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長期研究各種書畫、版畫，從中發現不少時代、自然與人性密碼。
攝影／林俊孝

「我大學的時候曾想過要當記者，也去考過，」台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回憶道：「但最後還是去讀台大藝術史研究所了。」碩班期間，跟隨現為中研院院士的石守謙學習。石老師上課經常帶著學生注視一幅畫，慢慢去理解它。林麗江深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著迷。

「比如畫竹子，竹子有各種型態，有的葉子墨色比較黑，有的比較淡，有的向四面伸展，有的往下垂。那葉子比較淡、而且往下垂，代表甚麼？很可能是當時正在下雨，水分比較多，所以葉子被雨淋到下垂。怎麼證實呢？畫作上如果寫有『玉珠』之類的文字，就能說明作畫者的意圖。如果沒有文字，有時靠著圖與圖之間的比較，也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石老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帶著我們從畫中的蛛絲馬跡，去了解畫家的企圖、畫中的意境，以及當時的文化意涵。」

就這樣，林麗江對中國藝術史愈來愈感興趣。除了上課很好玩之外，就是可以像記者或是偵探一樣「解謎」，從畫作中發現背後的文化現象。1991年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博班時，即選擇了當時較少人研究的「版畫」作為博論主題，從中挖掘許多奇妙的故事。

張居正別有用心的《帝鑑圖說》

版畫，就是將畫稿刻在版上，印製出來的畫。目前最早有紀年的中國版畫，是藏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製作於唐代的《金剛經》扉頁的說法圖。版畫在隋唐時多數為了宗教而作，宋代時印刷出版的種類變多，到了元明大眾文化興盛，則特別多戲曲和小說版畫。

明代有一種版畫，是大臣做給皇帝觀賞的「規諫圖」，其中最有名的是名臣張居正（1525年—1582年）編給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也就是有名的萬曆皇帝）的《帝鑑圖說》，匯集了好皇帝與壞皇帝共117個歷史故事。當時萬曆才10歲，因此需用這種圖畫配上文字的方式來吸引他。

《帝鑒圖說》成書於明朝隆慶六年，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為明代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編撰，供明神宗閱讀的書，由多個小故事構成，每則故事配以形象插圖。
圖片來源／《帝鑒圖說》（局部）此版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圖書館

「這些故事是怎麼選擇的呢？」林麗江說：「我曾將張居正龐大的文集翻了一遍，發現他為了這件事，真的煞費苦心。」要編一本教育皇帝的童書，照理來說，就是將好皇帝如何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的賢良事蹟，以及壞皇帝如何做壞事都列一列，就足以讓萬曆有所借鑒。

「結果我仔細分析後，發現裡面最多的故事，都在表達『要將政事交給值得託付的大臣』，告訴皇帝『要尊敬顧命大臣』。換句話說，就是要尊敬張居正本人。」

《帝鑑圖說》之外，張居正還很愛跟萬曆講論《貞觀政要》，告訴他要像唐太宗尊敬魏徵那樣，聽顧命大臣的話。教育他要節儉，要勤政愛民。萬曆的生母李太后曾非常鄭重地把萬曆託付給張居正，宮中太監們更會跟張居正回報萬曆的所作所為。因此，萬曆從小就逃不開張居正的手掌心。

結果張居正死後被抄家，萬曆才發現他非常奢侈腐敗，因而崩潰不已。後來他30年沒上朝，不但是用他的方式對抗大臣，更像是對張居正的叛逆。他痛恨《貞觀政要》，認為這對君臣根本不值得模仿，要大臣們不准再跟他講論這本書。張居正的童書教育，宣告失敗。

自我吹捧的《養正圖解》和《人鏡陽秋》

萬曆一直都不立太子，他鍾愛鄭貴妃，想要立她所生的三兒子，不想立皇長子。但這麼做違反祖訓，故與大臣們僵持不下好多年，皇長子因此一直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養正圖解》原本是作為一本教育皇子的教科書，為明朝大臣焦竑編撰。後來為許多清朝皇帝所推崇。
圖片來源／《養正圖解》1597的版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有一位叫焦竑（1540年—1619年）的大臣著急了，希望皇長子趕快出來講學，就上了《養正圖解》給萬曆。他挑了60個值得效法的古人古事編成書，書中就有如何培養、教育太子的故事。最後一則是宋代的忠臣王曾（977年—1038年），他也選了60則故事成書獻給皇帝，很明顯，焦竑就是在自比宋代的忠臣。

