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概念，其實是這一百多年來才逐漸形成的。如果穿越時空回到百餘年前，要找一本叫《中國史》的書恐怕都很困難，今天我們熟知的「中國史」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究竟是什麼因素形塑了我們對中國史的認知？要解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仰賴史學史研究的幫忙。讓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劉龍心教授帶我們爬梳近代中國學科體制形成的歷程，重新認識我們自以為熟悉的過去。

劉龍心從史學史爬梳近代中國學科體制轉型的歷程。
攝影／陳怡瑄

我們熟悉的歷史知識怎麼來的？

史學家往往都在寫別人的歷史，卻不見得關心自己歷史。劉龍心回顧自己最早從事近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時說：「一開始我只是好奇自己學習歷史這麼多年，卻不知道歷史系的學生為什麼要修通史、斷代史、專史、專題和史學方法一類的課程？而中國史課名有些叫上古史、中古史，有些卻以朝代命名，這中間到底有什麼區別？」在尋思這類問題的過程中，才慢慢發現養成自己的這個學術環境，其實不過是一百多年前才逐漸形成的。

僅僅一百多年，學科體制造就了我們今天的學術環境、教育制度和知識觀點，也改變了我們觀看「過去」的眼光。劉龍心表示：「我們太習慣從今天的學科視角來理解歷史！渾然不覺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和古人有什麼不同。」透過史學史研究，她才了解「自我」是如何養成的，也對近代歷史知識形成的過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形構民族國家的歷史

談到「中國史」，可以往前追溯到清末民初，以「中國史」、「中國通史」、「國史」命名的著作才漸漸多了起來。用「中國」串聯過去一個一個朝代的歷史，把「中國史」看成是一個從古到今，連續不斷的歷史進程，其實是很晚近才出現的觀念。

在學科體制形成前後，有些史學家開始嘗試從民族國家的角度書寫歷史。劉龍心以梁啟超和傅斯年為例，說明這樣的變化。二十世紀初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直指傳統史學的「四弊」、「二病」所造成的惡果；批評傳統史學家只寫帝王將相的歷史，既不知朝廷和國家的區別，也不重視群體，幾乎沒有一部作品是為了國家、國民而作。為此，梁啟超大聲呼籲歷史應為當代活著的人而寫，「民史」才是歷史書寫的核心。這種帶有激越民族情感的觀點，在當時獲得很大的迴響，刺激後來一波波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寫史風潮。

1903年前後的梁啟超。
圖片來源／wiki

劉龍心表示：「我之所以注意到民族國家的歷史，是因為思考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的差異而來。」她強調現代史學無論在觀念、方法、材料和書寫形式上，都和傳統史學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當我們去研究某個歷史問題之前，似乎更應該先去釐清導致此一根本性差異的原因為何？她說：「在我看來，導致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轉化的關鍵因素，就是民族國家的出現。」

1920-30年代史學家開始嘗試用考古發掘的方式，探尋中國歷史的起源，即表現出民族國家對歷史的影響。這時傅斯年發表了〈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等文章，以「地域─民族」的觀點取代傳統夏─商─周的「朝代」系譜，打破「古史同出一源」的觀念。由他所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的考古工作，基本上也都是在這樣的古史框架下進行的。特別是「城子崖」發掘，確立龍山文化之後，傅斯年和他的考古團隊幾乎非常確信濱海和鄰近地域，有一種出自周秦時代的固有文化，可以證明中國民族的東方起源。

傅斯年不惜動用大批人力物力，以地下考古的方式證明中國民族起源於東方，為的就是要對抗清末以來法國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和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等人提出中國人種、文化來自西方的說法。傅斯年的觀點和史語所考古發掘的成果，在當時的考古學界引起很大的震動，並且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1970年代前後才被中國大陸考古學界以六大區系的「滿天星斗說」取代。從這個例子來看，傅斯年以夷夏東西對峙的格局，建構了那一代人對古代中國雛形的基本想像，而史語所的考古發掘路線，則證實了他對國族起源的根本理解。民族國家之於歷史研究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學術乃「國家」公器

