是在製造業、零售業等領域，而他們的表現，正影響到你我的食衣住行，以及國家國力的波動。

家族企業有大有小，佔臺灣企業的多數。令人意外的是，這並非臺灣特色，而是全球共通現象。

世界知名的德國博世（Bosch）集團、美國福特汽車集團（Ford)、法國愛馬仕集團（Hermes)都是家族企業。而你我熟知的嘉士伯啤酒（Carlsberg）、哥本哈根瓷器（Royal Copenhagen）、IKEA家具公司，甚至你我小時候都曾玩過的樂高（LEGO）都是丹麥家族企業透過捐贈股票至基金會，由基金會控股的案例。

另一頭，美國惠普（HP）公司、沃爾瑪公司（Walmart）或嬌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核心創辦人家族仍持有股權，但公司治理、經營則交由非家族專業經理人（CEO）負責。這些案例，揭示家族企業總用著不同面貌，出現在你我日常。

「真正的差異在於，我們說『擁有』一家企業時，『擁有』的意思是什麼？」鍾喜梅語帶玄機的說。

家族「擁有」企業的方式

家族擁有企業至少有兩種模式：擁有「股份」，或擁有「經營權」。在經營權部份，有些國家的大型企業已經走向「專業經理人制」，但在臺灣，即使是已經公開發行的公司，家族成員仍傾向於直接參與經營管理。

一般人可能認為，像美國企業那樣極度重視專業經理人角色是常態，但鍾喜梅談到並非如此：「美國企業的特色是外部市場控制力量很強，當經營者表現不如預期，很快會被狙擊替換，但臺灣、歐洲則不然。」即便家族成員退出第一線經營，仍可能繼續持有相當核心的股權，以及投票權。因此，家族企業「擁有」、「治理」實際狀況相當複雜，這與該國法律規範有關。即使在美國，由於上市公司每一股所對應的投票權利不盡相同，因此會發生即使上市後股權分散，也有很高比例公司其核心家族、創辦人，仍持有一股多權的核心股權，並能左右與影響執行長遴選等公司關鍵決策。

臺灣、韓國等家族企業比起其他國家，更傾向由家族成員同時掌握「股權」與「經營權」，且不願輕易釋出、稀釋這些股權。很多上市公司或集團，股權結構不是單純由家族成員直接持有，而是透過成立控股公司等機構的間接持有方式。

鍾喜梅分析說：「股權結構如金字塔結構般存在，就好像用一張鈔票控制一整座城堡。」家族或創辦人只要擁有最上層公司的股份，再由這家公司去持股第二層公司，再由第二層控制第三層……，最後，就可以「以少少的實際出資，控制很多層公司」。金字塔股權控股會衍生持股與經營不對等的投機風險存在，實證上不一定會對上市企業績效有負面影響。但如果家族企業主有投機心態，就會造成小股東與企業的災難，力霸集團就是一例。

 家族企業只要擁有最上層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便掌控龐大集團。
圖表整理／張茵惠 圖表設計／李季衡

臺灣家族企業在儒家、華人文化影響下，尤重「血緣」，股權的繼承、控制權的移交，通常以家族內直系血親為主。且臺灣不像日本，可透過養子、入門女婿等方式擴張「家族的定義」。

至於男、女接班人是否也有差異呢？鍾喜梅分析指出，即便是2025年的現在，家族中的女兒仍很難享有同等接班機會。女兒之所以能出頭通常只會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下，哥哥不想或非常不適合接班，或者弟弟過於年幼。

你我所陌生的企業型基金會

家族企業控有股權、經營權，半分不讓，或許會讓主事者有了安全感，但長期而言，對企業的傳承、永續發展，卻可能會是一大阻礙，例如：遇上無心管理的接班人，抑或者無無度揮霍的下一代等。因此，用社會學的放大鏡來看，該如何避免資產過度集中，且透過預先規劃管理、良善縝密的政策法規，進一步引導富人將財富回饋社會、促進社會公平的可能性，將成為重點。

北歐國家的基金會控股模式，除了讓家族企業的龐大資產，得以提升績效、照顧員工外，還能扛起關懷社會的責任。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The foundation’s staff are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children, and dogs and cats, and the scene is warm.