「萬曆拿到書一看就不開心，」林麗江解釋：「他心想，你這些人都跟張居正一樣，就不理他。皇子們當時還有其他的老師，覺得焦竑編書卻沒找他們商量，不但擺明了瞧不起，更是居心叵測，於是群起反對。」

焦竑無奈，只好將《養正圖解》帶到南京，不死心的他找來畫家丁雲鵬（1547年—1628年）幫書加上插圖。皇子用的教科書配上有名畫家的插繪，馬上引起大家的興趣，一出版就大賣。宮廷向來會派人從北京到南方買書，焦竑就串通某個太監，將這本新版的《養正圖解》收購回宮，獻給了萬曆。

「後來萬曆還是立了皇長子為太子，搞不好就是這本書起的作用呢。」林麗江笑道。

另一本起於民間的《人鏡陽秋》，是模仿《養正圖解》而作。作者汪廷訥是徽州商人，出版許多版畫都相當精美。他也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人鏡陽秋》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圖片來源／《人鏡陽秋》日本京都府立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

林麗江說：「汪廷訥編這本書，原本只想樹立模範人物，他自己說呢，在鄉民的慫恿之下，把父母事蹟也編了進去。後來甚至在書的最後一卷，以編年的方式，羅列出他認識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打過紅毛番等等作過的生平大事，稱之為續貂之作。」

本來深具教育意義的書，到頭來都變成自我彰顯、自我吹捧的著作。但這個現象在明代並不稀奇，比如有一個叫徐顯卿（1537年—1602年）的文人就出過《徐顯卿宦跡圖》，將他的一生際遇，呈現為彩繪自傳圖冊，內容非常精彩，甚至有點怪力亂神，當時這類的宦跡圖還不少。又如《明狀元圖考》，將76位考上的狀元，分別繪像、立小傳，說明他們怎麼考上狀元。突顯出明代在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下，出現五花八門的書籍，當時人用各種方式來彰顯自己，其他人跟著敲邊鼓，也就不足為奇了。

版畫是權威象徵，更是高檔流行

這種版畫傳到了日本，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1592年到1598年，日本侵略朝鮮，掠奪了大量的物資回去，其中也許就包括《帝鑑圖說》。由於有圖有故事，看起來非常有趣，又是來自唐國的文化產品，後來在日本被重新印刷，就是所謂的「和刻本」。

豐臣幕府更將書中內容製成畫軸或是屏風，或是畫在拉門上當作室內裝飾的一種，就成了「帝鑑圖」。各地的大名也開始製作這些圖繪，幾乎跟《源氏物語》一樣，成為當時流行的畫題。

林麗江分析：「照理來說，好壞皇帝一起呈現，是要你學好皇帝，不要學壞皇帝，可是好皇帝都是端坐在朝堂，相當無聊；壞皇帝卻都做一些異想天開的怪事。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卻是值得嚮往的浪漫事跡，畫成圖繪比較吸引人。到後來甚至有屏風只畫壞皇帝，不畫好皇帝。這是日本學者小林宏光研究後的發現。」

除了因為異國風情而廣受歡迎，一開始這些帝鑑圖會流傳開來，卻是起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原來，權臣豐臣秀吉（1537年—1598年）去世後，繼承的兒子叫豐臣秀賴（1593年—1615年），年僅15歲，而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卻虎視眈眈。眼看秀賴年幼勢弱，快被取而代之，剛好這時取得了《帝鑑圖說》，他的老師就建議他出版此書，理由是：因為張居正用它來教育年少的萬曆皇帝，出版《帝鑑圖說》就代表豐臣秀賴擁有政治權力的正統性。

當然，歷史證明，一本只有象徵意義的圖書，無法抵禦真正的軍事實力，但這樣迂腐的建議，卻無意中造成帝鑑圖的流行，為日本藝術史帶來不一樣的風貌。而原本是大臣編給皇帝看的童書，到了異國居然有這些特殊發展，原作者張居正大概也是始料未及。

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研究這些藝術作品，對林麗江而言，最大的意義就是探討文化，以及挖掘創作者的人性故事。「翻資料、寫論文的時候，我常常都覺得自己有點像明代的調查記者呢。」這是林麗江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下，獨自享受的隱藏版樂趣。

