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也不是一開始便對性別議題有深刻想法。隨著教書時間漸增，我注意到哲學中女性學者比例偏低的現象，便開始研究女性主義對哲學傳統的批評。思考女性群體如何提出不一樣的理論假說、發展出女性主義的哲學？」

作為女兒、母親與妻子，吳秀瑾以自身的性別身分去經驗社會，除了對性別問題的感同身受，哲學背景也提供了她深究問題的工具。最終，在女性主義的世界裡，她看見了將「女性生命經驗」作為一種哲學知識的「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

中正大學哲學系吳秀瑾教授
攝影／古佳立

「母親的」哲學

1980年，哲學家諾迪克（Sara Ruddick, 1935-2011）提出了「母育行思」（maternal thinking），為「關懷倫理學」的發展打下基礎。

什麼是「母育行思」？吳秀瑾從諾迪克的故事談起。諾迪克的父親是位法律人，且擅長用污辱人的方式來教育子女。從小，她便學習以理性辯論的方式來贏得父親與旁人的肯定，更因此對哲學產生興趣。諾迪克熱愛抽象的哲學語句，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 1972-1970）與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也認同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對「婦女哭哭啼啼」的厭惡。

直到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諾迪克同時懷上小孩。她開始擁有多重身分——哲學家、妻子和母親。穿梭於學院與家庭的日常生活，讓諾迪克不禁思考：波波碌碌的母親們有「思想」嗎？她們的思想只是因忙碌無法思考而產生的情緒反應？還是母親們其實也和進行哲學思辯一樣，隨時在行動中想著如何以最合理的方式來達到預期目標？

加上深受當時實用主義（pragmatism）盛行的影響，諾迪克贊同「思想」與「實踐」相互緊扣，哲學不應只是純理性的思考，還得要在現實世界中做出具體行動。而「母育行思」正符合這樣的內涵：「母親們致力於回應弱小（嬰兒、孩童、未成年者等）所需要的生存、成長與教育，規律與長期地提供保護、滋養與訓練。」

更具體來說，「關懷倫理學」希望能重估家庭價值。從哲學上，肯認母職工作也是一種思想行動。尤其在長期（性別）勞動分工、異性戀的婚姻制度與（專業）權力的社會結構下，凡承擔家務與照護關懷的人（普遍是女兒、妻子與母親），她們所做的事往往被認為是「遜斃了的小事」。

吳秀瑾以近年受到熱烈討論的韓國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為例。女主人翁金智英是全職媽媽，因長時間抱著小孩做家務而導致手腕疼痛，礙於吃藥便無法餵母乳，也沒有時間進行物理治療。醫生便建議她盡量不要使用手腕，但這對金智英來說根本不可能。

未料醫生卻對她說：「以前我們可是得拿著木棍敲打衣服清洗呢，還要燒柴火煮衣服消毒，蹲在地上掃啊拖啊，樣樣都來。現在洗衣服有洗衣機，還有吸塵器不是嗎？現在的女人到底有什麼好辛苦的？」

憤怒的金智英心想：「那些髒衣服不會自行走進洗衣機裡，也不會自己沾水淋洗衣精，洗完以後更不會自己走到衣架上把自己晾起來；吸塵器也是，不會帶著吸頭到處吸、到處拖。這醫生真的有用過洗衣機和吸塵器嗎？」

「做家務」、「照顧小孩」是無法完全被科技所取代的。
原圖參考／《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圖片繪製／黃敬淇

吳秀瑾強調：「正是因為邁入高科技時代，『持家』的意義，不知不覺被歧視為『整天在家裡閒著沒事做』。」韓國社會甚至出現了「媽蟲」一詞，指稱每天只需煮飯、照顧小孩，花著丈夫工作的血汗錢，便能「優雅度日、無所事事」的家庭主婦。

事實上，隨著科技逐漸取代人力、超高齡社會的到來，照顧勞動將成為昂貴的商品。任何家務只要外包，都有相應的市場價值，無疑凸顯了家庭主婦「無償」勞動的不合理性。但吳秀瑾也相信，這反而有機會使「家務」走向專業化，讓從事照顧勞動者也可以如專業人士般擁有自信、受到社會尊重。

關懷倫理 vs. 正義倫理

在道德認知上，「關懷倫理學」也經常被拿來與男性化的「正義倫理學」（義務論、效益論等）相比較。吳秀瑾指出了一個有趣之處：「初看，前者似乎略遜於後者的普世性。但試想一下，相比書中那些『不接地氣』的思想實驗（電車難題、海因茨偷藥等），總是製造抽象的二擇一道德兩難情境；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家庭照護、墮胎、性騷擾等）不是更真實、複雜與迫切的嗎？」