鍾喜梅以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基金會控股模式為例：在高遺產稅率下，控制家族會將持股捐贈成立基金會，在規避高遺產稅的同時，也使基金會成為公司大股東，在搭配基金會治理、監管配套措施下，透過外部專業介入與監管方式，確保基金會的治理、運作。

這種模式有助於穩定企業董事會運作、提升企業治理水平，並能促進企業長期發展以及更傾向照顧員工。實證上，這種基金會控股與治理模式，比起單純家族控股與治理更有優勢與競爭力。因基金會的目標不只限於家族利益的最大化，還涵蓋了社會責任、企業的長遠發展。

基金會是否可以成為企業持股機構，北歐、美國大不相同，美國法律基本上不允許基金會持股。然而，北歐基金會模式目前在臺灣無法執行。儘管在臺灣，台塑、長榮等大型集團，當初在鼓勵興辦基金會下，透過基金會投資集團內公司，而成為集團上市公司重要股東，但一般上市公司基金會持股比例仍是少數，很少能像北歐模式成為大股東。

臺灣直到2018年《財團法人法》通過後，才限制基金會對單一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5%。但在此之前，知名大家族已透過成立基金會來控股旗下的企業，已長時間遊走於灰色地帶，某些爭議事件，很容易造成大家對於家族基金會的負面印象。

之所以如此，因為臺灣基金會的登記，以及主管機關非常分散，不同於北歐的管理方式，由單一機構管理全部基金會。基金會可能在中央的不同部會，如：社會司、教育部、衛福部等，也可能在地方政府各個單位登記，分散的登記制度導致無法確切掌握全國基金會數量、資金總額，當要查詢相關資訊需要個別向各登記單位詢問，這些龐雜的單位不一定願意提供。直到遇到檢舉、不法事件，才會透過檢調一一徹查。

「『有洞就補』的立法施政，以及事權、治權難以統一的思考，導致並沒有從『究竟如何有效發揮基金會』功能，去根源解決監督問題。」鍾喜梅直率地說。期待大眾、立法機構可以參考北歐等國由單一機構管理、監督的方式，讓臺灣的基金會運作得以更健康。

無形資本的喪失：隱形冠軍為何會消失？

1990年，德國企業家Hermann Simon（1947—）在管理學期刊上創造了一個詞彙：「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這意指「規模相對較小，卻非常成功的公司，它們在自己的領域中表現出色，但卻鮮少被大眾所認識」。而鍾喜梅透過無數案例的訪談、調查，探討臺灣家族企業傳承所遇上的瓶頸，以及導致隱形冠軍可能在代間傳承中消失的原因。

臺灣許多中小企業的隱形冠軍，存在於特定產業群聚，像臺灣南部螺絲產業，為國際汽車、建築、電子等產業的重要供應商，而高雄岡山正是全球知名的螺絲生產重鎮。另外，還有中部地區的水五金（水庫、自來水或家庭用水所需使用的五金）產業，以及彰化社頭為首的織襪產業​（運動襪、醫療襪）等，都是閃耀世界的臺灣之光。

臺灣許隱形冠軍，具特定產業群聚的特色，如：南部螺絲產業、中部水五金、彰化社頭織襪產業​等。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A map of Taiwan surrounded by various screws, sports socks, medical socks, faucets, etc. The picture is bright and warm.

雖說群聚提供了企業競爭優勢，但代際傳承過程中，當企業無法順利接班，則會削減產業群聚的競爭力，更影響國際地位。但為何企業會無法順利接班呢？除了第二代的實際接班意願，也與「無形資本」傳遞相對困難有關。

鍾喜梅分析指出，以製造業為例，許多臺灣家族企業的競爭優勢，在於第一代企業主白手起家，並日以繼夜以職人精神，在第一線從學徒制累積現場生產經驗，以及靈活應變能力有關。

「不過人性是種很奇妙的東西，很多創業主總覺得自己年輕時打拼，相當辛苦，為了給子女最好的教育、環境，便送孩子出國讀行銷、設計、傳播等，但在他們學成之後又是否願意回來接工廠呢？」鍾喜梅感嘆說，即便子女有意接班，但第一代累積的「現場應變力」，卻無法透過正規教育傳承。