長期研究版畫的林麗江強調，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麗江（2014）。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5）。明代版畫《人鏡陽秋》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6）。明中後期蘇州地區敘事畫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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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倉幕府末期，幕府模仿南宋的臨濟宗五山，命名了五所寺廟為「鎌倉五山」。當鎌倉幕府滅亡後，後醍醐天皇命名了京都五山，以取代原有的鎌倉五山。後在南北朝時期，五山成為足利幕府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京都五山包括：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南禪寺等。圖為建仁寺（けんにんじ）法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幕府時代，京都「五山」禪寺的和尚，每天都非常忙碌。他們雖然是一群禪僧，但因為研讀佛經，懂得漢文，所以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除了日常的佛事與經營寺院，還必須充當幕府的事務官。政府官員都不懂漢文，這些「中國通」和尚，要幫忙起草對中國、朝鮮的外交文書，參與貿易，甚至擔任外交使節。幾乎沒有一天能得清淨。

但忙碌的生活，還是有讓他們心情愉悅的時候。幕府在明朝初年就與之建立「朝貢貿易」，中國皇帝很慷慨地贈予宋朝的古董，如宮廷製作的陶瓷器、繪畫藝術等。這些珍品不但一代一代傳下來，而且持續增添、購買。作為負責與中國交流的五山禪僧們，也就得以不時親炙這些難得的文物。

尤其是「山水畫」。即便在現代，當我們看到山水畫時，都會不由自主為其高雅的美感所震懾、悅服，何況當時的東瀛僧侶，他們不但欣賞，更想要學習，自己畫作。

中研院史語所石守謙院士說：「山水畫是有高度哲學性的人為藝術，你看到外面的山跟水，不會想到山水畫，它要畫的不是現實，而是理想。」這種乘載理想與哲學的藝術品，很自然就深受志於修行的和尚們喜愛，也開啟了山水藝術在中日之間的投桃報李。

山水畫的尋寶秘笈──《圖繪寶鑑》

五山禪寺的和尚通曉中國文化，所以也必須負責幫幕府將軍採購新的藝術品。但他們比較了解佛教的相關文物，對藝術界的知識就相對欠缺，該怎麼辦呢？

石守謙說：「在網路時代以前，我們要知道國外的藝術現況，可以參考《藝術年鑑》。現在更方便，直接搜尋Catawiki、Sotheby’s這些國際拍賣網站，就有各種藝術品圖錄，以及藝術家資料。而在幕府的時代，他們若想得到這些資料，《圖繪寶鑑》就是最好的參考。」

《圖繪寶鑑》是元朝夏文彥（約西元1312-1370年）製作的繪畫百科全書，把歷代至元末的出名的畫家，逐個介紹，著名畫家通常半頁，小畫家則有半行敘述。雖然歷代評價不高，因為專家認為書中評論抄來抄去（還常抄錯），但在那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能像《藝術年鑑》那樣，告訴讀者有哪些藝術家，專長是甚麼，評價如何的書籍少之又少，《圖繪寶鑑》便成為很重要的藝術參考書。

當時中國開始有收藏文化，畫作往往需要有人寫題跋。以前能寫題跋的人，只有像趙孟頫（西元1254年－1322年）這樣同時有書畫能力，又富含知識的藝術家，但《圖繪寶鑑》出現以後，就算對於藝術知識沒那麼了解的文人，也可以參考本書來寫。因此，幕府得到這本書，如獲至寶，就從中翻查有甚麼作品沒收藏到，然後請經紀人遠渡重洋到中國去買。

石守謙道：「我們可以想像，這些經紀人到了中國，就拿著《圖繪寶鑑》對藝術商人翻著，說：『我要買這個人的作品。』雖然不保證會買到真跡，但《圖繪寶鑑》開了一扇門，讓中日的藝術品可以進行這樣的交流。」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這些經紀人從中國帶回來的藝術品很多，幕府將軍不見得全買，因此就要培養鑑定專家，來判斷真贗。各個地方比較有財力的諸侯，也想跟將軍收藏一樣藝術品，於是他們周圍也會形成專家群。這些專家一方面為上頭提供專業的服務，一方面也因為有機會看這些珍品，逐漸自己發展出繪畫技巧。而他們的品味，更影響著將軍、諸侯們的嗜好。

