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卷塵封的檔案，幾行竊盜的口供，能告訴我們什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博士從清朝巴縣（今重慶）的竊盜案卷宗中，讀出了消費社會的興起、城市化的腳步、糧價的波動，甚至人性中那些微妙的動機——為什麼有人明明有工作卻還是要偷竊？窮人真的比較容易犯罪嗎？

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犯罪紀錄，在巫仁恕眼中，是重新理解歷史的另一扇窗。他不鑽研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反而對偷盜案件充滿興趣，從犯罪動機與心理角度，拼湊當時人們的日常樣貌和經濟生活狀態，演繹出一條罕見的「歷史犯罪學」研究。

明清時代的消費實力

巫仁恕回顧1990年代，臺灣學術界的熱門大哉問：「中國為何落後西方？」許多人想從歷史找尋原因，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問題也大轉彎：「我開始好奇『中國為什麼會成為消費大國？』我想知道中國人何時開始熱衷消費？是否發展出獨特的消費文化？從資本主義發展脈絡追索，會發現中國在明清甚至更早的宋朝，其實已具備類似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要素和現象。」

20世紀末臺灣學界對明清有兩種看法：一派視明清為傳統王朝的連續體；另一派，則認為明清已具「近代早期」特徵，消費社會的樣貌尤其突出。巫仁恕屬於後者。
攝影／汪正翔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商品都是家庭自產自用，到了明清時代的市場逐漸開始販售，而且種類越來越多。同時，父輩或祖輩眼中的奢侈品，連普通人也開始買得起了，像是洋貨如毛織品、鏡片等商品。」巫仁恕提及這種現象反映了快速流動、快速消費的時尚，是現代消費社會的重要指標。過去百姓身上的衣服可能會穿一輩子，但明清人即使衣物沒壞，也會因為不夠時尚而買新的。

古今中外，「奢侈」通常被視為負面，與浪費畫上等號。英國大約在18世紀開始轉變觀念，但中國早在16世紀末就有人提出，不應將奢侈消費視為壞事。「因為奢侈品消費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例如，高檔酒館的消費，造就廚師、招待人員的工作。明朝已經有千萬人的奢侈造就千萬人的工作機會的觀念，比英國更早。明朝，尤其是晚明的消費能力驚人，在全球堪稱典範。這反映明清具有強大經濟實體與物質消費能力。」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但要如何證明明清已步入消費社會？西方學者可以利用教會留存的遺產清冊，證明18世紀家庭平均擁有的物品數量顯著增長，推斷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中國很難找到類似詳細的官方記載，也就無從量化明清家庭的經濟狀況。

為了找出證據，巫仁恕苦心孤詣地翻查文獻。「我先從分家單或鬮書著手。這些分家協議書類似遺囑，詳細記載家產分配，以清代徽州留存最多。不過，擁有這類文書的家庭往往是富裕階層，不能代表明清整體。」

轉機來自一位博士生的建議。巫仁恕在暨南國際大學開設明清消費社會課程時，學生吳奇浩（前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深受啟發，回過頭來提議：「可以從清代地方檔案中的偷竊檔案找證據！」

這個提議讓巫仁恕大為振奮。他回憶當時仍難掩興奮的說：「受害者報案時，必然會列出家中被偷的物品清單。這的確是分析家庭物質生活的絕佳材料！」不過，臺灣保存的《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不多，無法進行量化研究。幸好四川巴縣（今重慶）在19世紀未受太平天國、義和團或辛亥革命等大規模戰亂影響，縣衙檔案得以完整保存。

《巴縣檔案》記載了從乾隆到宣統年間的判案紀錄，巫仁恕以《巴縣檔案》為研究對象，與吳景傑博士合著《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
攝影／汪正翔

但一桶冷水澆下，國內典藏的《巴縣檔案》缺少嘉慶朝之後的盜竊類卷宗。巫仁恕仍不灰心，四處探聽得知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有3000多件同治《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便赴日借閱，獲得慷慨協助。