「我們心知肚明，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不可能如神愛世人般的普遍與無限，道德發展應是從最內圈的親密關係為同心圓地向外延伸。同時也要能夠在『真實的我』（actual self）、『倫理的我』（ethical self）與『理想的我』（ideal self）之間取得平衡，才是一個實際可行的道德判斷。」

因此，繼諾迪克之後，哲學家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36-）也提出了「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來肯認女性道德認知發展的差異：「女性把道德定義為『實現關懷』和『避免傷害』的義務問題，與男性對公正及權利探討時表現出那種抽象的『形式邏輯』形成強烈對比。女性對判斷道德問題的猶疑，不是因為缺乏對抽象的公平、正義和權利的思考能力，反而是基於對現實複雜性的了解。」

吳秀瑾舉例：「像是在華人傳統文化裡，家中的未婚女兒，通常被家族成員期待要承擔起照顧老病父母的責任。但，女兒們應該在自愛的前提下，進行倫理與現實的平衡。如果投入照顧僅僅是因為屈服於道德綁架、情緒勒索；那就應該以保持安全距離的方式，兼顧自我需求與照顧父母之責。如：定時訪視、分攤醫療費用等，都不失為讓關係更健康、穩定的相處之道。」

爭辯已久的墮胎問題也是。「『正義倫理學』會分成兩個獨立個體去看待，一方是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另一方是胎兒的生命權；並在兩種權利間進行辯論，使女性陷入天人交戰。但『關懷倫理學』則是將懷孕視為依靠關係，當母親在『三個我』之間衡量，若確定無法維繫經久的良好關係，就應該終止懷孕，在符合法律規範下選擇墮胎。因為，想要成為好母親，也得擁有值得經營的永續關係。聽起來很弔詭，卻合乎人性與實際情況！」

「墮胎」作為個人問題（關懷倫理學） vs. 「墮胎」作為公共議題（正義倫理學）
圖片繪製／黃敬淇

那反過來問，「關懷倫理學」又是如何看待「正義倫理學」？吳秀瑾拿著名心理學家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的「海因茨偷藥」實驗做說明：海因茨的妻子身患重病，有位藥劑師發明的藥物有機會治癒但價格昂貴。海因茨無法一次付全額而向藥劑師請求分期付款卻遭拒絕。情急之下，他便想進店偷藥。請問：海因茨「應該」或「不應該」偷藥？

吳秀瑾說道：「這便是典型的二擇一情境，受試者僅能決定『偷與不偷』。若出現遲疑、無法判定的話，便會被視為缺乏對道德原則與正義的判斷思考。但，站在『關懷倫理學』的立場，更貼近現實的思考應是海因茨也可以向醫生或其他藥商尋求協助才對。」

如何實踐「關懷倫理學」

透過「關懷倫理學」對女性生命經驗的再認識，我們明白了其中的知識價值與獨特性。然而，這麼一個主打女性知識景觀的學說理論，是否無形中也阻隔了男性理解的可能？吳秀瑾並不這麼認為：「若要說限制的話，那也是前面提及的社會結構問題，限制了男性養成關懷照顧的技能與知識。」

首先，社會上應更加肯定母職經驗與照顧活動的知識價值。吳秀瑾分享了一個真實故事：近期，位於南美的哥倫比亞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叢林墜機事件，機上僅剩的4名原住民兒童在事故後40天才被獲救。其中年紀最大的小孩不過13歲、最小僅有1歲。但他們卻可以在充滿蟲蛇野獸和毒販的危險雨林裡生存下來。

這群孩子的生還奇蹟，得歸功於母親平日裡教導的叢林知識，吳秀瑾強調這不是研讀專家學者的論文就能學習而來的。儘管母親已在事故中罹難，但她傳授給孩子們的環境智慧，就連大人都應好好向他們請益！

《魯迅與關懷倫理學十六堂課》集結了吳秀瑾對「關懷倫理學」的思考成果，讓更多人認識不一樣的女性主義。
攝影／古佳立

再者，以「關懷倫理學」為核心的教育目標同樣重要。若學校教育能夠將私人生活納為重要課題（性教育、修繕、安家技巧等），會讓學生在過程中獲得一輩子受用的生活技能。

吳秀瑾說道：「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中，學生面對與考試無關的事務，如環境清潔工作，經常抱持敷衍心態，心中可能還叨念著是學校為了省錢的免費勞動。這時，教育者必須展現專業態度，因為打掃服務也可以是一件令人『怦然心動』的事，而非無技術的低階勞動、或宗教式的犧牲奉獻。且學會如何打理自身居所，受益者其實是學生本身。」

當社會上的人普遍能將「俯首甘為孺子牛」看成「很潮」的事，女性也會樂見男性投入照顧勞動。「關懷倫理學」所標榜「關係先於個人」的相互依靠性、信任、友愛與責任感，就不再被曲解為是「三從四德」的封建復古。反而是任何追求競爭、卓越與超群獨立者還得要會的「斜槓」能力。