比如他們早在十四世紀就買到了南宋畫家牧溪、玉澗的作品。兩人都是禪僧，名氣並不高，中國的藝術界對他們毫不重視。但他們的作品卻被日本人視為第一流的收藏，原因就在於，這些幕府、諸侯的鑑定專家，都是禪寺的和尚。牧溪、玉澗都是禪宗，讓他們倍感親切，身為藝術文化顧問，當然引導上頭去欣賞、喜歡、購買，至今也都變成日本國寶級的收藏品。

宋朝畫家牧溪跟玉澗都是禪宗和尚，雖然在中國知名度有限，卻在日本大放異彩，圖為牧溪〈觀音猿鶴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水墨畫之父，也深受《圖繪寶鑑》影響

雪舟和尚（西元1420年－1506年），是在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把山水畫跟水墨畫傳到日本的重要中間人。他曾經是相國寺的知客僧，對於中國書畫藝術，早已無限嚮往。1467年，他隨著幕府的貿易船來到中國，經杭州、鎮江、南京，一路北上，來到北京。

雪舟和尚是把山水畫跟水墨畫傳到日本的重要中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與沈周（西元1427年－1509年，「吳門四家」之一，與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並為明代最重要的畫家）處於相同時代，雪舟在中國的三年期間，並不認識他。當時沈周還沒這麼有名，且與雪舟往來的，多半是宮廷藝術家。然而宮廷藝術那種歌頌太平盛世的畫風，不是雪舟能夠認同的。雪舟喜愛中國繪畫的「雲山」（雲氣很多的山水畫）系統，而雲山系統的代表人物，就是牧溪和玉澗。

至於雪舟是從何得知牧溪、玉澗的呢？便是通過《圖繪寶鑑》。藝術家需要清楚知道自己是站在甚麼位子上創作，所以雪舟很想知道云山系統是怎麼建構起來的？《圖繪寶鑑》給了雪舟這樣一個歷史架構，讓他能將自己置入這個脈絡，安身立命。

這就是東亞文化世界的分享。雪舟後來回到日本，將他在中國學到的畫技發揚光大，一代大師，影響深遠。

沈周（1427年－1509年），明朝畫家，吳門畫派的創始人，明四家之一，儘管在中國大有名氣，但因雪舟和尚對其不熟悉，在日本知名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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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摺扇在中國蔚為風潮

這樣的分享，並非全部從中國單向傳播，而是互有往來的。比如日本人學了水墨畫的技巧之後，也有成品回傳，在中國掀起潮流，那就是：摺扇。

日本的摺扇從宋朝開始就風行東亞世界，並為中國上層人士所喜，比如蘇東坡就非常愛用日本摺扇。中國官員出使到高麗的時候，高麗看到他們都拿扇子，也加入製造的行列，成為兩國貿易的一環。日本京都有一條街，專門賣朝貢或貿易用的扇子，「扇屋」很多，到現在還存在。

明朝之後，中國也模仿日本製造摺扇。扇子上可以作畫、提字，以山水為主題的畫作，造成流行，深受中國消費者歡迎。因為需求量很大，當時的畫家都畫作摺扇。畫一張立軸，在明朝時可能要好幾兩，但摺扇只要兩三錢，十分之一的價錢，就可以大量流傳。

這種風潮一直流行到20世紀初。石守謙形容：「民國之後，明朝的摺扇已經很貴。上海的上層人士還有拿摺扇的習慣，愛好風雅的人，提著唐寅畫的扇子去參加酒會，不得了，大家就會覺得你很有身分品味。」

日本的摺扇風行中國，中國也出現教人畫扇子的「扇譜」，傳回日本。書上的畫也給日本畫壇很大的影響。就這樣往來反復地你傳我，我傳你，大大促進了藝術的交流。

日本摺扇不僅促進中、日藝術交流，也在18世紀的歐洲引領流行。（圖片翻攝自：《扇物語》（東京：Pola 文化研究所，2008），津田紀代編，頁9。）
圖片翻攝／林俊孝