民國以後史學走向專門，學院化、獨立化、專業化的條件逐漸成熟。因應現代民族國家而出現的歷史學，往往會透過一套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和外在機制——如學術機構、社群組織、期刊論文、書評和審查制度，來鞏固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學科體制建立之初，構成學術社會的外在條件仍然保留不少人治色彩和彈性空間，特別在一個金錢、物資都極度缺乏的年代裡。

劉龍心談到中日戰爭期間，傅斯年為解決「居延漢簡」延宕多年始終未能整理出版的故事時說道：1930年由中國和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發現了一萬多枚漢代簡牘。後因抗戰爆發，團員四散，整理出版進度嚴重落後。傅斯年出面將這批漢簡送往上海商務印書館照相出版，1940年漢簡印出後，又由他主導，將漢簡暫時移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1965年才由史語所具名領回臺灣。今天典藏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裡，保有許多關於此事的來往信函。

傅斯年在這件事情上，不但出面多次寫信給西北科學考察團早期團員馬衡、袁復禮、袁同禮等人，說明即刻出版的必要性，情詞激切。同時積極運用私人關係，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朱家驊和杭立武請求經費，協助降低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的成本，並且堅持版權必須歸屬「國家」所有，並強調：「此物乃國家之公器，任何人不得而私之。」

座落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紀念館與參觀者。
圖片來源／wiki

傅斯年是一個有強烈國家觀念的人，他認為一切的學術資源、成果、聲譽，背後代表的都是國家。只有將材料「公開化」，才可以刺激國內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也許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傅斯年處理「居延漢簡」的方式不無爭議，他甚至不避「學霸」之名，也要達到目的。不過劉龍心提醒我們：就像敦煌石窟裡的文物遭西方人搶劫一空的故事一樣，在那個年代裡，大部分的人沒有國家觀念，怎麼可能知道什麼是「國寶」？對傅斯年來說，手段可以是舊的，目的卻必須大公至正。「在與國際漢學界爭勝的大前提之下，公與私，新與舊，國家與個人，都可以有另一種安排和解釋。」

歷史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今天的學術環境和知識結構，已經和19、20世紀初有很大的不同，歷史學關注的課題也和以前很不一樣。

劉龍心表示：在梁啟超和傅斯年所處的年代裡，史學家努力嘗試把歷史當成建構國族的工具，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人卻可能根本渾然不覺民族國家對我們的制約和影響。歷史研究者在研究風潮轉向後，也極力避開相關課題，以為就此可以擺脫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但劉龍心認為：「歷史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只要民族國家做為現代知識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不變，我們就不可能無視於它所帶來的影響。」

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看法？劉龍心從史學史的角度解構其中的成分。
攝影／陳怡瑄

劉龍心回憶起自己的成長過程，見證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轉變，使她即使研究的是過去，卻難以忽略當前社會的變化。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臺灣一樣要面對民族國家帶來的考驗。事實上，現代學科體制早早就把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和歷史牢牢綁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

就像梁啟超發表〈新史學〉和清廷頒布新的教育章程，幾乎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一樣，歷史知識的變化必然伴隨政治、社會、教育的變遷而來。我們的下一代怎麼理解「過去」，絕大部分來自他從小所受的歷史教育，而歷史教育又和歷史研究終始存在著一種「互饋」的關係，因此當歷史教育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時，其實透露出民族國家仍然是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課題。

探尋新史學史研究的可能

歷次的課綱調整，一般人最在乎的只是「比例」問題，關心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各占多少百分比。可是歷史教科書裡承載了多少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和意識形態，卻很少人在意。

「其實我們的下一代相信什麼樣的歷史為真、什麼樣的歷史不可信，或是學院中的歷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歷史問題、怎麼運用材料，從什麼角度、什麼眼光選擇、安排這些材料，都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劉龍心強調，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悄悄地改變了我們面對過去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帶有「目的論」色彩的歷史軌跡，讓我們以為歷史一定會朝著更進步、更現代、更美好的方向前行。