家族企業接班失敗，對你我日常造成的影響

當創業第一代的實作經驗、快速應變能力，無法被下一代傳承。隱形冠軍企業也將逐漸喪失其獨特性、競爭力，光環隨之黯淡，若未能建立傳承機制，寶貴的經驗就會隨著創業者退休而消失，而且這些資本很難透過專利等方式保留。

除了經驗傳承外，接班動機也是問題。不少企業第二代對傳統產業缺乏興趣，學成後傾向從事金融、新創等行業，許多中小企業正面臨無人接班，最終可能選擇出售、關閉企業，將資金轉向房地產、股票市場。

「當家族企業的資金從實際的生產製造轉往房地產、股票等市場，對於家族財富傳承可能是一種選擇，但對社會分配來說並不是好事。」鍾喜梅憂心說。當因企業下一代不願意繼續經營企業，轉而關注投資與個人財富增長，將不像上一代創造當地就業機會、國民生產毛額；另外，大量流入的熱錢，可能會投入金融商品、不動產等有價商品，進一步抬高房價、加劇貧富差距，導致民眾買房越來越難，進而減緩社會流動。

在全球供應鏈變化和地緣政治風險下，成功的接班布局不僅是對「重視血緣」傳統文化的挑戰，更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需要及早規劃、重視技術與經驗傳承、參考國內外經驗，建立完善的治理機制，提升下一代的接班意願與能力。

鍾喜梅提醒，家族企業的資金從生產製造轉往房地產、股票等市場，對社會分配來說並非好事。
攝影／W. Xiang

然而，由於每個家族企業的情況都不同，並沒有一個通用的「最好」的布局。鍾喜梅提醒說：「最錯誤的，就是把家族企業傳承議題當成八卦笑話。」她認為家族企業傳承其實擴及嚴肅的國力、人民生計等問題，且每個企業就像一個王國，過去各個朝代曾經歷爭鬥、決策錯誤、接班等問題，家族企業傳承更是如此。因此，企業主需要時刻根據自身情況，諮詢專業人士意見，制定最合適家族以及企業的接班計畫，如此，有了好的企業傳承，將造就更多臺灣之光，在世界上各個領域繼續閃耀。

採訪撰稿／張茵惠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鍾喜梅。（2007）。臺灣家族集團企業策略轉變之緣由。國科會研究計畫。
鍾喜梅。（2012）。臺灣家族集團的控制層次：類型、緣由與影響。國科會研究計畫。
鍾喜梅。（2014）。家族集團股權與經營權安排的兩難 : 控制與制度觀點的辯證。國科會研究計畫。
鍾喜梅。（2017）。多樣性制度邏輯的衝突與調和—家族企業傳承與策略發展之思考。國科會研究計畫。
鍾喜梅。（2020）。從鑲嵌性代理者矛盾看會計師事務所在家族企業傳承中的角色。國科會研究計畫。
鍾喜梅。（2023）。家族企業傳承服務機構的組織間關係：制度邏輯，網絡與生態系統論之觀察。國科會研究計畫。

The post 揭開臺灣家族企業的世代密碼：義守鍾喜梅談傳承、治理與社會流動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過去一年，世界局勢匹變，從中美貿易大戰到烏俄戰爭，升息、降息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人們開始化身經濟學專家，對中央銀行（後稱央行）的貨幣政策侃侃而談。還不時聽到有人說：「沒那麼難！政府只要不斷降息，或者印很多鈔票，便可以讓經濟越來越好？！」

事實上貨幣政策很複雜，稍微閃失便會影響到全民食衣住行，臺大經濟系的李怡庭教授，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她長年在經濟學領域深耕，在2020年擔任央行理事，更於2022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從實務到學術皆深入參與其中。

說到李怡庭的大學生涯，她並非經濟本科生而是就讀國貿系，這在當時是熱門的科系，有著許多到大企業工作的機會。不過，她話鋒一轉表示，直到大四修了門國際經濟學的課，期間老師提及經濟學大師的生活、思想點滴，讓她突然茅塞頓開、不停掉淚，於是默默立下報考經濟研究所的決心。

