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近年來，許多原本屬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國家開始出現「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趨勢。這指的是，儘管這些國家形式上依然維持著憲政結構和選舉制度，政府卻通過一系列手段削弱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採取了修正憲法、改變選舉規則等措施，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並通過立法限制媒體的自由報導，甚至干預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這些行為不僅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活力，也使得國家的憲政制度變得更加專制，與傳統的自由民主原則漸行漸遠。

但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嗎？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建志深入剖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法系國家的憲政運作模式，看到司法系統如何參與並左右政治決策。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憲法在各國具體政治背景中的彈性與限制，更引發人們思考，何以憲法在實踐中未必完全符合民主的理想？

民主體制是會相互影響的嗎？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spreading globally.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

該如何觀察全球民主發展的現象？林建志與其他研究者提出三種假設：

第一種是傳染假設（contagion hypothesis），這意指憲政發展會受到周邊或全球化的影響，透過「模仿效應」或「示範效應」讓某些地區的政治制度向相似的模式靠攏。這可以理解為民主的「傳染」或擴散。例如在冷戰後期，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相繼擺脫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國家受到周邊改革浪潮的影響，決定進行民主轉型。同樣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北非和中東國家如突尼斯、埃及的群眾運動也在區域內造成了政治變革的傳染效應。

第二種是憲政惰性假設（constitutional inertia），基於「慣性」的觀點，意指國家一旦選擇了某種政權類型便傾向於維持，因為轉型需要克服極大的內部和外部阻力，所以民主國家通常保持民主，而威權國家則維持威權統治。例如，英國、瑞士這些長期民主的國家，即使遇到內部經濟衰退或外部威脅，依然穩定地維持民主制度。相反地，北韓等長期威權國家即便面臨外部壓力，依然難以轉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種則是政權表現假設（regime performance hypothesis），這可以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詮釋：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時，政權會較為穩固，因為大多數人不願冒失去基本需求的風險來反對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政權一直保持穩定，因為政府能夠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使得人們不會急於要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變革。相似地，在經濟成長的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換取了民眾的相對支持，使政治改革的需求較低。

這三種狀況為國家的憲政改變提出假設，但林建志研究東亞、南亞國家，發現到東亞與南亞的憲政發展卻揭示出憲法的運作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更會受到政治與司法力量的影響，出現「政治司法化」現象。

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為全球性現象？
攝影／陳怡瑄

「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現象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多數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經歷了一個稱為「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的現象。何謂政治司法化？根據《牛津政治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司法化意指「依靠法院和司法手段來解決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爭議」，這些可能涉及最深刻人權與倫理衝突的政治議題，理論上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無論是透過選舉或者公投，但事實上卻很少真的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透過一系列司法審查程序，促使國家高等法院經常被要求解決：言論範圍、宗教自由和隱私到財產、貿易和商業、教育、移民、勞工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

林建志以馬來西亞和印度為例，兩國的最高法院在處理關鍵政治議題時，逐漸超越了單純的法律審查，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過程。他說：「因為現代社會道德議題和政治爭議更加複雜了，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往往無法有效處理，導致法院成為解決這些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司法權是否過度擴張的爭議，因為當法院過於積極地介入政治事務時，可能會動搖權力分立的根基，甚至影響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因此，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現象？根據林建志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明顯的憲政民主倒退。但也不能說這完全是好事。「我看到在亞洲，威權國家維持威權體制，民主國家維持民主體制，而持續在兩者間擺盪的則維持擺盪，少部分的半民主國家開始深化其民主。」

法院和司法系統在解決政治爭議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照片為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樓。
圖片來源／wiki

區域的「政治司法化」

在許多國家，法院通常是被動地等待案件到來才做出裁決；但印度最高法院經常主動介入社會問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行使相當於立法或行政的職權，推動社會改革。

