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雪姬的指尖輕叩桌子，像書裡有些字詞被作者用粗大的黑圈點在旁邊加強、圈點，被加強的關鍵詞是：東北幫。此乃戰後擁有中國東北經驗的臺灣人組成，首位任職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臺灣人郭松根即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榮退前夕，歷時30年研究的扛鼎之作《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正式出版，兩冊厚磚書豐富地呈現臺灣人赴中國東北，在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學醫、行醫、任公務員等經驗，並追蹤他們及下一代經歷戰後的生活與認同。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早在兩年前於日本付梓，再經磨洗，許多資料陸續出土、照片調整，讓書再次亮相時更為厚實、精美。
攝影／馬藤萍

論述建構固然重要，不過，許雪姬認為口述歷史為後來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搭建穩固基石，是首要前提。她長年追著受訪者蹤跡，跨越半個地球採訪，扎實積累口述史著作《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與《離散與回歸》如銅幣正反兩面，勾勒臺灣人在滿洲國的身影。

從追尋家族故事到口述史

許雪姬關注滿洲國的臺灣人，與從小聽說的幾則家族故事頗有淵源。「我的堂姑媽是牙醫，先生京都帝大畢業、在哈爾濱的滿鐵分公司工作，他們在那裡結婚，後來堂姑媽難產過世。她的故事一直在家族中流傳。」

往後許雪姬取得日本時代的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記錄當時臺灣人護照申請與移動，她從旅券拼湊當年婚禮——「堂姑媽的媽媽帶她去結婚，由男方的姊姊主持婚禮，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旅券名單上。」

不僅傳奇般的堂姑媽，許雪姬的四叔在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就讀。但1949年以後音訊全無。家人輾轉打聽，得知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四叔動身到哈爾濱，在當地最好的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學俄文。「我有機緣去東北很多次，多少想能找到認識他的人，但是從來沒有遇到。」她猜想四叔不是東北人，出外人比較沒有地方關係，即使家人把四叔資料交給對岸的臺聯，仍沒有音訊。

「十幾年過去，我最小的叔父透過各種關係找，才知道四叔很早過世，大概50年代左右，經查證才知道死在瀋陽。」她說，「四叔影響我們家族很深。國民政府一直以為他還在中國，臺灣這邊資料沒有更新，所以我的父親、叔父們長期遭到政府監控。我爸跟我說過，每年要去警察局做紀錄。」

曾於1969年當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梁許春菊，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澎湖。1940年代在母校台南二高女任教，發現日人同事的薪水更多，於是隨丈夫前往滿洲國的當地醫院工作。她也是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一。
攝影／陳怡瑄

家族故事在心中播種，等到許雪姬擔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的執行秘書，開始訪談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由於她的澎湖親戚有曾隨丈夫一起去過滿洲國，成為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後在陳許碧梧女士的介紹下，進入東北會。就這樣我問甲，甲介紹乙，乙介紹丙，一個一個慢慢串連出去，陸續訪問了6、70個人。」

眼見訪談人物的聯絡網越來越大，欣喜之餘，一轉頭卻劈面遇上挫折——「我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知道這個人，約好時間，要去採訪時，對方卻過世了。或是對方記憶已經沒那麼好，每次講的可能不同，很多時候不只當場問，還要不斷打電話去確認。」口述史的最大敵人是時間，這是一份與時間競賽的工作。

累積「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到「在滿洲國的臺灣人」的許多訪問紀錄，口述史資料增加的同時，許雪姬也在想：應該寫成一本書。
攝影／陳怡瑄

「我一開始做口述史，希望能為這群在滿洲國的人做什麼，沒有想要寫成書。口述史變成一本書是一件大事，我們和坊間的口述史不同。」許雪姬翻開手邊的口述史篇章，道：「我們都有加註，表示和受訪者們對話。」這僅冰山一角，歷史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才是造就口述史的重要工程。「我的口述歷史從旅券、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學校的同窗名簿（案：畢業紀念冊）等累積起來。」她記得彰化女中的畢冊最詳細，上面不僅記錄哪位同學嫁到滿洲國去，連先生的名字、住址都有。