也許，在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多元的今天，史學史已經不需要像一百年前一樣，以迴護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為目的，然而史學史仍然是當今我們反思歷史知識和當代史學的重要基礎。劉龍心表示：今天的歷史研究者是不是還秉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觀念？認為直接證據比間接證據有效？相信只要有足夠的史料就能如實的還原過去？或仍然把神話、傳說排除在歷史的門牆之外？堅持詩文、小說雖然可以「證史」，卻反對詩文、小說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這些看似「祖訓」的歷史方法、觀念仍然牢不可破的迴盪在今天的歷史學界，民族國家看起來被消解了，但是支撐它背後的那套「科學論述」和學科規訓，仍然左右著我們今天的歷史思維。

而史學史之所以重要，就在反思、提醒做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如何覺察這些我們曾經相信的觀念、方法和歷史論述，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產生，且讓我們信以為真的？持續探尋史學史未來的研究方向，關注近代歷史知識的轉型，將是劉龍心接下來努力的目標。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劉龍心（2019初版，2021修訂二版）。《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
劉龍心（2018）。〈從文化復興到文化重塑──戰後臺灣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書寫的轉折與蛻變〉，《思與言》，第56卷第1期，頁1-74。
劉龍心（2017）。〈地志書寫與家國想像──民初《大中華地理志》的地方與國家認同〉，《臺大歷史學報》，第59期，頁119-170。
Liu, Longhsin (2011). “Historical Lessons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Examination System”,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75-102.
劉龍心（2016）。政學、藝學與史學─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的轉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人文社會學者國內訪問研究）。
劉龍心（2008）。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的形成與傳播。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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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民主、自由等等，這些日常看似稀鬆平常的字彙，到底怎麼形成？又如何走進我們的文化？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來告訴你。
攝影／林俊孝

清朝末年西力東漸，激發起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愛國意志，然而他們的思想路線與行動策略不盡相同，碰撞出斑斕火花。超過30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生涯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最欣賞，且透徹研究的兩位人物，分別是因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等政治改革行動為人所知的「飲冰室主人」梁啟超（1873-1929），和自幼就讀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而熟習英文，赴英留學返國後任教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嚴復（1854-1921）。

論資排輩，生於清咸豐年間的嚴復，可說是梁啟超的前輩。兩人皆為近代中國重要啟蒙思想家，也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清末民初，中國進入所謂的轉型時期。」黃克武比喻：「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兩股文明與思想的力量，剛好在他們生命的十字路口上發生衝撞。」

在關鍵時代交叉口，嚴、梁如何走出截然不同的處世風格與生命軌跡？兩人怎麼承先啟後，為近代中國打開政治與文化新局？一切要從「翻譯」談起。

梁啟超、嚴復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兩人又是如何開創政治、文化新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歷史與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創造語言」

民主、自由、權利、科學──這些詞彙，最初根本不存在於中文的語言傳統，如果你是當年的「西學」譯介者，所面對的首要挑戰不是如何推廣眾所未聞的新式觀念，而是：怎麼翻譯「freedom」、「right」或「science」？

「對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赴日留學是較方便且主流的選擇，而日本早已先一步完成了現代語彙的轉換。」黃克武解釋，「許多中國留學生接觸了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的翻譯，繼而轉手使用，梁啟超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梁啟超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創辦《新民叢報》、《時務報》、《清議報》等刊物並大量發表文章，使用半文言、半白話的「新民叢報體」，向廣大中國讀者介紹他熱騰騰才剛讀完的西學日文譯作。他主要的翻譯策略，即是援用日本學界早一步譯為漢字的「和製漢語」。今天我們使用的很多詞彙，除前述「自由」、「權利」、「科學」，還有「社會」、「文化」、「民族」均屬之。

和製漢語又稱「日源漢詞」、「和來語」，是指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新詞。從晚清石印畫報《點石齋畫報》中可見一些從日本流入中國的詞如電報、電氣等。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這些「新名詞」，看在熟讀國學古籍同時也精通英文的嚴復眼中，卻很不是滋味。他寫道：「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學，而以習其言語文字為畏途，於是爭求速化之術，群起而談譯書。」抨擊取用日文譯詞的西學引介策略，是只求速成而不夠求真的「轉手」學問。甚至在書信中提到「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顯示他對「東語」、「東學」幾乎到了憎惡的程度。