東亞各國對桃花源的共同追求

這樣的交流，不僅限於圖象與物品的往來。在精神上，中國對桃花源的追尋，也迅速傳染了東亞各國。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個失落的夢，這篇文章描繪了一個無憂無慮、無政治、無戰亂、卻永遠找不回的理想世界，讓無數的後代文人輾轉反側。他們雖然沒去過桃花源，卻說出各種各樣的版本。《搜神後記》、《異苑》、《周地圖記》等書，都記載了不同版本的桃花源。唐代舒輿《錄桃源畫記》說他見過「古桃源圖」，宋朝的蘇東坡甚至還說他去過，但他們真的找到了嗎？誰也不知道。

到底哪個是真的呢？桃花源真的存在嗎？石守謙說：「桃花源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尋找。這個故事的主題精神，就是『尋找』。」

朝鮮王子安平大君（李瑢，西元1418年-1453年）就曾經夜夢桃源，而命宮廷畫家安堅（生卒年不詳），畫作〈夢遊桃源圖〉。後來還建造了「武溪精舍」，證明自己真的去過桃花源！其尋夢之苦心孤詣，可見一斑。

朝鮮王朝宮廷畫家安堅（生卒年不詳），〈夢遊桃源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令人訝異的是，以桃花源主題的山水畫，竟也為五山禪僧所追尋。為何這些和尚會那麼喜歡桃花源呢？他們不是出家人，應該嚮往西方極樂世界嗎？石守謙解釋道：「當時五山中的南禪寺，是禪宗的基地。這些禪僧雖然因為俗務的忙碌，讓他們身不由己，但通過對桃源圖的鑑賞，卻可以讓他們做到『心隱』，提醒自己，要像尋找桃花源一樣，堅持自己超脫世外的夢。」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意象」可以讓不同的人產生「共感」

石守謙認為，山水畫是在傳遞理想，而其中最具形象的是桃花源。事實上，桃花源裡頭是甚麼？沒有人知道，美食？好酒？服裝跟外頭一模一樣？你講不清楚。但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桃花源的美好。

「這就是文化意象，」石守謙解釋：「意象比真正的形象更重要，不用講太清楚就可以明白。這個意象是中國的、日本的、還是韓國的？都無所謂，別人有了一個意象，你就不用自己重新建立，學起來就好。意象本來就是互相傳遞、互相分享的。」

石守謙認為，意象比真正的形象更重要，它不屬於任何國家，得以互相傳遞、分享，豐富了人們心靈。
攝影／林俊孝

由於這樣的分享精神，日本人對桃源意象的追尋，從幕府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

京都朝北方開車40分鐘，一座偏僻的山上，是由神慈秀明會出資、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石守謙認為這是貝聿銘（西元1917-2019年）最好的作品，因為他的設計理念，就是模仿桃花源：「彷彿若有光的隧道」是通往桃花源的必要途徑，他們就在通往美術館的山裡挖個隧道；桃花源外是桃花滿地，他們因地制宜換成櫻花；庭園圓形的門，就是從桃花源來的山洞；桃花源裡有各種美食，美術館的商家也販賣各種健康的有機飲食。館內收藏的作品，不光有日本的，還有全世界各國的寶藏。

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是位於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的私立美術館，創辦人為神慈秀明會創始者小山美秀子。建築由貝聿銘設計，於1997年開館，獲美國《時代周刊(TIME)》選為全球十大建築。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石守謙嘆道：「他們在1997年建好之後我就去了，非常感動，桃花源竟然在京都的山裡出現！」

臺灣以前也曾經有過桃花源熱潮，比如1986年賴聲川編導過「暗戀桃花源」舞台劇；1995年黃春明寫過《小李子不是大騙子》兒童劇，不時演出，並在2000年後承辦「新桃花源運動」，持續社區的綠美化工作。然而這種對理想世界的追尋，越來越罕見，現代人似乎更在乎流行、時尚，以及各種「小確幸」。

石守謙笑道：「現在偶爾去一些餐廳，能看到牆上掛著漂亮的畫作，也覺得不錯了。」或許，現代人的追求，已經和古人不一樣了吧！但只要看到漂亮的山水畫，能駐足欣賞，無論你是本國人、外國人，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意象，而從中得到片刻的「心隱」。這就是山水藝術的永恆魅力。

雪舟和尚〈秋冬山水圖（秋景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石守謙（1994）。宋元明之外銷畫──有關十三至十五世紀傳入日本之浙江繪畫的研究。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
石守謙（2009）。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亞洲美術史：近代台灣與東北亞關係美術史。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
石守謙（2012）。《移動的桃花源》。臺北：允晨文化 。本書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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