然而，有回許雪姬遠赴瀋陽檔案館查詢滿洲醫科大學的檔案，發現一大問題——「很多臺灣人的籍貫寫成福建、廣東，得進一步查找他們父親和保證人是不是住臺灣，要判斷是不是臺灣人很費力氣。」偽裝背後藏著一個時代原因是：當時醫專年限短，有些學校配合當地醫療情況增加人數，大學部設立專門部，如果戶籍是中國可免繳學費，於是臺灣人鑽漏洞，假裝中國人。不過時人萬萬沒想到，這卻造成一甲子後的研究困難和挑戰。

滿洲國為臺灣人製造醫生和公務員機會

臺灣人前往長年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與日本統治下的差別待遇有關係。「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只能拼高考，但當臺灣人遇到日本人成績同樣好時，也不一定考得上，所以臺灣人多少有怨氣。唯一比較公平的是滿洲國，日本人去的相對少，空缺也比較多，而且那裡對臺灣人的待遇相對較好。」

許雪姬在研究中發現，日治時代至少有三千多位臺灣人在東北，他們多集中在滿洲國的都會新京（今長春）、奉天以及關東州所屬的大連行醫開業或做生意。「當時去滿洲國的人知識水平是比較高的，大多臺灣人進入公務員體系，或當醫生。不會像是華南地區，臺灣流氓、黑幫利用日本人勢力去欺負當地人的情況。」

她說，當地人對臺灣醫生的印象不錯，除了同樣身為漢族，有些臺灣醫生會依病患收入調整費用，富人多收，貧窮人少收，還有些醫生自掏腰包買牛奶，讓貧窮婦人餵小孩。此外，臺灣人要去東北行醫，為了學會當地語言，往往先到臺灣人開的醫院實習，顯見同鄉彼此照應。

日治時代臺灣人很想當醫生，但報考臺灣本土的醫科大學競爭高。然而在滿洲國的醫科大學，招收名額更多、師資素質也好。一推一拉的結果，臺灣知青紛紛前往新天地尋找新人生。圖為20世紀初東北亞地圖，紅框為臺灣人居住過、到過的城市。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許雪姬曾看過一個故事：有位醫師晚上出門看診，半路遭土匪包圍，他不慌不忙，脫下身上衣物，僅剩一條褲子，土匪問他是誰？醫師報上姓名，土匪登時下跪道歉：「不好意思啊，以前我是工人，被你照顧過，實在是日子過不下去，才變成這樣的人。」土匪將東西全數還他，還護送醫師回醫院。

「醫生能快速提升經濟能力，照顧同鄉，或把家族一起帶過去滿洲國，又或者回來臺灣置產。」許雪姬調查他們的金錢去向，發現絕大部分人將賺來的錢寄回臺灣，照顧家族或買地；有些住在大連、旅順一帶的臺灣人，覺得那地方不錯，便留在滿洲國花用、置產，但1945年二戰結束後，那些在滿洲國置產的人財產全數歸零。

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

二戰過後，具滿洲國經驗的臺灣人會講北京話，有不錯的學歷，國民政府承認他們的學歷和執照，但卻不承認工作資歷。為此，有不少滿洲國醫生回返臺灣，要找工作，才驚覺臺灣大醫院的空缺早被佔滿，便只能去衛生所慢慢掙足積蓄，設法到外面開業。

前往滿洲國現代醫科學校就讀的臺灣人大約一、兩百人。滿洲醫科大學戰後改為中國醫科大學，圖為如今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大禮堂外貌，是過去的講堂和圖書館。
照片來源／許雪姬提供

過去，因為滿洲國特殊的歷史地位，難以被納入中國史或臺灣史的範疇。許雪姬舉例說：「我們會算清代臺灣有27個進士、日治時代臺灣人有32人高考及格，而滿洲國治下的臺灣人也有高考及格者的存在，但沒有人提及。」