印度最高法院的「主動出擊」反應了「司法積極主義」現象，這種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憲政主義中對權力分立的想像，在一方面執掌憲法解釋的憲法法院逐漸成為人民在政治場域的另一個代理人，政治部門不再能獨佔所謂的民意；而在另一方面，法院的正當性基礎也逐漸從中立性與法律專業，轉變成仰賴民意支持的解釋內容。

「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雖然引起對司法制度內在限制的質疑，但以結果論，政治司法化在印度備受民眾歡迎。」林建志提及，司法制度內在限制指的是法院在判決時受到的限制，比如只能在法律範疇內行動，或只能在個案中作出裁決，避免替代立法或行政權。這種限制是為了維持權力分立和平衡，避免法院成為干預政府政策的工具。

但印度最高法院的積極主義行為擴大了司法的範疇，挑戰了這些內在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可能會質疑法院是否越權行事？是否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法院在解釋和執行法律時，是否介入了更多政治議題導致政治司法化？後者更可能影響最高法院不偏袒一方的正當性。

然而馬來西亞的狀況卻和印度不一樣。林建志說：「馬來西亞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法院特別容易面對宗教與憲法的衝突、或是宗教法庭（Syariah courts）與世俗法院相衝突的情形，例如回教徒是否可以改信基督教？配偶若是非回教徒時的嫁娶繼承問題等等，都會遇到國內保守勢力的阻饒。」

馬來西亞的《聯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對穆斯林而言，改信其他宗教（如基督教或佛教）在法律上常會面臨巨大障礙。例如2007年，一名出生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女性希望改宗為基督徒，但國家登記局拒絕更改其宗教身份，要求她先獲得宗教法庭的批准。然而，儘管該女性試圖繞過宗教法庭，上訴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卻仍在最高法院被駁回訴訟。

林建志比較了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政治司法化現象，發現這些國家雖然理論上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解決人權與倫理衝突，但實際上司法系統的介入卻更加頻繁。
攝影／陳怡瑄

憲法應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基礎，但在印度，隨著法院積極干預公共政策，法院的正當性更多地來自於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說，法院的裁決內容往往是符合民意的，而非僅依賴傳統的法律專業和中立性。這種轉變讓法院的權威更靠近民意，而不是僅僅依賴專業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場。

而在馬來西亞，儘管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但穆斯林群體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宗教法庭的裁決在穆斯林事務中具有優先地位，甚至可能凌駕於憲法裁定之上，導致司法權威分裂，並影響憲法的最高性。

亞洲國家大多存在憲政惰性的狀況，此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林建志強調，除了通過加強憲法教育、促進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多元化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人權的實踐與完善，以發展更能適應現代觀念和環境的政制。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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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可能會想到2000年便立法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簡稱《安寧條例》），旨在保障末期病人拒絕維生醫療的權利。然而，2019年才開始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簡稱《病主法》），則更進一步回應了民眾逐漸提高的「善終」意識。該法擴大了拒絕醫療的適用對象與臨床條件，同時提出「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irective）等機制，鼓勵及早、自主的臨終醫療規劃。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張兆恬副教授便以《病主法》為切入點，探討法律賦予「病人自主權」的途徑，並從中反思這項權利能否再被推進為「安樂死」（euthanasia）——從「消極死亡」變成「積極死亡」的可能性？

在展開討論前，張兆恬笑著提醒：「這可不是生硬又遙遠的法律議題，而是人人都要面對的生命課題！」攝影／張家瑋

「如何」拒絕臨終醫療？

除了保障我們的「善終權」，《安寧條例》與《病主法》更是讓醫生也能不再僅遵法律得「救人到死為止」（《醫師法》第21條、《醫療法》第60條第1項）。張兆恬解釋：「《安寧條例》與《病主法》規定醫生可以不積極施予治療、放棄治療，這點非常重要！法律明文規定醫事人員依法定程序進行可以免責，使醫事人員願意執行病人的意願，來落實保護病人自主權的目的。」