攝影／古佳立

許多人認為，學術研究應「不涉及個人隱私」，但發展已四十餘年的「關懷倫理學」卻始於女性主義者們對自身生命經驗的思考，論證家庭關懷關係的公共價值。

吳秀瑾總結道：「源於家庭的關懷等差性，會是培養具有關懷道德人格的搖籃、奠定良好公民與政治秩序的起點。一旦個人受到良好的關懷，那麼他在過程中所孕育出的同情心與同理心，也會進一步成為善盡社會責任的動能，更願意去幫助陷於危難的陌生人、動物與自然環境。」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古佳立

研究來源
吳秀瑾（2013）。知識不正義：類型與權力結構、知識品德抵抗策略的限制、與關懷立場論的知識正義（一般研究計畫）。
吳秀瑾（2018）。哲學吸納還是知識誤認？ 以禮與關懷相容論為例（一般研究計畫）。
吳秀瑾（2022）。魯迅與關懷倫理學十六堂課。臺北市：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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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之中，性別意識不斷有新的進展，兩性平權幾乎已是我們每個人理所當然的概念了。

不過，女權是否只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呢？尤其我們的刻板印象可能會這麼認為：數千年前的古老中國，怎麼可能出現女權意識呢？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陳弱水，對歷史中一般人群的生活樣態一直很有興趣。他探討唐代婦女與本家（娘家）的關係，以及唐代女性掌權者的言行舉止與政治措施等諸多面向，分析唐代女性意識的發展情況。

他說：「即便今日，女性在公共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仍不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更何況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的空間更非常有限。」陳弱水藉由女性參政者特殊的角色，從史料和考古資料中爬梳唐朝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進一步洞悉當時女性地位、女權意識與權力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的活動空間更為有限。唐‧周昉〈內人雙陸圖〉。
圖片來源／故宮Open Data

那個時代的女人

唐代曾出現極富盛名的女皇武則天，以及後續的女性參政者，如韋后、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等人。陳弱水回顧這幾位女性領導者，發現她們均曾推動提高婦女地位的政治舉措，直接或間接影響當時的女權意識。他說：「以世界上複雜的社會體系來說，在近代三、四百年之前，政治均被男性壟斷，女性沒有多少發揮的空間，像唐代，尤其武則天等女性都是特例。」

中國中古時期的女性，沒辦法進入官僚系統，反而比較有機會進入皇權、王權的系統。簡言之，就是女性當不成官，卻可以從皇后開始起步，至皇太后，或像武則天那樣登基稱帝。

「武則天即皇后位後，積極爭取權力，力圖昭示臣民一個訊息：她是一位政治領導者，而不只是宮闈中的母妻而已。」陳弱水認為武后掌權後諸多政治措施，都有這樣的意涵。

例如武則天屢次接見婦女、更改嬪妃的職銜、修改父親健在母親過世的喪期從一年延長至三年、尊崇老子的母親甚而立像祀奉、編寫婦女相關書籍、以婦女的角色親自參與先蠶禮和封禪禮等等作為皆是。

武則天力圖昭示一個訊息：她是一位政治領導者，不只是宮闈中的母妻而已。
圖片來源／wikipedia

以封禪配享事件為例。

封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最特殊、最隆重的皇帝祭天地之禮，中國歷史上只有六位皇帝舉行過完整的封禪禮。當時武則天除了參與唐高宗的封禪典禮之外，更前所未有的和其他婦女在典禮中擔當重要角色。

陳弱水進一步說明：「武則天在大權獨攬之前，需要有一個理由參與政治，而中國儒家文化下，傳統家庭的婦女觀，便是她的理論依據。」唐高宗朝的皇后能夠帶領女性參加封禪禮，便是武則天將封禪形容為一場家禮，而身為母妻的皇后，便如同一位家庭主婦擔當烹煮祭祖的義務。

「由此可見，武則天藉由提高母親的地位，也就同時提高了妻子，乃至一切女性的地位。」陳弱水說，至於最後武則天自立為帝這件事本身，就更具備濃厚的「女性主義」意味。

陳弱水補充道：「她不但當了皇帝，並且具備一切皇帝專有的建制。種種言行都是向世人宣告：皇帝不是男人專屬的名位，女性也能擔任國家元首。」

儘管武后的行動目的是為了伸張自己的政治聲量和權勢，但提昇婦女形象或激勵婦女的作用卻影響了後世。

誠如陳弱水的研究，武則天有提高女性地位意圖的行動，儘管難以直接證明她是否有此意圖。但則天之後，相繼而起的唐代女性政治人物，她們提升女性地位的努力和意圖就比則天顯豁多了。