「如果把滿洲國也放入臺灣史的範圍，我的意思是，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所謂屬人，只要是臺灣人，他移動的腳步所涉及的地點也應該包含在臺灣史以內。屬地是指任何來臺灣的人，無論是荷蘭、中國、日本哪個國家，也被列為屬於我們書寫臺灣史的範圍。我們希望要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時，有個臺灣人的立場，而不是日本或中國的立場。」

許雪姬語重心長，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與許雪姬相互陪伴30年來的東北故事雖已出版，然而30年的情深，或許有些故事還沒完，也完不了。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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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劉柳書琴，到中國東北及內陸圖書館收集作家作品資料，逐漸拼湊臺灣大學、東京大學、中國東北、北京、上海、廈門等地的戰前臺灣現代文學收藏。殖民地文藝書報雜誌的出版流通，再現相連或對峙的社會，有著區域知識生產與消費的架構，影響她後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視角。

「人有行動限制，思想和文本則沒有。文本因圖書販賣與閱讀需求，流通出自己的網絡。」劉柳書琴追著走廊足跡越走越遠，除了東京、上海、北京等節點都市，也岔出走廊主幹，穿徑踏尋，於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旅順、青島另覓風景。

地緣政治是劉柳書琴研究臺灣文學的關鍵詞。
攝影／陳怡瑄

左翼走廊

在東京大學的半年，劉柳書琴翻讀大量文獻，將特高警察的調查報告和作家的藝文活動線索，交互參照辯證，發現了饒富意味的人群流動和文化軌跡，進而提出「左翼文化走廊」的主張。

她說：「1930年代的東京和上海，是東北亞屬一屬二的國際都市，也是各國異議份子的薈萃之地。由於中、日兩國政府從1927到1936年間，打壓國內共產主義及左翼運動，引發海外出走潮，從而出現了中國異議份子向上海集結、向東京出走，東京異議份子前來上海尋求合作的現象。左翼文化走廊是借重國際都市空間，帶有政治流亡或跨國結盟意味的藝文通道。」

19世紀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
圖片來源／wiki

左翼走廊的兩端，匯聚了各國進步作家。西側軸心上海，共同語以中文為主、日文為輔；東側軸心東京，共同語以日語為主、中文為輔。出身臺灣或­「滿洲國」的作家則以他們追求殖民地解放的共識和雙語素養，居中翻譯。

史料佐證文本，實虛互文，劉柳書琴將「滿洲國」納入視野，描述多邊多角的流動。她強調：走廊上除了人，還有文本，是訴諸美學的民族運動和社會實踐，構成了跨國左翼文化運動的想像共同體。

上海—「滿洲國」的新感覺連線

一次大戰後日本陷入經濟蕭條，又逢1923年關東大地震重創東京，導致社會消極、不安、極權主義抬頭。藝文界接收西歐現代主義，掀起虛無、頹廢、官能享受的思潮。新感覺派興起，以主觀感覺通往外部客觀事物，從心理與潛意識詮釋生命和現實。

新感覺派的流行時間雖短，不過劉柳書琴觀察出，以劉吶鷗為首的新感覺派從日本到上海、探入「滿洲國」，甚至傳回臺北。發生在日文圖書消費圈之殖民地或租界的文本傳播，跳出過往以南洋、香港作家為焦點視角，提出了新感覺派系譜的東北亞迴圈。

「劉吶鷗及其追隨者雖不被左聯作家認可，但他們對都會社會的矛盾敏銳，以新鮮技法貼近感覺世界的光影、音聲、節奏。劉吶鷗個人的地緣移動，帶來日本美學的挪用、錯置，形成上海新感覺派的獨特聲腔。他以誇大的都會尤物為刺點，創造被消遣的男子，由異國情調、聲光魅影、階級矛盾烘托都市人心與風景，再現半殖民都會的現代性。」

劉吶鷗作品中的時尚男女，再現上海魔性，影響深遠。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woman in a mink coat, high heels, lipstick, perfume, dealing with men in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in the 1930s.