為此，《病主法》採「預立醫療」機制，每一位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且意識清楚的成年人，都能以書面形式，指明日後若處在特定臨床條件時，將「接受」或「不接受」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等醫療照護。但在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之前，必須先和醫事人員、親屬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確保意願人已充分理解各項措施與臨床條件。

內容來源／《病人自主法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書。
圖表製作／馬藤萍

立法者希望預立醫療決定是你和家人、專業人士坐下來討論後的決定。但張兆恬想問：「嚴謹的程序有其正面意義，卻可能造成限制？」

「如果沒有經過《病主法》規定的嚴謹程序，但病人曾經以其他方式表達的意願，這樣的意願要怎麼樣評價？例如前副總統李元簇在病逝以前，在住院期間曾經自行拔掉鼻胃管，並在床頭放了一張希望不要插鼻胃管的小紙條，這張小紙條在法律上有沒有效？」

儘管當時《病主法》尚未實施，我們仍可以思考一下：李前副總統的「小紙條」算不算一種預立醫療決定？以法律角度來說，顯然不符合《病主法》的規定！既沒有法定格式的文件，事前也未與親屬、醫生進行諮商。但，如果我們認為《病主法》的精神是保障「病人自主」，那為何這張小紙條不算數？難道它不是病人真正的意思嗎？當時的主治醫師便選擇了在病人既已清楚表達自身意願的情況下，尊重他的決定。

張兆恬說道：「『拒絕臨終醫療』應是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若說我們有權讓自己的身體不受侵犯，同理也可以拒絕電擊、插管或氣切等具傷害性的醫療措施。換言之，哪怕未經《病主法》所訂下的程序，這項權利都該被承認與尊重。每個人都有尊嚴善終的權利，這樣的權利並不一定要經過重重的程序才能夠實現，這正是該法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誰的」臨終醫療決定？

那麼，如何讓病人自主？怎麼知道病人真正的意願？張兆恬認為不能僅靠形式化手段。「我們可以發現，在臺灣的傳統觀念裡，臨終醫療一直都是個很有『家庭性』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在醫學倫理的討論中，經常以「關係性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去理解病人做出醫療決定的思考過程。張兆恬解釋：「任何一個決定其實都與人際關係有關。臨床上，病人往往想到的不只是自己，還有家人的情緒、照顧能力等考量。」

立法設計也因此深受影響。像是在《病主法》中也特別規定了「二親等內之親屬」須參與「諮商」。「雖說是『病人自主』，但立法者其實很怕家屬不知情。直至臨終時，家人才發現與病人的想法不同，而有被欺騙的感覺，當初的預立醫療決定不見得有解決紛爭，反而是更多紛爭！」

但有趣的是，《病主法》另有「醫療委任代理人」（health care agent）機制。當病人處於昏迷或無法表達意願時，不同於我們熟知的《安寧條例》是以「最近親屬」作為代理人；《病主法》則允許病人可在預立醫療時，委任不限於親屬關係的合適人選。

隨著臺灣進入「單身社會時代」，會有更多人意識到「預立醫療」的重要性，而「代理人」的角色也將變得不可或缺。
圖片來源／pexels

「理想上，《病主法》對於代理人的身分規定，更能彰顯『病人自主』。當今天代理人與病人之間的連結性強、相互信任理解，那麼代理人做出的決定也較能夠反映對方的真實意願。」

但張兆恬也提醒：「假如病人委任了一位非親屬代理人，其配偶、子女是否能接受？實際運作上仍待觀察。」考慮到《病主法》也提及，醫生若不想執行病人的預立醫療，可以選擇轉診。基於臨床上各種狀況、親屬的實際意願等因素，無形中都會給醫生帶來執行壓力。導致有預立醫療的病人，其意願最終仍有無法被執行的可能。

所以，除了及早與親友交流討論，讓他們明確知曉並尊重自身意願。法律上，張兆恬也希望能肯認更多「預立醫療決定書」以外的意願表達形式。如：親屬或代理人能透過「舉證」方式，傳達病人曾對臨終醫療提出的想法。

