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劉亮雅的研究軌跡，從英美現代主義文學、後殖民小說延續到日治記憶小說。

她近年陸續出版三本後殖民研究論著：《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

許多人好奇，為什麼外文系的學者會這麼關注臺灣文學？劉亮雅笑說，「我成長的70、80年代正好是臺灣現代主義和鄉土小說最盛行的時候，所以我一直是雙軌閱讀，也長期關注臺灣文學的發展」。

劉亮雅提到，日治時期是臺灣經歷數個殖民政權之一，自然也是後殖民研究關注的議題。後殖民研究關注的是殖民結構和反殖民的形式，以及如何去殖民，「當代日治記憶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後殖民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劉亮雅。
攝影／汪正翔

1996之後，更複雜的認同，更活潑的創作

在《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中，劉亮雅從李昂《鴛鴦春膳》、施叔青《三世人》、甘耀明《殺鬼》，寫到郭強生《惑鄉之人》、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單車失竊記》，以及曾掀起熱潮的電影《賽德克．巴萊》。

當代日治記憶文學與影像作品蓬勃躍出，劉亮雅認為，1996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我認為直到1996年總統直選後，臺灣才有實質的後殖民，才會出現這麼大量的日治記憶小說和電影，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回顧1987年解嚴前的日治記憶小說，如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都是以抗日為主軸的大河小說，著重壓迫與反抗的敘事；而黃春明〈甘庚伯的黃昏〉、宋澤萊〈最後一場戰爭〉、鄭清文〈三腳馬〉的筆下，反日仍是作品的基調。

劉亮雅分析，到了90年代，臺灣意識逐漸上揚，作家們開始挖掘抗日仇日之外的殖民遺產，並加入親日觀點，進入21世紀後，灣生、移民村、臺籍日本兵等主題更加豐富了日治記憶小說的書寫面向。

攝影／汪正翔

談到二十一世紀臺灣日治記憶小說，劉亮雅認為有以下特色。首先，對於日治時期體制對臺灣人的影響，以及臺灣人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層的探討，不再僅是單一的抗日情緒。「像李登輝、葉石濤，他們都是經歷過兩個時代的人，他們的內心世界應該是非常複雜的」。

例如施叔青《三世人》從1895年割臺寫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曾參與八卦山之役的鹿港文士施寄生，反對殖民政權，以清朝遺民自居，在家開私塾教授漢文；而他的兒孫都是接受公學校教育，努力打造日語家庭。西化衝擊、民族文化運動、農民運動，以及日本官員、灣妻、總督、社會運動者輪番登場，寫盡各種掙扎曖昧，「透過三個世代的變化，《三世人》把認同的矛盾與複雜性寫得非常深入」。

另外，二十一世紀的日治記憶小說對於日治時期原住民的歷史記憶有更多的挖掘和探討，尤其深入發掘不同地域、部落的歷史記憶。例如卑南族作家巴代《笛鸛》、《馬鐵路》描寫日治時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在理蕃政策下的求生策略，甘耀明、吳明益等人對高砂義勇隊的描寫，都是過去鮮少書寫的面向，彰顯了原住民的主體性，及原住民文化如何受外來文化的影響。

劉亮雅也觀察到，這些日治記憶小說不再避談戰爭時期的臺灣經驗，皇民化、高砂義勇隊、臺籍日本兵等題材反而成為作家極欲探討的領域。在一些作品中，會特別使用對位式的寫法，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不同觀點，例如一方面描述臺灣人被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性吸引，但不滿日本統治的壓迫與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一方面又描寫日本殖民者的統治心態。

「我認為很可能是受到外文學門引介，後殖民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 《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所提出的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的影響」。透過對位式書寫，既有反思殖民主義與統治功過的深意，也展現跨文化、跨族群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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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日治記憶小說著重刻劃族群衝突，有些則著重族群和解。而青壯世代作家除了將日治記憶的主題做了更多轉化，結合灣生、同志、動物、火車、電影、單車史等當代議題，寫法上也有大膽嘗試。例如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單車失竊記》和甘耀明《殺鬼》都運用魔幻寫實的寫法；郭強生《惑鄉之人》則加入鬼故事、懸疑與諜報小說的筆法。