在大學時期，李怡庭覺得人生目標是多關注人與社會。而人的一生，從呱呱墜地到日常消費、工作，然後老去，這些不正與「經濟學」息息相關？

石頭也能當貨幣？

經濟學和你我每天都會使用的「錢」密不可分，但貨幣本質又是什麼？把時間拉回到「以物易物」原始交易的千年前。李怡庭說：「當生產越多，交易越顯頻繁，物資儲存跟著攀升，人們為滿足更多交易，貨幣就這樣誕生了！」。

談到貨幣誕生，還得瞭解「雅浦島石幣（Rai Stones）」的有趣故事。距今不遠的20世紀初，位於太平洋西北部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的雅浦島島（Waqab; Yap），當地原住民仍使用石頭當作貨幣，斷定價值的方法，便看其「大小」，越大顆價值便越高，反之則越低。

你或許會疑惑，若想一夜致富，不就沿途撿石頭便得以成真？李怡庭露出微笑說：「並不是這樣。」

島上有位酋長會依據石頭大小記錄其價值，像小石頭到處都撿得到，便會斷定成毫無價值。石頭貨幣故事，帶出巨石必須「紀錄」，李怡庭分析說：「一般人不會扛著大石頭進行交易，這樣太麻煩了！」有次一位村民想帶塊巨石回到島上，卻不幸遇上船難，人雖然保住了，但價值連城的巨石卻石沉大海，但經由酋長判斷，最後仍決定將這塊石頭記錄下來，列為該村民的財產。

20世紀初，加羅林群島的雅浦島島，當地居民利用石頭作為貨幣，石頭錢由大而堅固、厚實的石輪組成，中心處有不同大小的孔，能以木桿插入方便運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石頭貨幣就像現代你我都在使用的「貨幣」；酋長的「記錄系統」則類似於銀行、信用的存在，必須用到「記錄技術」，李怡庭說，「很難想像能出現這樣的機制，也正是經濟學注重的貨幣與信用。」但在經濟學裡不單只有生產、消費而已，交易間還有諸多「障礙」。

李怡庭的拿手絕學：「貨幣搜尋模型（search monetary models）」

要如何排除交易障礙，讓經濟更活絡呢？「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便是最好的說明。但資源如何妥善利用，交易過程怎樣「不卡卡」，其中藏有無數學問。李怡庭分享說：「『貨幣搜尋模型』探索到底是什麼『障礙』讓交易不順暢？這些交易障礙又怎麼讓人們發展出工具來解決這些問題？當你瞭解這些基礎，也能進一步預見未來金融趨勢。」

在經濟的世界裡有著各式各樣的「交易障礙」，舉凡：交通不便；支付工具偽造；銷售平臺上，買賣雙方訊息不對稱等，導致產品不符買方認知；賣方出貨拿不到貨款；公司資產出現灌水、欺瞞等狀況，這些都屬交易障礙。

「先有交易，才有制度」李怡庭強調說，每個時代因應不同技術，導致不同交易障礙。以現代社會而言，因應網購產生大量金流，導致系統時常當機，為使交易順利，電商平臺開始與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建置完整金流系統，達到「貨暢其流」之目的。因此，政府必須在電商平臺、第三方支付與消費者三方間，建立合理規範制度，才能讓經濟更活絡。

生產、購買蔬菜的農夫、貨運業著、商店到消費者。看似簡單交易行為，但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著各項難題，如：運送、冷鏈、支付工具等，任何環節出問題都會影響交易價格。
圖片來源／Unsplash

貨幣與通貨膨脹

貨幣有計價標準、價值儲藏等功能。但你能想像手中的貨幣突然一文不值？其實這現象和「通貨膨脹（inflation，簡稱通膨）」有關，而「貨幣搜尋模型」的重要性便在於發現，貨幣價值是怎麼決定的？又是哪裡出了問題讓物價飛漲？

羅馬帝國偷工減料打造銀幣，導致劣幣驅良幣，引來嚴重通膨。
圖片來源／wiki

通膨最經典案例來自於羅馬帝國（Roman Empire）。羅馬從西元 54 年，皇帝尼祿（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68）登基開始，因大量建設公共建設、長年征戰，導致財政短絀。羅馬政府竟私自將銀幣中的銀成分降低，甚至將原本只能熔煉10枚銀幣的銀，擴大成14枚，當初以為國家財富可以因此倍數成長，但卻導致市場上劣幣驅良幣，帝國經濟隨之衰敗、覆滅。或許當初即時發現貨幣出問題，就能阻止羅馬衰敗，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面臨通貨膨脹，央行需阻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