再者，也可以思考一下是否放寬《病主法》對代理人權限的「限制」？當前的規定是代理人僅能依據「預立醫療決定書」進行表達，而無法為病人提出任何新的主張。但張兆恬擔心：「假如臨床上發生了預立醫療內未註明事項，代理人便無權做決定了？」

「說實話，我們很難替未發生的事下決定，並非每個狀況在進行預立醫療時都能預想得到。甚至，做決定時的『年齡』也很關鍵，三十歲的人和七十歲的人對臨終中的想像與理解，必然會很不一樣！」這時，代理人應有幫病人做決定的空間，也不失為維護病人真實意願的一種方式。

從「放棄治療」到「積極死亡」？

在臺灣，其實很早就有「安樂死」合法化的倡議活動。首例是當時震驚社會的王曉民事件：1963年，年僅17歲的王曉民因車禍而變成植物人，在床上躺了47年後於2010年離世。臥床期間，父母不忍再看女兒受盡折磨，且擔心自己死後便無人照顧，而向立法院請願制定「安樂死」法律但未果。

近年，則有知名前體育主播傅達仁因飽受癌症之苦，先是在2017年首次赴瑞士的「尊嚴機構」（Dignitas）諮詢，並於隔年執行「安樂死」。兩趟瑞士之行共300百萬的花費，也讓傅達仁在臉書上表明自己「花那麼多錢和生命，就是要做首例，就是要示範給大家看！」

生前，為了讓臺灣人更理解「安樂死」的重要性，傅達仁並不避諱講述自己的病痛之苦，也持續倡議「安樂死」的合法化，卻被許多人抨擊為「鼓勵自殺的不良示範」。張兆恬感嘆：「儘管出現了一些受矚目的案例，『安樂死』始終無法進入立法上的討論。我們的既有觀念仍傾向生命皆應受到保護，反對任何形式的自殺。」

也因此，隨著社會觀點轉變，藉由「拒絕臨終醫療」來維護「善終」的方式，已普遍受到大眾認可。但對於更講求生命自主的「安樂死」是否也能成為「善終」的另一個選項，臺灣社會還沒有共識。針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尊嚴善終法》草案，也曾有不同版本送至立法院一讀，但後續都沒有通過成為立法。

《病主法》與《尊嚴善終法》的最大差異就在於「積極與否」。前者是消極拒絕維生醫療，但後者則是積極加速死亡。張兆恬表示：「我也會想要有『安樂死』的權利。但《憲法》對人有生命自主權的保障，是否有強大到國家得要立法，容許進一步提供相關『外力』讓人民行使這項權利？我仍有些遲疑。」

反觀其他國家，目前已有一些國家承認「積極死亡」的合法性，肯認人對自己的生命應有更多選擇權，如：加拿大、德國、比利時與荷蘭等。甚至在「積極死亡」的手段與法律定義上，除了一般臺灣大眾所熟知的「安樂死」是由醫生為病人結束生命之外；在國外，另有「醫生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的選項，便是醫生向病人提供致命藥物劑量，再由病人親自注射。

不論是「安樂死」或「醫生輔助自殺」，對醫事人員來說都是道德挑戰。
圖片來源／pexels

像是在美國，最高法院已表示「醫生輔助自殺」的權利非憲法所保障，但允許各州自行立法決定。張兆恬也指出:「其實在『保護生命、反對自殺』的觀念上，臺灣和美國的民情很相似。所以目前美國的法律仍謹守在『醫生輔助自殺』，而未允許『安樂死』。」

「如美國最高法院的說明，倘若今天『安樂死』是憲法上的權利，可能會影響到整體社會對醫療人員的信賴。在醫療倫理上，醫生的職責是『救人』；但如果現在變成醫生有義務結束病人生命的話，這將改變大眾對醫療倫理的理解。」