身穿貂皮大衣、足蹬高跟鞋、抹口紅、擦香水、周旋男人間的尤物，是劉吶鷗慣常表現「上海魔性」的形象人物。劉柳書琴認為，尤物是上海的隱喻，劉吶鷗利用半虛構的文化產物「尤物」，將上海人格化、女性化，開創男子必須通過尤物身體（魔都體驗）獲得啟蒙的現代性敘事。

「劉吶鷗不是尤物話語在中國的開創者，卻是賦予『文學尤物』經典風貌的第一人。」劉柳書琴強調，他與同時代作家穆時英（1912-1940）等人作品的互文，披靡了上海和「滿洲國」的現代派作家。

穆時英直接呼應魔都故事，將之作為與讀者共享的暗示（allusion），對資產家庭亂倫、尤物強占客卿等經典情節進行結構對位（structural parallelism）。而兩人筆下相互指涉的上海魔性，又給予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言論受限的東北作家一道靈光，在他們筆下迸出別樣異態的風格。

新感覺派和「滿洲國」的書寫位置

中國東北各大都市透過鐵道及航運，與青島、上海、廈門、廣州、香港、臺灣相連，這些海陸地緣交接的前沿，匯聚了內外的思維傳統。「滿洲國」成立後，漢滿日鮮蒙及在地少數民族、外國移民流民雜處，語言、文化和國際信息的交換蓬勃。1940年以前，歐美、日本和輻輳於上海的文化商品自由輸入，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的青年讀寫者階層出現，雜誌、圖書與翻譯資訊的需求增加。

劉柳書琴透過地緣政治的觀察，解析滿洲國、臺灣和日本之間的左翼作家們，相互對話與特殊文化關係。
攝影／陳怡瑄

擁有中、日雙語優勢的臺灣和「滿洲國」作家，因歷史處境與文化身分的相似，在接觸之後產生鏡像感受。劉柳書琴提到：「他們在東京、上海或北京，透過南腔北調的華語，輔以筆談或日語溝通，形成殖民地作家的跨越跨民族共感，乃至將對方作品化用為自己寫作的隱喻或典故。從文本互涉和文化翻譯的角度來看，上海新感覺派對『滿洲國』藝文志派的啟發，是上海現代主義向東北的一次傳播。」

東北作家同時接收左右翼作品，但覺得上海新感覺派的社會認識過於簡單，左翼文學的表達又無法見容於「滿洲國」。殖民體制、多族群構成和文化風土都與中原相異的東北作家們，必須在差異間逐漸找出「中國文壇」對「滿洲經驗」、「淪亡議題」的需要，從而找到相對平等的對話位置。

重讀左翼走廊的意義

昭和年代以後，日本的大東亞版圖一頭朝北、一頭南進，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東北作家如蕭紅、蕭軍聯袂流亡，也帶動其他東北作家。

劉柳書琴稱蕭紅為「流亡的娜拉」，她的作品〈索非亞的愁苦〉與〈訪問〉，以猶太裔白俄女性為自身鏡像，在男性中心的中國左翼文壇中另闢蹊徑，關懷革命、戰爭與殖民導致的跨越國界的流亡女性。「蕭紅將女性主體的建構與反『滿洲國』的流亡證言，連結為一體的兩面。魯迅對蕭軍、蕭紅的支持，使『流亡』的行動以文本形式昇華為一種象徵，並透過東北作家在上海的群聚效應發揮意識形態力量，結果『流亡論述』不僅成為上海文壇，也成為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論述資源。」

另外一位出生在日俄戰場故地旅順的熱血詩人駱駝生（1913-？），也是左廊網絡中的一員。推崇蕭軍、蕭紅反抗文學的他，曾在東京留學，組織過「漠北文學青年會」，和臺灣作家也有交往。在戰雲密佈的1941年，傾心撰寫〈滿洲新文學運動小史簡評〉，詳盡記錄東北普羅文學運動的歷史，埋下一粒不死的麥子，並呼籲「滿洲文壇」堅持下去，勿重蹈日本文壇轉向法西斯的歧途。

相比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學的流通更加無遠弗屆。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monoplane propeller plane composed of books and manuscript paper, digital art.