「物價穩定」是全球央行的一致目標。李怡庭早期研究曾指出，當政府對經濟體影響力（介入經濟活動的程度）夠大時，會影響民眾使用特定貨幣的意願，還有貨幣流通程度，以及貨幣本身價值。

李怡庭表示，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貨幣作為支付他們提供勞力、產出的工具，是因為相信也可以用這貨幣，以他們所相信的價值，買到期待的服務或商品，而這「相信」正是貨幣價值的重要來源。同時這份「相信」也會影響一張紙鈔的未來價值會不會越來越低，也就是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

發行鈔票的央行必須建立制度，同時採取適當的政策影響人們對貨幣價值的信心。也就是說，當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時，央行得阻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

李怡庭假設一種情況：如果少了央行干預，民眾會因為經濟危機、戰爭，開始預期貨幣可能沒有價值，便會迅速把貨幣換成商品、外幣，導致物價持續攀升，人們發現預期的物價上漲發生了，就更恐慌地想把手上貶值的貨幣換成「值錢」的東西，導致物價漲得更為迅速，結果民眾對通膨的預期也就確實實現了。歷史上許多國家都曾因為這種情況，出現上億元換一顆馬鈴薯，也就是典型的惡性通貨膨脹，而經濟學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管理民眾對通膨的預期很重要，不能讓民眾認為物價會越來越高。」李怡庭解釋。高通膨可能造成經濟的危機，甚至會形成嚴峻社會對立。衡量「物價」的指標，最常使用的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它是用來衡量一般家庭消費食衣住行育樂價格水準變動的情形。

CPI通常將基期年的指數定為100，做為基準。若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110，代表基期年用100元買到的商品及服務，現在必須花110元才能買到相同商品和服務，表示一般物價水準上漲了10%，也代表貨幣的購買力下降，CPI的變動率是衡量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

通常物價上漲對富有階層影響較少，對低所得的民眾卻影響較大，因而通膨有「累退稅」的性質，也就是說，所得低反而面臨較高的稅率。以家庭所得分類看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便可以發現，低所得家庭面臨的通膨率是高於全體通膨率的，譬如：2022年CPI年變動率是2.96%，但可支配所得最低20％家庭的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3.11%，高於全體的CPI年變動率；而可支配所得最高20％家庭的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2.82%，低於全體的CPI年變動率。

另外，因為資產價格飆升，房價高漲會移轉到房租，讓低所得民眾生活成本更高。所以穩定物價是央行的任務，有助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是保護一般民眾的貨幣購買力，更是保護低所得家庭的生活水準。

其實通膨是頭頑強巨獸，如果不幸被喚醒，就得用長時間的政策來壓制，還可能造成經濟嚴重衰退。第14任美國Fed主席柏南奇（Ben Shalom Bernanke,1953—）曾提及，貨幣政策的透明可以加強民眾對政策的理解和信心，更可以促進對政策的討論，進而提高執行政策的效率。過去幾年來全球通膨四起，當美國聯準會（Fed）利用各種政策打擊通膨，頻向「外界喊話」的目的，便在於遏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且必須表現出堅定態度，讓民眾相信，通膨才可能下降。

柏南奇（Ben Shalom Bernanke），美國猶太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美國Fed主席，他指出貨幣政策需要透明、開放和溝通，才可以增加效益。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其實臺灣央行還有許多制度得向其他經濟體學習，才能更為完備，李怡庭建議說：「『透明度』就是關鍵！」，以美國Fed為例，歷經2008年金融海嘯，到COVID-19疫情大爆發、烏俄戰爭等，其貨幣政策的調整脈絡，總會公開給產學業界參考，甚至作為研究依據。過去Fed抗通膨儘管也有失敗的時候，但檢討政策失利的原因，將做為下次抗通膨的養分，避免再走回頭路。而臺灣央行制度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確實還有待努力。