再者，也是要避免「滑坡效應」的產生。意思是一旦「安樂死」合法化，即便有法律相關程序的把關，仍會開始有要求其適用範圍、臨床條件可以再擴張的聲音出現。這尤其不利於弱勢群體、或無法負擔高額醫療能力者，他們可能會被期待、被鼓勵要「安樂死」。

因此，回過頭來看臺灣。除了如何確保「安樂死」不會被濫用以外，張兆恬也在思考：「『安樂死』可能會讓我們不去正視相關的醫療問題（長照、弱勢醫療），因為『死亡』似乎就可以解決一切。甚至，假如法律允許重度失智者可以『安樂死』，那社會上是否會逐漸形成一種想法——重度失智者是不值得活著的？這是對生命倫理很大的挑戰！」

「作為法律學者，在面對生命倫理相關的法律議題時，內心是有矛盾的。法律講求公平理性，生命倫理則是人類道德情感的展現。兩者之間更多的是衝突？還是說可以互相維護？」
攝影／張家瑋

從《安寧條例》到《病主法》的確立，讓我們看到了立法者開始以更具積極性的預立醫療決定機制，賦權人民「拒絕臨終醫療」。儘管《病主法》在自主性與程序機制上，這部新法有更具人性化的改善空間，但臺灣法律對臨終生命需有品質與尊嚴的肯認已無庸置疑。

只不過，這樣的權利能否再擴張為「積極死亡的權利」？張兆恬總結道：「此刻法律的答案固然是『不行』。可我們知道憲法上的權利會與時俱進。如近期美國最高法院就肯認了『使用社群媒體是人的基本權利』，這樣的判決在十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同理，不論是『安樂死』，甚至是『醫生輔助自殺』，在臺灣還需要時間去觀察、思考生命倫理與法律之間的紅線在哪。」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張家瑋

研究來源
張兆恬（2021）。臨終醫療決定的倫理與法制分析－從性別與身心障礙者權反思 病人自主權之觀點。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張兆恬（2020）。從平權到融入──簡介美國身心障礙者法之發展與挑戰。月旦醫事法報告，第49期，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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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司法院大法官」的網頁，可以發現釋字第1號早在民國38年就已出現，70年來已累積超過800號解釋。

而大法官釋憲的基礎也數度修法，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民國37年公布施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民國47年公布施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民國82年公布施行），到明年（111年）1月4日即將施行的憲法訴訟法。

草案六進六出立法院，憲法訴訟法獲得社會高度關注。曾任司法院副院長、大法官的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蘇永欽，也在過程中參與推動草案研擬。他對即將上路的憲法訴訟法有嚴謹的法學思維，也有深切期待。

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蘇永欽。
攝影／汪正翔

民主化之後，釋憲如何與時俱進？

憲法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雖然名稱相近，本質上卻有極大的差異。

因為憲法不僅影響所有的公權力，也就是統治權的行使，也涉及人民權利的保護，蘇永欽說：「大法官是規範者，也是被規範者，這其中如何調和，需要整體性的思考。」

例如大法官在行使解釋權時，要給予他們多大的自由？多少的程序限制？是否需要程序性的立法？制定的密度應該如何？其中就涉及人民、大法官、與其它公權力互動的問題。「簡單來說，規定的越細緻，立法院對大法官的箝制越大；授權越多，大法官制衡立法院、行政院的權力就越大」。

蘇永欽提到，民國80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權力走向多元分化，不再集中於少數團體。兩年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只有35條條文，他稱之為「大孔立法」。

「洞比較大的，許多聲請和救濟程序都散落在外，大法官有比較多的裁量權。它讓司法院與立法院的衝突，有比較大的空間去互動，在那個階段是適當的」。

隨著時間發展，聲請大法官解釋的案件數量漸增，類型也愈趨複雜，現有的法律逐漸不敷使用，也相當程度造成人民聲請釋憲的阻礙。蘇永欽認為，「隨著民主化的發展，應該要慢慢走向更可預見的，尤其從人民的角度，誰可以聲請釋憲、會走到什麼程度、有什麼結果，都要更清楚」。