嚴復何許人也，竟能對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思潮、新語體做出嚴厲批評？

從梁啟超到嚴復：另一種「現代化」路線

「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這段文字出自梁啟超《新民說》〈論私德〉，從社會學角度談論私德與公德、個體與社群之間的關係。然而，梁在這裡並沒有使用日譯的「團體」與「個人」，而是「拓都」（total）與「么匿」（unit），這正是嚴復自創的譯詞。

1895年，受到中國甲午戰爭挫敗的刺激，嚴復毅然投入一系列翻譯、書寫工作。「他和梁啟超最大的不同，一方面是直接閱讀英文著作並譯為中文，另一方面，他卻使用桐城派古文，也就是文言文來譯介西學。」黃克武指出，嚴復譯文不只有直譯自英文的準確達意，更兼具古典詩詞的典雅。事實上，傳世至今的「信達雅」便是嚴復在其譯作《天演論》譯例言（譯者前言）所提出。

《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今多譯為《演化與倫理》，原作者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嚴復鬼斧神工的譯筆，用「天擇物競」（natural selection / struggle for existence）、「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八個字，清晰優雅道盡演化法則。此外，嚴復也是最先譯介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On Liberty的譯者，但他不翻成《論自由》，而是將該書其中一章名挪作書名《群己權界論》，強調自由並非無限度擴張，而是在群己之間的拿捏揣度。

嚴復是位挑書眼光精準的翻譯家，選出西方世界最經典的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學名著來做翻譯，從梁啟超、魯迅、胡適到毛澤東，都是他譯作的忠實讀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拓都」（total）與「么匿」（unit）這組譯詞，則出自嚴復另部譯作《群學肄言》，即我們今日所知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國，拓都也；民，么匿也。」如同許多他精心鑄造而充滿創造性的譯詞，兼顧「音」與「意」且帶有古文氣息。

不採日譯「社會學」而改譯「群學」，嚴復也有自己一番道理。「中國傳統的『社』多指『社稷』，具有宗教祭祀的意涵，指涉一個較小的人口單位。」黃克武解釋，「至於『群』既可以指稱廣大人群，又呼應荀子講的『群學』。透過這些細膩琢磨的翻譯案例，我們多少能看出嚴復的人格特質。」

新名詞之戰：嚴復譯語 vs 和製漢語

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如果沒有「科學」這兩個字，怎麼理解science？嚴復轉化朱熹的格物致知，以「格致」來翻譯「科學」；他又認為「權利」一詞蘊含權謀、利益等負面暗示，做為right這一正面詞彙的翻譯，是「以霸譯王」，於是他尋尋覓覓，在詩經先秦古文中找到「爰得我直」，表示「得到所應該得到的事物」，因此用「天直」、「民直」來翻譯「權利」。

對嚴復而言，翻譯不只是語言文字的對應，更涉及文化思想的交織對話，這樣的思考境界十分吸引黃克武的注意。「他的思想深邃，值得玩味。」

在思想體系相差甚鉅的兩種語言之間，如何做出準確到位，乃至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翻譯？嚴復當時的選擇，也許不同於今日通俗常見的翻譯語彙，卻蘊藏著豐富的詮釋可能，值得推敲玩味。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在中西文化交匯、新舊時代轉型之際，嚴復異於當時求新求變的浪潮，在「西化」與「傳統」之間採取會通中西、深入思想肌理進行跨文化對話的獨特路線，深刻影響中國思想界，被譽為近代中國引介西學第一人。

然而，如今嚴復的翻譯語彙除了「邏輯（logic）」、「烏托邦（utopia）」等少數幾個詞，絕大部分都消失無蹤。追查中國近代語彙的變遷，黃克武認為我們現在使用的現代語彙約在1908年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初現雛型，其中日本的和製漢語比例，已遠比嚴譯高出許多。

黃克武說明，自1898年《天演論》出版起十多年間，嚴復譯詞與日本譯詞之間，曾發生一場沉默的「新名詞之戰」。與嚴復相似立場者，指摘日譯「與中國文字不宜」、「迂曲難曉」甚至是「欠雅馴」，然而到最後，還是由和製漢語取得幾近全勝。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嚴復的翻譯與寫作，從數量到普及程度都趕不上大量譯自日本的書刊，在出版市場與傳播媒體上的影響力不足，難以「約定成俗」。