「從《巴縣檔案》可以發現，18世紀乾隆年間，洋貨在失竊清單中偶爾出現，數量不多。但19世紀同治年間，洋貨已經非常普遍，不再是昂貴稀有物，許多家庭都有，無疑證明中國整體消費力持續增長。」說到這裡，巫仁恕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同時我注意到，這些檔案的價值不止消費和物質研究，裡面包含大量被捕盜賊和受害者的口供，這些口供太有趣了！真實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犯罪情境、普通百姓的生活、社會網絡、人際關係和經濟發展狀況。」

從犯罪學視角重新看歷史

在歷史學領域，關於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殺人命案和婚姻、土地、商業糾紛上。至於偷竊、賭博、拐騙、詐欺等日常犯罪，研究成果極少。

巫仁恕指出：「因為相關文獻太少，過去對古代日常犯罪的探討不足。以前學者能用的材料，多半是筆記小說或中央刑部留存的資料。明清規定地方命案和重大盜案審結後必須上報朝廷，但小偷小竊不必呈報。」

擁有《巴縣檔案》後，巫仁恕有了研究材料。不過，若單從史學入手，似乎還不夠。他從《被誤解的犯罪學》這本科普書獲得啟發：如果歷史學能善用犯罪學的視角分析歷史現象，將會更加活潑，甚至能改變過去的許多刻板印象。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圖片來源／Gemini（AI）. Prompt: Chinese cartoon art: Figure committing crime. Two magnifying glasses above: one shows era context (poverty/corruption), the other shows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ger/desperation). Vibrant, no text.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雖然犯罪趨勢與整體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有關，但不應忽略人的主體。沒有人生來就想要犯罪，一個人會犯罪，不純然是大環境逼迫。每起罪行背後，都有獨特的動機與心理。所以，個人犯罪動機與犯罪心理的分析至關重要。」

《巴縣檔案》中的口供，讓巫仁恕察覺這是研究犯罪動機與心理的絕妙素材。「儘管有人可能質疑這些口供的真實性，但依照我閱讀大量檔案的經驗判斷，被強迫畫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並不高。大多數口供是犯罪者口述，再由書吏修飾成文言，其敘述的犯罪理由依然是真實的。」

明代凌濛初編著《二刻拍案驚奇》刻本版畫〈神偷寄興一枝梅〉。明朝嘉靖年間俠盜懶龍憑藉出神入化的盜竊技巧，專盜貪婪富人，並將財物分給窮人。他將每一次行動視為藝術表現，得手後必定會在現場留下一枝梅花的標記。
圖片來源／翻攝《二刻拍案驚奇》。局部。

從犯罪檔案印證時代樣貌

透過分析，巫仁恕發現清朝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到同治，巴縣的竊盜案件數量逐年增長，到同治朝達到最高峰，甚至比光緒年間還高。

比如同治元年，許多被竊家庭的戶主是團練（民間武力）成員，奉命駐守隘口或城牆，回家後發現家中被竊。同治二年，則是發生一起民間攻擊教堂與教民的教案。被捕的竊賊家裡，搜出十字架等物品，顯示有人趁教亂偷竊教民財物。同治三年，多數被捕小偷異口同聲談到米價太貴，比對資料後，當年糧價確實忽然飆漲。

巫仁恕也發現，18世紀中國城市的竊盜案比例較低，大部分發生在鄉村。19世紀中葉，城市竊盜案比例大幅提高。這項數據也反映現實，重慶的城市人口在19世紀上半葉約6萬多人，但1860年代已達20萬，人口翻了好幾倍，快速的城市化讓竊盜犯罪增長。