憲法法庭，讓釋憲司法化、裁判化、法庭化

本次通過的憲法訴訟法，進化成條文總數95條，偏向「中孔立法」。蘇永欽說：「憲法訴訟法不是一夜之間翻轉，而是臺灣歷經民主化很自然的發展。最重要的思考，是希望突破過去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施行以來的一些大問題。」

首先是密度過低，造成大法官的裁量權過大。人民聲請釋憲後，無法預期案件是否會受理，且審理時程漫長，「所以這次修法的重點，就是『司法化』、『裁判化』」。

包括將過去大家熟悉的「大法官會議」改為「憲法法庭」，就是將會議程序調整為司法程序。蘇永欽提醒，「很多人會誤解，以為大法官會議是一個『機關』，正確來說，應該是以大法官會議的方式行使權利，機關應該是司法院或司法院大法官」。

位於司法院的憲法法庭。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改為憲法法庭後，原來的「主席」也改為「審判長」，十五位大法官平等肩負「評議」的義務。決議也不再稱「大法官會議解釋」，而是「憲法法庭裁判」。

此外，公開聲請書、機關答辯書、法庭上的言詞辯論，乃至主筆的大法官、每位大法官的立場都會公開，讓人民更了解判決形成的過程，提高程序的透明度。

蘇永欽說，透過憲法法庭的落實，大法官的權利就和其他司法權「拉平了」。「民主化之後，民眾期待它越來越可預測、程序更加標準化，所以用『評議』替代『討論』、用『裁判』替代『解釋』。將來就不會再用釋字第幾號，大概會創造新的文號，就是透過這些改變來回應民主化的需求」。

加入法庭之友，降低表決門檻

這次修法，也加入英美法系國家行之有年的「法庭之友」制度（Amicus Curiae）。法庭之友不代表任一方當事人，而是將具有專業價值的意見，提供給憲法法庭參考。例如涉及工作權的案件中，相關的企業、工會或可能受影響的群體，有機會透過參與程序表示意見。

蘇永欽說：「我設計之前的草案時，就認為一定要有法庭之友，讓這些意見不會被拒於門外，讓大法官、關係人可以讀到。」不過臺灣過去沒有這項傳統，實施後會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但他相信採用這樣的制度將有助於程序的集思廣益。

蘇永欽於2008年發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芻議〉。
攝影／汪正翔

另外，憲法訴訟法在判決的表決門檻也做出變革。過去釋憲需要2/3的大法官出席，並獲2/3同意，嚴格的門檻雖然讓程序更嚴謹，卻也變相降低做成解釋的可能。修法後，調降為2/3以上的大法官參與，並獲1/2以上同意即可做出判決。

蘇永欽認為，憲法要認定法律違憲是很複雜的思考，表決權的比例不是簡單的數學問題。過去學者多偏向保守立場，認為門檻降為1/2的風險太高，在越來越民主化的社會可能產生太大的衝撞，但門檻過高，也可能阻礙修法的機會。

他在司法院服務期間也針對這個問題斟酌許久，並推動漸進式的改革，「如果回歸法官平等原則，採取相對多數決，有什麼不可以呢？新法的決定是我佩服的」。

引進裁判憲法審查，未來有隱憂？

這次修法最重大的改變，莫過於引進德國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蘇永欽提到，過去聲請釋憲，就有人主張「法規範違憲」，也有人說不出來有什麼法律違憲，就說是「個案裁判違憲」。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只處理前者，也就是大法官只針對「法律」是否違憲作出解釋。如果法律本身沒有違憲，而是法官在個案中做出違憲判決，大法官不能受理，通常最高法院就是最後一審。