1937年以後，黑暗時代降臨了，但劉柳書琴指出，在「上海─東京走廊」上，東北流亡作家為被「滿洲國」官方文化輿論覆蓋的日本知識界，打開一條認識滿洲國現實的中國途徑和東北人觀點；逐漸與東北流亡作家連成一體的魯迅系作家及其刊物陣地，即是中、日、臺進步人士最可貴的接觸區。楊逵和日本作家的刊物合作，與胡風的弱小民族議題連結，及對東北作家蕭軍的書評致敬，都是左翼文化走廊上東亞作家相互翻譯的成果。

即使左翼文化走廊存在的時間不長，卻是亞際社會以國際主義理想反法西斯、反戰的一次大連結。二戰之後，這段經驗曾多次被提取為戰後社會重建的反思資源。

「東北作家在左翼文化走廊中的角色必須重估，而被遺忘的臺灣人也不可或忘。這不只是因為處處都有臺灣作家投入，更因為臺灣文學與東北文學經常在參照的意義上，提高了彼此的意義和能見度。譬如楊逵對東北流亡作家的致敬就結構性地揭示了帝國範疇內的反殖史。」劉柳書琴以「滿洲內在化」稱呼這種關係，說明不同歷史時期境外他者對於臺灣主體性的建構都不可忽視，此即左翼走廊的意義。

試著進入對方的感覺結構

回顧來時路，訪問離散在東北老去的臺灣人，或試圖接上東北作家的感覺結構時，總讓她心神悸動。

「有次，我拿瀋陽老作家李正中二十多歲寫的詩集問他：《春天一株草》如此輕淡的詩集，為何敲打我的心呢？他回答：因為我們始終堅持著讀和寫，那是緣於苦悶，以及民族的悲哀。我們所冀望的，便是向讀者一點一滴傾訴這樣的心思。」直到老作家過世前，他們持續通信。她似惦念甚深的口吻，慢慢咀嚼老作家的深沉潛臺詞。

作家反抗時局的最後一道堡壘，就是書寫。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In a dilapidated hut in the cold, a person wrote a manuscript while enduring cold and hunger. From outside the house there is constant storm and gunfire. This is the age of war, and it is also the age of literature.

文學從時代沃土裡冒芽、開花、結果，後來的人彷彿糖果屋故事裡的兄妹，沿路撿拾文學的果，試圖回返那個時代、那個地景。

「書寫是最後的反抗，他們不能不寫。因此反抗的本質是對話，而對話的欲望，就是活著的欲望。」透過研究者堅定的眼眸，我們彷彿看見百年前不服從的寫作者和轟然不停的印刷機，在暗夜裡獨語、群舞、飛揚、傳遞。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劉柳書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駱駝生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滿洲新文學運動史論〉。《中國現代文學》40期，2021年12月，頁35-72。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清華學報》48卷4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8年12月），頁763-796。
柳書琴，〈翻譯‧尤物：上海新感覺派與「滿洲國」藝文志派作家〉，《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年11月），頁147-189。
劉柳書琴（2013）。東亞左翼文化走廊與臺灣左翼文學：臺灣、日本、中國、「滿洲國」的連線（1927-193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柳書琴、蔡佩均、李偉採訪，柳書琴、蔡佩均整理，〈我們究竟為何而寫？：東北老作家李正中（柯炬、韋長明）訪談〉，《文訊》320期，2012年6月，頁81-88。
劉柳書琴（2010）。殖民地節點、全球化與地方反應：1930-40年代臺北、哈爾濱都市書寫之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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