黃克武指出，嚴復的翻譯不只是語言、文字的相互對應，更涉及文化思想的交織對話。但可惜趕不上大量譯自日本的書刊，最終幾乎由和製漢語取得勝利。
攝影／W. Xiang

以翻譯立言的思想家，如何破譯「宇宙」的問題

儘管如此，嚴復的翻譯與思想遺產直至今日，仍有其現實意義。「他不但引介西方學問思想，更從中國傳統角度提出批判反省。」黃克武笑著說，嚴復是名熱衷附註案語的譯者，對於西學並非粗糙的全面接受，「除譯文之外，他也寫下自己的思考，同步與西方學者展開對話。」

翻譯《天演論》時，嚴復面臨一個思想難題：演化論開創出一種自然宇宙觀的新視野，與中國傳統「三才者，天地人」、「天生德於予」，認為「天」是個人道德基礎的宇宙觀，明顯產生矛盾。「如果天是純粹自然的過程，沒有任何道德意義，人類的道德秩序從哪來？」身為首次引介天演論觀點的譯者，嚴復自認肩負解決這道難題的責任。

「嚴復在按語中援引宋明理學的理氣二元論：天為天理，氣為人欲。中國傳統思想普遍認為人欲需要天理制約，所以天是道德的源頭。」但是回到《天演論》原作觀點，嚴復點出赫胥黎將世界運作分為「宇宙」與「倫理」兩種過程，前者涉及自然萬物的演變，無論天象變化或暴風雨吹毀農作，本身都不具任何道德意涵；相反的，道德源自於人類內在，是社群成員共處發展而成，也就是來自倫理的過程。當一個集體遵循道德，共榮共存，更可能在自然演化的過程中存活下來。

黃克武說：「所以，嚴復認為赫胥黎的想法正是一個大反轉：『天』或『自然』才屬於變化無常的『氣』，反而是在『人』的心中，才有『理』的存在。」透過傳統學說的重新詮釋，嚴復縫合了新舊宇宙觀的斷裂，更讓中國思想得以更新延續。

嚴復不但引介西方學問思想，更從中國傳統角度提出批判反省，透過重新詮釋來連結東西文化，幫助中華思想得以延續、廣播。
圖片來源／Unsplash

嚴復這個人，這個時代

除了專注於嚴復的著述譯作，黃克武也透過書信、辭典、乃至實地探查等方式，嘗試踏入這位思想家的生命情境。從感情生活、政治立場到宗教信仰，皆能看見時代在這位人物身上留下的繁複痕跡。黃克武其中一本研究專著，書名便取自嚴復晚年在夫妻合葬墳前親題的「惟適之安」，這四個字，既是從動盪與轉變的時代境況中提煉出的人生箴言，也巧合般預見胡適（字適之）將為近代中國帶來一番嶄新氣象。

清末新政與新學日益蓬勃，嚴復所欲拯救的，也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更是其淵遠深厚的思想、語言與文化傳統。他是一名翻譯者，更是一名思想家，然而他精心鑄造的譯詞如今多已被世人遺忘，思想與生平蒙受誤解。

他批評清末知識份子沿用日本譯詞的習慣，以桐城派古文創新翻譯西學思潮與新式觀念；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者，卻極力駁斥胡適的「全盤西化」、吐槽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引進科學觀念、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演化論等西方現代思想，同時卻迷信神靈扶乩，實踐傳統多妻制；幾度撰文呼籲禁絕鴉片，自己卻染上煙癮而難以自拔。矛盾複雜的人生，幾乎正是一個時代的寫照。

嚴復矛盾複雜的人生，恰為清末民初的時代寫照。圖為1900年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教職員工合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黃克武（2008）。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典和製漢語的競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1-42。
黃克武（2009）。近代中國新概念的形成與傳播：嚴復與梁啟超的比較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黃克武（2010）。《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聯經出版。
黃克武（2018）。清末民初中國宗教界人士對《天演論》的肆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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