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裝劇裡的皇帝，常常一怒之下，拍桌喝令：「來人啊！把那廝拖下去斬了！」殘酷暴政的形象，彷彿成了我們對帝制時代的集體印象。可是，真實的歷史並非全然如此。中國歷代皇帝不都是殘忍好殺的人，至少在表面與制度設計上，他們得維持「仁君」的樣子。

尤其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皇帝從小就被置於「未來明君培育班」的養成體系裡。自古以來，堯、舜、禹、湯這些被塑造成「愛民如子」的君主典範，始終是後世帝王渴望效法的榜樣。至於登基後能否真心落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不論出於真誠還是權宜，皇帝必須適時展現仁心，博取寬厚愛民的聲名。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方式，便是從刑罰下手。

「透過減刑或者頒布大赦，把宅心仁厚的形象化為政策，讓子民相信自己遇上的是一位體恤蒼生的好皇帝，是中國皇帝制度的特色。」專精於中國古代法制史、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陳俊強，發現中國兩千多年的時間長河裡，大赦次數高達一千三百多次。兩漢四百年的皇帝大赦一百六十幾次；唐朝更多，在兩百九十年間大赦了一百八十八次。讓他不禁疑惑，為何中國皇帝頻繁大赦？相對於羅馬帝國的皇帝總共才大赦幾次，尤為明顯。

陳俊強針對「大赦」主題，陸續完成碩士、博士論文，並相繼完成《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和《從肉刑到流刑：漢唐之間刑罰制度的變革》兩本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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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強進一步說：「大赦不止只有免除犯罪者的刑罰而已，還包含提升官員的位階，甚至惠及百姓的賦稅和債務。如果換成當代的時空背景來說，就是總統宣布大赦，你跟銀行的借貸，還有跟債主之間的債務，全數一筆勾銷了，這是非常全面的赦免。」以當今社會角度來看，連私人的債務都能抵銷，皇帝大赦層面之廣匪夷所思，確實堪稱皇恩浩蕩。

「愛民如子的我，怎麼忍心傷殘子民呢？」──漢文帝說

不過，大赦畢竟是臨時性的寬免，靠的是皇帝一時的仁心或政治需要。若要讓「能不殺則不殺」成為常態，就必須落實到制度上。這也是中國刑罰史上另一條重要線索：如何在嚴刑峻法與仁厚寬恕之間，找到穩定的平衡。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確立了以下這五種刑罰：割鼻子的劓刑、斷腳的剕（刖）刑、閹割的椓（宮）刑、臉上刺印的墨（黥）刑、判死的大辟等，後來學者統稱為舊五刑。

陳俊強說道：「割鼻、斷腳和閹割等肉刑都是不可逆的傷害，為了讓犯人從肢體殘缺的痛感懺悔罪行。而且，犯了盜竊罪就把罪犯的腳砍掉，犯了姦淫罪就把他閹割，可以『絕其為惡之具』，無疑沒收犯罪工具一般。同時肉刑具備極強的展示性，也就是說讓其他人民看見罪犯身體受殘的樣子，表示只要犯罪，就會落到同樣的下場，帶著威嚇的效力。」

肉刑為主的刑罰方式，持續數百年。到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勞動力、戰鬥人力的需求增加，為了「留待有用之身」，所以剝奪罪犯自由、令犯人無償勞動的「徒刑」興起，逐漸取代肉刑。

西漢文帝十三年（西元前167年），皇帝感動於「緹縈救父」的孝行，正式於法典中廢除肉刑。同時，文帝也為以前不定時限期長的徒刑，制定明確刑期，輕至數月，重不過五年。

陳俊強認為此是中國刑罰制度的革命性事件，他說：「過去受到肉刑的犯人因身體傷殘遭受鄰人敵視與隔離，導致無法融入生活。皇帝希望犯罪者受罰、改過自新後，有重返社會的機會與生路。以勞役和刑期取代對身體的永久殘害，這是很進步的想法。」

「緹縈救父」的故事發生在西元前167年，醫官淳于意因罪被判肉刑，送往長安服刑。途中，他感嘆自己無子承嗣，臨難之際無人相助，小女兒緹縈聽後悲痛，竟一路徒步跟隨刑車，並上書漢文帝，願以自身為婢來換取父親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封親情與孝義的上書打動了以「仁孝」立名的漢文帝。為了展現仁君形象，也避免肉刑造成終身殘害、背離「愛民如子」的理念，漢文帝不僅赦免了淳于意，更進一步下令廢除肉刑，改以徒刑取代。圖為清代畫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畫傳》（1743年）所繪淳于緹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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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不致死？那就去邊疆守城吧！」──北魏孝文帝（應該沒有）說

肉刑廢止後立刻冒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死刑太重、徒刑又太輕，出現明顯的刑罰失衡。說白了，犯罪的處置常常只在兩端擺盪──不是被判死，就是被判五年以下的徒刑，中間缺了一道能夠適度治罪的中刑。於是從東漢以來，像班固、崔寔、鍾繇等人不斷主張恢復肉刑，期望以此恢復刑罰的平衡。

陳俊強解釋：「此後六百年的中國歷朝，都對重啟肉刑爭論不休。但這不代表主張肉刑的人就是殘酷的重刑主義者。有些官員之所以主張肉刑，是因為他們看見死刑濫用，若改以肉刑替代死刑，實際上每年可以保住更多人的性命，同時也能減少徒刑所帶來的高死傷與管理負擔。」