自由自在使用電子貨幣、支付，是自由的體現？

李怡庭無論是求學時期轉換跑道，參與各式學術研究，抑或是對於央行政策建議，其實都離不開「自由」二字。她感性說：「能自由自在追求新知識，就是極大的幸福」。

這樣的哲學觀，也反映在李怡庭對貨幣的態度上。由於實體貨幣逐漸被電子支付和數位資產取代，雖然讓人們交易更方便，但她卻認為實體貨幣有它重要的功能。

難道是因為電子貨幣會被駭客入侵不安全嗎？李怡庭露出微笑說：「這並不是我關注的事情。」大眾常以數位化作為國家進步象徵，但對她而言，那跟進步與否無關，反而可以從保護隱私的角度來思考。這類數位資產和電子支付的使用，需依賴「記錄技術（還記得「石頭貨幣」？）」，人們的消費足跡也可以被監控，但是可能被人監控的生活還算自由？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一個社會願意拿多少「隱私成本」來換取方便。

「自由不易界定，但至少有兩種自由可討論，其一是依據自己的意志自由的去做什麼，另一則是可以不被干預和強制的自由。」李怡庭總結說。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在科技的現代，我們究竟是變得自由，還是更加被束縛？

實體貨幣、電子支付哪個好？李怡庭提醒說：「關鍵在民眾願意拿多少的『隱私成本』來換取方便。」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Paperback, by Milton Friedman, March 31, 1994
李怡庭（2016-2018）。資產流動性，資訊不對稱與貨幣政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李怡庭（2019-2021）。流動性與信貸在具有風險性生產、整合困難和創新模型中的角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The post 「通貨膨脹」是什麼？！ 臺大李怡庭院士帶你揭開貨幣的秘密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面臨高房價時代，長年深耕地產研究的彭建文指出，這些問題不只是宏觀經濟議題，更牽涉許多人眼前具體的人生難題，還有國家人口的結構困境。
攝影／林俊孝

臺灣房價連年高漲，網路上甚至盛傳「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事實真是如此嗎？除了關心帳面上的價格起伏，我們還可以如何更深入瞭解臺灣房地產市場的現況與來龍去脈？

「臺灣住宅市場有很多特別之處，也因此構成許多特殊的問題。」投入房地產經濟研究超過30年，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彭建文指出，這些問題不只是宏觀經濟議題，更牽涉許多人眼前具體的人生難題，以及國家人口結構的困境──初出社會的年輕世代，在租屋／購屋的分叉路上，會如何做出抉擇？面臨嚴重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甚至連續兩年人口負成長的臺灣，住宅需求將如何變化，可能為房地產市場帶來什麼隱憂？

四高二低：目睹臺灣房地產市場之怪現狀

剖析問題前，先從現象著手。彭建文結合多年觀察與實證研究，盤點臺灣房地產市場「四高二低」的怪異現況。

彭建文點出臺灣房地產市場特殊的「四高二低」現象──高住宅自有率、高房價所得比、高空屋率、高老舊住宅比例，以及低租金報酬率、低居住品質──它們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個人與國家的未來？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首先，臺灣有全球名列前茅的「住宅自有率」，即「住在自己（或家人）擁有的房子裡」的家戶比例。彭建文指出，臺灣住宅自有率從1980年至2000年，由72.5％提升至約82.2％（基於調查方法不同，數據可能有些許落差），充分體現臺灣人對「擁屋」的追求。

跨國經驗顯示，高住宅自有率有助於提升居住環境與社會整體的穩定性，「美國曾經提出很多政策，努力想提升住宅自有率，但效果卻相當有限，數字停留在64－67％的區間。」而臺灣的住宅自有率落在八成左右，在自由市場體系的國家裡實屬罕見。

房仲業者常拿高住宅自有率當作臺灣人買房「剛性需求」的證據，然而，臺灣房地產市場早已和最基本的供需法則背道而馳。

「當一種產品在市場上供過於求，價格應該下跌。」彭建文解釋，「換句話說，『空屋率』和『房價』應該呈現反向關係：空房子越多，房價照理來說會越低。但臺灣不僅房價很高，空屋率也很高，是個弔詭現象。」