重新記憶，用歷史的後見之明，打開對日治時期的想像

在《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中，劉亮雅以「重新記憶」與「重新銜接」串起七個篇章。

劉亮雅先提到「重新記憶」一詞，源自她長期研究的美國非裔女作家佟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其小說《摯愛》（Beloved）中的rememory。

「研究者認為，摩里森以rememory一詞代表『記憶作為一種自覺的活動與情感，相對於單純地回憶往事』，並『突顯記憶的對話特質及重新建構過去意義的想像力』」。

摩里森小說的寫法常以個人記憶切入時代，並試圖改寫主流白人社會的歷史記憶。劉亮雅說，「其實看二十一世紀日治記憶小說，這樣的特質也相當普遍，只是這些作家要改寫的是中國中心或漢人中心的歷史記憶」。

她提到，抗日仇日是戒嚴時期公共論述的基調，也就是透過貶抑、否定日治時期，強化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廢除日語、去日本化、白色恐怖，讓日治時期記憶必須被壓抑。

「重新記憶是重新與日治時期的歷史記憶協商，反思殖民遺緒、如何去殖民，更深層的意義上，也是重新思考自我定位與臺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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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記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和史料的發現、口述史的整理、作家根據新的材料重新創作都有關係」，書寫歷史小說，不能忽略新的歷史材料，也因為新史料的出現，創作者會有新的寫作方法。

劉亮雅強調，重新記憶帶有歷史的「後見之明」，著重書寫被主流歷史遺忘的東西，甚至是活在當時的人也未必知道的歷史；而不同的後見之明，會開展出不同的風景。因此探討日治時期的經驗，其實會打開對日治時期的了解與想像。

曾經有人質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還能夠書寫那個時代的作品嗎？劉亮雅說：「當然可以，許多著名的歷史小說都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所寫的。」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1859年出版時距離法國大革命結束已過了六十年。

因此，劉亮雅強調，歷史記憶小說是透過小說的形式重構歷史記憶，含有虛構、想像的成分。尤其廣義的歷史記憶小說，常呈現不同的文化政治、歷史意識與視野，她認為這也是歷史記憶小說引人入勝，值得深入研究之處。

劉亮雅陸續完成三本後殖民研究著作。
攝影／汪正翔

閱讀歷史小說，重新認識臺灣

經過戒嚴解嚴的衝擊、總統直選的實質民主，劉亮雅認為，「相較於亞洲及全球，臺灣在政治上的後殖民是遲到的。日本統治結束後，臺灣被捲入中國中心的史觀，這種複雜多重的殖民關係，在世界歷史上也是非常特別的」。

透過《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的書寫，劉亮雅以後殖民的觀點探索以臺灣為中心的史觀、臺灣人的意識如何逐漸生成；透過對歷來殖民政權的理解和比較，進一步了解臺灣與亞洲、與世界的關係。「我們應該用『比較』的視野去看臺灣，比較不同時期臺灣的狀況，來了解臺灣在世界的位置」。

攝影／汪正翔

研究大量的文學作品，劉亮雅依然對每部小說的人物情節信手捻來，她也分享自身的閱讀經驗，「寫一篇論文時，那本小說我可能會讀十遍，甚至會把故事的重點抄寫下來，怕因為遺漏一些重要的細節而曲解它」。透過反覆的閱讀，與文本對話，就像詮釋學中的「視域」（horizon），「不斷與自己辯論，不斷地叩問小說，找尋它的寫作邏輯，就會一路開展你的理解」。

劉亮雅鼓勵閱讀，也鼓勵書寫，樂見越來越多歷史小說出現，填補歷史的空白。重新記憶，重新銜接，也是她對成長過程中歷史記憶的補白，「我相信我的世代，或在戒嚴時期受教育的許多人，對於日治時期還是不了解，所以這些歷史小說很重要，透過閱讀，從小說中去認識日治時期，彌補歷史的斷裂」。

採訪撰稿／阮芳郁
攝影／汪正翔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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