古老中國的女性參政

後武則天時代除了媳婦韋后、女兒太平公主、孫女安樂公主以及寵臣上官婉兒等人，先後權傾一時外，還有其他女性參與政務，甚至包括宮外婦女。

陳弱水指出：「武則天退位後婦女仍積極參政的現象本身，可以算是女性意識提升的一個表現。」這個女性參政的局面，直到玄宗皇帝擊潰太平公主的勢力而告終，從武則天實際當政（包括與高宗共同當政）約四十五年，她之後的女性政治又持續了八年，總共歷時五十三年。

和武則天時代一樣，後繼的女性政治參與者等人提高婦女地位的行動，與她們的政治企圖密切相關，但這並不代表，這些行動流露出的伸張女權意識是虛幻不實的。

初唐女性參與政務所掀起的女性意識是個孤立的現象，沒有明顯的前因後果。圖為武則天孫女永泰公主陵壁畫〈唐朝仕女圖〉。
圖片來源／wikipedia

陳弱水說：「在人類歷史上，有些思想運動之所以強大有力，正因為它們的目標符合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因此就算是近現代的女性主義，也通常與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相結合，由此可以比擬的是，與當時現實相違背的男女平等意識，依附在醜惡的政治鬥爭當中存在著。」

陳弱水透過實證研究，讓我們瞭解到在一個結構壓力龐大，幾乎不可能讓女權意識萌生及行動的凝固化、制度化時期，也能夠產生出這樣的現象。陳弱水將其稱為「初發型女性主義現象」，他說：「初唐女性參與政務所掀起的女性意識是個孤立的現象，沒有明顯的前因後果。」

一般認為，因為隋唐的皇室源於北方遊牧民族的鮮卑，而鮮卑族向來有女子參政和主持家庭事務的習慣，這也造就了武則天時代的女性參政背景。

但是就現有史料的考察，武則天以前的婦女主政，沒有任何試圖提高婦女地位的跡象，女性意識的情況也很薄弱。陳弱水說明：「簡單來說，初唐女性參政是北朝傳統的延續，但初唐政局中透露出的女性意識，與前此的歷史缺乏聯結，那是一個斷裂的現象。」

陳弱水認為直至武則天時代才特別出現女性意識現象，很大程度上，因為以武后為首的女性參政者，她們的行動是以華夏正統文化為對手，政治企圖也超過絕大多數的中古女性參政者，面臨的文化障礙更高，因此有意無意走上了伸張女權的道路。武則天當政及其身後的女性政治，加起來超過半世紀，雖然無法撼動體制，但也是一時之現象。

唐玄宗以後，朝廷對女性參政採取否定和預防的態度，陳弱水指出：「武則天時代各種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措施，雖然有些得到留存，卻無法再和任何女性的政治力量或女性意識相結合了。」

此後，宮廷不但未再出現女性意識的痕跡，皇族的婦女文化反而發生了「儒教化」的趨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公主的行為和權益，如再嫁的事件急遽減少，這不僅是公主自身行為的改變，更牽動到宗室心態的整體變遷。

個體主義立場的觀點

陳弱水強調過去的歷史研究大多忽略女性，後來雖然女性史的議題增多了，但我們應該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眼睛只盯住性別，而忽略了她們所身處的環境。

「與其從歷史的觀點出發，看待唐代女權主義曾經萌發的情形，倒不如從『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我們通常把歷史當作一個連續性的事件組成，陳弱水認為，實際上歷史經常是斷裂的，從零星史料中散布的個別現象，實則暗示女性意識不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也有著更廣泛、深刻的根源，能夠在極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環境中探冒出來，形成斷裂的特殊案例。

陳弱水從史料和考古資料中，分析女性的生活和思想。
攝影／張傑凱

史料的可靠與否，涉及到歷史研究極本質的問題，陳弱水徐徐說：「我與學界一般流行的觀點不太相同，並不贊成類別主義，我採取的是個體主義立場：意即須從個別的文本判斷其價值所在，要抑制對文類的成見。」

意思是說，史料批判本為研究者最基本的門檻，重點是如何善「用」，而不是其文獻來源是什麼。對歷史學門來說，在於史料的「真值」（truth value）是什麼？史料的證據性，是產生在運用當中的。

傳世文獻呈現的幾乎都是當時高層的生活，歷史學家有責任提供另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讓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因此陳弱水在提出例證之時，必定都有所依據和交待。例如在小說方面，會透過相關的傳世文獻「虛者實之」，相互印證，以取信於研究者及讀者。

多數人把文本當成飄浮在空中的文字，其實不然，陳弱水表示，在研究時，須瞭解文本及其產生的特定環境：「這可以從文本中得知一部分，或是經由原有的知識檢視，這樣一來，便使得文本能在歷史的大海裡下錨，甄別真偽或虛實，會相對容易。碰到有疑處，就不要運用。」

採訪／李錦昌
撰文、攝影、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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