最有意思的發現，是關於犯罪者的身分。

巫仁恕從檔案口供整理出犯罪者的職業類型：「打零工、收入不穩定的底層勞動者是最大群體，約占三分之一，動機是貧困。但相當比例的犯罪者職業是小商人、學徒或工匠，這些人收入不高，他們的職業環境容易遇到合適的目標、四下無人的情境，『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就出現了。」

所以，除了從側面看到當地信教、米價和軍事動員的樣貌外，也發現犯罪並非全然由貧窮驅使，很多時候是某個情境或某些機會，促使犯罪發生。這也是巫仁恕所強調，我們對犯罪與犯罪者的認識，是時候擺脫固有印象了。

歷史是一面照見當代的鏡子

從政治史、經濟史，到明清消費社會的實證，再引入犯罪學視角，巫仁恕不斷突破歷史研究的邊界，不自限於既有領域和方法，求新求變，反而能夠屢有突破，翻出史學新格局。歷史在他手中，不再是塵封故紙，而是一把能開啟古今對話、照見人性微妙光澤的萬能鑰匙。

對巫仁恕來說，歷史不僅是職業，更是理解世界的鏡子：「歷史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社會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們從何而來。當我們想深入理解現在，就得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找尋蛛絲馬跡，探討世界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巫仁恕探照歷史細微處，挖掘時代的多元角度和視野。
攝影／汪正翔

他提到科幻電影《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 2002）中的情節，電影主角穿越到數十萬年後的未來，發現地球已成荒蕪，人類過著原始生活，主角在紐約圖書館找到僅存的圖書館人工智慧，從而得知眼前的百廢，實是過去人類選擇與歷史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巫仁恕認為，這個情境對研究歷史的人大有啟示，「如果我們忘記或不了解歷史，就像電影主角跑到未來，根本無法理解自身所處境況，只會陷入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巨大迷惑。」而這便是研究歷史的魅力。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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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ixabay

走在大街上，迎面而來穿著褲裝的女子已經見怪不怪；若是打扮特別帥氣，說不定還會多看上兩眼。然而事實上，女著褲裝是到近代才出現的普遍現象。在這之前，女性以裙裝為主，社會上甚至會以服裝配件作為性別劃分的依據。

因此當 16、17 世紀的英格蘭女性開始流行穿上男性服飾時，著實把當時某些男性知識份子給嚇壞了，他們把這樣的女人稱為「陽剛女」（hic mulier）；而且寫了不少文章來批評這群陰陽倒錯的「男裝女子」。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林美香長期研究「歐洲服飾史」，對 16 世紀英國的「陽剛女之亂」相當感興趣。

伊莉莎白一世。
圖片來源／The Darnley Portrait of Queen Elizabeth I, by unknown continental artist, c. 1575. Oil on panel, 113.0X78.7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2082), London.

林美香的研究起點是從「女性與政治」開始。在她的第一本著作《女人可以治國嗎？》中，便將目光鎖定在英格蘭女王瑪麗女王（Mary I）、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兩位女王身上，藉此探討性別與權力的關係。其中，熱愛穿各種華服美飾、天天換裝（還一直問人家哪套衣服最適合我呀）的伊莉莎白一世，成功地吸引林美香的注意力，讓她開始好奇伊莉莎白的服裝語言是什麼。

「我對她的這些衣服想表達什麼意義很感興趣。過去人們研究服飾多從藝術史的角度切入，但服裝有其語言、思想、論述脈絡在，既是一種符號，也是穿衣服的人的象徵。」林美香說。

從白領藍領看地位象徵

何謂服裝是一種符號？最簡單的例子是廁所門上的「男女廁標示」，男廁跟女廁最常用的區隔符號，「就是一個穿裙子、一個穿褲子」，對吧？

那象徵呢？林美香舉例，我們常用「藍領、白領、粉領」來象徵不同勞動性質與社會地位的族群，分別對應到「勞工階層、坐辦公室的男性、服務業女性」，但為何是用「領子」來區分，又為什麼是藍色、白色跟粉色呢？最早是因為十九、二十世紀工廠興起時，工人的制服通常是粗厚藍色布料製成，耐髒耐磨。相對而言，白色衣服需要時常清潔和維護，多了一筆開銷，這就將「藍領、白領」的社會地位象徵明顯區分開來。至於粉色的象徵也很直接：柔和的、沒有攻擊性的顏色，多象徵著照顧他人的女性角色。