2022年，臺北新屋成交價平均每坪直逼近一百萬，很多人可能連車位都買不起。年輕人紛紛喊著買不起房，新建案卻依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彷彿除了考慮市場供需，別忘了房屋也有壽命，也會變老。臺灣另一個住宅危機在「老舊住宅比例」過高，臺北市逾五成房屋為30年以上的老舊建築，其他縣市則大多超過四成，政府執行都市更新的速度卻相形緩慢。

彭建文點出問題表示，空房越多，房價應越低。但臺灣不僅房價高，空屋率也很高，是相當弔詭的現象。
圖片來源／Unsplash

這些特性也伴隨「低租金報酬率」、「低居住品質」的後果。由於房價過高，房東把房子租出去，租金其實不足以補貼房貸；不過特殊的是，儘管租金報酬率低，很多房東還是能靠「價差」賺回來，換言之，必須倚賴房價持續上漲的趨勢來獲利。而大量老舊住宅於環境衛生與安全各方面均堪憂，也造成租屋族群，以及購買中古屋自住者花費不少金錢，卻無法享受相稱的居住品質。

高房價，那又如何？房地產市場與人口結構的交互作用

在這個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的年代，購屋、生育成本雙雙上漲，發生相互排擠的效應。「很多人必須思考：自己到底要孩子、還是要房子？有了房子，就沒錢養孩子；想要有孩子，就沒錢買房子。」彭建文以順口溜般的句子，感慨道出當代年輕人的辛酸。

不僅高房價遏制了年輕世代養兒育女的意願，造成少子化危機；高齡化與扶養比提升，更透過「離巢、不離巢」的選擇機制，默默影響住宅市場。彭建文分析2010年臺灣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發現「家戶生命週期」因個人的經濟與扶養負擔而有不同，由此更能窺見住宅需求停滯的跡象。

面臨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的年代，購屋、生育成本一齊上漲，孩子與房子該怎麼選？成為新世代的人生難題。
圖片來源／Unsplash

所謂家戶生命週期，指的是一個家戶從組成、繁衍以至消逝的歷程。當一對伴侶決定結婚成家，各自離開原生家戶並在外自立，便是一個新家戶的形成（household formation）。未來他們的小孩成年後如果出外工作，也可選擇遷出原生家戶，並透過租屋或購屋自住方式，成立新的獨居家戶。

臺灣在家戶生命週期上最明顯的特色，就在子女「離巢」（即離家而居、成立新家戶）比例較低，即使已婚生子的人仍常與父母共同居住，這在歐美國家相當少見。除了重視家庭的傳統觀念、國家地理幅員較小等因素，高昂的房價與租金也是年輕人「不離巢」的主因之一。

若家中有學齡前子女或高齡者，同樣會降低離巢的意願，畢竟父母可以幫忙照顧子女，而自己又得照顧父母或祖父母。彭建文指出，從家戶中的人口結構折射至臺灣社會整體的人口變化，可以想見，嚴重的少子化問題，加上高齡化造成的高扶養比，將可能使得年輕人更難離巢，也讓住宅消費需求隨之減少。

房價水漲船高，以及日漸失衡的人口結構，不僅引燃居住正義、世代正義的難題，也導致住宅需求停滯。可是「剛性需求」減少，似乎還不足以讓「房價不跌」的神話破滅。

臺灣房屋需求減少，為何房價卻掉不下來？
圖片來源／Unsplash

神話底下的真實

「很多人會問：人口與家戶量都減少了，為何房價還在上漲？」彭建文解釋：「雖然購屋自住的剛性需求大幅降低，臺灣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需求卻還在增加。」近年投資客大肆將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對房價產生的抬升力道已經大到超過消費需求降低的負面影響，從而出現房地產價格連年看漲的態勢。

「不過，金融面或投資面對房價的影響，終究是短期效果。」彭建文強調，「長期而言，房價仍會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實際分析長達近30年（1982-2010）的資料，他發現出生率確實能帶動房價提升，高齡人口比例則會拉低房價，只是這些趨勢暫時被投資熱潮所掩蓋。