因此，現在司法院希望引進裁判憲法審查，目的是讓人民基本權更有保障。但對於這個制度的引進，蘇永欽認為也可能是危機。

「認為這樣做可以填補憲法直接保護人民的漏洞，是誤解了過去沒有針對個案的違憲審查。其實在大法官第9號解釋中就已經說明，裁判如果有違憲就應該指出。換句話說，每個法官都是依照法律，包括憲法去審判案子，所以地方法院的法官就可以用憲法理由做判決」，也就是各級法院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都必須帶有憲法意識，「我們從來就是鼓勵各級法院使用憲法」。

攝影／汪正翔

蘇永欽認為，最實際的問題就是施行裁判憲法審查後，可能會有大量案件湧進憲法法庭。「當事人花了這麼多律師費，只要還有最後一線希望，一定會奮力一搏，不要低估未來的案量」。

尤其在宣告個案是否違憲前，大法官必須對個案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都要充分掌握，有時難免會和終審法院發生見解的歧異，對於在法律熟悉度上可能不及終審法院的大法官來說，這樣的衝突會有不小的後遺症。蘇永欽說，「這是讓大法官去做他不擅長的事情，讓大法官放下他該做的事情，鑽到個案裡」。

新法上路後，還有一段長路

參與《憲法訴訟法》的催生，蘇永欽肯定新法邁向司法化、裁判化、法庭化的改變，但對於即將實施的新法，他也稍有遺憾。

包括憲法訴訟法的名稱，他認為可能會引發誤解。「有爭議為前提，有原告與被告兩造對立的原始結構才叫『訴訟』，那我們就要問，大法官行使權利，是對立結構的審判，還是非對立結構的審判？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他以釋字第445號解釋「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違憲？」為例，「這個案子要找誰當原告、被告？既不是人民，也不是立法委員，也未必是行政部門，更不是法官」。但在這個案子中，相關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釐清集會遊行法的合憲性，透過釋憲程序，達到對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與贊成或反對政策無關。

因此，蘇永欽提醒，「在『司法化』的同時，不一定要『訴訟化』，設計上應該掌握程序的本質」。他認為現有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會是比較恰當的名稱，類似家事事件法、智慧財產審理案件法，都是在處理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這樣的命名也較符合新的立法趨勢。

而本次修法，蘇永欽最大的遺憾是人民雖然可以針對法規範違憲申請釋憲，但依舊必須等到確定終局裁判，「用盡審級救濟」，也就是耗費時間心力走完所有的訴訟程序與救濟途徑後，才能聲請釋憲。

「如果在審理過程中，就知道法律違憲，還要打到最後嗎？這整個程序都是浪費的。如果人民主張法規範違憲，為什麼不能直接請憲法法庭處理呢？」

針對這個問題，蘇永欽思考了很久，「我認為整個制度的重心不應該是『個案』，而還是『規範』的審查，立法者要審查是否存在漏洞」。他認為，法官遇到類似的情形，應該要有聲請的「義務」，而不僅是新法所規定的聲請的「權利」。

「如果在第一審，當事人第一天出庭就提出聲請，法官認定確有所本後，直接幫他送出，我認為這樣的解決問題才是人民所需要的，法國十年前才啟動這個制度，非常成功」。

攝影／汪正翔

六度叩關終於成功的修法，走來非常不容易，蘇永欽認為現在正是最佳時機。「如果憲法訴訟法是在民國37年大法官設置時就設立，那可能是個悲劇，是時間點的問題，在我看來現在立法是非常好的」。

雖然新法在學理與技術性的細節還有完善的空間，但他也肯定透過這次修法，讓大法官的理念與權力更加清晰，「當一個憲政國家慢慢發展，大家在憲法基本體制不明確的情況下，摸索出一條最好的道路」。

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可能發生的實務問題與更複雜的學理討論仍值得關注。在民主化的社會，什麼樣的憲法與司法權最適合臺灣，永遠是值得持續思考的問題。

採訪撰稿／歐苡均
攝影／汪正翔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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