從這兩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發現，服裝傳遞的資訊跟認知，遠遠比眼前看到的布料還要來得多更多。

16、17 世紀領子與衣服為分開的配件，使用領子的人需負擔較多花費，其大小與繁複程度也能代表社會地位高低。圖為 17 世紀流行的立領（Rebato collar）。
圖片來源／The Met

身分定義 VS. 個人風格

事實上，在 16 世紀的歐洲人眼裡，衣服可不只是穿在身上蔽體的布料而已，衣服是身體的延伸，也就是「Body’s Body」（身體的身體）。特別是在性別識別上，宗教與社會風氣都規範人們「男生就應該穿男生的衣服、女生就應該穿女生的衣服」。

林美香進一步解釋：不過 14 世紀前，男女的服飾差異並沒有這麼大，都是穿著「垂掛式」的長袍，就像我們在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像上看到的服裝。

14 世紀（大約是文藝復興開始的時期）之後，歐洲人發展出「縫合式」的服裝工藝，讓布料可以緊貼身形、展現身體曲線後，男女服裝的區別才慢慢大了起來，衣服的樣式、可以玩的變化也才多了起來。

這個轉變，不僅讓衣服成為「定義性別的重要物品」，同時也讓衣服成為「個人特色風格的展示品」。

正是衣服的這兩個功能，在 16、17 世紀的英格蘭社會引發衝突。

林美香表示，18 世紀之前時尚的發展趨勢方向大體上是「從貴族往平民、從男性往女性」（雖然也有例外），也就是時尚先驅往往是貴族和男性先風行，然後再傳往平民跟女性，當時女性的時尚總是跟在男性後面模仿。

所以，當英格蘭貴族女性 把當時男士流行的服裝配件，例如「大布列夾衣」（doublet，男用緊身上衣）、「皺褶領」（ruffs）和插著羽翎的「有邊立帽」（hat）等男性服飾「偷用」到自己身上，穿在裙子上面跟女性服飾混搭，或是裝扮得像個帥氣的男子—— 甚至是女王陛下開始帶頭追上、引領時尚風潮時，這個「男尊女卑」的趨勢將受到挑戰。

大不列夾衣。
圖片來源／Robert Dudley, 1st Earl of Leicester, by Unknown Anglo-Netherlandish artist, c. 1575. Oil on panel, 108.0X82.6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447), London.

這引來當時較為保守傳統的男性文人，寫了好幾篇用字遣詞嚴厲的批判文章，在英格蘭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陽剛女」及「陰柔男」兩個詞便在當時出現。當代文人以拉丁文陽性指示代名詞 hic， 配上陰性詞「女人」（mulier），構成了「陽剛女」（hic mulier）一詞；以拉丁文陰性指示代名詞 haec，放在陽性詞「男人」（vir）之前，而有了「陰柔男」（haec vir）。如此使用語言，顯示該現象已擾亂原本「陽／陰」、「男／女」的秩序。

另外像一個叫加斯科因（George Gascoigne）的人，也寫了一首嘲諷詩諷刺這些「混搭男裝的女子」：

她們是什麼？女人嗎？怎麼穿著男人的衣裳？
穿著荷蘭的大布列夾衣，配上有切口的背心？
戴著西班牙的飾扣、法國來的皺褶領，
還有插上羽翎的立帽，招搖著她們的浮誇。
她們甚至真的可以去召喚男人！