然而，自由市場與金融因素瞬息萬變，投資需求隨時可能一夕間幡然改變，近期如美國升息、疫情、地緣政治與戰爭可能性，都會影響投資人信心。政府在預售屋部分宣布禁止「紅單轉讓」，同樣意在抑制過度猖獗的炒房行為，想讓房價回到合理範圍。

「金融面或投資面對房價的影響，終究是短期效果。」彭建文發現，出生率確實能帶動房價提升，高齡人口比例則會拉低房價。
攝影／W. Xiang

「相對而言，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住宅消費需求減少，是更為穩定且長期的現象。如果現在支持房地產投資的短期因素消失，退潮之後就知道誰沒穿褲子。」彭建文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但他也隨即點出，一旦房價下跌，往往是真正長期持有房地產的自住者受到最大衝擊。

回歸問題癥結，從社會大眾的觀念積習、國家政策的推動方向，到市場機制的不夠完善，都是造成現況的原因，也是促成改變的潛在施力點。

「買房」的偏執，來自何方？

臺灣八〇年代以來的房地產熱潮，常被歸咎於「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但彭建文指出，追求「住宅自有」並非臺灣或華人社會的獨有現象。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經濟能力與生活方式許可，住進自己擁有的房子，其實是世上所有人的夢想。「美國人不也都嚮往擁有自家庭院、游泳池的獨棟房屋嗎？」

長期累積的文化觀念，本身並不足以支撐起熱絡的房地市場。進一步從國家政策切入分析：「政府過去在住宅補貼的資源分配上，提供購屋者很優惠的房貸利率，相對而言，租屋者能申請的補助卻不多、而且較難取得，早年甚至連租金補貼政策都沒有。」

另一方面，臺灣租屋市場資訊不夠透明，對租屋者而言欠缺保障與自主性。「在臺灣，房屋出租者大多不是專業房東，而是個別經營。」彭建文說，「有些房東可能才簽完約，下個月就想賣掉房子或收回自用，平時也常聽到制定不合理規範、不照契約走的情形。」

缺乏良好運作的租賃環境，導致臺灣家戶的住屋需求難有其他滿足管道，只好在「租屋、擁屋」的選擇題，踏上購屋、揹房貸的道路，變相提升「非買房不可」的社會與經濟壓力。

政府過去鼓勵買房的政策，目前租屋／買屋市場的不平衡發展，加上民眾對房地產的傳統觀念，共同造成臺灣房地市場與住宅需求的困境：「購屋」成為社會大眾的主流選擇，卻也是許多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社會住宅與都市更新：改變的迫切與困境

政府提供的社會住宅原則上「只租不賣」，有助於改善弱勢族群的經濟壓力與居住品質。根據社會住宅聯盟的標準，社會住宅的數量至少應達到房屋總存量5％，目前達成率卻連一半都不到。「多蓋社會住宅絕對是對的，因為臺灣現在社會住宅的比例實在太少。」彭建文說。

另一方面，都市更新執行不力，也使老舊住宅過多的問題懸而未解。彭建文時常擔任全臺各地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參與協調過諸多案件。他發現，目前都市更新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房子變老的速度：「臺灣需要更新的房子粗估三百萬戶，可是一年實際能執行更新的只有6,000到10,000萬戶，等於需要好幾百年才能完成。」

彭建文指出，臺灣都市更新執行不力，導致老舊住宅過多的問題懸而未解。
圖片來源／Unsplash

大面積整合的都市更新實行不易，政府於是提出「危老條例」（全名：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寧可慢慢從小面積著手。但這種切豆腐般的做法，卻很難達到都市更新訴求整體環境改善的目標，結果多是蓋出紙片屋，或形成人車動線規劃差、鄰里連結性不足的社區。

住宅在每個人的生命中（與經濟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想做出任何改變，都必須面對各方阻力。「我們都在理想跟現實之間掙扎拔河，」彭建文說，「怎麼讓改變實際發生，又不因太過務實而失去當初理想的面貌，是我們一直在思考跟努力的目標。」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彭建文（2013）。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家戶之居住安排選擇與其外部性分析：過去、現在、及未來。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彭建文、蔡怡純（2017）。人口結構變遷對房價影響分析。經濟論文叢刊，45，163–192。

The post 房價好高！該買房還是租屋？北大彭建文這樣破解臺灣地產現況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