古代的徒刑不是現代社會的監獄制，而是一種以勞役為核心的懲罰。犯人會被調動到本縣各地當苦工，如修城牆、水利、崗哨等公共工程，工作環境極其惡劣，死傷和逃亡的人很多。被抓回後，服役期又被加長，形成惡性循環。《晉律》雖以五年為法定徒刑，但為懲戒重犯最長可達十二年，南朝甚至有終身徒刑的例子，這些都讓朝廷背負沉重的行政與治理成本。

真正緩解這道兩端困境的，是把流刑制度化。也就是將「把人發配邊地、長期服役」納入成文法。此一重大轉折發生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87年）。

「流放本是皇帝常用的寬刑手段，也就是把判處死刑的犯人，法外開恩，把他們流放到遙遠的地方。這是帝王臨時的恩典，並不是法定的刑罰。問題在於：為何要等到北魏才把它寫進律法？背後有制度與人力的雙重考量。」陳俊強指出，北魏初年，宰相崔浩針對法制做了改革，他認為四、五年的徒刑過重，所以改成最重三年的刑期。這當然是德政，受刑時間越短越好。然而，刑罰失衡問題沒有解決，情況反而更為加重。當三年徒刑不足以懲罰罪犯，就只剩下死刑選項了。

孝文帝掌權後推動漢化改革，將首都從帝國邊疆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至帝國中心洛陽（今河南洛陽）。軍鎮的重要性因而下降，過去連貴族都搶著駐防邊鎮，因為立功可以加官晉爵，如今若不是出身低賤，根本沒人願意過去，使得維持邊防兵力成為急務。於是朝廷靈機一動：若把已有的流放變成法定制度，就能把罪犯送往邊疆服役，一方面懲罰，一方面補充國防與基建的人力，達到治理與實用的雙重目的。

陳俊強接續說道：「大赦展現的是臨時的仁心，而刑罰制度的調整，則是將『少殺』化為治理工具。這些制度上的轉折，正呼應了皇帝在仁與威之間的拉鋸。」

橙色部份為北魏疆域（約5世紀末），可看見舊都城平城的位置更靠近北方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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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打、丟遠一點，死刑就不必了。」──唐玄宗（可能有）說

隋朝承襲北魏的制度，訂立了笞、杖、徒、流、死的新五刑體系。當流刑正式入律，它便擠壓了死刑與徒刑的使用空間。換句話說，朝廷在量刑時更常以流刑為主，死刑與徒刑犯的數量自然就減少了。

「流刑不只是懲罰，有時還帶有寬免的意味。」陳俊強解釋，「一個人罪不至死，但徒刑又不足以懲戒，就會被發配到帝國邊遠荒地服役。等到刑期結束，他們往往便落籍當地，重新歸戶。」他認為，這套以流刑為主體的刑罰體系，到了唐代發展得最為完整。

「中國歷代確實有草菅人命的皇帝，但整體而言，朝廷是以寬厚仁愛的姿態來制定政策。我們常看到皇帝強調人命關天，能不殺就盡量不殺，這也是為什麼會頻繁大赦。流刑創制後，死刑判決的數量明顯下降，重刑多半改為流刑。久而久之，就出現了一個終極問題：死刑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陳俊強指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唐玄宗「慕好生之名」，於天寶六年（747年）下詔：「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資治通鑑》記載）也就是說，凡是應判斬首、絞刑的罪犯，重杖責打後一律改判流刑，等同於死刑退場。直到十二年後，到唐肅宗時，因安史之亂需要嚴懲叛亂，死刑才再度恢復。

陳俊強表示，大眾往往受到西方人對東方專制既定印象的影響，只看到嚴刑峻法的一面。但實際上，中國皇帝手上同時握有「恩」與「刑」兩種武器。生殺予奪雖然集中於一人，但以施恩作為政策的一環，同樣是帝制政治不可忽略的另一面。
攝影／陳怡瑄

「死刑曾在1200年前差點被廢除。」──陳俊強肅容說

回顧刑罰的發展，可以看到最初的肉刑，重點在於直接殘害罪犯的身體，留下永不磨滅的殘疾。這不僅帶來長時間的痛苦，也讓重罪犯在鄉里之間成為活生生的警示，用身上的烙印嚇阻他人。這種以殘害身體為核心的懲罰方式延續了千百年，直到它的殘忍與不仁逐漸被人們質疑。隨著社會形態的變遷與儒學仁愛思想的興起，肉刑終於走向廢止。然而，一旦肉刑退出，徒刑與死刑之間的緩衝地帶消失，反而導致死刑使用增加，讓君臣不得不再次反思：這樣的結果是否有違「君王愛民」的形象？

於是，如何增加一種「比徒刑重、比死刑輕」的中間刑，成為長期的討論。流放邊疆的流刑逐漸被視為替代方案，並在肉刑廢止後經過六百年，終於正式寫入法律。

陳俊強指出：「有些人覺得帝制是落後、殘暴的，但史書記錄顯示，唐玄宗天寶六年到唐肅宗這十二年間，已經是人類歷史上非常早期的廢死嘗試。雖然不是徹底廢除，但在那段時間，死刑確實名存實亡。」

社會對嚴重犯罪的看法往往變化迅速，但對應的刑罰手段卻改變得很慢。他舉例說，臺灣戒嚴時期，公開質疑國家元首屬於重罪，如今已不再構成罪行，但處罰嚴重犯罪的刑罰，在今天的臺灣社會還是普遍支持使用死刑。人類社會需要長期摸索，才可能找到較為合理的定論或新的方法，這不是能夠快速完成的過程。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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