也許看在 21 世紀的現代人眼裡會有些荒謬，「不過就是女生穿了男生的夾克，下面還是穿裙子啊，為什麼就分不出性別了呢？現在女生穿褲子也不會被誤認為男生啊！」

「這就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才能理解為什麼寫文章的人會這樣想。」林美香說，且不提女生開始穿褲裝其實是 20 世紀才出現的情況，16 世紀的人們的「宗教世界觀」跟「性別觀」和當代的我們相當不同。

「先生是太太的頭」：男性的領導價值觀

在基督教的價值脈絡中，耶穌是教會的頭、先生是太太的頭、君主是人民的頭，因此你可以想像「頭部」是代表權威、引領身軀的；而《舊約聖經》則告誡人們：「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為都是耶和華——你上帝所憎惡的！」

因此當女性在上半身甚至頭飾上穿戴男性的服飾時，不僅挑戰了男性的權力地位，還違反了上帝的規範。

另一方面，16 世紀的性別觀是這樣的：一個人的「體液」溫度能量狀態，會決定他的性別；溫度高、能量強就會把器官往外推而成為男性（陰莖是外推的器官），溫度低、能量弱的人則相反，器官會內隱而成為女性（陰道是內縮的器官）。

換句話說，當時的人認為，一個人的想法、對自己的認知，是有可能改變他的性別的！一個穿著男裝久了的女生，會因為想像自己是個男性，而擁有陽性的、高溫的能量，讓他長出陰莖，從女性成為男性！

（看吧，這就是為何衣服之所以是「身體的身體」的原因。）

天啊，這還得了嗎？照這個觀點來看，穿男裝的女生就好比全身插滿了陰莖走在路上一樣可怕！

怪不得在當時為文抨擊男裝女性的人眼中，這些「陽剛女」是「半男半女」的「怪物」；女生穿男裝是件嚴重的大事，因為會破壞社會秩序、挑戰國家安全、顛覆上帝的旨意。

衝突來自對失序的恐懼

不過，這些女生為何穿男裝的真正原因，並沒有白紙黑字的文獻記載；林美香從男性文人的文章中推測，她們穿男裝的動機可能相當簡單：「我們沒有要改變自己的性別，我們還是願意守規矩好好當個女生，只是單純覺得混搭男裝的自己好看、漂亮、很有魅力而已。」

對她們來說，混搭男裝很可能就像我們在 IG 上 PO 自己的穿搭照一樣：展現個人的個性、風格與魅力。

然而「展現自己的魅力」卻嚇壞了男性。

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認為「女性／陰性特質」應該是「保守、含蓄、羞怯、端莊、柔弱」的，像這樣大咧咧、勇敢地展示自己的女性魅力，已經是一種「男性／陽性特質」了，當時保守派的男性覺得這些陽性特質不應該出現在女性身上。

攝影／陳怡君

當然，歷史是複雜的。林美香說，抨擊「陽剛女」的現象背後，可能還有許多間接的因素跟動機，例如文人可能是藉批判男裝女性，行政治批鬥之實，抨擊帶起男裝風潮的王后安（Queen Anne of Denmark, 1574-1619），以及宮廷中性別秩序的混亂，暗示當時的政權「斯圖亞特王朝」是個失職、該被淘汰的政權。

另外，由於男性長期與權力劃上等號，因此女性也很有可能透過穿男裝來滿足自己對於「男性擁有較自己高的身份地位與權力」的妒羨感。

再加上，16 世紀是一個人們危機感很強、對秩序相當要求的時代，因此不難想像當這些「女性自我表達」「不小心」挑戰了「社會根本秩序」的時候，會引起多大的反對。

回到 21 世紀，即使我們拜現代醫學進步所賜，已經很清楚知道男女性別的生理差異，但面對不同族群與現象仍有程度不一的擔心、恐懼與怪異感，這點或許能和16世紀的人們有些共鳴：
人們害怕的，始終是現有的安穩秩序跟認知被挑戰、破壞。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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